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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尋人類歷史宏觀規律 鑄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王憲軍 · 2022-11-17 · 來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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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摘要在研究歷史方面,我們往往注重研究歷史的微觀方面,譬如某一個歷史事件,某一個歷史階段、某一個王朝,往往忽視了歷史發展的宏觀規律(通史規律)。無論司馬遷寫的《史記》,還是司馬光寫的《資治通鑒》,都沒有對歷史大規律進行系統性總結,只有黃炎培提出了“歷史周期律”。為此我們探尋世界強國的轉變規律,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尋找可借鑒的經驗和教訓。讓宏觀歷史告訴我們,該做什么?怎樣做?這是我提出這個觀點的目的。

  核心摘要二:歷史的興衰,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地區出現了發達國家,看似錯綜復雜,毫無規律,我們仔細分析后,就會實際上圍繞一條主線發展。那就是:智商+科學的社會制度。同一智商條件下,其區別就在于社會制度。因此,有了商鞅變法,促使秦國富強;有了英國的君主立憲,出現了日不落帝國;有了美國的獨立宣言,出現了最強大的美國;有了蘇聯革命,產生了當時最強大的國家。

  核心摘要三:歷史的發展圍繞兩個中心,一是生產力的發展(主要是科技進步),二是政治制度讓大多數人獲得公平的生存權,這個生存權越高,這個制度越公平,說明制度越先進。

  核心摘要四:治國就是治吏,官吏的能力和道德水平越高,其制定的政策越好,其執行的政策越好,否則某些官吏可能把政策執行歪了,甚至錯了,激起民憤,在匯報情況時候,只報喜不報憂。選拔官吏,一是選拔才、選智。這一點可以通過科舉考試(高考、公務員考試)等形式進行選拔;二是選德。這一點,在歷朝歷代的后期,往往忽視了這一點,政治越穩定,選德越容易被忽視,因此朝代的中后期出現了貪官和奸臣。

  核心摘要五:王朝的中后期,執政者(皇帝)往往被勝利沖昏頭腦,越來越喜歡聽從順耳之言,往往不喜歡聽取問題,說這一時期的問題,即使錯誤的決策,也絕不聽從。因此提拔報喜的“忠臣”,打壓提出問題的“奸臣”。因此說,沒有昏君,何來佞臣。

  核心摘要六:民意關乎朝代的興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每一個王朝的上升期,首先考慮的是人民的意愿。隨著社會的發展,越來越重視管理和既得利益集團的意愿,與人民意愿背道而馳。

  人類歷史中誕生了四大文明古國,先后形成了區域性文明核心,但是除飽受滄桑的中華文明外,全部都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其中中華文明還飽受北方文明的摧殘。

  歐洲的文明中心,從中亞到南歐,再到北方的民族建立的政權,再到英倫三島,再到美國,后又蘇聯強勢崛起,最后美國成為世界最強。

  中華文明中心,從黃河流域誕生,先后有夏商周,再到邊緣的秦楚崛起,文明中心的魏國沒落;經歷兩漢三國兩晉,又被五胡亂華,最后被中華文明的邊緣地區取代,即西北太原崛起的李淵建立的大唐;經歷了兩宋,后又被邊緣的元朝滅國;經歷明朝,后又被邊緣的清朝滅國。

  這些人類大歷史中,隱含的內在規律是什么?是否值得我們研究,對于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有沒有一定的幫助呢?

  下面我們詳細梳理發展規律,逐一進行分析解讀。

  第一:享樂是社會的最大危機,是社會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這些文明的衰落都是印證了這一個規律。

  隨著這個文明的興起,逐漸形成了一個穩定的文明政權,在這個政權中,沒有外來危機,他們開始了變著方法享樂,最后造成國力衰落,讓社會一線生產人員的比例降低,讓維持國家安全的軍隊比例降低,靡靡之音、變態享樂,充斥著這個社會的各個角落。這種享樂思維,只有你想不到,而沒有他們做得不到。看看商王朝最后的君主,以殺人為樂,看看魏晉時期的奢靡之風,看看唐明皇的享樂思維,看看明朝后期王爺擁有的財富,看看慈溪太后的一句名言:誰讓今天不高興,我讓他終生不高興;在看看埃及文明的建設的金字塔,看看羅馬帝國的奴隸斗牛,看看每個王朝全盛時期不是這樣。

  一個社會,必須是大多數人員在一線生產(包括直接生產者、科研工作者、社會管理者等)占絕大多數,為社會生產足夠多的物資;必須有一定的比例武裝力量,保衛國家安全。

  在春秋戰國時期,秦國為什么勝出,其根本原因是商鞅變法中的:獎勵耕戰,有了足夠多的糧食,有了足夠勇猛的士兵。

  在抗日戰爭時期,愛國華僑陳嘉庚從延安回到重慶后,指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這就是延安精神,這就是中國共產黨能夠堅持在第一線抗擊日軍、戰勝國民黨、取得抗美援朝偉大勝利、取得在國際上全面封鎖的情況下保持國家穩定和科技發展的根本原因。

  反觀魏晉時期的涉密生活,最后導致悲慘的五胡亂華、衣冠南渡;看看宋朝的享受,特別是南宋小朝廷的享樂,造成蒙古鐵騎的長驅直入,燒殺搶掠;看看明朝王爺的享樂生活,導致李自成起義,滿清的殺戮和奴役;看看慈禧太后的享樂,造成八國聯軍侵我中華。

  看看他們的共同點,就是一線生產人員多,這個社會就是上升期;享樂人員多,這個社會就是衰落期。

  享樂、享受,不愿勞作是人的本能,是動物的本能;喜歡游戲,深醚游戲是人本能,吸食毒品也是人的本能,讓他們陷入無法自拔的地步。但是,我們必須克服這些缺點,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不信,我們看看曾經的歐美國家不是如此嗎?整個社會都在享受高福利待遇,最終導致實體企業外流,社會整體生產能力下降。

  中國共產黨為了避免享樂主義的出現,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鮮明的提出了“兩個務必”,并要求全黨全軍貫徹執行。我們看看毛主席的睡衣,看看周總理的睡衣,他們不享樂,誰敢滋生享樂思想。為此,新中國成立后,槍斃了曾經的革命功臣:劉青山和張子善。

  第二、內斗是社會最大的消耗。

  我們知道,春秋戰國時期有一個故事:管鮑之交,奠定齊桓公的霸主地位;在中國革命時期,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都把對方的生命看到比自己重要。例如,毛澤東多次讓朱德從八路軍前線回到延安,說了一句,你是全軍的精神支柱,不能有閃失;在胡宗南進攻延安的時候,五大書記互相讓對方過黃河,確保安全,讓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在蘇聯核訛詐時期,中央領導把老帥、老將安排在不同地區,為了在蘇聯核打擊后,還能領導中國革命,他們首先考慮到對方的安全,他們擰成了一股繩,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在看看淮海戰役中,中野和華野的配合作戰,就是一個整體,《大決戰》中的淮海戰役中原野戰軍的鄧小平政委說了一句話:即使中原野戰軍打光了,其他解放軍也能取得革命勝利。

  反觀歷史上,一個政權內,為了權力內斗的時候少嗎?他們造成了國力衰弱,不信你看看太平天國后期的內斗,最為明顯;再看看國民黨內部的斗爭,始終不斷,是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們想想,一個政權如此,一個家庭不也是如此嗎?看看那些和睦的家庭,再看看那些內斗的家庭。兄弟和睦,外人不敢欺負,夫妻和睦家庭興旺。有的兄弟姐妹為了家產,對簿公堂,失去了親情,增添了惱怒,為法院和律師提供了工作機會。

  歷史上,有很多內斗政權,甚至為了權力,不惜投降敵國。

  第三,奴性十足,脊梁折斷,騙子壟斷朝綱,順耳謊言充斥社會。

  隨著社會的穩定,隨著沒有接觸過人民生活的執政者(新皇帝)或者長時間沒有接觸人民真實生活的執政者,越來越聽信順耳之言,像魏征的人越來越遠離政治中心,最后聽不到一句真話。整個執政集團出現官官相護,出現朋黨,形成了一張無形大網,將執政者與人民隔離開來。

  這個政權時間越長,統治集團中的剛性越弱,奴性也重,最終僅剩下奴性執政。即使有幾個剛性的人,也被邊緣化。譬如海瑞、譬如范仲淹、譬如王安石等。而奴性的成了權臣,譬如明朝的嚴嵩、秦朝的趙高等。他們往往向皇帝只匯報喜事,而把社會問題壓在一遍,甚至全社會政治圈一起造假欺騙皇帝,好像是天下一片太平盛世。

  為打破這個問題,滿清前期的康熙皇帝專門設立了“密折專奏”。

  在中國歷史上,超過200年歷史的王朝,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錯位的接班人。而按照正常程序鎖定的接班人,幾乎是短命王朝。比如,西漢呂后以后,是漢文帝劉恒;大唐帝國是李世民繼位;宋仁宗趙匡義繼位;明朝是朱棣繼位;清朝是雍正繼位。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在未當皇帝之前,沒有被朝臣們圍繞,能夠接觸到人民,聽到真實聲音,知道人民所需,不被順耳之言迷惑,同時因為經過“窮”過(相對于既定接班人),能夠識別朝臣的真偽,能讓遠離拍馬溜須、見風使舵的朝臣。(不是有這樣的說法嗎?你窮一次試試,看看有幾個真心朋友)。如,漢文帝劉恒在位期間,繼續執行與民休息和輕徭薄賦的政策;清朝的雍正實行的攤丁入畝。

  而后的皇帝,幾乎都是既定接班人。皇帝越來越遠離人民的真實生活,朝政全靠匯報。因此在秦朝出現“指鹿為馬”,在兩晉出現“何不食肉糜”等事情。

  我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說過,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只有經過縝密調查,才有可能做出正確決策。否則就是建立在空中的樓閣。我們想一想,那些經過大臣加工過的謊言,只歌功頌德,而不匯報社會問題,不匯報人民所需、人心所向,這樣的決策能夠正確嗎?

  解讀歷史上的“政治狂犬病”

  說起病毒,他的最大特點是非常快速的復制性。

  說起狂犬病毒,他的最大的特點是危害一個動物的“神經系統”,最后不治而亡。

  說起“政治狂犬病”,他就是具有上述兩個特點,不過他危害的“政權”。

  在我們的認知中,一般人都會說:明朝亡于崇禎,清朝亡于宣統(溥儀),還有唐朝亡于唐哀帝等等等等,說是末代皇帝是能力較差。

  但是,這樣的政權在感染“政治狂犬病”的時候往往沒有發現,等到發現的時候,已經無藥可治了,只有等到這個政權的滅亡罷了。但他滅亡的時間不過也與歷史的偶然性有關。

  我們先解讀一下清朝什么時候“感染”上“政治狂犬病”,他是在乾隆后期。

  在乾隆后期,我們都知道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貪官——和珅,他就是一個“政治狂犬病毒”,是他感染的滿清王朝,讓滿清王朝進入的倒計時,為什么這樣說。

  因為,他是一個大貪官,他為大清王朝復制了很多貪官。

  我們知道,“人以類聚,物以群分”,在他選擇官員的時候,一般情況下會選擇與他有共同愛好、共同語言、共同興趣的人。當一個剛正不阿的官員能否融入他的圈子,他是否愿意提拔?

  和珅是一個貪官,假如沒有錢財的人,他會重用?自然不會重用;反而給他送錢財的人,一般來說,就會得到重用(更高位置上),送錢財的人一般來說(應該在90%以上)自然當官后就會貪腐。

  和珅是一個貪官,就是一些在中進士之前那些具有正義之心的人,在進入仕途之后,在“和珅師傅”帶領下,一般也學會了貪腐,很大一批人也會遞交“投名狀”(貪腐后送給上級的金銀財寶)。

  復制性。和珅復制一大批與他相同的封疆大吏,這些封疆大吏復制一大批與他們相同的地方官員,層層復制,一直復制到縣令,最終復制到保長甲長。

  歷史條件下的不可治療性。一般來說,選拔官員一級一級選用,不會從進士直接提拔到重要位置。在整個政治系統全面感染“狂犬病毒”官員中,你能選拔出幾個好的官員?具有正義感的官員都被壓制在最底層,同時在這樣的環境下已經被具有正義感官員已經被“神經系統”淘汰出局。就是出現一個明君,他也不可能把整個“神經系統”全部更換,因為全部更換“神經系統”等于直接自殺。

  不信,你可以看看明朝的皇帝殺掉大奸臣嚴嵩后的結果。

  明朝的海瑞就是被擠壓的最好的例子。

  明朝是從嚴嵩開始感染這種“狂犬病毒”,唐朝是從“李林甫”開始感染這種病毒。

  說到這里,大家也許會明白什么是“政治狂犬病”。

  第四,人才被壓制,或人才逃離。

  真正有政治頭腦人,缺點就是不會阿諛奉承,而是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因為他們已經看到了社會的結局。如同我們學習數學一樣,能夠推演出結果。如果這樣做的結果是什么?如果那樣做的結果什么?

  因此,在平常人看來,非常固執。

  譬如,我們偉大領袖毛澤東,在紅軍時期,不建議攻打大城市,與當時的黨中央和廣大顯得格格不入;在紅軍長征時期,也是如此。但是中國共產黨經歷了這次殘酷的教訓后,采納了毛澤東的建議,讓中國革命走向勝利,走向輝煌。

  隨著社會的穩定,執政者根本不會接受這樣的建議,敢于提出這些問題,并分析出結果的人,是對皇帝的不忠,是對皇權的詛咒,是皇權的敵人。

  譬如,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敢于為了滿清皇權的延續,順應時代潮流,結果被殺頭。

  譬如,曾國藩的看透社會發展規律,即知道如何延續滿清皇權,又知道在當時的社會情況下如何自保。他分析透了社會結局,選擇了自保。因為他知道,根本喊不醒一個瞌睡的人,更知道沒有在一個思想層次上的人,根本不會理解。即便是你在為他考慮,但他卻認為你在“害”他,爭奪他的權力。

  上面的是分析社會大統一時代。

  但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如同現階段的國際形式一樣,人才有了更多的選擇權。就會出現政治人才的流動。

  在春秋戰國時期,政治人才輩出的地方,是魏國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文化底蘊非常深厚,治國理政經驗非常充足。鬼谷子、商鞅等人才輩出,結果最終被強秦滅國。

  秦國雖然不產人才,但是會利用人才。我們看看李斯的《諫逐客書》,就會明白其中的道理。

  當下,這個時代,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間斷的文明,文化底蘊非常深厚,有點類似于春秋戰國時期的魏國。因此,中國出現了偉大的政治家,如毛澤東、曾國藩。假如,現在的中國不對這些政治家珍惜和利用,讓他們放任自流,也許再回培養一個新的“秦國”。

  第五,防止人才外逃,毫無作用,不如重用人才。

  有人說,既然我們不用,把他們關押起來不可以了嗎?甚至可以殺掉。

  這樣的歷代帝王最常用的辦法。但是這樣的辦法有用嗎?有一點點作用,甚至可以忽略的作用。

  我們想一想,秦國重用的“五羖大夫”,出身奴隸,有誰重視他?李斯當時去秦國的時候,有身份和名望嗎?他們漏掉的人才,就足可以讓敵國走向昌盛。

  在看看滿清政府收編的漢臣,原來在明朝有多大的能力?不是為滿清入關貢獻很多政策嗎?

  我們再想想,假如中國共產黨長征時期,中共領導人們壓制人才,繼續排擠毛主席,不聽取他的策略,能取得偉大勝利嗎?

  我們再看看歐洲歷史,英國為了不讓歐洲走向統一,一直不斷攪亂歐洲,結果光顧著防止歐洲崛起,結果二流的美國借機崛起了;防止德法兩個強國,結果落后的俄羅斯變成了強國蘇聯了。

  舉個例子。一個班級內,張三排名比較靠后,他為了不讓把別人拉下名次,讓自己進位,動用了各種手段,結果是拉下了李四,起來的王五,拉下了王五,起來了趙六。假如,張三不動歪腦筋,把全部精力用在專心學習上,他的成績自然就能上升。因此說,只有專心發展,讓自己成為最優秀的人,才能不讓別人超過。所以說,防止人才外逃,不如讓人才發光,制定出最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政策,制定出最優秀的政策,讓國家這個政體健康發展。增加一線生產人員,減少享樂人員和腐朽生活制造人員。

  第五,錯認的歷史。

  現實中,很多人認為,當時鴻門宴上,如果項羽殺掉劉邦,項羽就不會失敗;很多人認為,曹操是東漢末期的奸臣。這是真的嗎?

  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上,農民的起義100%是首義必敗。自秦末陳勝吳廣起義以來,中國歷史上起義的次數數不勝數,但是沒有一個首次起義者取得最終勝利,這就是“首義必敗”。究其原因是什么?是首義領導人的思維高度,決定起義必然失敗。

  不信,我們看看,每一個王朝的建立,都有一套比較完善制度,都有一套讓人民接受的社會制度,他們占領這些地區以后,首先做的就是出榜安民。譬如,劉邦的約法三章。

  因為,首次起義的領導人,他們沒有一個能夠制定治國理政的方略,他們只知道打打殺殺、貪圖享樂,而不考慮怎么治理國家,不會制定或制定不好各項社會制度和規則、法律,實現人民的安居樂業,過上安穩生活。

  我們想一想,陳勝吳廣的制度健全嗎?項羽的制度合理嗎?得到人民的擁戴了嗎?得到功臣的擁護了嗎?

  這與一個較大的單位(或企業)一樣,必須靠制度管人,而不是靠隨意的決策管人。

  漢末眾多農民起義中,最終勝出的魏蜀吳三國。

  隋末眾多農民起義中,最終勝出的大唐帝國。

  元末眾多農民起義中,最終勝出的大明帝國。

  明末眾多農民起義中,最終勝出的大清帝國。

  最終能否成功,關鍵看這些領導人的思維高度,能否制定一個讓人民接受的社會制度,讓人民安居樂業。

  我們想一想,推翻秦王朝后,如果項羽繼續執政,還是沒有一整套治國理論方針政策,社會還會想我們的民國前期的軍閥混戰一樣,人民生活在痛苦之中。東漢末年,如果北方沒有曹操的一系列政策,也會出現軍閥混戰,人民也是生活在痛苦之中。

  但是,后人說劉邦是小人,曹操是奸臣。我們想一想,當時的人民傻嗎?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擁護和支持,這些政權能夠存在嗎?

  我們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思維,主要統治階級為了自身統治的需要,培養人民的愚忠,固化人民的思維,讓人民忠君愛國,進而丑化歷史王朝中的開國帝王。但是唯一沒有丑化的是自己王朝的開國皇帝。

  第六,重視智商,忽視品德。

  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在新中國成立前,選拔人才第一點就是德。為此,他進行了三灣改編,參軍自愿,革命自愿,支部建在連隊上。即使到了解放戰爭時期,想當解放軍也需要考慮政治審查,看看有沒有劣跡。

  在中國兩千年封建王朝中,隋朝以前是舉孝廉,選拔高智商人才,隋朝以后,更是通過科舉考試選拔人才。他們的共同點,就是社會穩定以后進行的,社會穩定以前,根本沒有這樣選拔。可以就是通過這樣的選拔官吏的方式,最后選拔出了很多貪官。

  因此說,我們選拔官吏的時候,選拔這樣的人才,即高智慧者,而不是高智商者。高智慧的特點就是:不讓老實人吃虧,讓他們從內心深處信任你,愿意跟隨你;能夠破解高智商的奸佞人的陰謀詭計,不讓自己和老實人上當吃虧。只有這樣,才能讓廣大人民相信。

  不信,我們看看在中國解放時期,人民相信國民黨的宣傳鬼話嗎?淮海戰役中的小推車就是民心所向。人民軍隊行軍打仗,根本不用考慮后勤補給,到處都有人民支援。反觀國民黨的反腐敗,金圓券改革,高智商宣傳的不孬,結果讓人民食不果腹。

  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區別,就是高智商與高道德的區別。

  再看看歷史上后期的王朝,那些高智商的大臣,有很多最后變成了毀壞基業奸臣。如秦朝的趙高。

  第七,民意決定政權的興衰。

  政權的興衰根本原因是否得到人民的擁護,這一點,我想沒有不同意見。兩千年的牧野之戰,就證明了這一點。

  第八,人類再次上演春秋戰國。

  現階段的國際國內形式,已經證明了目前國際正處于“春秋戰國”階段,人才的競爭、科技的突飛猛進,國際上關系挑撥利用、拉幫結派等。

  如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如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是可以借鑒中國歷史,讓夢想變成現實。

  以上觀點,僅供參考。

  

  男,現年49歲,中共黨員。

  理想信念:共產主義,為人類的和平發展而努力奮斗(1992年是信念的開始)。

  格言:讀歷史,正確認識歷史,學習歷史的經驗與教訓;觀現實,正確認識現實社會矛盾,分析產生矛盾根本內因;謀發展,發動人民,集思廣益,找到中國發展之路,改革之路。

  寫有:《我為什么堅定共產主義信仰》、《全面認識美國政治,共同尋找世界和平之路》、《再論“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大學”的倡議》《正確認識中國國情:給中國人民樹立一個信仰》、《中國改革的總體思路》、《全面解讀毛澤東思想》、《公務員喊窮,為啥沒人愿意辭職?》、《改革的阻力在哪里?還要阻擋改革嗎?》、《中國“精英”的劣根性》、《中國正在被文化漢奸洗劫》、《人民子弟兵為什么如此英雄?》、《毛澤東靠什么壓制帝國主義生存空間?》、《是什么讓新中國科學家有如此偉大成就?》《論中國最大的危機》、《反腐三部曲(不想、不能、不敢)》、《論思想轉基因和中華民族的命運》、《北京為什么堵,解決方案是什么?》、《祭奠甲午戰爭,分析軍隊作戰能力》、《論改革的目的和方向》、《南京大屠殺的根源》等一百多篇文章。

  毛澤東同志站在全球的寬度,站在五千年歷史經驗教訓的高度,考慮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階層的心理和信仰的縱深,結合現實中的具體情況,去思考、去探索、去總結、去制定適合人類發展治國理念、治國思想、社會制度,實現人類的永久和平,這是毛澤東思想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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