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一位縣里的老干部對下基層掛職的北大社會學博士小馮說:
“官場就是一個蘋果,一次只能咬一小口,吃完了,人生也就走完了。”
言外有兩層意思,一個蘋果是有限的,所以不但要盡可能長久抓住手中的蘋果,還要控制更多蘋果,才能在有限的人生里,吃得飽吃得好。
頗有點《三體》中黑暗森林理論的意思。
兩年后,揭露基層官場矛盾與官僚家族生態的曠世奇文《X縣干部》橫空出世,先炸出一波驚雷又迅速歸于平靜,但事了拂塵去的小馮身后,是過去十年一輪又一輪波瀾壯闊的打貪反腐與機構改革。
很多人試圖緊握在手心以為吃不完的蘋果先是滾滾落了一地,然后徹底不見了蹤影。
因為一場可能徹底改變中國千年基層治理與縣鄉格局的改革蛻變,正從一座小城風起青萍。
今天來聊聊一波最近的幾個熱點,探討下中國經濟與社會的未來。
01
有人說,北上廣是中國的幻象,縣城才是中國的底色。
全中國2000多個縣里,有中國60%的戶籍人口,41%的經濟體量,卻隱身在主流媒體之外,守護著大城市奮斗青年們回老家結婚的最后退路,在中國經濟崛起與人口中扮演著缺乏畫像的下沉市場角色。
但懷念之外,比起有更多出頭機會的北上廣,小縣城的熟人社會里,一個人是否有資源有能量能有作為,往往決定于屬于哪個圈子、哪個家族,本地資源無法最優配置,市場競爭力低下,小鎮青年難有出頭之日。
正如《X縣干部》揭示的那樣,一個個大大小小的政治家族如密密麻麻的蛛網一樣,牢牢網住自己手上的蘋果, 一邊找上面要資源一邊給下面傳遞壓力,用行政命令與群眾運動強行推動經濟發展,任人唯親盲目建設,往往投資越大賠得越多,再由地方財政消化,老百姓買單。
結果是,大部分縣的就業機會增長有限,而且好的機會都是關系戶,全國大部分縣城人口一直在外流,進一步惡化了縣城經濟。
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過去十年,全國縣級行政單位2844中,人口流失的近1500多個,占了大半。而且人口規模兩極分化,人口超過100萬以上的縣城186個,而多達1031個縣城人口不足50萬,其中200多個縣人口不到10萬,甚至100多個在五萬人以下。
2021年全國兩會期間,有政協委員就認為,越是人口規模小、經濟欠發達的縣,人口流失越嚴重。所以,建議對人口規模低于10萬人的內地小縣先行合并試點,減少行政資源浪費。
2022年5月,中央《關于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意見》第一次提到了人口流失縣的概念,并要求順應人口流動趨勢,防止盲目建設,發揮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切實規定政府職責。
與以縣城為中心的新型城鎮化同時開始的,是縣級“大部制改革”也同時在人口12.4萬的“人口流失縣”山西河曲打開了第一個破口,大規模推廣復制打樣,預計將全面推廣到全中國。
大部制是指整合原本條塊分散且職能和管轄范圍相近的業務的部門,類似于“合并同類項”,不但可以精兵簡政,還能消除機構重疊,職能不清、部門林立、令出多門的弊端,改變那種十個部門聚在一起開協調會一小時,最后落實可能只要幾分鐘的情況。
此外,以前臃腫的機構部門各自為政,為提高自身存在而不斷擴張職能,過度干預老百姓社會生活,而大部制重在橫向管理整個不同領域資源,人少了管的范圍寬了,就需要更多轉型宏觀管理與引導,同樣減少在老百姓面前吆五喝六的官僚主義作風。
為了推行大部制,河曲縣歷時兩年敲定方案,比如,縣委辦公室與縣政府辦公室合署辦公、縣委宣傳部與縣文化和旅游局合署辦公;整合民政、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等部門職能,組建縣民政和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局;整合縣住房和城鄉建設管理局、縣交通運輸局,組建縣城鄉建設和交通運輸局等。
整合的結果是,36個黨政機構精簡為22個、135名領導職數精簡為114名、186個涉改事業單位整合為40個、1964名事業編制核減為659名……
于是,河曲縣縣直部門公用經費支出每年減少1050萬元,財政支出的人員工資福利、“五險一金”等每年減少1.33億元,極大減輕了河曲縣僅10億多元財政預算。
所以大部制看似擴大了一個部門的權力,實則沉重打擊了官僚型體制用冗余的編制、不斷擴張的權力撐起來的尋租空間,從制度基礎上削弱了地方家族政治與貪污的土壤,最終讓縣以下基層政府向注重宏觀管理的服務型政府轉變,更加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需求。
這不是一次簡單的縣政府改革,而是孕育多年的徹底的變革。
02
中國政府的大部制改革最早可以追溯到1982年,當時各地政府面臨著從管理計劃經濟到管理市場經濟的轉型考驗,開始逐步試水類似大部制的第一次機構改革。
2007年,“大部制”這個詞正式成為了我國政府機構改革的方向,在2008年開始的第六次機構改革中,自中央到地方廣泛普及。
但奉行嚴格等級制度的官僚制之所以流行全世界,的確有很多優點。
比如組織的嚴密性;管理的不隨人改變;執行的統一性;管理的知識化。
官僚制是近代社會生產力飛速發展、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組織規模不斷擴大的產物。
工業革命后,英國就建立起了西方最先進的文官制度,還致敬了中國的科舉取士與官僚體系。它能保證上下指揮的統一、橫向分工的專業,能夠適應一個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繁雜多樣的行政能力需求。
但官僚制度的缺點是體系龐大,行動緩慢,低效率;也容易滋生官僚主義,給利益集團、貪污腐敗提供溫床。
所以,“大部制”改革的第一個難關就是要比官僚制度更有效率,否則就沒必要改了。
英國后來進行了很多次大部制改革,但大多數時候并不成功,因為“特大”部門“實際上有很多都沒有形成真正的內聚力。
比如環境事務部‘好像是由許多部分湊在一起組成的一個混合物,而不是一個緊密結合的統一體’;衛生和社會保險部雖然有一些共同的任務,但它基本上還是相當于兩個被合并的部分各干各的”。
在兩千多年文官體制的中國,大部制改革同樣非常艱難,很多時候改完的運轉效率反而下降了,而且出現由于部門過大而造成的溝通不暢、運轉效率低下等問題。
90年代,為了解決財政問題,陜西黃龍縣就進行過機構合并以提升組織效率,比如把管經濟的計劃部門與監測經濟運行的統計部門并在一起,球員與裁判混在一起,致使上級統計部門懷疑統計工作的真實性。
2000年,湖北隨州的大部制改革也一樣,隨州改完后,一個部門要對應上級好幾個部門,來回奔波,協調起來非常不順暢。
2003年,國家經貿委撤銷,許多職能并入了發改委,但發改委工作太多力不從心的狀況,負擔過重,并沒有實現真正的一體化。
經過多年常識,經過合并又拆分的反復,要推動大部制改革,需要從頂層、全局入手,明確責任與定位,區別權力邊界與,開始大部制改革,才能克服官僚化的積弊,但這也意味著改革觸動的利益集團與官僚體系的阻力越大。
所以,實現“大部制”改革,解決官僚化問題第二個前提就是需要徹底的反腐!
沒有徹底的反腐,再好的方案再先進的理論都將寸步難行。
十八大之后,從打老虎拍蒼蠅,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審查調查四百多萬件、四百多萬人,十九大以來,全國共有7.4萬人主動向紀檢監察機關投案,真正清除了制度改革的阻力。
終于在一輪輪雷厲風行的反腐打貪之后,2018年3月4日,改革開放以來第八次機構改革開始。
這一輪不但涉及政府機構和行政體制,還包括黨、人大、政協、司法、群團、社會組織、事業單位,涉及中央地方軍隊國家機關和直屬單位八十個,無論是調整幅度與觸及的利益,創下了改革開放之最。
僅僅是國務院正部級機構,就減少8個,副部級機構也減少7個。
“一只蛤蟆跳進水里歸農業部管,蹦到岸上歸林業局管。種牡丹歸林業局管,改種芍藥就歸農業部”的局面,從頂層開始得以扭轉,自上而下真正打通了“大部制改革”所有堵點。
此前,國務院分別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2013年進行了七次機構改革,平均5年一次,每一次都是在激烈的經濟社會深刻變革之中,圍繞當時需要解決的問題對癥下藥。
2018年年底,隨著《上海市機構改革方案》獲批,31個省份的省級機構改革方案已全部獲中央批復同意,各省因地制宜,一方面對標中央政府,一方面“自選動作”,逐級推進大部制改革。
于是,新的組織機體開始從中央到地方生長,一直延伸到了河曲縣這樣的基層,最終將散播到全中國兩千多個縣,在2022年為又一次社會經濟變革拉開了新的序幕。
03
與低調進行的河曲縣大部制改革相比,關于供銷社的消息倒是一浪高過一浪。
最早是湖北日報報道稱,湖北省實施“基層社恢復重建工程”取得階段性成果,基本實現鄉鎮全覆蓋。
然后網上紛紛爆出各地供銷社的照片,有的裝修風格現代與普通超商無異,但更多是三四十年前懷舊風格。
于是,重啟“供銷社”的聲音就出現了,A股甚至炒作起了供銷社概念股,相關討論里,很多人煞有其事地對“計劃經濟回歸”開始了激烈的辯論。
實際上呢?網上爆出的圖片很多都是網紅炒作,與供銷社本身并沒有關系。
比如,位于山東煙臺輝石埠村的一家“供銷社”就因為復古的布置、懷舊感十足成為了“網紅”,實際上,20年前,這家“供銷社”就轉給了個人。
那么“基層社恢復重建工程”是怎么回事呢?主要還是因為新農村建設需要。
早在2015年,湖北供銷社就實施“基層社恢復重建工程”,通過“空白抓重組、薄弱抓改造、較強抓提升”,分類改造基層社,恢復基層社服務功能,主要手段是:土地托管、統防統治、收儲加工、配方施肥、電子商務、農村合作金融提供三農服務,才有了最近所謂的階段性成果。
而人們之所以把重回輿論視野的供銷社看做計劃經濟的標準,主要是因為以前供銷社負責的是“統購統銷”,這是建國前三十年資源、資金短缺的時代,國家為了保障重大項目與工業化建設,走出落后挨打境況而采取的特殊措施。
所以,計劃不是目的,而是高效率解決最關鍵問題的關鍵手段。
四十年過去,情況已經變了。
中國GDP已經增長了33.5倍,無論是資源資金都已經走出了短缺的境況,“統購統銷”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國家也有足夠的行政與經濟手段管理社會經濟建設,所以供銷社就隨之轉型,而不是為了計劃而計劃。
實際上,打開供銷總社的官網,最新的政策文件依舊是2015年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的決定》。
決定中,供銷合作定位是黨和政府做好“三農”工作的重要載體,基本原則中,明確要求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順應市場經濟規律。
同一年,國家打響了全面脫貧攻堅戰,足以說明,供銷社的定位在變,但服務國家政策方針的目標沒有變。
所以說,供銷社一直在改革,并沒有被撤掉,也就不存在重回的。
據悉,目前,全國各級供銷社幾乎都設有自己控股的社有企業“供銷集團”。供銷總社也在不斷轉型,官網顯示,供銷總社下屬事業單位15家,14家主管社團,還全資或控股持有13家直屬企業單位,體現著非常典型的市場經濟運行模式。
“回歸計劃”經濟一說,可以休矣。
但這并不代表著供銷社最近的消息就沒有意義。
如同大部制改革,需以官僚體系大規模反腐為前提一樣,供銷社轉型的成功與否,同樣需要肅清體內余毒。
就在湖北供銷社宣布階段性成果沒幾天,原湖北省供銷合作總社黨組副書記、副主任趙東風就被查了,而趙東風的同事——湖北省供銷社原副主任明平安也已于去年12月被查,今年6月被開除黨籍。
有人常說,解放軍的武器,能公開亮相的都已經落后了,因為真正干實事的早就開始了。而兩位供銷社的老虎落馬,也足以說明,供銷社系統的整頓也不是一天兩天了。
沒有金剛鉆別攬瓷器活,沒有人事的整頓,再好的政策都是新瓶裝舊酒。
因為只有配合高效的供銷社系統,實現農民農村農業良性循環,基層的大部制改革才不會倒退,才能讓中國基層縣鄉村鎮,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真正告別過去,開啟新的未來。
尾聲
寫到最后,我突然想起了《隱入塵煙》中,馬有鐵身處的那方小世界。
那是一個依靠農業而存在的西北小城,時間是2011年。
村里的種糧大戶可以拿捏著村集體,PUA著麻木的村民,打通縣城的醫院等體制內關系,救護車直接到家服務,而馬有鐵卻只能生活在最底層的角落里,被層級化的基層體制和傳統宗族思維隔絕在國家的惠農扶貧政策之外。
而沒有深入基層的供銷社,他也只能靠賒著小賣部的種子化肥,用微薄的中低收入抵抗著當時全球大宗商品包括糧價動蕩的大潮。
這樣的處境,誰不想逃離呢?
而要改變無數馬有鐵們的微觀處境,需要一個合訂本。
一方面,用順應市場經濟與宏觀調控的“大部制改革”代替官僚機構的低效與傲慢,層層解開籠罩在小城市上空的地方家族關系網。
另一方面,縣城的經濟形態與三農問題密切相關,而當基層政府收縮直接權力觸角時,就需要連接市場機制“供銷社”承擔更多反應國家意志的職能,用更高效率、更直接、更靈活的方式讓中國農民擁抱現代農業,走進以新型城鎮化為核心引擎的現代新農村。
確立與制度相適應的基層經濟形態,多年努力的大部制改革與反貪反腐成果才不會倒退。
城鎮化、大部制、供銷社,十年改革合訂在一起,一進一退之間,那些抓在權力與家族手中的蘋果滾落消失了,與腳下的黃土地融為一體。
新的轉機和閃閃星斗
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
——北島:《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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