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一場官司，關注到了梁衡這個人。

　　寧波市第一黨媒寧波日報集團旗下公司起訴紅歌會網，說是轉載了梁衡的幾篇文章，索賠數萬。而這幾篇文章原本是發表在國家級黨媒黨報上的，后來匯總出書，版權賣給了版權公司，“維權”牟利。

　　這本書就是《千秋人物》。一看書名，就不簡單。于是買了兩本。

　　圖書封面

　　翻開此書，作者梁衡可不是一般人物。介紹稱其為“著名學者、新聞理論家、作家”，他是國家新聞出版署原副署長、人民日報社原副總編輯。屬于副部級干部，黨的高級別干部。

　　圖書作者介紹（來源京東圖書）

　　他還是全國中小學教材總顧問，據稱他有60多篇文章入選小學、中學、大學的語文教材。影響力可見一斑。

　　這本梁衡人物散文集，談論的人物都是些歷史知名人物，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張聞天、瞿秋白、方志敏、鄧*平、諸葛亮、陶淵明等等。看了目錄，非常吸引人，都是平時熟悉的名字，忍不住“拜讀”起來。

　　可是越看越不對勁兒，越看越感覺如鯁在喉，味同嚼蠟。因為不管他寫什么人物，或者寫哪個主題，都可能會帶上毛主席，都可能會談到毛主席的所謂“錯誤”。翻看了另一本《梁衡紅色經典散文選》，也是如此。

　　空口無憑，隨便摘錄幾段幾段看看：

　　——雖然他老人家后期搞“文化大G命”也曾犯有大錯，但前期對民族確有大功……如果那次騎馬走兩河能夠成行，如果老人家在60年代能反思自己的錯誤，晚年不犯或少犯錯誤，這該多好。（摘自《千秋人物》，《假如毛澤東去騎馬》）

　　——領袖是人不是神，是人就可能犯錯誤。普通人犯錯誤，不影響事業，領袖犯錯誤，危及全民，危及整個運動。當然最好是領袖不犯錯誤，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同志在廬山會議后就看出毛澤東同志的一些錯誤，私下難過地說：希望主席百年之后不要被人議論。愛之彌深，言之最切，他最后在“文化大G命”中自殺。領袖一旦有了錯誤，不但給事業帶來損失，給廣大深愛領袖的人們也帶來隱隱心痛。（摘自《梁衡紅色經典散文選》，《領袖如父》）

　　——新中國成立之后，時勢變化，毛不熟悉經濟，出現了錯誤，卻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挾歷史之威，大刀闊斧地蠻干……1958年1月杭州會議、南寧會議，3月成都會議，毛對周逢會必批……只有周恩來、陳云等少數領導人清醒，他們能與毛翻臉而力挽狂瀾嗎？當然不能……經過從1959年開始的三年困難時期，最后那場“大躍進”的鬧劇以毛錯、周對收場。但并未見到毛有什么正式的自我批評。（摘自《梁衡紅色經典散文選》，《周恩來為什么不翻臉》）

　　看了一下，到處都是講毛主席錯誤的，有的甚至是貶損、污蔑毛主席的。梁衡這樣的知名人士，宣傳戰線上的高級干部，曾經還是人民日報副總編，為何這么熱衷于宣揚毛主席的“錯誤”呢？

　　所謂“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我的感覺不一定對，以下是梁衡這兩本書的摘錄，供大家參閱。看完大家自有判斷：

　　領袖是人不是神，是人就可能犯錯誤。普通人犯錯誤，不影響事業，領袖犯錯誤，危及全民，危及整個運動。當然最好是領袖不犯錯誤，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同志在廬山會議后就看出毛澤東同志的一些錯誤，私下難過地說：希望主席百年之后不要被人議論。愛之彌深，言之最切，他最后在“文化大G命”中自殺。領袖一旦有了錯誤，不但給事業帶來損失，給廣大深愛領袖的人們也帶來隱隱心痛。這有點像家里做父親的有錯（比如觸犯了法律），別人盡可不管，甚至鄙視、斥責，但做子女的再大義滅親也會陷入一種難言的痛苦。但領袖之錯又不只是個人的錯，除個人能力、性格因素之外，更多的是時勢使然。正如領袖的功績一樣，領袖的錯誤也常是歷史的必然。當這種歷史事實不得不加于我們時，我們只好接受，只能客觀、辯證地對待。鄧*平同志當年針對毛澤東同志所犯錯誤的議論，明確指出：這個旗幟不能丟，不能再抹黑。丟了領袖就是丟了事業，自招其敗。蘇聯解體，就是先從詆毀領袖做起，最早可追溯到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詆毀。就像父親有了錯，這個家庭必須共同背著，共同負責善后一樣，不能把父親扔出去了事，這里有割不斷的血緣。當我在越南訪問時，就這一點，我真羨慕越南人民的幸福，他們曾經有一位沒有或較少犯錯誤的胡伯伯，他們也就免去許多難言之痛和許多尷尬。他們對領袖還是愛得那么單純，那么神圣。而我們因為“文化大G命”，再也無法找到這種感覺。但是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卻深化了許多認識，更加理性。

　　當然，也有客觀原因，胡志明一直是在激烈的戰爭中領導國家，他未能看到南北統一便去世了。毛澤東同志說：戰爭是洗滌劑。未奪權前，戰爭中的領袖由于主要矛盾的單一和突出，不大容易犯大的錯誤，戰爭期間的斯大林、毛澤東也是這樣。到了和平時期，對領袖們又是另外一種考驗。這是歷史唯物主義，也是辯證唯物主義。

　　——《領袖如父》

　　這實在是太遺憾了，是一個國家的遺憾、民族的遺憾，中國歷史失去了一次改寫的機會。按毛的計劃是走三到五年，就算四年吧，兩河歸來，已是1969年，那個對國家民族損毀至重的“文化大G命”至少可以推遲發生，甚至避免。試想一個最高領袖深入民間四年，將會有多少新東西涌入他的腦海，又該有什么新的政策出臺，黨史、國史將會有一個什么樣的新版本？一個偉大的詩人，用雙腳丈量祖國的河山，“目既往還，心亦吐納”，又該有多少氣勢磅礴的詩作？

　　毛澤東一生的思維從沒有離開過農民。只不過命運逼得他建國前大部分時間研究戰爭；新中國成立后，又急于振興工業，以至于1953年發生了與梁漱溟的爭吵，被梁誤以為忘了農民。他在1958年發起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也是為了農業的盡快翻身，有點空想，有點急躁，被彭德懷說成“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那一句話真的刺傷了他的心，但沒有人懷疑他不是為了農民。

　　這次，毛沿途一路走來，看到了許多1958年“大躍進”留下的半截子工程，雖經調整后，農村情況大有好轉，但社員還是出工不出力。房東悄悄地對他說“人哄地皮，地哄肚皮”。這使他不得不思考“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種形式對農村生產力到底是起了解放作用還是破壞作用。為什么農民對土地的熱情反倒下降了呢？想解放戰爭時期，邊打仗邊土改，農民一分到地就參軍、支前，熱情何等地高。

　　這次，毛一路或騎馬或步行又重新回到百姓中間，所見所聞，隱隱感到民間積怨不少。他想起1945年在延安與黃炎培的“窯洞對”談話，那時雖還未得天下，但黃已問到他將來怎樣治天下。他說：“只要堅持民主，讓老百姓監督政府，政權就能永葆活力。”想到讓人民監督，毛忽然憶起一個人，此人就是戶縣農民楊偉名。楊是一普通農民，在村里任大隊會計，他關心政治，以一點私塾的文化底子，苦學好讀，“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在1962年曾向中央寫萬言書，系統分析農村形勢，提出許多尖銳而又中肯的意見。如允許單干；敞開自由市場；不要急于過渡，再堅持一段新民主主義；要防止報喜不報憂等等。現在看來，這些話全部被不幸言中。這篇文章的題目叫《一葉知秋》，意即，從分析陜西情況即可知全國農村形勢之危。其忠諫之情溢于言表。當時毛正熱心于“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些意見當然聽不進去，便憤而批曰：“什么一葉知秋，是一葉知冬。”其時，黨內也早有一部分同志看到了危機，并提出了對策，比較有名的就是鄧*平的“白貓黑貓”論。這篇文章在1962年的北戴河會議上被毛點名批評。從此，逆耳忠言漸少，繼而鴉雀無聲。鄧*平推說耳聾再不主動問政，陳云則經常稱病住院。而黃河之濱這個樸素的農民思想家楊偉名則被大會批、小會斗，后在“文化大G命”中自殺。

　　行至四川境內，毛還會想起另一個人，即他的秘書田家英。廬山會議前，毛提倡調查研究，便派身邊的人下去了解情況，田家英被派到四川。田回京后給他帶去一份農民吃不飽、農業衰退的實情報告，他心有不悅。加之四川省省委投毛之好又反告田一狀，田在廬山上也受到了批評，從此就再不受信任。（“文化大G命”一起，田即自殺，這是后話。）這時他一定會想起田家英為他擬的那篇很著名的中共八大開幕詞：“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不覺悵然若失。看來自己過去確實是有點好大喜功，下面也就報喜不報憂，以至造成許多失誤。長夜靜思，山風陣陣，江水隆隆。他推窗望月，金沙水拍云崖暖，驚憶往事心猶寒。

　　新中國成立后毛出京工作，少在北方，多在南方，所以許多做出重要決策的、在黨史上有里程碑意義的會議多在長江一線。如1958年3月毛堅持“大躍進”，周恩來、陳云被迫作檢討的成都會議；4月再次確立了“大躍進”思路的武漢會議；1959年4月檢討“大躍進”的上海會議（就是在這次會上，他第一次提出騎馬走兩河）；1959年7月“反右傾”的廬山會議、1961年糾正“左”的錯誤的第二次廬山會議等。總的來講，這些會議上都是毛說了算，反面意見聽得很少。

　　人們忘不了開國領袖。他老人家要是還在多好啊，這天安門城樓本來就是他當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地方。雖然他老人家后期搞“文化大G命”也曾犯有大錯，但前期對民族確有大功，所以人們總希望他還能一如前期那樣的英明。這善良的愿望，反映了人們對那個美好時代的懷念，對未竟之業的遺憾。如果斗柄能夠倒轉，如果歷史能夠重寫，如果那次騎馬走兩河能夠成行，如果老人家在60年代能反思自己的錯誤，晚年不犯或少犯錯誤，這該多好。這一切當然都不可能，我們也知道這永不可能。但是后人想一想還不行嗎？這樣的假想，是對歷史的復盤，也是對再后之人的提醒。歷史不能重復，但是可以思考，在思考中尋找教訓，捕捉規律，再創造新的歷史。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一個犯了錯誤而又不知反思的民族是更悲哀的民族，一個學會在失敗中思考的民族才是真正了不起的民族。不要忘了，正是“文化大G命”浩劫之后的大思考才成就了今天的復興。

　　——《假如毛澤東去騎馬》

　　在延安時，毛與江Q戀愛，并要結婚。延安高層幾乎一致反對，遠在江南的項英也發來長電反對。大家主要覺得江在上海的一段歷史不清，表現也不好。毛就翻臉，大發脾氣，并拍了桌子。結果政治局也拿他沒有辦法。與江的結合確實影響了他晚年的威信和國家的政局。

　　潘漢年是黨內做地下工作的大功臣，不知為黨提供了多少重要情報，團結了多少上層文化人士，出生入死，忠心耿耿。但有一件事欠妥，他做地下工作時，未經請示，見過一次汪精衛，但并未辦什么錯事。“高饒事件”時，他心里不安，向老上級陳毅匯報，陳說，沒什么了不起，從沒有人懷疑過你對黨的忠誠。并自告奮勇地去為他向毛澤東求情。沒想到毛立即翻臉批示逮捕，一直關押到死在獄中。到毛去世，“文化大G命”結束，潘才平反。

　　1959年廬山會議本是要糾“左”的。但就是因彭德懷的一封信，毛立即翻臉，把彭歷史上的舊賬全翻出來，好像彭從沒有做過好事，甚至在大會上連罵娘的粗話都喊出來了。最后將彭打成一個反黨集團，全國打了右傾分子300多萬。毛與彭是同鄉，又是從井岡山、長征直到朝鮮戰爭共事最久的戰友，30年患難，一言不合，說翻就翻。雖然當時有各種各樣的理由，但一下就翻得這樣徹底，確實常人很難做到。而他與彭個人的翻臉，終于發展成與黨內高干，與忠心追隨他多年的干部大翻臉。

　　1956年，毛公開表示不再當國家主席，要集中精力研究問題，并明確將擔子交給劉少奇，然后就離京南下。他回京后，發現劉的想法與他有分歧，就大發脾氣。劉主持的會議已經散會，他又把代表追回來。這樣不給面子，劉的心情可想而知。而到“文化大G命”，他又親手寫了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與劉公開翻臉，把劉定為“叛徒、內奸、工賊”。劉和毛是很近的同鄉，又是在延安時就已確定的接班人。說翻就翻，決不猶豫。“文化大G命”后劉少奇終于被平反。

　　周恩來是和毛合作時間最長的、須臾無法離開的助手。1956年后，因經濟思想有分歧，毛就大會小會批周，甚至借夸獎柯慶施的文章在眾人面前奚落周:“你是總理，你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嗎？”逼得周檢查、辭職。“文化大G命”后期，他和周都年事已高，重病纏身，一般人已是得過且過了，但在中美建交問題上他聽信別人的告狀就大怒，指示批周。雖然后來他自我批評，向周解釋是小將告狀。

　　毛和黨外人士的關系有許多佳話，但也有大翻臉的事。共和國之初，任用了許多社會賢達到重要部門，他們都是治國之才，有識之士。1956、1957年毛多次誠懇征求黨外人士意見。比如1957年4月30日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明年我要辭去國家主席。民主人士陳銘樞很認真地擁護這一決定，5月18日他給毛寫信說:這是“至美至喜之事”，“順便提請今后注意幾點，一是好大喜功，二是喜怒不能自制，三是輕信匯報，四是過分鄙夷傳統”。毛澤東收到信沒有表態，半個月后反右開始，7月14日《人民日報》突然發表這封私人信件（廬山會議上，批彭德懷也是將一封表達個人意見的私信突然印發全會），陳被打成右派。而毛與陳曾有很深的交情。陳是解放前夕是國民黨政權的要員，對促成國軍起義有很大功勞。一言不合，成為右派。而整個反右派斗爭擴大化就是共產黨與黨外朋友的一次大翻臉，從此人民內部矛盾特別是黨與知識界、思想界的矛盾加深。

　　——《毛澤東翻臉》

　　一九五七年年底，我國經濟出現急功近利的苗頭，周恩來提出反冒進。毛澤東大怒，連續開會發脾氣。一月初杭州會議，毛說：你脫離了各省、各部。一月中旬南寧會議，毛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這時柯慶施寫了一篇升虛火的文章，毛說：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嗎?八月成都會議，周恩來檢查，毛還不滿意，表示仍然要作為一個犯錯誤的例子再議。從成都回京后，一個靜靜的夜晚，西花廳夜涼如水，周恩來把秘書叫來說，“我要給主席寫份檢查，我講一句，你記一句。”但是他枯對孤燈，常常五六分鐘說不出一個字。冒進造成的險情已經四處露頭，在對下與對上、報國與“忠君”之間，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深深的痛苦。他對領袖的服從與忠誠絕不是封建式的愚忠。他是基于領袖是黨的核心、是黨統一的標志這一原則和毛主席的威信這一事實，從唯物史觀和黨性標準出發來嚴格要求自己的。為了大局，在前幾次會上他已把反冒進的責任全攬在自己身上，現在還要怎樣深挖呢?而這深探游走的筆刃又怎樣才能做到既解剖自己又不傷實情，不傷國事大局呢?天亮時，秘書終于整理成一篇文字，其中加了這樣一句：“我與主席多年風雨同舟，朝夕與共，還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恩來指著“風雨同舟，朝夕與共”八個字說，怎么能這樣提呢?你太不懂黨史。說時眼眶里已淚水盈盈了。秘書不知總理苦，為文猶用昨日辭。幾天后，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上作完檢討，并委婉地請求辭職。結論是不許辭。哀莫大于心死，苦莫大于心苦，但痛苦更在于心雖苦極又沒有死。周恩來對國對民對領袖都癡心不死啊，于是他只有負起那讓常人看來無論如何也負不動的委屈。

　　——《大有大無周恩來》

　　毛于黨于國，功比天高，但難免霸氣逼人，后又鑄成大錯；周為國為民，竭盡綿薄，總是隱忍負重。于是在長期的斗爭與合作中，就有一種怪現象，黨外朋友與毛拍案相爭者有之，如馬寅初、梁漱溟；黨內高干與毛據理相抗者有之，如彭德懷、張聞天。而自遵義會議之后，周作為毛長期的實際上的第一助手，無論毛如何行事，都唯命是從，逆來順受。

　　毛、周早已作古，離我們也已漸行漸遠。但人們總還在問一個問題：面對毛的錯誤指責，周恩來為什么不翻臉？

　　一般老百姓所說的“翻臉”之事，大都是指新中國成立之后現已被歷史證實了的毛錯周對的事情，如經濟方針之爭，“文化大G命”之爭。但其時，周雖手握真理卻無實權，已失去與毛翻臉力爭的條件和資格。

　　翻臉是什么？就是其一，痛感對方之錯，決不茍同，毫不忍讓；其二，如不能認同和解就一刀兩斷，分道揚鑣，各奔東西。當兩個人的力量、地位平等時，這好辦，當斷就斷，再不見面，頂多只是感情損失；但是當兩個人的力量懸殊很大時又另當別論。如一個小孩子對父親，要翻臉就不大容易。雖事有所悖，理所不容，甚至到了恩斷情絕的程度，但一個孩子既不能改變家長的錯誤，又不能離家獨立生存，翻了以后又將如何？只有隱忍。

　　毛澤東是開國領袖，是共和國的國父。新中國成立后他在全黨全國的地位如一家之長。這個地位和勢態是歷史形成的。政治者，勢也。如軍事大勢，經濟大勢，又如山洪、海潮等自然之勢。事物凡一成勢，任何個人之力都難挽回。而且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時很難看清、說清，更不用說堅持和反對了。

　　新中國成立之后，時勢變化，毛不熟悉經濟，出現了錯誤，卻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挾歷史之威，大刀闊斧地蠻干。周分管經濟工作，已見禍苗，心急如焚，雖屢提不同意見，但已無力回天。一是毛威望在身，大權在手，絕不會聽他的。二是這時全黨、全國上下已視毛為神，任何一種反對意見，不用毛親自來說什么，輿論就可將其壓滅。三是由于個人崇拜的推行，毛已開始喜聽頌揚逢迎之詞，于是我們最鄙視的、最不愿看到的歷史上重復多次的“君側不明”的現象出現了，康生、陳伯達、柯慶施，后來的林B、江Q集團，不斷讒言蔽上，煽風點火。在毛周圍已漸漸形成一個風氣不正的小環境。這時，周就更沒有去翻臉力爭的外部條件和氛圍了。

　　1957年10月9日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毛的發言是《做G命的促進派》，說黨委應該是促進委員會，你們那么多人要組織促退委員會，我也沒辦法。將領導層分成“促退”、“促進”兩派，這就有點以分裂相威脅的味道，毛要翻臉了。他毫不客氣地對周說，你“反冒進”，我是反“反冒進”的。接著就是一連串的追擊。周也萬沒有想到毛會這樣固執，這樣情緒化地處理問題。就像唐太宗終于忍不住魏征的一再進諫而大發脾氣了。而在戰爭時期毛總是多聽下級意見，比較各種方案，慎之又慎，現在卻判若兩人。其實這是一切G命黨向執政黨轉變過程中都會遇到的問題。

　　1958年1月杭州會議、南寧會議，3月成都會議，毛對周逢會必批。這期間給毛煽風點火的主要有柯慶施等人。其時全國上下都在狂熱興奮之中，連一些嚴肅的科學家也在為毛的“躍進”奇跡找科學依據。毛正在興頭上，黨的領導集團，甚至全國人民都在興頭上。只有周恩來、陳云等少數領導人清醒，他們能與毛翻臉而力挽狂瀾嗎？當然不能。周這時連話語權也沒有了。在1月南寧會議上，毛說周是“促退派”，影響了各部委、省委的情緒，并舉著柯慶施的一篇鼓吹“躍進”的文章質問周：“恩來，你是總理，你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嗎？”這已不只是翻臉，是很不給面子，甚至有點逼宮之態了。但是周忍了，回京之后就主動提出辭職，毛又不許。他只好再忍。結果是1958年的全國胡來。

　　經過從1959年開始的三年困難時期，最后那場“大躍進”的鬧劇以毛錯、周對收場。但并未見到毛有什么正式的自我批評，或對周的褒獎。經過這次較量，周已完全明白用翻臉的辦法解決問題是根本不可取的。

　　周帶著這支奇怪的“黑幫”部長隊伍，艱難地維持著最低的生產秩序，以求不要弄到全國人無飯吃。但是對政治方針、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G命”、對全國瘋狂的個人崇拜、極左的政策，周不用說翻臉，他甚至不能有一點明顯的反對。因為，這時更不利的是已形成了兩個反G命集團：林B集團和江Q集團。周的地位已排到林B之后，而江Q又因其特殊的身份常在毛面前撥弄是非，陷害、刁難周，甚至設計摧殘他的身體。毛既離不開周，但又對周不放心，一度還曾掀起一個“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小高潮。周對此心知肚明，但他更是連一點點翻臉的資格和條件也沒有了。

　　現在回頭看，周的經濟思想和對“文化大G命”的抵制都是對的。也許我們會說，梁漱溟不是在國務會議上因農村政策和毛拍桌子翻臉了嗎？馬寅初不是因人口政策與毛公開翻臉了嗎？彭德懷不是因“大躍進”問題和毛在廬山吵架公開翻臉了嗎？他們都落得一個錚錚鐵骨的好名聲。周當時為什么就不能也來個拍案而起、分道揚鑣呢？省得后人一再議論，背一個逆來順受或更有不理解者曰之為“虛偽”的罵名。周不是一個普通人，是一國總理，背負著一個國家，八億人口。他要考慮后果。如果硬來也行，但那將是兩種可以預見的結果。

　　毛以絕對權威，像對劉少奇那樣將周當即徹底打倒，甚至進行人身迫害。這樣周那一點點僅有的合法身份和權力將被剝奪干凈。人民、國家將會受到更大的痛苦和災難。而且事實證明，前面所舉梁、馬、彭等人的翻臉，除留下人格的光環和對后人的啟發之外，當時于事并無大補。他們個人的犧牲是起到了揭露錯誤，倡導民主，改進黨風，啟迪歷史的作用，殊可尊敬。但周恩來不行，他是一國總理，他首先考慮的是國家利益，是當時翻臉之后這個攤子怎么收場。政治需要妥協。

　　周可以將自己的不同政見公布于社會，并說服一部分高級干部和群眾追隨自己，用票決的辦法逼毛表態。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甚至一黨的。但這樣的結果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分裂，接著是國家政權的分裂。兩派、兩黨甚至是兩個政權長期的對峙斗爭。

　　所以，我們可以設想，當時周如果真的大翻臉，一個剛建國十年左右的共和國又將蹈入四分五裂，民眾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這不只是一種設想，事實上，有人曾問過總理，你為什么不站出來公開反對？周說那將會使黨分裂，后果更壞。據說劉少奇也說過同樣意思的話：在那種情況下只有積極建議，爭取把錯誤降到最小，如果意見不能被采納，就只能跟著走，一起犯錯誤，將來再一起改正。這比分裂的損失要小得多。

　　相信，當時的周、劉等一批G命家是認真考慮過翻臉的成本的。不翻臉，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是不得已而為之。

　　一方面，周在毛的權威面前，俯首貼耳，不置一辭，為毛留足面子；另一方面，又留得青山在，好為國為民多燃點光和熱。在處理經濟問題時，周利用總理身份盡量求實。連毛在1960年也不得不承認：“1956年周恩來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文革深入”，毛要打倒劉少奇和一批老干部的想法已很明顯。“四人B”就又拿出當年劉少奇為保護黨的高級干部，批準薄一波等61人公開登報后出獄一事來大做文章。周立即給毛寫信說，表示反對，說這在當時是黨的高層通過的。毛不理，并隨之將劉也打成叛徒。后來又重翻“伍豪”舊案，借國民黨報紙的謠言影射周當年在白區也曾自首。這兩件事都是歷史上早已搞清、定案的事。周極憤怒，但他還是忍了。

　　林B的資歷遠在周之下，周深知他在歷史上的表現并不堪任黨的第一領袖，但毛把他選為接班人，把周排在林后，為林服務，這個周也忍了。

　　在高層中，劉、鄧是“文化大G命”的阻礙，已陸續被清除，下一個目標已是周，于是毛借“批林批孔”又加上一個“批周公”，其意直指總理。“文化大G命”一開始毛甚至說，不行他就重拉隊伍再上井岡山，這與上次說“促進、促退委員會”一樣，還是以分裂相威脅。這，周也忍了。江Q更是親自出馬或發動親信攻擊和刁難總理，甚至要總理給她改詩，專趁總理輸液時要去談工作，想盡辦法折磨總理的身體。這些周都忍了。

　　我們設想，如果1958年總理翻臉，甩手而去，也許三年困難時期那一道坎國家就邁不過去。而在“文化大G命”之亂中，如果總理翻臉而去，就正合林B、江Q之意，他們會更加大行其亂。等到人民已經覺悟，再重新組織力量，產生領袖，扭轉乾坤，大約又要經過民國那樣的大亂，沒有三五十年，不會重歸太平。那時中國與世界的差距早不知又落下多遠了。

　　——《周恩來為什么不翻臉》

　　1958年犯了大躍進錯誤，第二年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認錯說：“去年犯了錯誤，每個人都有責任，首先是我。”當然，這次認錯不徹底也為以后的“文革”留下了禍根。“文革”之后，小平主政，總結歷史教訓，他沒有諉過于人，而是代毛澤東認錯，說：“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

　　——《鄧*平認錯》

　　彭德懷是黨內高級干部中第一個犯顏直諫、站出來說真話的人。隨著歷史的推進，人們才越來越明白，彭德懷當年所面對的絕不是一件具體的事情，而是一種制度，一種作風。當時毛澤東在黨內威望極高，至少在一般人看來，他自主持全黨工作以來還沒有犯過任何錯誤。而彭德懷對毛所熱心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提出了非議，這要極大的勇氣。對毛澤東來說，接受意見也要有相當的雅量。梁漱溟在建國初就農村問題與毛爭論時就直言：我倒要看看你有沒有這個雅量。毛對黨外民主人士常有過人的雅量，這次對黨內同志卻沒有做到。 彭與毛相處30多年，深知毛的脾氣，他將個人的得失早已置之腦后。果然，會上，他被定為反黨分子，會后被撤去國防部長之職，林B漁翁得利。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后對彭德懷的評價只有一次比較客觀。那是1965年在彭德懷閑置6年后中央決定給他一點工作，派他到西南大三線去。臨行前，毛說：“也許真理在你一邊。”但這個很難得的轉機又立即被文化大G命的洪水所淹沒。彭德懷最終還是死于文革冤獄之中。“文死諫，武死戰”，他這個功臣沒有死于G命戰爭卻死于“文化大G命”，沒有倒在敵人的槍炮下，卻倒在一封諫書前。

　　廬山會議后，全國有300萬人被打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紙薄薄的諫書怎承載得這樣的壓力？其時其境，揪斗可死，游街可死，逼供可死，加反黨名可死，誣叛國罪可死。“文革”中有多少老干部不堪其辱而尋死自殺啊。但是，彭德懷忍過來了，他要“留取丹心照汗青”，他相信歷史會給他一個清白。他在廬山上對毛澤東說過：“我一不會反黨，二不會自殺。”就這樣，經30年的G命戰爭生涯后，他又有15年的時間被批判、賦閑、挨斗、監禁，然后含冤而去。

　　中國古代，君即是國。所以傳統的忠臣就是忠君。但“君”和“國”畢竟還有不同。就是在古代，真正的忠臣也是：為民不為君，憂國不惜命。朗朗吐真言，蕩蕩無私心。既然為“臣”，當然是領導集團的一員，上有“君”下有民。他要處理好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對領導負責還是對人民負責。當出現矛盾時，唯民則忠，唯君則奸。“社稷為重君為輕”，真正的忠臣，并不是“忠君”，而是忠于國家、民族、人民。像海瑞那樣，寧愿堅持真理，冒犯皇帝去坐牢。而彭德懷在毛澤東號召學海瑞后，真的在案頭常擺著一本線裝本《海瑞集》。第二個難題是敢不敢報真情，提中肯的意見，說逆耳的話。所謂犯顏直諫，就是實事求是，糾正上面的錯誤，準備承擔“犯上”的最壞后果。這是對為臣者的政治考驗和人格考試。“諫”文化成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一個特有的內容。披閱中國歷史，我們會發現一串長長的冒死也說真話的忠臣名單：比干被剖心、屈原投江、魏征讓唐太宗動了殺心、海瑞被打入死牢、林則徐被充軍新疆……他們都是“不說真話毋寧死”的硬漢子。現在這個名單上又添了一個彭德懷。 彭德懷愛領袖更愛真理；珍惜自己的生命，更珍惜國家的前途。他浴血奮戰30年，不知幾死，經受住了“武死戰”的考驗；廬山會議30天的爭論和其后15年的折磨，他又不知幾死，通過了“文死諫”的測試。他是一位為人民、為國家二死其身的忠臣。

　　——《二死其身的忠臣彭德懷》

　　“文化大G命”后期，大寨、昔陽被樹為全國農業先進典型，一當典型就神化了。當時省水利廳幫縣里修一條大壩，地質部門認真勘探后選定壩址，縣委某領導人來到現場一看，說不好，搬起一塊石頭，離開壩址幾十步，往地上一放說：“就從這里起線!”技術人員哭笑不得。這位縣委領導沒有水利和地質的基本常識，怎么能實事求是地進行決策呢?

　　在戰爭時期、土改時期，我們有許多經驗都曾發揮過巨大作用，但對經濟建設就不一定適用了。1958年的“大躍進”，是群眾運動經驗對經濟規律的失敗。“文化大G命”是階級斗爭、繼續G命經驗的失敗，是G命黨經驗對執政黨實踐的失敗。

　　毛澤東同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被認為是中國G命和建設的最高權威。但是在一些問題上，由于他的絕對權威，別人也就不好再說什么，或者根本就沒有想到還有什么不同意見，這樣就造成不少無法挽回的遺憾。現在人口問題已成了中國最大的壓力。1957年馬寅初先生就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主張“控制人口”。后來毛澤東同志反對，說人多熱氣高。康生、陳伯達又興風作浪，批判馬寅初的觀點是資產階級人口論。結果錯批一人，多生數億。1959年廬山會議前，黨內已有不少反冒進的意見，廬山會議原來也準備糾“左”，會議中間又轉成反右傾。連續幾年周恩來、陳云的經濟思想都遭到批判，在農村包產到戶問題上，鄧*平、鄧子恢等同志的正確意見也遭否決。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毛澤東的權威和大家的服從，結果使我黨在經濟建設、農村政策上有很長一段時間不能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為什么這樣難》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張作為政治局委員要求去東北開辟工作（就像當年要求到上海開辟工作一樣）。他先后任兩個小省省委書記，這樣使用顯然有謫貶之意，但張不在乎，只要有工作干就行。

　　早在晉西北、陜北調查時，張就對經濟工作產生了極大的興趣。這回有了自己的政權，他急切地想去為人民實地探索一條發展經濟，翻身富裕的路子。而勤于思考，熱心研究新問題，又幾乎是張的天賦之性。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后，他和戰友們成功地促成了從國內戰爭向民族戰爭的轉變，這次他也渴望著黨能完成從戰爭向建設的轉變。他熱心地指導農村合作社，指出不能急，先“合作供銷”，再“合作生產”。合作社一定要分紅，不能增加收入叫什么合作社？新中國將要成立，他總結出未來的6種經濟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資。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澤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東北時期是他工作最舒心的時光。

　　但是好景不長，1951年又調他任駐蘇聯大使，這顯然有外放之意。因為一個政治局委員任駐外大使，這是明顯的高職低配。他向陳云表示，希望回國改行去做經濟工作。當時周恩來兼外長工作太忙，上面同意周的建議調他回來任常務副部長，但外事活動又不讓他多出頭。1956年黨的八大，他以一個從事外交工作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要作一個外交方面的發言，不許。雖然遠離權力中心，但作為旁觀者，張聞天在許多大事上表現得驚人的冷靜。1957年反右，他在外交部盡力抵制，保護了一批人。1958年大躍進，全國處在一種燥熱之中，浮夸風四起。他雖不管經濟，卻力排眾議，到處批評蠻干，在政治局會議上大膽發言。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是個標志，提出鋼鐵產量翻一番，全國建人民公社，運動一哄而上。10月他在東北考察，見土高爐遍地開花，就對地方領導說這樣不行。回京一看，他自己的外交部大院也壘起了小高爐。他說這是胡來，要求立即下馬。

　　張聞天在黨內給人留下的形象是犯過錯誤，不能用，可有可無。對張來說，這20年來給多少權，干多少活，相忍為黨，盡力為國，只要能工作就行。但他又是一個勤于思考的人，整日在基層調查研究，接觸工農群眾，工作親力親為，又有扎實的理論基礎，自然會有許多想法。無論怎樣地看他、待他，為黨、為國、為民、為真理，他還是要說實話的。廬山上的一場爭論已經不可避免。

　　1959年6月中旬張聞天剛動了一個手術，7月2日中央開廬山會議，他本可不去，但看到議題是“總結經驗，糾正錯誤”，他決定去。這時彭德懷剛出訪8國回來，很累，不準備上山，張力勸彭去，說當此總結經驗，糾正錯誤之時，不可不去，哪怕聽一聽也好。不想這一勸竟給倆人惹下終身大禍。

　　1959年，新中國剛建立十年，共產黨的干部還保留著不少戰爭思維，勇往直前，不計代價，不許泄氣，不許動搖軍心。還有一些人則是一味搖旗吶喊，如上海的柯慶施、張春橋等。

　　這期間彭德懷因為一封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錯誤的信件，一石激起千層浪，會議轉向大批右傾。這也反映了當時全黨對經濟建設的規律還不熟悉。

　　張聞天早就有話要說，不吐不快，32開的白紙，用圓珠筆寫了四五張，又用紅筆圈圈點點。田家英聽說他要發言，忙電話告之，“大煉鋼鐵”的事千萬不要再說。他放下電話沉吟片刻，對秘書說：“不去管它！”胡喬木也感到山雨欲來，21日晨打來電話，勸他這個時候還是不說為好，一定要說也少講缺點。張表示：吾意已決。21日下午，張帶著這幾天熬夜寫就的發言提綱，從177別墅向華東組的會場走去。又一顆炸彈將在廬山爆炸。

　　毛澤東大為震怒。兩天后的7月23日，毛作了一個疾言厲色的發言，全場為之一驚，鴉雀無聲，整個廬山都在發抖。散會時人人低頭看路，默無一言，只聞挪步出門之聲。8月2日毛又召集所有的中央委員上山（林B說是搬來救兵），工作會議變成了中央全會（八屆八中全會）。這天毛在會上點了張聞天的名，說他舊病復發。當天又給張寫成一信并印發全會，滿紙皆為批評、質問。

　　7月23日和8月2日的講話，還有這封信讓張大為震驚。他本是拼將忠心來直諫，又據實說理論短長的。想當此上下頭腦發熱之際，掏盡臟腑，傾平生所學，平時所研，為黨開一個藥方。事前田家英、胡喬木曾勸他不要說話時，他也不是沒有考慮過，再三思量后，曾手撫講稿對秘書說：“比較成熟，估計要能駁倒這個講話也難。”但毛的講話和信給張定了調子：“軍事俱樂部”、“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反黨集團”。會議立即一呼百應，展開對他的批判，并又翻起他的老賬，說什么歷史上忽左忽右，一貫搖擺。就這樣他成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副帥。

　　為了黨的團結，張聞天顧全大局違心地檢查，并交了一份一萬字的檢查稿。但是還是通不過，9日那天他從會場出來，一言不發，要了一輛車子，直開到山頂的望江亭，西望山下江漢茫茫，四野蒼蒼，亂云飛渡，殘陽如血。他心急如焚，欲哭無淚。

　　1960年春，張大病初愈，便寫信給毛，希望給一點工作，不理。他找鄧*平，鄧說可研究一點國際問題。又找劉少奇，劉說還是搞經濟吧，最好不要去碰中蘇關系。他就明白了，自己還不脫“里通外國”的嫌疑。他去找管經濟的李富春，李說正缺你這樣的人，三天后卻又表示不敢使用。后來中組部讓他到經濟研究所去當一個特約研究員，他立即回家把書房里的英文、俄文版的外交問題書籍一推而去，全部換成經濟學書刊，并開始重讀《資本論》。1962年七千人大會前后，全國形勢好不容易出現一個亮點，中央開始檢討1958年以來的失誤，毛、劉在會上都有自我批評。張很高興，在南方調查后向中央報送了《關于集市貿易等問題的一些意見》。沒想到這又被指為翻案風，立即被取消參加中央會議和閱讀一切文件的權利，送交專案組審查。到“文革”一起，他這個曾經的總書記又受到當年農民游街斗地主式的凌辱。他經常是早晨穿戴整齊，懷揣月票，擠上公共汽車，準時到指定地點去接受批斗。下午，他的妻子劉英，一起從長征走過來的老戰友，門依黃昏，提心吊膽，盼他能平安回來。他有冠心病，在挨斗時已不知幾次犯病，僅靠一片硝酸甘油挺過來。只1968年七、八、九三個月就被批斗十六七場。他還被強迫作偽證，以迫害忠良。遇有這種情況他都嚴詞拒絕，犧牲自己保護干部。他以一個有罪之身為陳云、陸定一等辯誣。特別是康生和“四人B”想借“61人叛徒案”打倒劉少奇，他就挺身而出，以時任總書記的身份一再為劉證明和辯護。士窮而節見，他已經窮到身被欺，名被辱，命難保的程度，卻不變其節，不改其志。他將列寧的一句話寫在臺歷上，作為自己的座右銘：“為了能夠分析和考察各個不同的情況，應該在肩膀上長著自己的腦袋。”

　　1969年10月18日，他被化名“張普”流放到廣東肇慶。肇慶五年是他生命的末期，也是他思想的光輝頂點。軟禁張聞天的這個小山坡叫“牛岡”，比牛棚大一點，但仍不得自由。他像一個摔跤手，被人摔倒了又扔到臺下，但他并不急著爬起來，他暫時也無力起身，就索性讓自己安靜一會兒，躺在那里看著天上的流云，探究著更深一層的道理。

　　每當夜深人靜，繁星在空，他披衣攬卷，細味此生。他會想起在蘇聯紅色教授學院時的學習，想起在長征路上與毛澤東一同反思五次反圍剿的失利，想起廬山上的那一場爭吵。毛澤東比他大七歲，他們都垂垂老矣，但是直到現在還沒有吵出個結果，而國家卻日復一日地政治混亂，經濟崩潰。是黨的路線出了毛病，還是廬山上他說的那些問題，今猶更甚。歸納起來就是三點：一是濫用階級斗爭，國無寧日，人無寧日，無休無止；二是不尊重經濟規律，狂想蠻干；三是個人崇拜，缺乏民主。他將這些想法，點點所得，寫成文章。這些文字已是紅葉經秋，寒菊著霜，字字血，聲聲淚了。

　　——《張聞天：一個塵封垢埋卻愈見光輝的靈魂》

　　*【備注】內容引用的圖書版本為《千秋人物》，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9年8月第2版；《梁衡紅色經典散文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

　　【文/虎林，本文為作者投稿，授權紅歌會網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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