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意識形態工作的失靈，進而導致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失效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如內容脫離實際、宣傳教育策略及舉措不當、敵對意識形態和其他思潮的沖擊、解構等，不一而足，但這些因素與政治生態上的極度腐敗給意識形態工作造成的影響相比，似乎都只能算細枝末節的東西。腐敗才是摧毀蘇共意識形態信仰根基的根源所在。

　　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理論化體系即社會主義學說，它是一種先進的理論體系。列寧認為，這種先進的社會主義學說是不可能從工人運動中自發地產生出來的，它是由先進的知識分子（“有產階級有教養的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們的社會地位來說，也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創造出來，然后從外面“灌輸”到工人中去的。代表歷史發展方向、先進的工人階級就是如此接受和獲得社會主義學說和意識形態的，更遑論一般的社會民眾。

　　學者孟迎輝說：“俄國人對共產主義信仰的接受，是從價值認同開始的。一方面，俄國是在文化比較落后的基礎上進入社會主義的；另一方面，戰爭年代沒有條件對人民群眾進行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思想教育，這樣不僅普通群眾即使一些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也很有限。因此，當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價值觀被人們接受的時候，并不是由于人們真正取得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認同，而是因為共產主義的價值取向和布爾什維克黨人的價值形象正好符合人民群眾心目中樸素的政治價值理想。因此，人們的政治信仰缺乏科學理性的認識，主要依靠情感基礎的支撐。這種來自價值觀認同的情感，要得到長久的鞏固，就需要蘇共在現實生活中進行價值觀的變現，即成功地進行社會主義實踐，尤其要大力發展經濟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使民眾從中受益，生活不斷得到改善。

　　可是，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當現實生活中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前文所述及的、手握公權的特權腐敗者們享受著特權帶來的優渥生活卻又無視民間疾苦，造成百姓的現實生活與其價值理想形成天壤之別時，即使是迫于現實，人們不能進行直白的表達，但其內心一定充斥著失落、憤懣乃至絕望等情緒，其對于蘇共的理想、信念或意識形態的信任與信仰自然也就蕩然無存了。正如有學者所評論的∶“當美好的理論被血淋淋的事實反證為一種虛偽的欺騙的時候，蘇共的氣數也已盡。”

　　共產黨人作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領導者，自然也應當是社會普通民眾的行為榜樣，他們理應成為社會主義理想、信念身體力行的標兵、楷模。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是要為廣大工農群眾謀幸福。因此，共產黨人就理應成為無私無畏、身先士卒的英模和克己奉公、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的公仆楷模。十月革命前，如果不是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一心一意地為俄國底層老百姓舍生忘死、身先士卒地舉旗革命，怎么能喚起千百萬俄國民眾的積極響應和舍命追隨布爾什維克黨人又怎能在困難重重中創造出摧枯拉朽的輝煌戰果和贏得革命的勝利呢？在革命成功后，1920年11月，面對帝國主義的干涉、百姓生活的困頓、嚴峻的經濟形勢和艱巨的社會主義建設任務，列寧告誡道：應當少說空話，因為空話滿足不了勞動人民的需要，應該努力地從事國家的經濟建設，收獲更多的糧食，開采更多的煤炭，解決更恰當地利用這些糧食和煤炭的問題，消除饑荒。正是在這一思想的指導和廣大黨員干部帶頭的艱苦奮戰下，人民群眾自覺團結在俄共（布）黨的周圍，齊心合力、共克時艱，終于戰勝危局、渡過難關，鞏固了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為后來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奠定了基礎，開創了嶄新的局面。這些都清晰地展示了共產黨員和領導干部發揮模范帶頭作用的巨大威力。

　　但是，勃列日涅夫時期，包括勃列日涅夫本人在內的蘇共領導人們為蘇聯老百姓樹立的是怎樣的“榜樣”形象呢？他們帶給人們的印象竟是，個個都在徇私舞弊、貪贓枉法，以至于整個官場烏煙瘴氣、腐敗成風——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官員的貪污腐敗幾乎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其特點主要有：

　　第一，層次高。勃列日涅夫本人及其家人都涉嫌腐敗，然后各級干部都紛紛起而追仿，一面對上級投其所好，一面自己借機搜刮。

　　第二，貪污受賄案值大，案由多樣。從走私黃金、鉆石、古董，到糧食、石油、棉花，基本上是只要賺錢什么都敢干，無所顧忌，無視國法民權。

　　第三，牽涉面廣。貪污腐敗的案件往往是“窩案”，每一個案件都會牽涉多個部門和行業的官員。

　　第四，情節惡劣，給國家帶來嚴重損失，在社會上產生惡劣影響。為了走私或者獲得其他個人利益，一些人甚至干預國家內外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從而使國家在經濟上及在對外關系中蒙受損失。這種嚴重的腐敗局面，使得人們對蘇共領導人以及各級干部的不信任、反感甚至否定不斷增強。

　　意識形態工作的實質，是要讓人們接受和服從主導者所倡導的意識形態，進而按其價值理念行事。但這種接受和服從，應該是一種心底的自愿認可。毛澤東說：“要人家服，只能說服，不能壓服。壓服的結果總是壓而不服。”如何能說服別人，很顯然，主要靠兩個方面。第一，意識形態本身具有真理性，其理論形態要具有科學性和邏輯性，經得起推敲和質疑，這是基礎和前提。第二，倡導者身體力行的示范引導。這也是意識形態價值變現的過程，沒有這一層，意識形態就僅停留在觀念、理論層面，成為一種類似經院哲學的東西，無法起到對人們的實踐進行規范和引導的作用。

　　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是一種具有真理性、科學性的意識形態，這是毋庸置疑的。也正因為如此，它才能引導世界性的社會主義革命浪潮，并且誕生了蘇聯這一偉大的成果。而且，在蘇聯的誕生過程中，我們也清晰地看到了倡導者們沖鋒在前、身體力行的榜樣示范作用所發揮的威力或影響。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仍奉行和堅守的是這一理論或意識形態，但為什么就偏偏不起作用了呢？原因只能從第二個層面去解釋和理解了，那就是倡導者們的榜樣示范作用沒有了。意識形態的倡導者、蘇共的領導者們，一個個都言行不一、口是心非，說一套，做一套！唱的依然是為民造福、大公無私、正直清廉的高調，做的卻是徇私舞弊、損公肥私、貪贓枉法的事情。如此，怎能讓人民再去接受和認可蘇共的主張或意識形態呢？

　　所以，葉書宗教授說∶“蘇共自身的蛻化對蘇共思想教育的失效來說是致命的。大學生把公開供人瞻仰的列寧樸素居室，與有機會見到的為數不多的黨的官員的生活方式相對比，蘇共思想教育的效果就化為零了。”雖然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意識形態工作的失靈還有西方敵對意識形態的沖擊和解構等因素的影響，但實質上這些外部因素作用的發揮，又何嘗不是建立在蘇共腐敗這一內部因素基礎之上的呢？葉書宗教授在另一篇研究論文中說：有些西方的“心理戰”專家指出，對于廣大蘇聯青年，完全不必提出具體的、正面的口號，只要引起他們對周圍現實的氣憤就足夠了。那么，靠什么來引起蘇聯青年對其周圍現實的氣憤呢。葉書宗教授接著說道：“蘇共自身的嬗變，是蘇聯青年一代走向蘇共領導的意愿的悖論的關鍵原因。勃列日涅夫當政時期，蘇共實際上已逐漸蛻變為蘇聯特權階層的代表。在市場供應短缺性危機常態化的蘇聯社會，特權階層卻過著相對貴族式的生活，使青年一代在心理上尤其難以平衡。”

　　顯然，從根源上看，依然還是腐敗摧毀了勃列日涅夫時期民眾對蘇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信仰。一個依靠信仰創建和支撐的國家，信仰崩潰了，其氣數自然也就到頭了。嚴重的腐敗摧毀了蘇共意識形態信仰的根基，也最終導致了蘇聯的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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