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解放戰爭歷史的時候，有個經典的問題，常會被人提起，那就是：
為什么短短3年時間，毛澤東就能打贏解放戰爭？
要知道，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時，當時的諸多條件，對我黨并不利。
先看兩黨軍隊人數。
當時國民黨擁有正規軍約200萬人，再加上其他的軍事力量，綜合起來總共有430萬人；
反觀我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當時只有61萬人，算上地方部隊和后方軍事機關人員，總共為127萬人。
兩相對比，雙方的兵力約為3.38比1，兵力懸殊。
再看兩黨的武器裝備。
國民黨方面，由于接收了受降的100多萬侵華日軍的武器，加上美國的大力援助，軍隊的武器裝備十分先進，火力強大，種類繁多，如坦克、重炮、飛機、軍艦等。
而這些，恰恰是我黨亟待需要但又缺少的。解放軍的武器裝備，更多還是依靠小米加步槍，即便在戰爭中也繳獲過一些武器，但與國民黨的差距依舊懸殊。
還有兩黨的控制勢力范圍。
國民黨控制著幾乎所有大城市、主要交通線，還有當時中國的幾乎所有現代工業，掌握著國家經濟命脈，在政治上，看起來似乎也更具有正統性，畢竟，當時世界承認的，還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
我黨當時則主要扎根在農村和一些中小城市，沒有什么像樣的工業，也左右不了經濟，政治上，也居于相對弱勢的地位。
除了這些，當時國內國際上的諸多要素，也都不利于我黨。
這么一看，國民黨的整體實力確實遠遠超過共產黨，誰輸誰贏，似乎已成定局。
但，為什么在實力對比如此懸殊的情況下，最終的結局，是國民黨敗，共產黨勝；國民黨軍敗，人民解放軍勝；蔣介石敗，毛澤東勝？
在對解放戰爭的歷史進行整體性的了解，并參考了一些分析資料后，我覺得有3方面原因很重要。
總的來說，就是：
戰略高明，以人為本。
戰術切實，協同配合。
人心所向，不可阻擋。
為什么是這3方面原因呢？
讓我們一一來看。
1
第一個重要原因：
戰略高明，以人為本。
這里的以人為本，是一種凝練的概括，具體來說就是：
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而是以保存我方有生力量，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
在毛澤東看來，國共雙方的有生力量的此消彼長，才是決定解放戰爭勝敗的關鍵，核心在人，而不是在地。
對于蔣介石來說，則恰恰相反，他是以地為本。
他在《匪情之分析與剿匪作戰綱要》報告中這樣說道：
“大家要知道，現代作戰最緊要的莫過于交通，而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因為都市不僅是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資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勢上，一定是水陸交通的要點。我們占領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線。
交通線如果在我們控制之下，則匪軍即使有廣大的正面，也要為我所分割，所截斷，使其軍隊運動的范圍縮小，聯絡斷絕，后勤補給都要感到困難，終于處處陷于被動挨打的地位。
所以匪軍不能占據都市，實在是他們致命的弱點。
因此我們作戰的綱領可以說是先占領據點，掌握交通，由點來控制線，由線來控制面，使匪軍沒有立足的余地。”
通過對比，我們不難發現，國共雙方最高統帥的戰略方針，完全不同，簡單來說就是：
蔣介石要地，毛澤東要人。
那么，到底那種戰略方針行之有效呢？
解放戰爭初期，局勢對蔣介石更為有利，“以地為本”的戰略方針，看起來似乎更有效些。
得益于美軍的援助，在戰爭初期，蔣介石倚靠著先進的武器裝備、數量龐大的軍隊，很快便奪取了不少解放區的重要城市，也打通了一些交通線，還控制了大片大片的解放區土地。
從表面上來看，蔣介石的戰略構想似乎是成功的，城市、交通線、土地，都如探囊取物，解放軍這邊，則是另外一番光景。
在戰爭初期，基于種種考量，解放軍并沒有和國民黨軍硬碰硬，而是先后撤出蘇皖邊區和山東根據地的首府；
1947年，面對胡宗南氣勢洶洶的進攻，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又主動撤出延安，這讓蔣介石大喜過望，共產黨距離失敗應該不遠了！
在蔣介石看來，延安是共產黨的大本營，離開了大本營，就成了徹徹底底的流寇，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他認為：
“過去時代的流寇，只有兩種本領：
一種是負隅，憑借險阻，頑強抗拒；其次是流竄。
……但現在的情形卻完全不同了。
交通如此發達，武器如此進步，無論什么險阻，經不起飛機的轟炸，無論流竄如何迅速，趕不上火車汽車，所以流寇是無法存在的。”
但，解放軍真的像蔣介石說的那樣，是流寇嗎？
當然不是。
早在1929年的時候，毛澤東就提出要堅決反對“流寇思想”，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建設和創新，讓黨領導軍隊，使得軍隊“一切行動聽指揮”，凝聚力大大增強。
同時，毛澤東還提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基于此進行根據地的建設，并積極開展土改和宣傳工作，使得我黨我軍逐漸打下了堅實而又廣泛的群眾基礎。
除此之外，多年來的革命斗爭實踐，如反圍剿斗爭、長征、抗日戰爭等，也讓我黨我軍獲得了巨大的歷練，革命斗爭經驗越來越豐富，戰斗力也越來越強。
所謂的流寇之說，所謂的“匪軍不能占據都市，實在是他們致命的弱點”，不過是蔣介石自己臆想出來的，完全忽略了客觀實際，實乃謬論。
解放軍的撤退，也絕對不是無意義的逃跑，而是基于毛澤東戰略構想布局中的一部分，是有計劃的轉移，和對敵人的牽制。
早在1946年，毛澤東就指出：
“戰勝蔣介石的作戰方法，一般地是運動戰。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暫時放棄，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
暫時放棄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為了取得最后勝利，否則就不能取得最后勝利。此點，應使全黨和全解放區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準備。”
何以見得？
舉兩個例子就明白了。
1947年，國民黨軍集中重兵，搞重點進攻，準備進攻山東解放區首府臨沂時，陳毅統率華東野戰軍，用一部分軍隊偽裝主力進行抵抗后，就棄城而走。
蔣介石大喜過望，以為臨沂唾手可得，可實際上，他的判斷完全錯誤。
華東野戰軍之所以要撤出臨沂，是為了迷惑敵人的主力，避其鋒芒。其真正的目的，是隱蔽北上，集中優勢兵力，一舉包圍從膠濟鐵路孤軍拿下的國民黨北線部隊。
正所謂柿子要挑軟的捏，集中優勢兵力，打下敵方的分散兵力，也就容易得多。這就像田忌賽馬中，好馬比中馬一樣，硬實力擺在那里，輸贏是注定的。
3天時間，國民黨軍第二綏靖區前進指揮部、兩個軍和所轄的六個師，以及一個師的大部，總共5.6萬多人，被解放軍一舉殲滅。
當時，時任國民黨軍第二綏靖區司令官、山東省政府主席的王耀武聽到消息后，十分不解，他恨恨地說：
“五萬多人，不知不覺在3天就被消滅光了。老子就是放五萬頭豬在那里，叫共軍抓，3天也抓不光啊。”
話語間透著巨大的無奈，實際上也從間接上表明，蔣介石的戰略方針，是有問題的。
之后，解放軍趁機擴大戰果，進一步控制了250多公里的膠濟鐵路，并解放了13座縣城，整個戰役共殲敵7萬多人，取得巨大勝利，對華東戰局的發展，起到了深遠影響。
除了進攻山東解放區，蔣介石還打起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主意。
1947年3月19日，他命令胡宗南率領25萬余人，直撲革命圣地延安。
當時，在陜北戰場，解放軍只有4個野戰旅1.7萬余人，以及3個地方旅。相比胡宗南的25萬余人的兵力，處于絕對的劣勢。如果正面迎敵，必然是以卵擊石，飛蛾撲火。
形勢危機，該怎么辦？
毛澤東沒有猶豫，他力排眾議，果斷選擇撤出延安，尋求新的突破口。
對于這種做法，毛澤東解釋說：
“我軍打仗，不在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在于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敵人進延安是握著拳頭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頭伸開，這樣就便于我們一個一個地切掉它。”
思路清晰，比喻形象，接下來就是實操，戰場上見分曉了。
毛澤東離開了延安，但他和中央并沒有離開陜北，而是在這里和胡宗南兜起了圈子。
這種操作，倒有些和長征時期的四渡赤水類似，都是在敵人的刀劍起舞，非大智大勇者不可為也。
接下來的戰況發展，正如毛澤東所預料的。
胡宗南25萬余人來到了延安，看似勝利，實則什么也沒得到。
由于沒有群眾基礎，胡宗南的部隊在陜北完全扎不了根，碰了一鼻子灰。兵力分散后，被西北解放軍各個殲滅，最后不得不灰頭土臉地又撤出了延安。
蔣介石本以為占領臨沂、占領延安就是勝利，可問題是，看似占了地盤，自己軍隊的有生力量卻被大大消耗了，那么試問，這樣占領的意義何在？
沒了有生力量，沒了具有戰斗力的人，那么占領的地盤，遲早會被奪走。
須知，短期的占有不叫占有，能長期的扎根才算真本事、硬實力。
蔣介石的戰略指導方針漸漸不靈了，內戰爆發一年多后，他忽然發現，自己居然似乎沒什么兵可調了！
這其實沒什么好奇怪的。
如果從全面內戰爆發后的1946年7月算起，到1947年6月的時，解放軍一舉殲滅了國民黨正規軍97個半旅、78萬人、保安部隊等雜牌軍34萬人，總共殲敵112萬人。
國民黨的軍隊，是越打越少，越大越弱；解放軍的軍隊，卻越打越多，越打越強，并從過去的戰略防御為主，開始轉為戰略進攻。
對解放軍來說，這種趨勢形成了一種良性的循環，不斷鞏固強化，大大加快了解放戰爭的進程。
《好戰略，壞戰略》這本書中說：
“好戰略旨在實現某一重要目標，具有連貫性、協調性、指導性和物質性的特征。
大多數情況下，很多組織都沒有好戰略。
相反，它們擁有的只是體現進步的多重目標和行動，除了‘再花點錢、再努把力’之外，并沒有一個連貫性的策略來取得進步。”
結合這段話，以及解放戰爭中國共雙方對戰局的不同把控，我們再來看毛澤東和蔣介石各自的戰略方針，孰優孰劣，孰好孰壞，高下立判，不言自明。
2
如果說戰略是為組織劃定一個長遠的發展方向，那么戰術，就是基于相應的戰略，所采取的種種具體方案、行動、細節。
戰略偏宏觀，戰術偏微觀，二者彼此不可分離。
有了好的戰略，如果不能落地執行，戰略再好也只是幻想，組織處于一種浮空的狀態；
有了好的戰術，如果缺乏正確方向，戰術再好也只是徒勞，組織會在歧路上越走越遠。
可惜，蔣介石既沒有好戰略，也沒有好戰術。
他的戰術執行，和戰略方針一樣，背離實際，錯得離譜。
對此，李宗仁曾回憶說：
“蔣先生既不長于將兵，亦不長于將將。但是他卻喜歡坐在統帥部里，直接以電話指揮前方作戰。”
“蔣先生的判斷既不正確，主張又不堅定。往往軍隊調到一半，他忽然又改變了主意，益發使前線紊亂。
蔣先生之所以要這樣做，實在是因為他未做過中、下級軍官，無戰場上的實際經驗，只是坐在高級指揮部里，全憑一時心血來潮，揣測行事，指揮系統就亂了。”
“凡是中央系統的將領都知道蔣先生這項毛病。他們知道奉行蔣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敗仗，但是如不聽他的命令，出了亂子，便更不得了。
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讓委員長直接指揮，吃了敗仗由最高統帥自己負責，大家落得沒有責任。將領如果是這樣的庸才，當然不能打勝仗，而蔣先生偏偏喜歡這樣的人。”
從李宗仁的這些回憶中，我們不難看出，蔣介石確實不是一個高明的軍事指揮者。
作為國民黨軍的最高統帥，指揮軍隊竟如兒戲一般，不是坐在指揮室進行電話指揮，就是坐著飛機漫天飛。
忽略戰爭發展的客觀實際，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來，想到哪指揮到哪，想放棄就隨意放棄，還不允許別人提建議，提建議如果犯錯就是你的鍋，你只要比我強就是你的錯……
本來戰略方針就不高明，戰術執行又這么拉胯，完全是一廂情愿的自嗨，輸了就寫日記反思，以圖所謂逆襲，回歸到現實，又并未有任何真正的改變，打仗依舊是一個人的獨角戲，一個組織有了這樣的最高統帥，焉有不敗的道理？
當打仗成了一個人的獨角戲，離失敗也就不遠了。
反觀解放軍這邊，則完全不同。
毛澤東除了在戰略上比蔣介石高明外，在戰術上，也是完全壓制。
簡單來說就是：
戰術切實，協同配合。
戰術切實，就是采取執行的戰術符合戰略與客觀實際；
協同配合，就是組織內部各成員之間的溝通團結互動。
先看戰術切實。
解放戰爭進行到1948年8月的時候，國民黨的有生力量已經被消滅得差不多了，國共雙方之間的實力對比也出現了巨大變化，優勢已逐漸在解放軍手里，而國民黨軍已是強弩之末了。
葉劍英說：
“毛澤東同志根據對戰爭形勢的科學分析，毅然決然地抓住了這個戰略決戰時機，先后組織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
既然選擇發動決戰，那就要堅決貫徹，切實推進，尤其是第一個戰斗的勝利，十分重要。正所謂“一戰而勝，再及其余，各個擊破，全局因而轉成了優勢”。
為了最大程度保證首戰勝利，毛澤東專門歸納了3條原則：
“第一，必須打勝。必須敵情、地形、人民等條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敵，確有把握而后動手。否則寧可退讓，持重待機。機會總是有的，不可率爾應戰。”
“第二，初戰的計劃必須是全戰役計劃的有機的序幕。沒有好的全戰役計劃，絕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
“第三，還要想到下一戰略階段的文章。”
毛澤東歸納的這3條原則，實際上可以看成是對他大的戰略方針的具體化。
或者說，他將較為抽象的戰略層面的構想，細化成了可操性較強、切合實際的戰術性指南，方便各戰區的領會和執行。
三大決戰也就是基于毛澤東這一設想所推進的。
對此，葉劍英描述道：
“決戰首先從局部的形勢開始，進而爭取全局上的更大優勢。由于迅速而順利地取得了遼沈戰役的勝利，就使全國戰局急轉直下，使原來預計的戰爭進程大為縮短。”
再看協同配合。
解放戰爭是一場國共雙方的生死之戰，除了最高統帥坐鎮，當然也不能離開組織中其他成員的協同配合。
我們已經知道，國民黨中的協同配合可謂是一塌糊涂，蔣委員長指揮戰斗，一手遮天，那共解放軍這邊如何呢？
情況完全相反。
在解放戰爭中，雖然是最高統帥，但毛澤東十分重視聽取一線將領的意見，并經常與他們反復商議，還會認真聽取并考慮他們給出的判斷和建議。
經過深思熟慮后，也會根據這些建議和實際情況，對戰略戰術等，做出重大調整、完善甚至改變。
比如著名的淮海戰役，就是在粟裕的建議下，發動進行的。
這場戰役的全盤戰略設想，則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軍委與淮海戰役前線的各將領，經過反復磋商后確定的。
中原野戰軍參謀長李達曾說：
“軍委、毛主席善于采納前線指揮員的建議，及時修改計劃，適應已經變化的情況，并再次重申給予總前委劉陳鄧‘臨機處置’之權，這是淮海戰役所以能順利發展并取得全勝的一個重要原因。”
深以為然。
一個組織，想要實現某個目標，除了好的戰略戰術，也離不開好的協同配合。
因為組織是一個整體，如果這個整體里的成員不能進行良好的溝通交流互動，反而是互相推諉拆臺，那么整體也不再是整體，而是一盤散沙，外強中干，總有倒塌的一天。
軍情不是太緊迫時，毛澤東能做到與前線將領反復磋商，聽取相關意見，并對整體策略進行調整；
軍情異常緊迫時，毛澤東又能讓前線將領“臨機處置，不要請示”。
這種民主又集中、原則又靈活的溝通方式，既保證了組織的核心對整體局勢的把控，又給予了組織中成員應有的信任，這讓解放軍的戰斗力進一步增強，也更能靈活地應對各種危機挑戰，而這，也是蔣介石所沒有的。
從這一點來說，解放軍的勝利，也不是偶然的。
3
說完了戰略戰術，以及組織內的協同配合，還有一個原因也很關鍵，那就是：
人心所向，不可阻擋。
如果說前兩方面為解放軍成功的重要內部因素，那么“人心所向”，就是其成功的重要外部因素。
徐焰少將在《解放軍為什么能贏》一書中說：
“由于共產黨搞了土地改革，并實行爭取中間階層的政策，國民黨卻拒不進行任何社會改革，結果億萬農民和幾百萬士兵“用腳投票”，跑到了共產黨一邊。”
就連蔣介石自己也在日記中反思道：
“痛感當政20年，黨政機構守舊、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實行三民主義”，“對于社會與民眾福利毫未著手。”
是啊，這樣不為人民大眾說話、謀福利的政府，為什么還要存在呢？為什么還會存在呢？為什么不應被推翻呢？為什么不會被推翻呢？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幾乎是一種歷史必然。
或許，蔣介石已經忘了先總理的那句話：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人民群眾不再對國民黨政府抱有期望，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支持共產黨，支持解放軍。解放戰爭的進程能被大大加快，跟民眾的大力支持，也有著十分重要的關系。
比如淮海戰役，解放軍共動員民工543萬人次，運送彈藥1460多萬斤，糧食9億6千多萬斤，不少民工是自發參與運送，充分保證了解放軍的后勤補記。而相反的，國民黨軍隊卻只能依靠為數不多的空投，除此之外沒有補給，彈盡糧絕。
陳毅曾深情地說：
“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
這就叫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4
為什么短短3年，毛澤東就能打到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對于這個問題，我已經和大家分析了3方面原因，包括：
戰略高明，以人為本。
戰術切實，協同配合。
人心所向，不可阻擋。
其中，前兩方面為成功的內部因素，而第三個原因，為外部因素。
在我看來，內外因素的相互結合，促成了毛澤東實現這一千秋偉業，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那么，多年以后，當我們回顧這段歷史，能不能從中獲得一些對個人成長有益處的啟發呢？
我覺得是有的，尤其是對身處逆境中的朋友。
比如，當你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工作而苦惱時，其實就可以試著先從戰略層面考慮問題。
我想要做一個怎樣的工作？
我適合做什么樣的工作？
我與這個工作之間還有什么差距？
……
其實，這些就是在做自我定位。
當你有了一個較為清晰的自我定位，實際上也就有了清晰的戰略方向，知道自己奮斗的重點在哪，而不會朝令夕改，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這就叫戰略高明，以人為本。
在這種戰略方向的指導下，結合你所想要的工作實際，去進行分析、拆解。
比如，你想從事新媒體寫作的工作，那就仔細想想，新媒體寫作的方法是什么，我又該如何去提升？于是你就會去制定相應的計劃，并努力落實、提升自身的能力。
同時，你也可以試著與他人進行溝通交流，博采眾長，進一步完善你的寫作能力。這就叫戰術切實，協同配合。
當你真的寫出了優質文章，被越來越多人喜歡和認可，甚至因此而獲得了更好的機會和更大的平臺，這就叫人心所向，不可阻擋。
……
你看，讀歷史的魅力就在這。通過讀一段歷史，我們總能切入不同的角度，并獲得一些獨特的啟發。
正如金沖及先生在《決戰》這本書里說的那樣：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歷史是前人實踐記錄的總匯。
梁啟超說過：讀史可以“益人神智”。
回顧這段經過實踐檢驗的歷史，目的不僅是為了緬懷前人的巨大功績、感受革命成功的得來不易，
更多的是力求利用現在可以得到的國共雙方那樣豐富的資料，對這場規模如此宏偉、人類歷史上并不多見的大決戰中雙方統帥如何思考和實行指導的事實進行粗略的梳理和剖析，
從中不是可以得到許多啟示嗎？”
「 支持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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