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之問與中國教育改革
王世榮
（政治學教授 文化復興叢書主編）
摘要：“這么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錢老又發問：“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這個錢學森之問不斷地在敲擊著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的靈魂！
毛澤東曾經提出：“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教材刪繁就簡。”“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鄧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應該成為中國教育變革的根本指導思想。
義務教育階段設立“重點學校”，把學習尖子集中起來，強強競爭，既不利于他們學習進步和健康成長，尤其是讓大多數社區學校的學生，缺乏優秀生的“帶頭羊”作用，教學質量嚴重滑坡，也就是破壞了教育生態，有失教育公平
馬克思在《資本論》指出：雖然工廠兒童上課的時間要比正規的日校生少一半，但學到的東西一樣多，而且往往更多。
“道理很簡單。他們只是半天在學校里，所以總是精力充沛，幾乎隨時都適于并愿意學功課。半工半讀的制度使得兩種活動互為休息和調劑，因此，對兒童來說，這種制度比不間斷地從事某一種活動要合適的多。一個從清晨就坐在學校里的兒童，特別在夏天，不可能同一個從勞動中來的活潑愉快的兒童相比。”
重理論輕實踐、重書本輕生活、重分數輕能力,這是中國現代教育的三大弊端,也是推行創造教育必須克服的主要障礙。馬克思關于“生產勞動與智育和體育相結合，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的思想對于克服現代教育的片面性具有重要啟迪。
我們應該反思六七十年代的勤工儉學，半工半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雖然有片面強調政治、輕視智育的傾向，但是強調社會實踐，重視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使我們一代人終身受益。現任國家領導人中有幾位都有知青經歷，他們了解民間疾苦，制定的政策才會切合實際。
有人說素質教育的核心是教孩子如何做人或者說中國傳統的精髓是教我們如何做人。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則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目前國學熱在全國興起，孔子學院在世界100多個國家舉辦，學習中國文化成為世界性的潮流。20世紀80年代西方100多為著名科學家在巴黎聚會討論全人類的前途和命運，發表宣言指出：“21世紀是儒家的世紀，當今世界需要孔夫子”！
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看望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的時候，錢老感慨說：“這么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錢老又發問：“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這個錢學森之問不斷地在敲擊著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的靈魂！
一
教育改革關涉民族的未來，關涉到祖國的強大，關涉到現代化的成敗！教育改革不但是教育部門和教育工作者的事情，更是關涉到千家萬戶，是黨和政府要解決的重大戰略問題，必須引起各級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視！
我們必須把它提到關涉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來認識這個問題！實際上中國的學校已經是囚禁兒童的牢籠，學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在題海戰術中淹沒殆盡！一年級小朋友拿的書包竟然有七、八斤，我們難道不是在迫害兒童？西方的學校是兒童樂園，中國的兒童卻“背著炸藥包，我去炸學校！”
毛澤東曾經提出：“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教材刪繁就簡。”“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鄧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應該成為中國教育變革的根本指導思想。
把基礎教育階段教材的難度降低到美國的水平，美國的兒童是在游戲中學習，寓教于樂，美國哈佛大學推崇的教育學是天才教育學和創造教育學,還有蘇霍姆林斯基的幸福教育學，蔡元培倡導兼收并蓄、學術自由，提出用藝術取代宗教；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手腦并用，千教萬教教人做真人！發表創造宣言。這些教育思想對改造中國教育具有重要指導作用和啟迪。
中國目前高中階段，實行文理分科教學，雖然出于減輕學生負擔的考慮，但是有違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相結合的大趨勢，對創新型人才培養不利，應該盡快取締。而義務教育階段設立“重點學校”，把學習尖子集中起來，強強競爭，既不利于他們學習進步和健康成長，尤其是讓大多數社區學校的學生，缺乏優秀生的“帶頭羊”作用，教學質量嚴重滑坡，也就是破壞了教育生態，有失教育公平；必須通過教育立法，堅決予以取締，為基礎教育均衡發展邁出堅實的步伐。
前幾年我國鑒于學生數量減少，鄉村小學大量合并，建立一大批寄宿制現象，一般設在鄉鎮所在地。應該說這對整合教育資源、提供教育質量有積極作用。但是，政策一刀切，有些地方鄉村小學生源不成問題，有二、三百學生，小學也被撤銷，導致“上學難”，一些山區孩子輟學嚴重。幾千年來私塾以及鄉村學校，書聲瑯瑯，耕讀文化源遠流長，教師參與鄉村建設，這是鄉村的文化景觀和文化生態！我們一下子取締了，得與失之間如何權衡？小學生上寄宿學校是否有利于健康成長？這個問題關系千家萬戶，關系新農村建設和文化建設大局，教育行政部門應該調查研究，政策必須從國情出發，有錯必究！
農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學，也必須有相應的措施和制度保障。中國的城鎮化是一個過程，農民工為中國的現代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農民工子女特別是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已經引起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他們與父母長期分離，往往與祖輩生活在一起，家庭教育存在嚴重缺陷，這也是教育公平的一個突出問題，應該引起高度重視，應該出臺相關政策統籌解決。
二
中國制造要在世界上立足，就必須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德國制造在世界上享有盛譽，與德國人的敬業精神有關，與其重視發展職業教育也有很大關系。德國初中學生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孩子愿意上高中，大部分學生愿意上職業技術學校，而職校學生每周三、四天在工廠里實習，也就是采取“半工半讀”，十幾歲的孩子正是學習的最好時機，技術工人就是這樣訓練出來的。
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用大量統計資料表明新教徒對職業技術教育的重視。職業技術學校畢業的學生，進入工廠適應性很強。而且德國工廠的車間主任、工程師、廠長、經理等管理人員主要從優秀技術工人中提拔，技校畢業生經過努力可以加入上流社會，得到人們的尊重，這種文化氛圍有利于技術人才的成長。
而中國人對上大學特別重視，往往考不上高中，才去上職業中學；大學錄取不上，才上職業技術學院。大學畢業生，沒有技術不能就業，有些人無可奈何又去上職業院校培訓，造成教育資源浪費。
這與社會價值導向有很大關系，大學生、研究生與“技校生”，在企業是兩重天，前者是工程管理人員，后者是“工人”，身份不同，工資待遇差別很大；這種情況在國有企業比較突出。中國職業技術教育落后，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如果不克服歧視職業技術的心理，中國制造就不可能上一個新的臺階。
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這是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的精華，是現代教育的重要特征。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指出：
盡管工廠法的教育條款整個說來是微不足道的，但還是把初等教育宣布為勞動的強制性條件。這一條款的成就第一次證明了智育和體育同體力勞動相結合的可能性，從而也證明了體力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相結合的可能性。工廠視察員從教師的證詞中發現：雖然工廠兒童上課的時間要比正規的日校生少一半，但學到的東西一樣多，而且往往更多。
“道理很簡單。他們只是半天在學校里，所以總是精力充沛，幾乎隨時都適于并愿意學功課。半工半讀的制度使得兩種活動互為休息和調劑，因此，對兒童來說，這種制度比不間斷地從事某一種活動要合適的多。一個從清晨就坐在學校里的兒童，特別在夏天，不可能同一個從勞動中來的活潑愉快的兒童相比。”
一個天真的絲織廠主曾對童工檢查委員會委員說：“我完全相信，造就優秀工人的真正秘密在于從幼年時期起就把勞動與智育結合起來。當然，勞動既不應該過分緊張，又不應該令人厭惡、有損健康。我希望我自己的孩子們能有勞動和游戲作為他們上課的調劑。”
關于這一點，從西尼耳于1863年在愛丁堡舉行的社會學家大會的演說中可以找到進一步的例證。他在這篇演說中還指出，上層階級和中層階級的孩子們的片面的、不生產的和漫長的學習日，只是白白地增加教師的勞動，“同時，不僅無益地并且是絕對有害的浪費著兒童的時間、健康和精力。”正如我們在羅伯特·歐文那里可以詳細看到的那樣，從工廠制度中萌發出來了未來教育的萌芽，未來教育對所有已滿一定年齡的兒童來說，就是生產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的結合，它不僅是提高勞動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
重理論輕實踐、重書本輕生活、重分數輕能力,這是中國現代教育的三大弊端,也是推行創造教育必須克服的主要障礙。［2］馬克思關于“生產勞動與智育和體育相結合，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的思想對于克服現代教育的片面性具有重要啟迪。我們應該反思六七十年代的勤工儉學，半工半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雖然有片面強調政治、輕視智育的傾向，但是強調社會實踐，重視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使我們一代人終身受益。現任國家領導人中有幾位都有知青經歷，他們了解民間疾苦，制定的政策才會切合實際。
夸美紐斯在《大教學論》中指出，“人除了賦有求知的欲望以外，他不僅能夠忍受勞作，并且喜愛勞作。這在兒童最小的時候就可以看出來，我們一輩子都是如此。因為誰不愿意常常看到新鮮的東西，聽到新鮮的東西或撫弄新鮮的東西？······在一個天性活潑的人看來，安逸和懈怠是最難忍受的。”［3］
蘇霍姆林斯基指出：“我們深信，只有通過有汗水、有老繭和有疲乏的勞動，人才具有心靈去認識周圍世界的能力。勞動兒童和勞動少年對人們的看法和沒有真正勞動過的人是完全不同的。”“當你沿著石頭小路向上攀登感到艱難時，你就越會珍視勞動樂趣，越加深刻認識生活的幸福。”我們勞動教育的理想，就在于使每一個人早在少年時代和青年早期就能領悟到勞動能使他的自然天賦更全面、更明顯的發揮出來。”［4］勞動、創造性的勞動，就是給生命賦予意義，使兒童體驗到人生的樂趣和價值。
三
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首先要走出大學行政化的怪圈。大學是傳承文化，培育人才，引領社會，推動科技進步的殿堂。大學首先需要獨立性，學者要有享受孤獨的自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既是科學與藝術繁榮的表現，也是大學精神的高度體現。
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貫通，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的結合，教育科學與教育藝術的融合，民族教育與人類教育的契合，是世界現代教育的主要發展規律和趨勢，也是改造中國教育必須遵循的指導思想。高等學校在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院長負責制，如何發揮教職工尤其是教授專家在治理學校，教學科研，服務社會方面的主體作用，是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可以考慮成立教授會作為學校重大決策方面的咨詢機構和民意機構，補充教職工代表大會、工會代表大會作用方面的不足和缺陷。
高考制度看來必須進行改革，從教育公平的角度考慮和人的現實覺悟以及社會風氣等方面考慮，目前廢除高考制度看來還不具備條件，但是如果對高考制度不進行改革的話，基礎教育改革就會流產，由于高考指揮棒是素質教育步履維艱的緊箍咒，是創造教育、幸福教育和個性教育難以推行的主要障礙。因此，可以考慮改革目前的統一高考制度，逐步擴大高等院校自主招生。雖然開始有一些不正之風從而影響教育公平，但是逐步就會形成規則形成監督體系。
建國前民國政府就實行自主招生，楊振寧、李政道就是那個時期讀的大學，新文化運動時期出了那么多的大師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關，與這些人的國學背景有關，與當時的大學制度也有很大的關系。
北京大學蔡元培擔任校長時期推行兼收并蓄、學術自由的教育思想，培育“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李大釗擔任圖書館館長，魯迅、聞一多、馮友蘭、胡適、林琴南、朱自清都在那里講學，連毛澤東也從湖南趕來擔任圖書館管理員，五四新文化運動就從這里掀起狂飆！西學東漸、愛國主義、科學與民主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自由民主主義風起云涌。
按照馮友蘭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所描述的北京大學是民主堡壘！蔣介石派一個校長在那里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考驗，教授會研究投一次票，學生會研究投一次票，如果都不能通過的話，這個校長只能夾著包袱走人，這很值得我們深思。
四
大學教育在世界產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大學來源于社會、服務于社會，同時大學又高于社會引領社會，大學用它創造的精神文化和卓越人才給社會提供智力支撐和精神家園。大學精神不同于商業精神，商業是為社會創造物質財富讓社會財富涌流，大學是為社會創造精神財富，讓人類心靈高尚！
有人提出對牛津大學設立一個商學院，說哈佛大學有商學院，牛津大學也應該有個商學院，費用完全由我承擔！這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中國，那么就會使中國的大學校長喜出望外，緊接滿迎！這位資助者就會成為大學的座上賓！牛津大學經過慎重的考慮拒絕接受這位好心人的建議，認為牛津大學就是牛津大學，哈佛大學有的我牛津大學不一定要有，而牛津大學有的哈佛大學也未必有！
在商業精神彌漫的社會，牛津大學堅守一塊心靈的凈土。大學精神拒絕商業精神，或者說在人類文明中在現當代社會，只有大學精神跟商業精神匹敵！難怪英國偉大的思想家亞當斯密既寫了《國富論》，又寫了《道德情操論》。因為人分為靈與肉，人的生活分為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現代社會一邊是海水，一邊是火焰，薩特寫了《存在與虛無》，一邊是巨大的膨脹了的欲望，一邊是精神的沙漠！榮格寫了《現代人尋求靈魂》，雅斯貝爾斯寫了《當代的精神處境》，莎士比亞寫了《威尼斯商人》，雨果寫了《悲慘世界》，曹雪芹寫了《紅樓夢》，賈平凹寫了《浮躁》與《廢都》，陳忠實寫了《白鹿原》，京夫寫了《八里情仇》。，而莫言寫下了《豐乳肥臀》。
中國大學目前占主導地位的是商業精神，也就是所謂的教育的產業化、功利化，大學成為了賺錢的工具，要拯救中國大學，必須把中國大學從商業文化的泥潭中拯救出來，讓他脫胎換骨，才可能使大學真正成為培養英才，引領社會，復興文化的科學殿堂！
五
大學招生可以不拘一格，筆試、口試、才藝展示、藝術表演等等，有特殊才能的既是某些課程考成零分也可以錄取到北大清華。學位制度必須改造，馬克思大學畢業沒有讀什么研究生卻被授予博士學位，二十幾歲的人就擔任萊茵報的主編，難道沒有誰的水平高！高校職稱制度也要改革。梁漱溟一篇豆腐塊文章，被蔡元培發現就被聘為北大正教授！
魯迅沒有大學教師的職稱難道就不是大文豪，毛澤東只讀過中等師范難道沒有別人的水平高，季羨林24歲就擔任北京大學正教授成為東方學的泰斗！可見榮譽可以預付！你說季羨林的成就是評了教授以前的事情還是評了教授以后的事情？因為24歲的小伙子已經是北京大學的正教授，他一生就會殫精竭慮讓自己名副其實！我有《世界名家日記》筆記本，介紹鋼琴詩人肖邦年僅7歲就用民間音調創作了一首《g小調波羅乃茲》，鋼琴之王李斯特13歲到巴黎舉行了獨奏音樂會，被譽為“神童”，作品有《塔索》、《前奏曲》、《瑪捷帕》、《匈牙利狂想曲》等。
小孩都是天才，現代教育使他們墮落成天才！常言道：初生牛犢不怕虎，自古英雄出少年。我國古代產生的少年才俊，燦若星辰。王勃的《滕王閣序》膾炙人口，林則徐7歲寫出“水到無涯天作岸，山登絕頂我為峰”，海川15歲寫出“碧水無意出天涯，翠峰有志入云霄”，超超11歲寫出“春天燕歸來，夏天蟈蟈鳴，秋天楓葉紅，冬天雪紛紛”。
中央電視臺教育科學頻道報道，一位4歲小女孩的書法表演，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評價說：真棒！你的書法超過了我！我看這位4歲小女孩可以被聘為北京大學書法教授！如果我們真正按照龔自珍的“我勸天功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作為改造中國教育的根本指導思想的話，那么還會為難以破解“錢學森之問”而煩惱嗎？
（六）
有人說素質教育的核心是教孩子如何做人或者說中國傳統的精髓是教我們如何做人。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則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目前國學熱在全國興起，孔子學院在世界100多個國家舉辦，學習中國文化成為世界性的潮流。20世紀80年代西方100多為著名科學家在巴黎聚會討論全人類的前途和命運，發表宣言指出：“21世紀是儒家的世紀，當今世界需要孔夫子”；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設立孔子教育獎；世界宗教大會發表普世倫理宣言，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確立為金規則；標志中國文化的復興！
韓國、新加坡等國都把儒家倫理作為重要教學內容，《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道德經》等傳統經典，列進了中學和大學課程！我國民間成立了不少傳統文化促進會，書院和各種讀經班在全國各地、企業、學校興起。但是仍然有不少爭論，有人說在學校普及《弟子規》會導致孩子無能，有人說普及國學會導致奴隸哲學，有人說講傳統文化會沖擊科學文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這實際上是一種理論誤區，是新文化運動以來全面否定傳統文化的余波，也是缺乏對傳統文化深刻內涵了解和研究的表現！中國思想史專家著名歷史學家張豈之先生認為研究和弘揚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從根本上來說可以提升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張岱年先生認為弘揚傳統文化可以提升中華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季羨林先生認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東方智慧可以為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危機提供新的思路，池田大作認為只有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才能為人類的未來和平發展開辟道路；湯因比認為大同世界是不久將來的事情，只有把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結合起來，人類才能避免災難性的問題。
毛澤東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5］
“中國教育史與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無類，孟子的民貴君輕，荀子的人定勝天，屈原的批判君惡，司馬遷的頌揚反抗，王充、范縝、柳宗元、張載、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論，關漢卿、施耐庵、吳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學，孫中山的民主革命，諸人情況不同，許多人并無教育專著，然而上舉那些，不能不影響對人民的教育，談中國教育史，應當提到他們。”［6］
.只有把中國傳統文化真正復興起來，并且用祖國優秀的文化培育我們的后代，才能創造出既有民族風格又有世界目光，既有傳統精華又有時代精神，既有和諧精神又有創造精神，博大精深、生機勃勃的社會主義文化！為人類進步和世界和平做出應有的貢獻！
吳鴻清教授創辦的伏羲學校，把中國傳統經典教育與體制內教育結合起來，是一個可貴的探索。傳統經典是中華民族千百年創造的智慧結晶，是哺育我們民族的母乳！教人倫，順人性，終身受益！琴棋書畫，文武兼備，讓教育回歸本來，這是一種真正以人為本的素質教育。目前在全國20多個省市80多所學校，已經開辦了100多個小學伏羲班、30多家伏羲幼兒園，10多所一條龍的伏羲學校。［7］
按照毛澤東教育思想和鄧小平“三個面向”，對中國教育進行根本性改造，不是細枝末節東改一點西補一點；中國教育必須加速改革，在這跨世紀的關鍵時刻，千萬別錯過機遇。［8］教育為社會主義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把現代科學教育與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相結合，把知識教育與人格教育結合起來，把藝術教育與創造教育結合起來，這是破解錢學森之問的最好答案，也是走出中國教育改革怪圈的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9-530頁。
［2］王世榮：《現代教育的內在矛盾與未來教育的核心理念》，《教育與現代化》2003年第4期。
［3］［捷］夸美紐斯：《大教學法》，教育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6頁。
［4］王天一：《蘇霍姆林斯基教育理論體系》，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頁，第204頁。
［5］《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
［6］《毛澤東 鄧小平 江澤民論教育》，中央文獻出版社等2002年版，第72頁。
［7］《讓教育回歸本來 伏羲班素質教育之路》，團結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頁。
［8］劉吉：《按照“三個面向”改造中國教育》，《文匯報》1998年9月4日第8版。
（本文刊于《文明大走向——文化時代與思想政治變革》，中國社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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