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屬于科學技術范疇，屬于醫務工作者的職責范圍。但是，新冠病毒是人類歷史上極為少見的烈性傳染病，對人類危害極大，因此，這項防疫工作就成為了黨和政府目前要抓的頭等大事了。各級地方政府承擔起了防控新冠病毒第一責任人的重擔，這就要動員政府各部門及社會上的資源和力量投入到防疫工作來，這樣一來，大批外行人就進入了防疫一線陣地。外行人能不能以專業化的要求來開展工作，這是一個嚴重的現實問題。

　　呼市最近疫情出現了反彈，十月下旬新增本土確診病例為個位數，11月2日，突然新增本土確診病例188例，新增無癥狀感染者730例；11月3日，新增本土感染者238例，新增無癥狀感染者514例。這樣突然新增的感染數據，讓呼市人心態崩潰。我們知道，新冠病毒不會無中生有，主要是以人與人的方式來傳染的。我們知道從國外回來的人集中隔離14天+回家自我隔離14天，現在政策已經降低為7+3天了。也就是說只要嚴格執行最多28天隔離措施，就基本解除了傳染的可能了。而呼市整個市區已經實行靜默管理30多天了，按理說，絕大多數小區應該解封了，怎么會出現如此大的漏洞！誰該為此承擔責任？呼市政府一位發言人說，這是有人破環造成的。有人追問，這個壞人是誰？政府為什么不將他公之于眾，繩之以法？往輕一點說，政府等相關部門為什么不處分相關責任人呢？新冠防控像打仗一樣緊張，在打仗中，一旦發現有人違反軍紀，那是要當機立斷予以嚴厲處置的呀？人民群眾對此應該有知情權。

　　民眾被封閉的時間越長，心里就越發郁悶，一件小事就會成為民眾發泄情緒的突破口。最近呼市發生的幾件有關防疫的事就引發了社會的熱議。10月29日，呼市召開第63場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呼和浩特市行政審批局副局長李少莉作為市政府發言人火了，因為她帶著價值約3萬元耳釘、價值約4000元的紗巾，手指點讀發言稿的畫面，引發了群情嘲諷，紀委部門說要調查其是否有廉政問題。我要說，這是小題大做，早在30多年前，內蒙古貧困山區娶媳婦，金耳環、金戒指、金手鐲就是聘禮中的標配，一個50多歲的處級干部，就帶不起3萬元的耳釘嗎？李少莉副局長在發布會上還沒有說錯話。隔幾天，11月3日，第68場發布會上，另一位男性發言人，倒是沒有手指點讀，但發言中把陰性陽性顛倒了，口罩手套混淆了。市教育局副局長張曉鶯接替李少莉上場了。結果又被網友們指責為過于樸素，形象不佳，看起來“邋里邋遢”，不適合新聞發布會這種莊嚴場合。在呼市政府疫情發布會上，李少莉和男性發言人表現不佳，有他們個人的問題。我認為，更主要是政府部門領導工作不專業所造成的。按常理，疫情發布應該由衛健委部門的人、或者宣傳部的人來承擔，但市政府卻指派了行政審批局和教育局的人來發布，這是很不嚴肅不專業的錯誤。政府新聞發言人代表著政府的形象，有著一定的著裝、行為舉止要求，豈能趕著鴨子上架，政府有關領導理應該給與工作指導才對。

　　11月4日，呼市發生了有人跳樓死亡的悲痛事件，呼市公安部門及時發布了初步調查結果，死者患了焦慮癥所致，應對很及時。但是，也有不夠專業的地方。群眾猜疑，有流言傳說，跳樓者是陽性患者，解除隔離后，回到家里，發現家里的物品遭到了抄家式的清理，一時想不開，就跳樓了。呼市政府是10月29日發布要清理感染者物品的信息，顯然，跳樓者即使是解除隔離剛回家，以前也不可能會把個人物品當作醫療感染物品來處理的，公安部門發布的公告中，應該針對有的民眾猜疑做一個說明解釋才好。

　　應對傳染病，焚燒感染物品在歷史上是有先例的，這是從科學要求出發的，我們不能以個人喜惡、個人感情來說事。在薩斯病毒爆發期，患者感染物品是要按醫療物品來處理的。1910年12月，肺鼠疫在東北大流行。留德學者伍連德主持防疫工作，他采取的一項措施，就是將患者尸體集中火化，甚至把埋在墳地里的棺材挖出來集中焚燒，這才取得了防疫的勝利。我在農村調查了解到，歷史上鄉村遇到傳人頭的傳染病，村里是要組織村民防范外人進入，對執意往村里闖的人，格殺勿論。解放前，在南方村里有人一旦患了麻風病，一律要將患者趕出村去，讓患者自生自滅，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問題在于，從新冠病毒的傳染特點和國務院的有關政策，出臺抄家式消毒滅殺措施的事實依據、科學依據和政策依據在哪里呢？自己不能隨意擴大化呀？這也是領導應該具有的一個專業化的問題。把樓道單元門鎖死，這種做法合法合理嗎？想當然是一種懶政的表現，沒有體現出科學的實事求是精神和人民至上的觀念。

　　新冠病毒防控是一項科學性很強的工作，各級領導和參與防疫工作的人員以及社會大眾，都要以科學的態度，按專業化的要求來開展工作，搞好自身和家人的預防，這是防疫工作的特點所要求的，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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