世界上出現了對轉基因種子和作物的新一輪追捧。像過去一樣，生物技術公司和農業企業正在推銷新的轉基因作物，仿佛它們是解決食品和營養不安全、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等一系列人類困境的靈丹妙藥。

　　在迫切需要解決方案的情況下，企業希望他們新的轉基因作物能夠獲得公眾支持并輕松地避開生物安全法規。

　　以上情況導致亞洲各國管理轉基因生物的法律、法規和標準不斷變化。基因編輯產品作為新一代轉基因技術，正在積極推進并獲得商業許可。這引起了消費者、農業社區和活動家的極大關注。

　　文章來源 | GRAIN

　　翻譯｜Frances 曉純 裊裊炊煙

　　校對｜侯娣 侯馬

　　轉基因黃金水稻 | 圖片來源：國際水稻研究所

　　截至2019年，全球約有1.9億公頃種植轉基因作物，包括四種主要作物——大豆（50%）、玉米（30%）、棉花（13%）和油菜（5%）。這些作物中的大多數不是供人類食用的，而是作為動物飼料；此外，在過去20年里，人們越來越多地將玉米用于生產乙醇[1]。盡管轉基因作物獲批的數量不斷下降，但它們的商業化仍在穩步發展。在一些國家，商業化的進程甚至加快了[2]。

　　近年來，企業也一直致力于開發具有新特性的轉基因作物，主要針對害蟲、除草劑和霜凍。抗擦傷和低丙烯酰胺（一種常見于淀粉類食物的致癌物）的轉基因作物品種也正在研發中[3]。

　　與此同時，生物技術公司已經通過將轉基因標榜為新的植物育種技術而成功地將其快速推廣。因為其中一些新的植物育種技術（如基因編輯）不需要插入外源基因，所以生物技術行業和一些政府機構認為它們不應該被當作轉基因來對待和監管。因此，在一些亞洲國家，基因編輯產品正在被批準并商業化，供公眾消費，而政府也在起草新的政策允許基因編輯產品進入市場。

　　同歐盟一樣，亞太國家也一直在討論是否將基因編輯過的生物視為轉基因作物。例如，新西蘭明確規定，基因編輯作物必須以與轉基因作物相同的方式進行限制性管理[4]；然而在印度2022年3月出臺的新法規中，基因編輯卻被排除在轉基因法規之外[5]。

　　在這份報告中，我們重點介紹了日本、菲律賓、中國、印度、孟加拉國、越南和澳大利亞這七個亞太國家轉基因作物的現狀和人們對它的抵抗。

　　什么是基因編輯

　　基因編輯或基因組編輯內涵廣泛，包括了編輯幾乎任何生物的部分基因組的一系列基因工程技術。由于被認為是一種更快、更便宜和相對容易的基因改造技術，這種新的生物技術正受到歡迎和支持。大多數基因編輯通過剪切或刪除非常小的DNA片段來創造新產品，而不一定涉及“轉基因”，即從另一個物種引入“外來”基因。

　　正因為如此，基因編輯被稱為非轉基因，因此它不需要通過生物安全法規監管。然而，相當多的研究證明，基因組編輯技術和應用（無論是涉及插入、刪除還是編輯基因組序列）顯然屬于轉基因生物的定義范圍。

　　在基因編輯中使用的幾種技術中，最流行的一種被稱為CRISPR。CRISPR通常使用一種名為“Cas9”的DNA切割器，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它經常被稱為CRISPR-Cas9基因編輯系統。

　　引自：Eva Sirinathsinghji，“為什么基因組編輯過的生物不被排除在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Cartagena Protocol on Biosafety）之外”，第三世界網絡生物安全簡報，檳城，2020年12月，(“Why genome edited organisms are not excluded from the Cartagena Protocol on Biosafety”, Biosafety Briefing, Third World Network, Penang, December)

　　http://www.genewatch.org/uploads/f03c6d66a9b354535738483c1c3d49e4/genome-edited-biobrief-dec2020-sirinathsinghji.pdf

　　1?

　　日   本

　　日本是世界上人均轉基因食品和飼料進口最多的國家之一。該國已經批準了322種轉基因食品，包括141種商業種植的轉基因作物。日本進口的玉米、大豆和油菜籽（分別為1600萬噸、320萬噸、240萬噸）主要是轉基因作物。日本還進口大量含有轉基因油、糖、酵母、酶和其他成分的加工食品[6]。美國是日本轉基因產品的最大出口國，但加拿大、巴西和阿根廷也屬于其主要供應國。

　　近年來，日本一直在不遺余力地允許基因編輯產品上市。2020年12月，日本批準了經過基因編輯的營養增強型高GABA西西里胭脂(Sicilian Rouge High GABA)番茄，其中含有高水平的γ -氨基丁酸(GABA)，這種氨基酸被認為有助于人體放松和降低血壓。2021年9月，筑波大學和初創公司Sanatech Seeds Ltd共同開發的GABA番茄成為日本首個上市銷售的基因編輯食品[7]。筑波大學利用CRISPR-Cas9技術，通過公共資金開發了GABA番茄，并將研究成果交給了該風險投資公司。這家公司也就是美國跨國公司杜邦—先鋒(Dupont-Pioneer)的子公司先鋒環境科學股份有限公司(Pioneer EcoScience Co. Ltd.)，而先鋒現在則是美國農業公司科迪華(Corteva)的子公司[8]。

　　日本還利用基因編輯技術開發出了虎河豚。與天然魚類相比，這種魚控制食欲的基因功能被禁用，以增加其飼料攝入量和體重。另外，土豆、小麥、大麥和葡萄等其他幾種基因編輯食品也正在研發中。

　　2019年9月25日，日本消費者聯盟抗議政府

　　不監管基因編輯食品 | 圖片來源：日本消費者聯盟

　　日本政府正在鼓勵推廣轉基因作物，甚至進一步放寬對轉基因作物的管理規定，以確保所有日本人都能吃到經過基因編輯的作物。2019年，日本厚生勞動省下屬的一個專家小組宣布，基因編輯食品將獲準在日本銷售。

　　關于基因編輯食品的錯誤信息和宣傳太多了，甚至一些學校和當地市政府都在支持它們。不幸的是，公眾輿論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主流媒體，而后者沒有提供足夠的關于產品危險性的信息。利用這一點，先鋒生態科學和Sanatech Seed設計了一種新的營銷方法，在網上直接向消費者銷售他們的GABA番茄。他們稱之為“產消者”(Prosumer)，因為他們相信對產品終端用戶的了解是營銷基因編輯產品的關鍵[9]。

　　然而，人們的擔憂卻與日俱增。日本消費者聯盟(CUJ)已經開始抵制這些新的轉基因作物。作為一個消費者團體，CUJ在反對日本引進轉基因作物方面有著悠久的歷史，并發起了1996年“對轉基因說不！”(No! GMO)的運動。CUJ的成員已經一次又一次地表達了他們對轉基因生物和基因編輯食品的反對。他們要求對這些食品進行安全評估，并對其強制貼標簽。在他們看來，當前對基因編輯食品的批準太草率了。

　　“可能會發生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個錯誤的基因可能會被錯誤地切斷，或者發生意外的互換，”該民間組織的共同領導人吉森博子(Hiroko Yoshimori)說[10]。幾個消費者合作社就基因編輯對其會員進行了輿論調查，而絕大多數人表示了反對。

　　2019年，日本新開發食品調查小組決定，“基因組編輯食品不應該需要監管”，但當局不允許這些新的生物技術作物獲得有機認證。

　　面對日本政府在批準轉基因作物方面的激進舉措，農民、學者和擔憂的公民于2020年發起了一項名為“OK種子項目”的倡議。運動參與者自愿將種子和食品標注為“非基因編輯”。雖然政府禁止給轉基因產品貼上標簽，但農民仍有權在種子階段自愿將其貼上“未經編輯”（“本地物種”）的標簽，讓農民和消費者都知道并選擇他們的非轉基因食品。“OK種子”標志不僅針對基因編輯種子，而且保護地方品種[11]。該倡議也是一種大眾教育工具，使人們了解新一代轉基因作物及其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系統的可能影響。

　　2?

　　菲律賓

　　菲律賓是生物技術公司所推崇的典范(poster child)國家，也是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種植面積最大的亞洲國家。菲律賓在2002年批準將轉基因玉米用于商業用途。在此之后，該國已經批準了129種轉基因作物；2020年10月以來批準的有42種，其中30種直接用于食品、飼料或加工，12種用于商業種植[12][13]。

　　菲律賓是亞洲第一個批準轉基因生物強化(biofortified)“黃金大米”獲得商業許可的國家。這種大米加入了β -胡蘿卜素（維生素A的前體），據稱可以解決營養不良和維生素A缺乏癥(VAD)問題。2021年7月21日，菲律賓植物產業局(BPI)為其商業繁殖頒發了生物安全許可證，使其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用于商業種植的轉基因水稻品種。這對該地區農民培育的數十萬本土水稻品種構成了巨大的威脅。

　　這種轉基因水稻是由國際水稻研究所(IRRI)開發的，并得到了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和菲律賓農業部生物技術項目辦公室的支持[14]。最近，研究“黃金大米”的研究人員還利用基因編輯技術開發這一轉基因水稻的一個新品種，插入了抗旱和抗蟲害等其他性狀。

　　長期以來，國際水稻研究所的這一產品一直被認為是維生素A缺乏癥的解藥，后者會導致免疫缺陷綜合征和兒童失明。然而現在，IRRI修改了它對黃金大米的聲明，不再聲稱它會解決或預防維生素A缺乏導致的失明，而只是說它能夠“幫助”減輕這種癥狀[15]。

　　反對BT塔龍（茄子）的運動

　　圖片來源：菲律賓MASIPAG

　　黃金大米在菲律賓的倉促商業化留下了幾個未解之謎。首先，要提高VAD兒童的維生素A水平，每天需要食用多少黃金米？其次，黃金大米的支持者和管制者對大米收獲后儲存過程中，β -胡蘿卜素水平減少的問題不置一言。最后，鑒于維生素A是一種脂溶酶，它對那些飲食中脂質攝入極低的低收入家庭兒童會有效嗎？

　　國際水稻研究所和菲律賓農業部聲稱，黃金大米已經在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和加拿大獲得了食品安全許可。但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食品標準局(FSANZ)的許可并不代表可以在該國商業化或使用。同樣，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給予的許可也不用于在美國種植、銷售或用于人類、動物食用。就加拿大而言，所謂“監管機構的許可”只是加拿大衛生部對黃金大米食品使用的意見，因為黃金大米衍生的原材料或食品可能無意中進入加拿大。該案例的技術摘要指出，如果IRRI未來有意在加拿大銷售黃金大米，就需要遵守《食品和藥物條例》中關于在食品中添加維生素的規定。

　　菲律賓農民與科學家發展聯盟(MASIPAG)、菲律賓農民運動組織(Kilusang Magbubukid ng Pilipinas, KMP)等農民組織對植物產業局的決定提出了質疑。他們強調黃金大米商業化種植的批準不透明，沒有進行公眾咨詢，以及缺乏獨立和全面的風險和影響評估。傳統上，這些農民團體一直反對菲律賓的轉基因作物，因為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轉基因食品和作物對健康和環境有不利影響。這包括超級雜草出現，主次蟲害的更替，以及對非轉基因作物的污染。此外，他們的反抗也是由于轉基因種子價格上漲和農民收入的急劇下降使他們陷入更深地債務。對于農民來說，維持和保存傳統知識、繁殖自己的種子、控制自己的土地和資源，仍然是他們反對轉基因生物和反對公司控制菲律賓農業的核心。

　　在BPI頒發黃金大米的生物安全許可證幾天后，它還批準了Bt茄子(Bt talong)的商業許可證。環斑病毒抗性木瓜和多重病毒抗性番茄等其他轉基因產品也正在研發中[16]。

　　3?

　　中  國

　　由于公眾普遍拒絕轉基因食品及不信任不負責的媒體，自2010年以來，中國政府對轉基因作物一直采取限制性政策。這有助于理解為什么中國自主研發的轉基因大米和玉米從未用于商業種植[17]。

　　中國轉基因產品許可分兩個級別：首先授予企業轉基因產品生產安全證書，這意味著轉基因作物已完成研發，允許申請人后續向政府申請作物商業化。2020年初，轉基因大豆通過安全評估，但未獲準商業化。然而，這一國內的限制措施卻未能阻止北京大北農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等中資企業，在巴西和烏拉圭等國為其轉基因大豆獲取種植許可證。阿根廷是首個批準轉基因大豆商業種植的國家。更重要的是，雖然中國不允許種植轉基因大豆和玉米，但不斷增長的肉類和家禽業，需大量進口轉基因大豆和玉米，用于動物飼料。

　　在中國，目前只獲準轉基因棉花和轉基因木瓜在國內商業種植。

　　中國東北地區轉基因玉米種植調查工作

　　圖片來源：Ma Longlong/綠色和平

　　目前，作為糧食凈進口國，中國政府最關注提高糧食安全，擔心任何糧食短缺都可能導致政治不穩定，從而易遭敵對國利用。在2013年 12月的講話中，習近平主席針對轉基因問題強調，在研究上要大膽，在推廣上要慎重[18]。為此，中國農業部在2016年公布了轉基因作物產業化路線圖：按時間順序，首先發展非食用經濟作物，其次是飼料作物、加工原料作物，再次是一般食用作物，最后是口糧作物（大米、小麥和大豆）。

　　2021年3月，一項著眼自力更生和糧食安全的新五年計劃，涵蓋了轉基因作物的要點[19]。隨著新五年計劃的制定，中國對轉基因作物的政策發生驟變。目前政府更公開地推廣轉基因生物，并放松管制以推動其擴張。這可能與中國種業的全球擴張有直接關系，尤其是在國有企業中國化工在2017年以430億美元收購先正達之后。此后，中國化工的年收益不斷飆升，從2016年的6億美元增至2020年的60億美元[20]。

　　2022年，批準四種抗除草劑抗蟲的轉基因玉米和三種抗除草劑轉基因大豆獲得生產種植安全證書，這些作物已于2021年進行中間實驗，為商業化種植鋪平道路[21]。

　　這與中國目前在基因編輯作物專利方面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相契合。全球農業的基因編輯專利約有75%來自中國[22]。荷蘭合作銀行的數據表明，中國研究機構發表的，關于以市場為導向的基因編輯作物方面研究，已超出其他任何國家從目前的大規模投資來看，預計未來幾年，中國對釋放基因編輯作物將采取更寬松或相對開放的政策[23]。

　　但轉基因在中國社會引發的爭議仍然是政府所面臨的難題，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政府對其國內商業化采取限制措施。中國社交媒體已成為人們反抗和抵制轉基因生物的戰場，尤其出于對食品安全和消費者權利的擔憂。從起初的謠言和丑聞開始，社交媒體上的討論演變為，旨在訴諸中國社會道德和愛國主義的反轉基因信息和討論，將轉基因生物與食品安全問題和不食用轉基因生物的權利聯系起來[24]。

　　4?

　　印  度

　　Bt棉花是印度唯一正式允許使用的轉基因作物。在2002年獲批商業種植的20年后，目前已有隸屬數十家種子公司的1000多個Bt棉花種子品種，在印度市場上銷售，而印度本土品種卻無處可尋[25]。

　　然而，在引入該技術的幾年內，將這項技術引入印度的孟山都承認了其第一代和第二代Bt 抗蟲棉品種的失敗。目標害蟲粉紅鈴蟲對轉基因性狀所產生的毒素產生了抗性[26]。轉基因棉花未能控制害蟲導致棉農自殺率上升，他們因種子成本上升、化學投入品增加和農藝信息獲取不足而受重創[27]。

　　但這并沒有阻止印度開展更多的轉基因項目。2009年，印度試圖將Bt茄子商業化。這一許可遭到公眾的強烈抵制，他們迫使政府在印度主要城市組織為期一個月的公開聽證會。最終于2010年做出暫停Bt茄子商業化的決定。議會農業委員在其2012年的報告中得出結論，對印度來說，“轉基因作物并不是正確的解決方案”，它同時對轉基因作物對國家的糧食、農業、健康和環境的潛在和實際影響提出了各種擔憂[28]。

　　但印度的Bt茄子推廣者并沒因此放棄，在2013年孟加拉國將其商業化后，他們再次嘗試尋求其在印度批準。

　　緊隨其后的是轉基因芥末商業化的嘗試。2017年5月，基因工程批準委員會建議批準這種耐除草劑作物。它對拜耳草銨膦具有抗性，而草銨膦的毒性比草甘膦更大[29]。對此，農民、活動家、環保主義者和種子保護者團體發起名為“Sarson Satyagraha”（針對轉基因芥末的民眾反抗）的全國性運動，以抵制其商業化釋放。由于印度擁有超過1.2萬種油菜芥菜(rapeseed mustard varieties)和地方品種，轉基因芥末嚴重威脅其生物多樣性。轉基因開發商曾多次嘗試尋求商業釋放，但直至今天，轉基因芥末還沒有獲批用于商業種植。

　　盡管轉基因作物被暫停，議會也提議停止所有露天田間試驗，但在全國范圍內對多種食品和非食品轉基因作物開展田間試驗仍可以進行。監管機構無法妥善監控田間試驗，讓轉基因作物污染和非法種植有機可乘。正如生物技術委員會報告，一些非法種植（如耐除草劑棉花）數量巨大，其蔓延面積已超出該國棉花總種植面積的15%[30]。這將直接促使高毒性草甘膦除草劑的使用不受管制，導致超級雜草蔓延和增加，以及引發水土污染。

　　M巧克力豆召回

　　在2021年6月一起公然的轉基因污染案例中，歐盟食品與飼料快速預警系統(RASFF)通報了法國Westhove公司生產的米粉受轉基因成分的污染。其源頭是從印度進口的500噸大米。這一通報導致全球大公司召回食品，包括糖果巨頭瑪氏箭牌(Mars Wrigley)，該公司大規模召回了幾批M豆巧克力脆( M&M Crispy)[31]。

　　對于印度無轉基因聯盟(the Coalition for GM-Free India)來說，雖然“印度不允許種植轉基因水稻，但有各種轉基因水稻品種在限制區域開展田間試驗”。他們聲稱，這些試驗以及HT棉花、Bt茄子和轉基因大豆的非法種植導致“污染或泄漏”，最終進入農場和食品[32]。

　　但在印度，轉基因生物正被推向各個方面。2018年，一項研究發現該國大規模非法進口轉基因食品并進行銷售，其中包括嬰兒食品、食用油和包裝零食。2018年4月，印度食品當局批準了一項法規草案，規定對“所有含有5%或更多轉基因成分的食品”進行強制標簽。這是印度政府首次制定轉基因食品標簽準則。然而，這一做法其實是一種卑鄙和非法的手段，變相將轉基因食品引入印度。

　　2021年11月該法規的新草案將標簽要求收緊，要求對1%及以上的轉基因成分貼上標簽[33]。但該法規草案又一次有效地使轉基因食品放松監管，給美國多年來對印度提出的要求開綠燈，即轉基因食品不受限地進入印度，消費者能輕松得到。這一做法將違反環境法規，并淡化印度最高法院對食品標簽的要求[34]。

　　印度轉基因生物法規的弱化也為新育種技術（例如CRISPR）敞開了大門，使這些產品免于GMO1989法規的監管。基因編輯的植物現與其他植物一視同仁。這一舉措遭到農民團體和廣泛民間社會聯盟的反對。可持續和整體農業聯盟(ASHA)和印度無轉基因聯盟認為，有足夠多的案例表明，基因編輯引起的微小預期變化仍會導致巨大而危險的后果，例如基因編輯作物慧帶來難以預期的毒性和過敏反應[35]。

　　5?

　　孟加拉國

　　轉基因茄子雖然在2010年初在印度被拒絕了，但是后來在孟加拉國被接受并商業化。這種作物最初是由印度的Mahyco公司開發，后來通過Mahyco公司、康奈爾大學、Sathguru 管理顧問、BARI和USAID之間的公私合作關系提供給孟加拉國農業研究所(BARI)[36]。孟加拉國農業研究所隨后將其與9個當地茄子品種進行培育，其中只有4個品種在2013年10月獲批上市。

　　轉基因茄子面臨著來自民間社會、農民、環保主義者和種子保護團體的強烈反對。為了開發Bt茄子，據說Mahyco和孟山都獲得了九個本土茄子品種的知識產權。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沒有告知農民或公眾[37]。由于這些基因改造過程和專利，孟加拉國農民將失去對其本土茄子品種的控制[38]。

　　在2014年商業化種植的第一季，幾名種植轉基因茄子的農民要求賠償他們因產量低和作物歉收而遭受的巨大損失[39]。孟加拉國研究團隊UBINIG（發展替代政策研究）對Bt茄子種植進行的田野研究和深入調查證實，這種轉基因作物讓農民非常失望。UBINIG在他們的調查中發現，批準Bt茄子的過程并未達到國家生物安全委員會的批準條件。其中一個條件就是給Bt茄子貼上標簽。拿到Bt茄子種子的農民并不知道它們是轉基因的，也不知道需要采取生物安全措施。他們以為這些是不需要噴灑農藥的“新茄子品種”。由于缺乏得力的監管機構，這種廣泛傳播的種子對環境和健康的影響程度可能永遠無法得知[40]。

　　除了Bt茄子，支持轉基因的游說團體還在繼續推動黃金大米的商業許可。國際水稻研究所(IRRI)總干事馬修·莫雷爾(Matthew Morell)在2019年訪問孟加拉國期間，通過提及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的監管機構對黃金大米的批準來推廣黃金大米。這一說法具有誤導性，意在影響影響孟加拉國通過黃金大米的商業許可。國際水稻研究所(IRRI)和推動黃金大米的孟加拉國當局都沒有告知公眾的是：盡管這四個國家的食品監管機構通過了黃金大米的安全批準，但他們對黃金大米中所含的維生素A提出了質疑，稱其含量太低，不夠支撐其營養成分的聲明[41]。

　　到目前為止，孟加拉國人民，尤其是農民、民間社會團體、環保主義者和消費者，已經成功地阻止了黃金大米的商業化，且持續向政府施壓。農民們不斷表示，有很多更有效的維生素A替代來源，例如當地生產的水果、蔬菜和葉菜中含有簡單易得的維生素A。解決夜盲癥或維生素A缺乏癥并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更多地與貧困和均衡的食物攝入有關。為黃金大米（又名“維生素A大米”）申請專利的公司并不會解決任何問題，而是會讓人們依賴跨國公司，從而使這個國家更加脆弱[42]。

　　但是，就在所有人都在關注轉基因作物的時候，基因編輯技術卻在悄悄進步：一種使用 CRISPR-Cas9的抗稻瘟病小麥品種和第一代基因編輯水稻都是正在研發中的新型轉基因作物[43][44]。與對傳統的轉基因作物態度不同，民眾沒有組織起來反對使用基因編輯技術，政府也沒有針對基因編輯制定具體的法規或政策。民眾和政策制定者對基因編輯的認識和知識相對較少。孟加拉國科學界的辯論和討論表明，孟加拉國將很快出臺一項關于基因編輯的政策，該政策很可能與印度的政策類似，即解除對基因編輯作物的管制，并使其免受嚴格的生物安全法規的約束[45]。

　　6?

　　越   南

　　越南政府正全力支持轉基因作物，并制定了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即到2020年，該國將有30%-50%的農田種植轉基因作物[46]。越南農業和農村發展部于2010年開始對孟山都、先正達和先鋒這三個農業生物技術公司的七個轉基因玉米品種進行田間試驗。到2016 年，越南種植了21種轉基因玉米和大豆品種[47]。

　　但許多越南人反對轉基因作物在該國的傳播，特別是考慮到跨國公司孟山都是越南戰爭期間美軍所使用的橙劑(Agent Orange)的主要制造商。反轉基因活動人士聲稱，孟山都轉基因玉米的商業化種植將使歷史重演，因為這種植物需要使用有毒的除草劑農達（或草甘膦）。越南人認為，在越南戰爭期間噴灑的化學橙劑，即使在40年后的今天仍然存在于水、土壤和新生兒的基因中。然而，盡管生產這種化學物質的公司仍然拒絕賠償越南受害者，但它現在已經重返越南種植轉基因作物了。

　　由于這些反對轉基因作物的普遍情緒，越南將轉基因作物的審查和批準推遲了很多年。2016年，越南強制要求進口的轉基因食品貼上標簽，讓消費者在購買新鮮、干貨和冷凍食品以及動物飼料時自己決定是否選擇轉基因食品，這被一些人認為是一種迂回的策略[48]。2019年9月，情況更嚴重了，農業部批準了五種用作飼料的轉基因作物[49][50]。據一項調查顯示，在胡志明市17個傳統集市和超市的323個食品樣本中，約有111個是轉基因食品，包括玉米、大豆、土豆、大米、西紅柿和豌豆[51]。

　　越南已經開始了基因編輯的研究，并正在開發一種基因編輯的當地水稻品種，以抵抗葉枯菌[52]。該國的生物技術研究所也在使用CRISPR/Cas9技術開發大豆種子[53]。然而，基因編輯尚未受到任何法律的監管，越南正在嘗試將基因編輯產品視為非轉基因產品，并作為改良植物品種加以推廣[54]。

　　7?

　　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是亞太地區最早采用轉基因技術的國家之一。到2018年，澳大利亞有近77.4萬公頃的轉基因作物。澳大利亞主要種植三種轉基因作物：Bt和HT（耐除草劑）棉花（占總產量的99.5%以上），HT油菜（占油菜種植總量的30%）和紅花。其他正在試驗田種植的轉基因作物包括香蕉、大麥、黑麥草、芥菜、甘蔗和小麥。過去，澳大利亞也曾試驗過轉基因的水稻、三葉草、玉米、罌粟、木瓜、菠蘿和葡萄[55]。

　　如上所述，澳大利亞新西蘭食品標準局 (FSANZ)于2017年12月19日批準了源自轉基因大米（黃金大米）的食品[56]。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民間社會團體對該批準提出質疑，且在致食品監管部長的一封公開信中質疑 FSANZ決定的合理性，并呼吁審查該批準。FSANZ的安全假設基于國際水稻研究所(IRRI)和企業支持者所提供的數據，而忽略了關于轉基因作物對人類健康危害的重要科學數據[57]。但是，FSANZ并沒有中斷它的步伐，反而在2020年批準了來自巴斯夫 (大豆)、孟山都(玉米)和J.R. Simplot (土豆)的其他幾種轉基因作物[58]。2022年5月，FSANZ還批準了銷售和使用由阿根Bioceres Crop Solutions開發的轉基因抗旱和抗除草劑小麥制成的食品[59] 。

　　澳大利亞轉基因作物推廣的歷史表明，從一開始，轉基因監管一直是有利于轉基因產業發展的。在轉基因技術監管機構成立之前，澳大利亞人擔心無法選擇不含轉基因的食品，因為進口的轉基因食品沒有標簽，但轉基因作物受到研究機構、大學、公共機構當然還有負責科學研究的政府機構的歡迎和推廣。

　　2003年，當轉基因油菜獲得商業銷售許可時，所有州和地區政府(昆士蘭州和北領地除外)都出于貿易和營銷方面的考慮聲明自己為無轉基因油菜區，因為它們是非轉基因油菜的主要生產者[60]。當時，為了應對公眾日益增長的反對和抵制，澳大利亞的一些州也禁止了轉基因作物的商業種植。然而，該禁令只適用于轉基因糧食作物的種植，而不適用于轉基因產品為原料的加工食品的銷售。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轉基因禁令開始落空。慢慢地，一個接一個的州決定結束各自對轉基因作物商業種植的禁令，允許在自己的領土上種植轉基因作物。到2021年7月1日，澳大利亞大陸解除了對轉基因作物的禁令。塔斯馬尼亞、澳大利亞首都直轄區和南澳大利亞的袋鼠島是該國仍然禁止種植轉基因作物的地區[62]。

　　為了確保解除禁令，轉基因產業開展了一場激烈的運動，讓游說大軍、受資助的研究人員和農學家涌入媒體，強調轉基因作物和食品的好處。澳大利亞頂級科學機構CSIRO在幫助轉基因產業和對抗反轉基因游說團體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63]。一些科學家在表達他們對轉基因技術的擔憂、質疑或批評時受到了勸阻和恐嚇。CSIRO的著名科學家Maarten Stapper博士因其竭力主張對轉基因產品采取預防措施，以致在CSIRO工作了23年后被解雇[64]。

　　目前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轉基因含量超過 1%的進口加工食品必須事先獲得批準并貼上標簽，而由轉基因飼料喂養的動物所生產的食品則不被視為轉基因食品，亦不需要被貼上標簽。根據FSANZ，轉基因標簽不是出于安全考慮，而是為了幫助消費者在購買食品時做出知情的選擇[65]。

　　為了在全球推廣生物技術和新育種技術，2016年，澳大利亞與阿根廷、巴西、加拿大、巴拉圭和美國發布了一份聯合聲明，主張消除農業生物技術貿易的全球壁壘[66]。與此一致，2019年，澳大利亞對其基因技術法規進行了重大審查，以闡明對新生物技術的監管措施。最終，澳大利亞決定所有使用新轉基因技術開發的植物和食品都將進入食品系統，而且無需進行安全測試、評估、標簽或上市后的監測。

　　然而民眾不放棄對轉基因的抵制。在澳大利亞 2022年聯邦大選期間，一個民間社會團體發起了電子郵件活動，要求澳大利亞人就基因編輯作物對食品、農場、健康和環境生死攸關的影響向當地議員、參議員或候選人提問[67]。他們批評說，出于對基因編輯等技術的預期，基因技術法案和條例中對轉基因作物的定義被故意泛化了[68]。

　　8?

　　人們的抗爭和轉基因作物監管

　　在亞洲，轉基因植物和食品的推廣和擴張不僅受到農業綜合企業的大力推動，而且受到公立機構的推動。亞洲各國政府正巧妙地用“新育種技術”、“自然等量物”(nature equivalent)、“與傳統相似”、“自然”或“自然友好型”等抽象語言來修飾這些新的轉基因作物，從而使這些產品可以免受關鍵的監管性保障條款。

　　值得一問的是，公共研究機構將在多大程度上開發新的轉基因技術以用于企業部門使用和盈利？以犧牲公共利益為代價，農業綜合企業會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政府的支持？亞洲消費者和農民對轉基因作物的強烈反對和動員，是對這一問題的直接回應。

　　正如過去所發生的那樣，隨著綠色革命的推進，轉基因作物及其新版本背后的企業利益被偽裝成靈丹妙藥，用于治療饑餓、氣候變化、貧困、營養不良等人類疾病。這種分散注意力的做法當然適合一部分精英，他們一方面從企業掌控我們的社會中獲益，另一方面從破壞社區主導的食品體系中獲益。

　　基因編輯將成為篡奪和剽竊農民傳統種子遺產的一種手段，這對亞洲國家而言利害攸關，因為這些國家農民中的大多數人仍依賴傳統種子為生。越來越多的科學證據表明，基因編輯技術會產生不可預測的影響。當基因編輯改變了植物的基因組時，就沒有回頭路了。因此，如果政府繼續放松轉基因的安全監管或不對某些基因編輯產品進行監管，這將不僅嚴重威脅生態農業和可持續農業，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將會對整個地球環境造成重大威脅。

　　參考文章：

　　[1] Crystal Turnbull, Morten Lillemo and Trine A.K. Hvoslef-Eide, “Global Regulation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Amid the Gene Edited Crop Boom – A Review,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s, 24 February 2021,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pls.2021.630396/full

　　[2] Jason Zhang, “2020 Overview of Global GMO Development”, AgNews, 25 February 2021, https://news.agropages.com/News/NewsDetail---38175.htm

　　[3] Jason Zhang, “2020 Overview of Global GMO Development”, AgNews, 18 March 2019, http://news.agropages.com/News/NewsDetail---29745-e.htm

　　[4] Emma Kovak and Robert Paarlberg, “CRISPR and the Climate: How Gene Editing Can Help Cut Emissions”, Foreign Affairs, 17 Nov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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