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本文作者Phil Howard是密西根州立大學社區可持續研究的教授，是研究食物體系變遷的專家，著有Concentration and Power in the Food System: Who Controls What We Eat? (2016, Bloomsbury Academic)。他主筆的這篇報告回應了國際上，主要在北方國家涌現的替代性蛋白食品熱潮。

　　氣候變化、可持續性發展、食品安全和健康等緊迫的議題把畜牧業和動物蛋白消費推上了風口浪尖，植物性蛋白、人造蛋白的消費成了新市場、新時尚。于是，各路人馬紛紛下場：畜牧業生產者協會、肉類加工商、動物源性食品行業、農業綜合企業、大農場主團體、替代蛋白質產業、國際組織與研究機構、某些醫學協會和健康活動家、素食團體、素食/純素團體、諸多環保組織、其他民間社會組織等。眾聲嘈雜，但一種被熱切倡導的方案是：‘替代蛋白質’對動物，人類和地球來說是三方共贏。一時間，諸多問題似乎有了一個簡單而美妙的解決方案。

　　到底如何看待替代蛋白？關于蛋白質的需求、生產和消費，目前到底有哪些常見的說法，這些說法是否有說服力？三贏的方案有哪些盲點？Phil Howard教授主筆的這篇報告對這些常見的說法進行了梳理和評估。尤其可貴的是，這篇報告對全球的南北差異，有相當的敏感度。

　　雖然替代蛋白的熱潮主要出現在發達國家，但由此推動的全球食物話語和產業結構的變化，我們不能、也無法置身事外。

　　本文是這篇報告的摘要。

　　作者 | Phil Howard等

　　翻譯 | 沈蕾

　　壹 概要

　　動物一直在世界各地的食物生產體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全球南方，畜牧業為17億的小農生計做出了貢獻，對于發展中國家60%的農村家庭，畜牧業也起著至關重要的經濟作用。此外，歐洲有58%的農場——包括許多中小型農場——飼養家畜，畜牧業從業者達到400萬。漁業和水產養殖則為全世界大約6000萬人提供了生計。超過30億人把魚類作為首要蛋白質來源。但是在很多國家和地區，人們的飲食還是以豆類、谷物和其他農作物為主，肉類的消費非常有限。

　　近幾十年來，畜牧生產不斷擴大，變化巨大，對所有地區的糧食系統產生重大影響。在全球范圍內，人均肉類和魚類的消費量在1961年至2015年間幾乎翻了一番，全球北方國家是消費增長的主要推手，而最近發展中國家的消費也有所增加。畜牧業目前占全球農業GDP總產值的40-50%，其特征是擁有巨大市場份額和政治影響力的大型跨國公司越來越主導這一行業。到2014年，世界前十家肉類加工商控制了75%的牛肉屠宰、70%的豬肉屠宰和53%的雞肉屠宰。截至2018年，七家公司主導了家禽、豬、牛和水產的遺傳資源，它們的總銷售額超過800億美元。

　　肉類加工和乳制品商家現在正在向多源性動物食品行業擴張，以開拓更多增長機會。世界肉類加工商巨頭大多都參與了這次“蛋白質融合”——包括JBS、泰森、萬洲國際集團和嘉吉。業內頂級規模的肉類加工公司大多擁有多種肉制品種類，包括家禽、豬肉和牛肉，而最大的漁業公司也已經拓展到鮭魚養殖領域。

　　幾乎所有的大型肉類和乳制品加工商也收購或開發了植物肉和乳制替代品，在每年增長近乎20%的市場中占據了立足點。其中十幾家還投資了新創企業，正在嘗試將實驗室內研發的肉類產品和魚類產品商業化。與此同時，先鋒集團(Vanguard)和貝萊德集團(BlackRock)——兩家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已經投資了幾乎所有上述最大的肉類、乳制品和動物飼料公司。

　　這些發展是在對動物源性食品進行前所未有的監察下發生的。隨著“地球邊界”不斷被突破，氣候危機加速，糧食安全和人類健康面臨的威脅與日俱增，肉類和蛋白質已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隨著生產系統已在世界許多地區實現規模化和工業化，這樣的生產體系對動物、人類和地球的影響都在增長。聯合國糧農組織認為，畜牧業的溫室氣體排放占全球總排放量的14.5%，而其他組織則估計占比已超過了30%。超過60%的人類傳染病是由野生動物或家畜共有的病原體引起的。牲畜過度使用抗生素是導致抗藥性病原體感染的主要原因——預計到2050年將增長40%（與2014年的水平相比）。

　　同時，不安全和虐待性的工作環境普遍存在。海洋漁業中的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以及在工業飼養場和肉類包裝廠中新型冠狀病毒高感染率和高死亡率，均證明了這一點。在富裕和新興發展國家，肥胖和慢性病發病率的上升與肉類和奶制品的過度消費密切相關，而諷刺的是，世界上最貧窮的人口卻無法獲得足夠的食物，截至2020年仍然有高達8.11億人營養不良。

　　公眾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已經有所提高，也在給政府施壓，緊迫地要求采取行動。毫無疑問，如若當下，畜牧養殖所需的飼料作物持續占據全球近80%農田，我們將無法維護可持續性發展。而人們對健康和可持續飲食已經有廣泛共識，即基于多樣化的營養豐富的飲食，包括蔬菜、水果、全谷物和豆類，在某些地區也包括肉、蛋、奶制品和/或魚類。

　　本文梳理了常見的八點主張，這些既設定了辯論議題，也主導了相關回應：

　　但前進的道路還很不明朗。因為行業團體、慈善資本家、有影響力的媒體人物和許多其他人都參與了進來，這場有關蛋白質的辯論充斥著大膽和相互矛盾的主張。關于需要解決哪些問題以及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他們的主張提供了相互對立的愿景。

　　在日益兩極化的辯論中，人們要求“蛋白質轉型”(protein transitions)，以及一系列不同的解決方案——有要求開增肉類稅，有要求為人造肉（也稱實驗室培育肉）設立研發資金，有提倡純素飲食，有提倡再生農業和海洋農業，有提倡精確的牲畜技術，有提倡規模化昆蟲蛋白培育。作為回應，公共和私人投資正流入這一領域，同時，許多政府制定了“蛋白質”戰略，并將資金引導到人造肉和植物性蛋白替代品。

　　大型實驗室培育肉公司以及這些公司的投資者

　　圖片來源：原文

　　我們對這些主張的分析表明，在關于肉類和蛋白質的辯論中，誤導性陳述和以偏概全的問題很普遍。盡管許多主張沒有確切的證據或者只適用于解決某些方面的問題，它們仍然被廣泛重復，而且被當作事實。這些主張設置了討論的議程，那么我們的思路將受到極大的限制，從而推導出貌似簡單、一擊必中的解決方案。

　　下面我們指出這些主張的5個問題。

　　貳

　　1. 蛋白質癡迷癥：對蛋白質的過度強調

　　幾十年來，人們需要更多的蛋白質攝入這一認知，誤導和扭曲了發展規劃、市場營銷以及營養普及活動，還導致了肉類、乳制品和富含蛋白質食品生產和貿易的增加。今天，證據清楚地表明全球“蛋白質缺口”并不存在：對于那些遭受饑餓和營養不良的人們，蛋白質僅是他們缺失的眾多營養素之一，而他們飲食不足的主要原因是貧困和缺乏食物來源。然而，爭論仍然是蛋白質中心論，強調目前的重點是生產足夠的蛋白質來養活全世界，以應對供應緊張和需求不斷增長的情況。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動物不再被視為動物，而被簡單視作肉類來源，肉類也不再被視為肉類，而簡單變成人類蛋白質的來源。“蛋白質癡迷癥”正在形塑政治議程，引導科學研究、媒體報道和公開辯論，導致農業系統的評估主要（或完全）是根據每單位溫室氣體排放的蛋白質產出來確定，也導致“蛋白質來源轉化（從動物蛋白轉化到植物蛋白）”成為目前各種有關蛋白質爭論的解決方案。

　　2. 把“可持續性”簡化為溫室氣體減排

　　與動物源性食品相關的可持續性挑戰，往往被歸結為一個單向度的問題——溫室氣體排放，有時只是二氧化碳或甲烷——而忽略了妨礙實現可持續性的關鍵因素，包括生物多樣性喪失、化學污染、土地退化、生計壓力、饑餓、微量營養素缺乏癥等。此外，畜牧養殖被視為土地部門零排放的一種阻礙，導致一些過于簡單化的主張——認為所有畜牧養殖都是采掘性的，從而忽視了畜牧養殖方式的多樣性，及養殖業對其他可持續性方面的影響（包括正面和負面的）。雖然溫室氣體在關于魚類養殖的討論中并不那么顯著，但其可持續性問題也被泛化處理，忽視各個水產養殖系統之間以及不同類型的漁業之間的差異。

　　3. 忽視食物如何被生產出來的

　　在許多農業社區中，動物扮演著多種角色：它們提供食物、獸皮、羊毛和畜力，幫助肥沃土壤，充當財務抵押品，保持文化價值，并且能在一些幾乎沒有其他生計選擇的地區，利用邊際土地帶來生計、收入和糧食安全。同樣，不同的水產養殖模式之間存在著巨大差異，養殖模式如何與生態系統和社區的互動；而在水產養殖和野生漁業系統之間，也存在巨大的差異。然而這些難以類比的生產系統經常被混為一談。此外，很多其他農業生態模式，包括農牧系統(agro-silvo-pastoral systems)、多圍場放牧(multi-paddock grazing)、牧民系統(pastoralist systems)、綜合多營養水產養殖系統(integrated multi-trophic aquaculture systems)和手工養殖漁業(artisanal fisheries)等，很少被討論。現有研究經常將“替代蛋白質”與單一（工業化）畜牧系統作比較，衡量其溫室氣體排放。同樣，盡管不同的作物種植和加工方式會對環境產生截然不同的影響，然而這些論述卻把植物性飲食視為唯一的、標準化的選擇，而且廣泛用之取代肉食性飲食。

　　4. 忽略南北差異

　　肉類作為世界上許多人口的優質可利用蛋白質和多種微量元素的來源，其價值往往被忽視，或被視為一個次要問題。牧民系統和小規模手工漁業也往往在”蛋白質來源轉變”的普遍化論述中被忽略。從再生畜牧業到“替代蛋白質”，很多據稱具有普遍性的解決方案顯然是通過北方國家（編者注：泛指發達國家）視角設想出來的。正如許多著名論斷表明的那樣——我們需要更多的蛋白質而不是更少的肉類——這一觀點與現實世界很多地區，特別是在南方國家（編者注：泛指發展中國家）會出現的糧食不安全問題和生存挑戰困難現狀嚴重脫節。在討論動物源性食品時，語境非常重要，因為它經常在當前的辯論中被忽略。

　　5. 看不到整個食物系統：忽略復雜性、路徑依賴性和權力動力學

　　畜牧業和水產養殖業的最新“技術修復”在于提高工業系統的強度、統一性和密度——因此可能會產生進一步的問題，需要新一輪技術創新以保持生產率的增長。關于“替代蛋白質”的主張也往往忽視了強化當前食物系統動態所帶來的風險，例如，這些新技術依賴于大規模生產、單一種植和能源密集型過度加工——這將抵消工廠化農場停產的許多好處。此外，各種由企業主導的解決方案難以對可持續性、群眾生計和社區韌性產生積極影響，因為企業本身受到高度集中的商業模式的嚴重制約，而且企業系統性地依賴濫用行為和創造隱性成本或“成本外部化”。換句話說，要使這些解決方案真正有效，則必須在土地使用、能源系統、經濟激勵和企業實踐方面進行重大轉變。但目前的解決方案卻強化了現有體系的權力關系，不能實現系統性變革。

　　關鍵的是，這些常見的論述把辯論的范圍限制得如此狹窄，只會將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貌似簡單有效的解決方案上。這些論述聚焦蛋白質和溫室氣體排放，把幾乎沒有可比性的部門和活動放在一起，而且使用的指標不適合描述畜牧業、漁業以及農業系統與復雜的社會生態相互作用和影響。如何生產以及在何處生產食物的問題，在對靈丹妙藥的炒作中被忽視了。當挑戰以這種簡單化的方式被呈現時，人造肉和新型植物替代品似乎是最可行的解決方案。工業化飼養場和集約化水產養殖的“技術修復”同樣能夠滿足這種狹隘的需求。

　　此外，這些主導肉類和蛋白質辯論的說法不僅有誤導性，也阻礙人們考慮更具有變革意義的途徑。多元化農業生態生產系統、區域食物鏈和市場，以及有利于獲得健康和可持續飲食的“食物環境”，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些途徑能夠整體性地應對挑戰，其廣度和深度已得到充分證明。采取這些途徑需要行為的變革和結構的轉變，需要可持續的食物系統轉型，而不僅僅是蛋白質來源的轉換。然而如果沒有一套統一的主張、沒有支持者，這些途徑將會被系統性的邊緣化。

　　隨著新政策框架的出現，肉類和蛋白質繼續被提上議程，擺脫誤導性的說法仍然至關重要。如果不能擺脫，那么誤導性的解決方案將大行其道，重構糧食系統的寶貴機會便被浪費在破壞性但非變革性的道路上，公眾的利益將被私人利益團體所侵蝕。

　　原文封面圖

　　叁

　　以下建議聚焦于重新組織討論，克服討論的兩極化，以及為真正變革性改革路徑的出現創造條件和框架：

　　建議1 ：聚焦可持續的糧食系統轉型和糧食政策，而不是“蛋白質來源轉變”

　　將“蛋白質來源轉變”作為全球當務之急和單一的政策目標有可能會損害畜牧系統，并在無視風險和不確定性的情況下推廣“替代蛋白質”。在某些情況下，“動物源性食物轉變”或“更少更好的肉類/奶制品”可作為綜合性可持續糧食政策的子目標，從而使動物源性食品生產-消費的依次變革與其他重要問題——如溫室氣體減排、資源整體性、捍衛當地飲食文化——相平衡、相輔相成，并進一步邁向總體目標，包括食品和營養安全、健康飲食、公平和有彈性的供應鏈、可持續生計。協調重要問題的變革性途徑更有可能在綜合性糧食政策的范圍內得到應有的關注。的確，任何有著改善飲食雄心的政策都需要采用綜合的“食物環境”框架，將社會政策與糧食生產和供應鏈政策聯系起來，確保隨著激勵措施的轉變和食品價格的潛在變化，低收入人群的營養飲食仍然可以得到保障，這些飲食也包括動物源性食品。

　　建議2：從區域層面開始，優先考慮實現可持續性各方面的改革途徑（評估什么比較重要，哪里比較重要）

　　除溫室氣體排放外，還必須考慮一整套社會和環境標準，以全面評估畜牧業和漁業系統的可持續性——包括對生物多樣性、資源效率、循環性、恢復力、可持續生計，當地營養供應和糧食安全、區域資源整體性和飲食文化。此外，在人們需要獲得營養食品的情況下，比較動物生產系統與最有可能的替代土地用途以及經濟活動是至關重要的。就制定建議1中所述的綜合性糧食政策和戰略而言，區域是一個關鍵的范疇，可通過多級治理方法納入國家糧食政策。資源效率和循環度等標準在區域環境中具有重要意義，而且更有可能在區域界定的糧食戰略中被優先考慮。關注區域規模也將有助于擺脫關于全球土地利用效率的抽象假設。這也有利于確保規模適當的貿易流量，釋放以下措施所帶來的益處，包括重新本地化畜牧業生產、將其與景觀和飼料來源重新整合、在本地或農場廢物回收利用等。

　　建議3：從“大蛋白質”手中拿回公共資源，將創新路徑與公共利益重新結合，并重啟辯論。

　　權力失衡導致關于肉類和蛋白質的誤導性說法盛行，少數行動者可以推動可盈利的解決方案并制定議程（編者注：此處“大蛋白質”指擁有主導權的少數大公司）。因此，需要采取一些行動來重新分配權力，糾正這種不平衡。

　　首先，需要一套明確的參數來評估技術，并將創新路徑和公共利益重新結合起來。將公共資金引入“替代蛋白質”不太可能達到這些標準：這樣做的風險是賦予蛋白質公司更大的權力來設定辯論的條件，并進一步扭曲創新，支持所謂“顛覆性”技術的激勵措施。

　　其次，我們需要采取行動解決食物系統中權力集中的問題，包括推動實行反壟斷和競爭法。抨擊少數占主導地位的“蛋白質”公司的做法可能會產生巨大的連鎖反應。我們需要采取進一步行動來重新平衡權力關系，并將討論如何脫離在工業肉類與工業替代品之間二選一的陷阱。這樣，可以促進組織的多樣性并加強替代供應鏈基礎設施。

　　最后，重建關于肉類和蛋白質的討論必須考慮不同行動者的理解和觀點，包括很少聽到的聲音群體（如牧民、手工漁民、土著民族、糧食不安全群體）。這意味著重新關注民主審議進程和協商決策空間，并抵制企圖利用看似達成共識的“解決方案”去快速達成協議。這也意味著進入真正的對話，在對話中仔細審查想法，正視相反的觀點，承認不確定性，承認系統性的偏見。只有通過開展包容性對話和克服兩極分化，才能明確指出誤導性主張和虛假解決方案，揭露其背后的既得利益，并啟動變革之路。

　　綜上所述，隨著可持續性挑戰的增加，隨著對糧食系統未來的構想發生沖突，家畜、魚類和“替代蛋白質”在未來的許多年中將仍是人們關注的焦點。解決方案和具體主張因地區而異，并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演變。上述分析和建議可成為理解這些不斷演變的觀念的工具。所有這些建議旨在拓寬我們的視野，進而打開通往真正變革性改革道路的大門。

　　肆

　　關于牲畜、魚類和“替代蛋白質”有哪些主張，證據又是什么？

　　主張1：我們需要更多的蛋白質來滿足不斷增長的人口的需求。

　　長期以來，在關于全球糧食系統的辯論中，普遍認為蛋白質供應和人口需求之間存在“差距”。隨著“營養師”的方法越來越受到關注，肉類和乳制品行業一直在尋求出口機會，因此幾十年來，很多區域的發展計劃一直以富含蛋白質的產品和牛奶營銷為主。盡管其中一些方法到了20世紀70年代被揭露是虛假的，但爭論仍以蛋白質為中心。目前主流論述的重點是能否在供應限制和需求增長的前提下，生產足夠的蛋白質來養活世界。然而，有證據表明全球供應與營養需求方面不存在“蛋白質缺口”，貧困和缺乏食物來源是各種營養缺陷的主要驅動因素。如今，從媒體對食品體系的大量報道，到“蛋白質”公司的出現，到越來越多的“高蛋白”食品和專業高蛋白食品飲食被營銷，都可以看到對蛋白質的過度關注。雖然這些做法是間接的，有時是無意的，但呼吁“蛋白質來源轉變”往往強化了以蛋白質為中心的方法來解決食物系統的問題。

　　是誰提出、使用和推廣這個主張？

　　動物源性食品行業；大農場主團體；替代蛋白質行業；國際組織與研究機構

　　問題如何被界定的？

　　缺乏蛋白質；人口增長；欠發達問題

　　什么是被建議的解決方案？

　　增加肉類和乳品的生產和貿易；營養干預措施；富含蛋白質食品

　　什么問題被遺漏了？

　　減貧；獲得營養飲食；微量營養素缺陷；環境問題

　　主張2：吃紅肉有害健康。

　　關于紅肉影響健康的說法，確實是基于食用紅肉和加工肉與慢性疾病風險之間的關聯有著大量證據。這些說法往往伴隨著減少或完全避免食用紅肉、甚至純素和素食的膳食建議。然而，這些流行的說法夸大和過分概括了紅肉的健康風險。紅肉的健康風險部分取決于牲畜的飼養和加工方式，以及肉類的加工和食用方式。同時，這種說法經常忽略（紅）肉是世界各地人民微量營養素和優質蛋白的重要來源這一事實。此外，這種說法缺乏對肉類/牲畜與人類健康的相互作用的整體觀：盡管工業化養殖業不像營養那樣直接影響人們，但它造成的環境污染導致了許多嚴重的人類健康問題。

　　是誰提出、使用和推廣這個主張？

　　一些醫學協會和健康活動家；素食團體；替代蛋白質行業

　　問題如何被定義？

　　紅肉會導致慢性病

　　什么是被建議的解決方案？

　　減少或避免食用紅肉

　　什么問題被遺漏了？

　　糧食不安全人口獲得營養的途徑；不同生產系統和食物準備方法帶來的環境影響；畜牧業導致的環境健康風險

　　主張3：畜牧業生產與氣候目標和可持續性目標不相容。

　　大量研究指出，畜牧業生產是全球氣候變化、土壤退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的一個主要驅動因素，因而許多行動者質疑畜牧業與向可持續性過渡是否有兼容性。然而，這方面的主張往往依賴于過于簡單化的方法，不能捕捉牲畜-生態系統間相互作用中的復雜性，或解釋工業化養殖和生態畜牧系統之間、以及世界區域之間的巨大差異。僅僅關注蛋白質/溫室氣體等狹義指標，忽視了可持續性的其他關鍵的和相互關聯的方面（例如生物多樣性、資源效率、生計）。它還忽視了畜牧業在許多農業社區中發揮的多功能作用，以及在許多情況下，畜牧業可能更優于其他土地用途和經濟活動。生命周期評估(LCA)可以幫助我們更全面地理解畜牧業帶來的環境影響，但在邊界和方法論上仍存有爭議。因此，籠統地宣稱畜牧業影響可持續性極具誤導性，這類說法將多種不可比性的系統混為一談。

　　是誰提出、使用和推廣這個主張？

　　替代蛋白質產業；素食/純素團體；諸多環保組織、其他民間社會組織與科學機構支持這一主張的溫和版

　　問題如何被定義？

　　牲畜業造成的環境問題，比如氣候變化，土地退化，生物多樣性喪失，水和土壤污染

　　什么是被建議的解決方案？

　　大幅減少牲畜生產/消費，并轉向植物性飲食（包括替代蛋白質）

　　什么問題被遺漏了？

　　不同牲畜養殖系統之間的差異；粗放型和田園型生產系統的多功能性；生計問題

　　主張4：食用肉類、乳制品和魚類是我們認同的一部分

　　動物源性食品的文化根源常常被認為是飲食轉變的主要障礙。這也是支持“替代蛋白質”的論點之一，正如一些人認為高度形似肉的新產品是減少肉類和其他動物源性食品消費的唯一可行途徑。很明顯，飼養和食用動物在塑造人類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吃肉現在是世界各地許多烹飪傳統和飲食文化的一部分。然而，動物源性食品的文化傳統仍然呈現高度多樣化，反映了人們與動物的多種關系。這些傳統也在不斷演變。企業戰略和政府政策重塑了對動物源食品的需求：當前動物源食品需求的增長趨勢取決于食品系統的高速工業化、西式飲食推廣和（重組）食物獲取途徑。盡管營銷人員努力利用人們對肉類的文化依戀，但目前的趨勢還未（尚未）構成長期的文化傳統，肉類和動物在我們社會中的角色還是有可能發生進一步重大轉變的。

　　是誰提出、使用和推廣這個主張？

　　肉類和乳制品行業；替代蛋白質行業；農民組織；消費者組織

　　問題如何被定義？

　　吃肉是文化與身份的核心，不能/不應該只是簡單的被淘汰

　　什么是被建議的解決方案？

　　繼續食用動物源性食品或采用與肉類高度相似的替代品

　　什么問題被遺漏了？

　　多元文化傳統，比如動物來源食品；飲食文化的流動性；營銷/游說在塑造飲食偏好中的作用

　　主張5：“替代蛋白質”對動物、人類和地球來說是三方共贏。

　　植物性肉類(plant-based meat)、乳制品和魚類替代品以及人造肉正在迅速發展和推廣，而這是基于它們能夠減少環境影響、改善飲食，讓動物免于飼養和屠宰等的大膽斷言。“替代蛋白質“可以直接與工業生產的同類產品進行比較，從而提高個人的可持續性指標。然而，迄今為止的證據是有限的和推測性的（尤其是人造肉）。影響健康和可持續性最終取決于使用什么成分、如何生產和加工，以及它們所能替換的產品和在哪里銷售。許多最新的替代品依靠能源密集型的超級加工來生產關鍵添加劑，以及從工業化、單一栽培的食物系統中采購原料。“替代蛋白質”還代表了糧食系統工業化的新階段，可能會削弱韌性，危及數百萬食物生產者的生計，并強化飲食的“健康餐盤中心主義”，而不是支持我們飲食方式的轉型。因此，大膽而明確地宣稱替代蛋白質是“三贏”其實是一種誤導。

　　是誰提出、使用和推廣這個主張？

　　替代蛋白質行業；一些素食/純素組織，動物福利團體；投資者，有影響力者；肉類加工商（替代蛋白質投資者）；媒體關于研究和新產品的報道

　　問題如何被定義？

　　動物源性食品對環境，健康與動物福利的影響

　　什么是被建議的解決方案？

　　植物性替代品和/或人造肉部分或全部取代動物源性食品

　　什么問題被遺漏了？

　　勞動力和生計；韌性；創造系統，鎖定和權力關系；整體飲食與食品系統的變革

　　主張6：由于野生魚類捕撈停滯不前，水產養殖產量應該增加。

　　魚類/海鮮是30多億人重要的營養食品來源。由于野生魚類捕撈數十年來停滯不前，水產養殖作為一種提高魚類產量，解決“蛋白質缺口”和滿足更廣泛的營養需求的可持續養殖業方式越來越受到提倡。然而，水產養殖系統的影響有很大差異，這取決于養殖的物種、外部輸入要求（如魚飼料）、圍網的形式和政治經濟背景。投入密集型的單一水產品種系統發展迅速，并產生了一系列負面影響。大體上，促進水產養殖為進一步擴大威脅糧食安全和可持續性的生產模式開了綠燈——從而加重了它們本應解決的問題。以全球蛋白質為中心的視角解決水產養殖問題也意味著忽視生態水產養殖（如多營養系統）的整體效益，忽視世界各地許多社區的需求，對這些社區而言，小型漁業和水產養殖系統是生計和健康、可持續飲食的來源。

　　是誰提出、使用和推廣這個主張？

　　水產養殖業；海洋科學家；環保團體；政府和國際組織

　　問題如何被定義？

　　野生捕撈漁業是不可持續的，我們需要更多蛋白質和富含微量營養素的食物

　　什么是被建議的解決方案？

　　繼續擴大規模，增強水產養殖技術，特別是高投入的、單一水產品種養殖

　　什么問題被遺漏了？

　　生計；環境污染，資源枯竭和關于糧食安全的連鎖反應；生態水產養殖模型；權力關系

　　主張7：技術進步可以迅速減少畜牧業的負面影響。

　　技術創新通常被強調是減少工業牲畜系統性影響和提高生產力的一種手段。農業綜合企業推廣的“精準畜牧業”技術包和新型育種方法可能帶來初步收益，但它們也加強了生產的單一性和密集度——創造不斷重復的環境和流行病風險，引發進一步的問題（在問題顯著之前，通常有一段時間的延遲），破壞韌性。此外，技術修復也傾向于為規模大、投資大的農場設計，忽視了小型生產者的需求。因此，這些創新途徑不太可能取代更大范圍內的食物系統的改革，而且往往會轉移人們對從系統性問題的關注。

　　是誰提出、使用和推廣這個主張？

　　農業綜合企業；畜牧業生產者協會；肉類加工商；全球的農業發展伙伴關系

　　問題如何被定義？

　　動物源性食品生產的問題是技術問題

　　什么是被建議的解決方案？

　　更好的育種技術，精確畜牧業，數字化、消化降解器、疫苗等

　　什么問題被遺漏了？

　　以多樣化和生態農業為本的系統再造；路徑依賴和機會成本；小型和牧民畜牧系統

　　主張8：再生畜牧系統可以解決氣候變化和土壤退化等環境問題。

　　有些人越來越大聲地呼吁，將傳統畜牧轉變成輪牧方式是解決畜牧業環境問題的答案。有證據表明，將邊緣土地用于畜牧業可以提高效率，管理良好的牧場顯示出相當大的土壤固碳潛力。然而，一些關于“再生畜牧業管理”(regenerative livestock management)和“碳農業”(編者注：carbon farming，也叫碳封存，是一種減少放牧，通過政府補貼，增加本地植被，增加土壤的碳儲存量的農業耕種)潛力的說法夸大了土壤固碳的能力，并將溫室氣體減排與其他相互關聯的挑戰（如生物多樣性喪失）分離開來。與此同時，企業主導的計劃將再生農業簡化成一種普遍的“管理修復”，同時還忽略了重新設計農業生產所需的整體愿景和結構性支持系統。更普遍地說，要求以再生型為主導的轉型可能會忽視土地不平等和社會公平的歷史遺留問題。總之，圍繞可再生畜牧業解決方案的討論可能只是為了證明未來動物源性食品的高水平生產/消費是合理的。

　　是誰提出、使用和推廣這個主張？

　　大型土地所有者和畜牧業生產者；大型食品加工商，制造商和零售商；有影響力者、投資者；碳信用業務；一些民間社會組織機構

　　問題如何被定義？

　　土壤退化，氣候變化和工業飼養場

　　什么是被建議的解決方案？

　　輪牧和再生型生產管理，讓退化土壤封存二氧化碳

　　什么問題被遺漏了？

　　農業生產中土地封存二氧化碳有極限；其他（采掘）部門對氣候問題的責任；社會和政治挑戰，包括土地使用的復雜性和殖民遺產問題。

　　伍

　　結論：從蛋白質炒作轉向可持續食品系統

　　1. 有很多關于肉類和蛋白質的炒作

　　2. 它只專注CO2

　　3. 它忽略了食物是如何生產的

　　4. 它忽略了世界各地區之間的差異

　　5. 它忽視了整個食物系統

　　6. 它聚焦的是所謂簡單化版的高招

　　建議

　　1. 我們需要聚焦“可持續食品系統的轉型”，而不是“蛋白質來源轉變”

　　2. 在區域范圍內，優先實施能夠實現各個方面可持續性的改革

　　3. 從“大蛋白質”中拿回公共資源，根據公共利益重新調整創新路徑，重新開啟討論

　　—END—

　　文章來源：iPES-FOOD。為了更清楚地表達內容，譯文修飾了原文中的個別小標題。

　　原標題：The Politics Of Protein-EXAMINING CLAIMS ABOUT LIVESTOCK, FISH, ‘ALTERNATIVE PROTEINS’ AND

　　SUSTAINABILITY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