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馬克思在倫敦生活了30多年，英國的政治和文化對馬克思的生活和工作產(chǎn)生了廣泛而重要的影響，他的一些思想尤其受到英國社會主義的影響。然而，以羅伯特·歐文和歐文派運動為代表的英國社會主義在研究馬克思的文獻中常常被忽視，有人甚至認為英國的生活對馬克思思想的影響微乎其微，即使將英國政治經(jīng)濟學視為馬克思思想來源之一的觀點也認為，英國對馬克思思想的影響僅限于其嚴格意義上的經(jīng)濟學理論，唯一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產(chǎn)生重要影響的國家是法國。本文通過考察英國政治和文化、尤其是英國社會主義對馬克思的影響、馬克思對英國社會主義的評價以及馬克思了解英國社會主義的渠道，對上述觀點進行了駁斥。

　　關鍵詞：卡爾·馬克思  英國社會主義  羅伯特·歐文  烏托邦

　　作者：大衛(wèi)·利奧波德

　　編譯：張文成

　　本文所說的“英國社會主義”（English Socialism），特指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的社會主義以及歐文派運動。在關于馬克思的文獻中，它們常常被忽視，即使提到，也往往被當作“烏托邦”社會主義的一部分。不僅如此，人們熟知的一些關于馬克思思想發(fā)展的著述幾乎或根本不提他的研究受到了英國環(huán)境的很大影響，盡管馬克思在倫敦生活了30多年。有人甚至認為，馬克思是一位與世隔絕的德國思想家，他的社交圈子很小，周圍幾乎都是像他一樣的流亡者；而且他將自己的政治活動和理論研究精力完全集中于歐洲大陸地區(qū)，對英國的了解非常膚淺，英國的生活對其思想的影響微乎其微。例如，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就認為：“馬克思幾乎完全不受其環(huán)境的影響而生活在他自己的、主要由德國人組成的世界里。”

　　雖然列寧在關于馬克思主義的來源和組成部分的論述中認為，馬克思將“德國的哲學、英國的政治經(jīng)濟學和法國的社會主義”這三種曾經(jīng)彼此獨立的民族傳統(tǒng)“完全和諧地”結合起來，但他把英國對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僅僅局限于嚴格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思想的范圍內(nèi)。實際上，馬克思的思想發(fā)展植根于英國政治和文化的各個方面，本文試圖擴展和加深我們對這些方面的理解。我尤其反對以下觀點：英國對馬克思的思想沒有真正的影響；英國只對馬克思嚴格意義上的經(jīng)濟學思想產(chǎn)生了影響；唯一對馬克思產(chǎn)生了重要的社會主義影響的國家是法國。我堅持認為，英國的政治和文化對馬克思的生活和工作產(chǎn)生了廣泛而重要的影響，他的思想中的一些觀點尤其受到英國社會主義的影響。

　　一、英國政治和文化對

　　馬克思的重要影響

　　下面，我首先對影響馬克思的生活和工作的英國政治和文化的一些領域進行簡要概述，然后對其中一個領域（英國社會主義）做更深入的考察。

　　第一，英國尤其是蘇格蘭的政治經(jīng)濟學對馬克思嚴格意義上的經(jīng)濟學思想的演進至關重要，其中亞當·斯密、大衛(wèi)·李嘉圖以及其他許多人的研究都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重要的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對這一古典經(jīng)濟學思想傳統(tǒng)的貢獻，或更準確地說，是對它的批判。而且，英國對他的影響還不止于此。

　　第二，斯密、亞當·弗格森（Adam Ferguson）、威廉·羅伯遜（William Robertson）和約翰·米勒（John Millar）的著作，被認為可能對馬克思的社會學和歷史理論產(chǎn)生了影響。馬克思在其早期對歷史理論的反思中明確贊揚這些蘇格蘭思想家最早通過撰寫“市民社會史、商業(yè)史和工業(yè)史”為歷史研究奠定了“唯物主義基礎”。

　　第三，馬克思與憲章運動有著諸多聯(lián)系。這些聯(lián)系包括：與左翼憲章派的政治合作；與憲章派領導人的私人友誼；在他對當代英國政治的分析中再現(xiàn)憲章派的思想；參加憲章運動的示威游行；在憲章派刊物上發(fā)表自己的作品。

　　第四，馬克思在長達10年（1852—1862年）的時間里為當時世界上發(fā)行量最大的報紙《紐約每日論壇報》撰稿，向北美讀者講解英國的政治和社會。其文章內(nèi)容涵蓋英國的方方面面：高層政治（大選、議會事務和外交政策）；經(jīng)濟狀況（工廠立法、罷工和經(jīng)濟危機）；以及廣泛的社會和文化議題（死刑、階級結構和神職人員的作用）。馬克思自己撰寫了大約372篇文章，另有15篇是恩格斯撰寫的。這些文章最初譯自德文，而從1853年2月開始，馬克思可以用英文寫作了。

　　第五，馬克思與英國外交大臣和首相亨利·帕麥斯頓（Henry Palmerston）的長期斗爭值得單獨一提。馬克思指責帕麥斯頓將越來越反動的外交政策與國內(nèi)事務中越來越多的凱撒主義結合在一起。這一批評導致了馬克思與戴維·烏爾卡爾特（David Urquhart）的接觸，后者是一位古怪的著作家、外交官和獨立議員。除了關于帕麥斯頓的問題，烏爾卡爾特的很多觀點都與馬克思“截然相反”。然而，馬克思使用了烏爾卡爾特著述中的材料，并得出了與其相同的結論：帕麥斯頓被俄國專制主義收買了。

　　第六，馬克思在世時在英國并不出名，但是由于參加了國際工人協(xié)會，他的聲望有所提高。《現(xiàn)代思想》雜志上的一篇人物簡介證實：“作為‘國際工人協(xié)會’最重要的組織者和指導者之一，他的名字是英國報紙讀者最為熟悉的。”第一國際的相關文獻通常關注馬克思與歐洲大陸無政府主義的斗爭，但也關心英國國內(nèi)問題，包括自由貿(mào)易、愛爾蘭問題、土地國有化、工作時間、童工、罷工場所以及（遭到馬克思反對的）“工資基金”（wages fund）理論。馬克思的許多著作是在第一國際的資助下出版的，《工資、價格和利潤》（1865年）就是他對國際工人協(xié)會總委員會的演講，后者還出版了他的《法蘭西內(nèi)戰(zhàn)》（1871年）。

　　第七，馬克思在倫敦的社交圈并不是一個封閉的日耳曼人小圈子。例如，馬克思與英國實證主義者、工聯(lián)主義者和倫敦大學學院歷史學教授愛德華·比斯利（Edward Spencer Beesly）成了好朋友。對于比斯利在他們共同參加的工會群眾集會上所做的“一次真正出色的發(fā)言”，作為歷史學家的比斯利“從這個詞的最好的意義上講”的思維技巧，以及比斯利作為“一個很能干而又勇敢的人”的品德，馬克思均給予了高度評價。1867年，馬克思把《資本論》第1卷贈送給他。由于比斯利讀不了德文，馬克思又把法文譯本分冊送給他。他們還合作在《雙周評論》上發(fā)表了比斯利關于第一國際歷史的權威記述，一起幫助在倫敦的巴黎公社流亡者。

　　第八，英國的文化生活對馬克思產(chǎn)生了巨大而廣泛的影響，尤其在文學方面。如果對馬克思的著作中大量采用的文學引文、類比和形象沒有一定的鑒賞力，就無法全面理解這些著作。文學提供了一種媒介，沒有它，很難想象馬克思如何形成或闡明他的理論觀點。任何瀏覽過馬克思著作的人都會很快發(fā)現(xiàn)，他熟悉并經(jīng)常引用的文學作品的范圍之廣令人驚嘆。

　　二、馬克思對英國社會主義的評價

　　（一）馬克思對英國社會主義的早期關注

　　關于馬克思主義的三大來源的論述認為，就馬克思受到當時存在的各種社會主義的影響而言，最重要的是法國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任何國家的社會主義。然而，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很少有證據(jù)支持這種說法，反而有兩條證據(jù)證實，馬克思在移居倫敦之前就開始關注英國社會主義。

　　1848年，馬克思曾與恩格斯、莫澤斯·赫斯一起，試圖翻譯并出版一套外國社會主義著作家叢書，其初衷是為了幫助同時代的德國人糾正他們對社會主義的各種外國（非德國）變種的令人遺憾且難辭其責的無知。該項工作最終被放棄了，但在此之前，正如恩格斯所說,他們已經(jīng)決定把歐文作為“能給德國人提供最多的材料和最接近我們原則”的外國著作家之一列入最先出版的著作之中。

　　馬克思批評同時代的德國人、特別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只將外國社會主義視為地道的法國現(xiàn)象，甚至認為英國沒有社會主義。對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嘲諷地說：“假如托馬斯·莫爾、平均派、歐文、湯普遜、瓦茨、侯里歐克、哈尼、摩爾根、薩斯威爾、古德溫·巴姆貝、格里夫斯、艾德門茲、霍布森、斯賓斯聽說……他們都不是共產(chǎn)主義者了，他們會大吃一驚，也許會驚訝得在墳墓里翻一個身。”

　　這是一個由著作家和活動家組成的有趣名單，它表明英國有一個非凡的社會主義系譜，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它在多大程度上被歐文及其支持者所主導。在這份由13位個人和一個團體組成的名單中，有9人屬于這一廣泛的系譜，他們是歐文、威廉·湯普森（William Thompson）、約翰·瓦茨（John Watts）、喬治·侯利歐克（George J.Holyoake）、約翰·摩爾根（John M.Morgan）、查理·薩斯威爾（Charles Southwell)、約翰·巴姆比（John G.Barmby）、詹姆斯·格里夫斯（James P.Greaves）和托馬斯·埃德蒙茲（Thomas R.Edmonds）。

　　上述證據(jù)表明，1840年代中期，馬克思對德國人對外國社會主義的無知感到遺憾，對英國悠久而獨特的社會主義歷史表示欣賞，并對當時歐文派及其支持者的主張進行了宣傳。

　　（二）馬克思對羅伯特·歐文的積極評價

　　馬克思對歐文非常尊敬，認為他是一位杰出的先驅，一個“真正堅強的人”，他會從任何挫折中汲取“新的力量”。馬克思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贊同恩格斯的觀點，即歐文的名字是與“英國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會運動、一切實際進步”聯(lián)系在一起的。馬克思本人并不認識歐文，但至少在兩個場合聽過他演講。馬克思參加了歐文80歲生日的演說活動，并且認為：“這位老人雖然思想固執(zhí)，但卻幽默并且很和氣。”他還聆聽了歐文在隨后舉行的藝術和手工業(yè)協(xié)會會議上的發(fā)言，當時歐文反駁了那種認為僅靠慈善舉措就可以解決階級分化的社會中存在的問題的觀點。

　　馬克思對歐文本人的這種慷慨評價值得關注。這種慷慨與他區(qū)別對待“烏托邦”社會主義（英國社會主義是其中的一個變種）的態(tài)度是一致的：即一部分人是最早一代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包括歐文），另一部分人是第二代以及隨后幾代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包括后來的歐文派）。馬克思認為這兩部分人的觀點大致相同，但后者在某種程度上犯了前者沒有的錯誤。包括歐文在內(nèi)的第一代社會主義者的思想形成于18世紀與19世紀之交的歷史環(huán)境中，這種歷史環(huán)境足以引起社會主義者的批評，但也難免使這種批評遭到嚴重誤解。然而，第二代及其隨后幾代社會主義者不能以第一代社會主義者的錯誤在歷史上是不可避免的為借口，因為情況已經(jīng)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但他們卻仍然“死守著老師們的舊觀點”。

　　（三）馬克思對英國社會主義的批判

　　馬克思與英國社會主義的分歧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關于社會主義能否被描繪的分歧；二是關于無產(chǎn)階級的作用、社會主義的歷史條件、階級斗爭的必要性等方面的分歧。

　　第一，馬克思與英國社會主義之間的最重大的分歧在于是否要為未來社會描繪藍圖，它涉及“烏托邦主義”的組成部分——即社會主義設計的絕對必要性問題。英國社會主義者贊同那種看似合理的非馬克思主義觀點，即為了實現(xiàn)他們的目標，社會主義者不僅要對當代社會世界的缺陷，而且要對未來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的制度結構和精神特質(zhì)，進行詳細而有說服力的解釋。盡管馬克思承認對當代社會進行詳細而有說服力的批判是必要的，但卻反對為社會主義的未來描繪“藍圖”。具體來說，馬克思堅持認為：首先，烏托邦方案以一種不民主的方式排除了未來的可能性（規(guī)范性論證）；其次，烏托邦方案要以一定程度的預測準確度為前提，而這是不可能做到的（認識論論證）；最后，烏托邦方案是多余的，因為解決人類社會和政治問題的最佳方案內(nèi)在于歷史的進程中（經(jīng)驗性論證）。用馬克思的話來說，社會主義者應該扮演歷史“助產(chǎn)士”的角色，他們不是為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設計方案，而是要解放那些“由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chǎn)階級社會本身孕育著的新社會因素”。簡而言之，馬克思主要不是批判歐文和其他“烏托邦主義者”的未來“藍圖”的不恰當和不合理內(nèi)容，而是批判他們認為我們絕對需要“藍圖”。

　　第二，馬克思認為歐文派對待無產(chǎn)階級的態(tài)度是“家長式的”。（因為歐文派的“家長式的”態(tài)度雖然是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所特有的，但并非烏托邦主義的組成部分。）馬克思對英國社會主義者提出了各種批判，認為他們只將無產(chǎn)階級看作“一個受苦最深的階級”，未能意識到無產(chǎn)階級作為一種積極而強大的集體力量的潛能，因而把無產(chǎn)階級當作社會變革的對象而非主體。這種指責用在歐文及其最忠實的追隨者身上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他們的政治主張是公開而毫無顧忌的“家長式的”主張。例如，在1817年的一次公開會議上，當歐文得知“那些缺乏教育和蒙昧無知的人”居然以為他愿意聽取他們對他提出的“救濟和改善”措施的看法時，感到非常驚訝。歐文傾向于把過渡定居點中的管理視為一種需要專業(yè)知識的活動，而這些知識當時只能在那些已經(jīng)在舊社會里指導過廣泛的經(jīng)營實踐的中產(chǎn)階級成員中去尋找。然而，馬克思的指責并不適用于更廣義的歐文派運動，后者曾對“家長式”作風進行了充分的抵制。實踐方面的例子有位于劍橋郡威斯貝奇（Wisbech）附近的馬尼亞·芬（Manea Fen），它存在于1839年至1841年，是一個歐文派共同體，明確致力于民主自治，無視在該運動中居支配地位的“家長式的”規(guī)范。理論方面的例子有湯普森，他堅持認為，一個共同體一旦開始運轉，其所有勞動成員必須對共同體的發(fā)展方向有發(fā)言權，因為只有讓他們討論和安排自己的集體事務，“勤勞的階級”才能發(fā)展出自治的技能和特質(zhì)。

　　第三，馬克思認為歐文派的社會主義是“非歷史的”。也就是說，歐文派沒有意識到社會主義的條件不是普遍存在的，而是只有在人類歷史的特定階段才會出現(xiàn)。烏托邦主義者被描繪成社會主義的幻想者，他們不是將社會主義視為歷史發(fā)展的結果，而是視其為隨時可能出現(xiàn)的天才人物所導致的結果。

　　第四，馬克思認為歐文派的社會主義是“反政治的”。它包含三個要素，即人們普遍認為歐文等烏托邦作家置身于階級對立之外，并自認為超越了階級對立；不愿意參與針對政府這一統(tǒng)治機器的斗爭（因此歐文派反對憲章運動）；寧可采取無效的“試驗的辦法”，而不是革命的手段。

　　從上述情況看，馬克思試圖公正地概括和評價歐文派的貢獻，但他的后三個批判未能涵括歐文派理論和實踐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我的回應可能看起來過于理性主義，畢竟馬克思是在與政治對手進行不斷的政治斗爭，而不是在為大學研討會撰寫發(fā)言稿。因此，或許我們可以將這些批判解讀為，它們更多地是在向我們宣傳馬克思的觀點而不是英國社會主義的觀點。馬克思是在突出兩者的不同之處，以吸引人們關注他本人的觀點中的獨特元素，從而強調(diào)無產(chǎn)階級的自我解放、歷史認識和政治參與在其理論和實踐中的重要性。

　　三、英國社會主義對馬克思的影響

　　談及馬克思對英國社會主義更為積極的評價，我認為歐文及歐文主義在以下五個方面對馬克思產(chǎn)生了積極（而非消極）的影響。

　　第一，馬克思重視并受到歐文著作的批判維度的影響，認為歐文對現(xiàn)存社會的抨擊展示了有用的材料。在某些情況下，歐文可能只是某些思想的理論來源之一。例如，他并非唯一一個認為私有財產(chǎn)阻礙了社會進步的人，也不是唯一一個對經(jīng)濟競爭所推崇的自私的工具性人格進行抨擊的人。然而，在其他地方，馬克思明確地引用了歐文的觀點并表示贊同。例如，他承認他們都注意到當代勞動的異化特征。在《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大綱》中，馬克思摘錄了歐文描繪工人被單調(diào)而過度的勞動剝奪了健康的幾段話，并提請我們注意他們因被剝奪了閑暇時間而陷入絕望和放縱。馬克思也贊同歐文對當代社會把人當作工具來對待的抨擊；尤其是歐文觀察到，工人不僅被當作機器來對待，而且更準確地說，工人被當作“次要的和附屬的”機器來對待（資本家對直接生產(chǎn)者的身體和精神的保護還比不上他們對無生命的木材和金屬的保護）。馬克思認為，歐文作為前工廠主的地位為這些觀點提供了額外的說服力。馬克思對歐文的上述看法是站得住腳的。

　　第二，馬克思重視并受到歐文派及其支持者——包括約翰·布雷（John Francis Bray）、約翰·格雷（John Gray）、托馬斯·霍吉斯金（Thomas Hodgskin）、湯普森和埃德蒙茲的影響。但是，他們對剝削的描述（與李嘉圖不同，但與斯密一樣）是基于“不平等交換”（馬克思當然反對這一點，他堅持認為剝削發(fā)生在生產(chǎn)領域，而不是流通或交換領域）。馬克思似乎贊同歐文政治經(jīng)濟學中的幾條線索：一是他們都關注剝削問題（而不只是僅僅關注貧困或個人主義）；二是他們都強調(diào)階級對立（認為對立的基礎是所有權關系）；三是他們都認為經(jīng)濟對于政治具有解釋上的優(yōu)先性（對于物質(zhì)狀況的改善來說，至關重要的是財產(chǎn)分配而非政府的形式）。我們似乎可以合理地認為，霍吉斯金、湯普森和布雷著作中的這些核心要素強化了馬克思的類似思想。

　　第三，馬克思重視并受到歐文社會主義觀的影響。鑒于馬克思建議社會主義者要保持克制，不要“為未來的食堂開出調(diào)味單”，這一點看似不太可能。然而，馬克思偶爾會暗示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形態(tài)，并在這樣做時稱贊了歐文的實質(zhì)性愿景的某些特征。歐文對社會主義的描述可能缺乏傅立葉的詩意和想象，但仍然包含著“對新世界的預測和出色的描述”。例如，歐文對馬克思產(chǎn)生了兩種可能的影響：首先，歐文的目標是致力于在他提議建立的試驗定居點中消滅資本主義發(fā)展所造成的“城鄉(xiāng)對立”；其次，歐文在新拉納克（New Lanark）的實驗學校的實踐（也許更加引人注目，因為它涉及更多的制度細節(jié)）揭示了“未來教育的幼芽”（將“已滿一定年齡的兒童”的智育、體育與有限地參與體力勞動相結合）。在這些以及其他方面，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觀體現(xiàn)了歐文派的某些目標和制度手段。

　　第四，馬克思重視并受到歐文在“唯物主義”發(fā)展史中的作用的影響。在《神圣家族》中，馬克思直截了當?shù)刂赋觯f的“唯物主義”與“英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在思想上是相吻合的。尤其是，馬克思將社會主義的立場與廣義的現(xiàn)實主義科學知識觀聯(lián)系起來，認為科學知識來自“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經(jīng)驗”?；谶@種理解，唯物主義與社會主義被認為在“關于人性本善和人們天資平等，關于經(jīng)驗、習慣、教育的萬能，關于外部環(huán)境對人的影響，關于工業(yè)的重大意義，關于享樂的合理性等等”方面觀點相同。馬克思強調(diào)了法國“唯物主義”與英國社會主義之間的密切關系，前者重視“教育”對塑造人的影響，后者則尋求使社會環(huán)境更“文明化”。這里的教育不僅指學校教育，還指我們的社會環(huán)境所產(chǎn)生的更廣泛的塑造性影響。馬克思認為，歷史地看，這種影響從克勞德·愛爾維修（法國唯物主義）開始，通過杰里米·邊沁的中介作用傳至歐文。英國社會主義繼承了這種對社會重要性的關注，并將這些“唯物主義”觀點發(fā)展成一種明確的社會主義方向。

　　第五，馬克思重視并受到歐文在合作社運動史中的作用的影響。在《國際工人協(xié)會成立宣言》（1864年）中，馬克思對英國近代社會和政治史上的某些趨勢表示遺憾，包括憲章運動以及更廣泛的工人階級戰(zhàn)斗力的衰落。在這種背景下，他指出了更加光明的希望所在：“工人階級政治經(jīng)濟學”在立法上取得的勝利（包括《十小時工作日法案》和《英國工廠法》）；更重要的是合作社運動（特別是生產(chǎn)者合作社）的發(fā)展。馬克思關于合作社的觀點是復雜的，用他的話來說，合作社是“在舊形式內(nèi)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一方面，馬克思并不認為社會主義的產(chǎn)生是生產(chǎn)者合作社逐漸擴大的結果，他認為如果讓單個工人發(fā)揮主動性，他們只會在資本主義經(jīng)濟中發(fā)揮邊緣性的作用。另一方面，馬克思堅持認為：“這些偉大的社會試驗的意義不論給予多么高的估價都是不算過分的。”特別是他認為，“工人們不是在口頭上，而是用事實證明”，生產(chǎn)力不依賴于階級劃分，“大規(guī)模的生產(chǎn)，并且是按照現(xiàn)代科學要求進行的生產(chǎn)，沒有那個雇用工人階級的雇主階級也能夠進行”。因此，即使合作社在目前采取的形式是有限的，也是一種概念證明。它們實際上證明了這種有效的非資本主義經(jīng)濟安排是可行的，并且證實了“雇傭勞動”是一種“注定要讓位”的歷史現(xiàn)象。在這種背景下，馬克思欣然承認該運動的起源，堅持認為“合作制的種子是由羅伯特·歐文播下的”。

　　四、馬克思了解英國社會主義

　　信息的渠道

　　筆者認為，馬克思深受英國社會主義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很早就開始了。要確認這種影響，僅僅找到馬克思的思想與英國社會主義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是不夠的，還需確認這種影響的潛在“機制”，即馬克思是通過哪些“渠道”受到或可能受到歐文派思想的影響的。當馬克思在倫敦住下（從1849年開始）后，這就不是問題了，那時他已經(jīng)有了各種機會去了解英國社會主義。然而，在1840年代中期，也就是馬克思住在比利時首都時，情況就截然不同了。馬克思在布魯塞爾的流亡生活既是其思想發(fā)展的一個特殊形成階段，或許也是他一生中最不為人所知的階段。從1845年2月到1848年3月的三年時間里，在我們關于馬克思的知識中是“一個實實在在的黑洞”。它有時被完全遺忘了，有評論家甚至認為，馬克思在離開巴黎之后“在英國開始了第二次流亡生活”。對此，我認為，馬克思在流亡布魯塞爾期間，通過三條渠道來了解英國社會主義的重要信息：他與恩格斯的親密友誼；他的曼徹斯特研究之旅；以及他與格奧爾格·維爾特（Georg Weerth）的友誼。

　　（一）恩格斯是馬克思了解英國社會主義信息的第一條、或許也是最清晰的渠道

　　恩格斯是馬克思了解英國社會主義信息的第一條渠道。由于這是顯而易見的，也由于我曾經(jīng)撰寫過關于恩格斯關注英國社會主義的文章，所以在此只做簡略介紹。然而，“簡略”介紹無法反映這種可能的影響的重要性，即恩格斯對馬克思的影響相當大。這里使用“可能的”一詞，是因為當時恩格斯與馬克思住得很近，通信等方面的證據(jù)材料不多。大多數(shù)人認為，恩格斯是這一時期的馬克思的潛在影響者，但卻不大了解年輕的恩格斯對英國社會主義的熟悉程度和重要性。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是恩格斯第一次在“棉都”曼徹斯特的長時間逗留（1842年12月—1844年8月）。當時，他在歐門—恩格斯公司接受商業(yè)培訓，這家公司是縫紉用棉線的專業(yè)生產(chǎn)企業(yè)，其曼徹斯特工廠和辦公室歸恩格斯的父親所有。實際上，曼徹斯特當時是這個全球工業(yè)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工業(yè)革命的中心，它為恩格斯追求自己的興趣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讓他得以關注新興資本主義的社會影響以及由此引發(fā)的政治抗爭。恩格斯對英國社會主義的關注是認真而持久的。事實上，在此期間，他可以被描述為一個在政治上贊同歐文派運動的支持者和參與者。

　　第一，恩格斯參加了歐文派的演講和其他活動。1840年1月，歐文曾為曼徹斯特科學館揭幕，而該館距離恩格斯的工作地點僅10分鐘的步行路程。我們知道，恩格斯經(jīng)常參加各種會議，包括參加受歡迎的周日演講，而且他很早就將歐文的信徒瓦茨視為一位特別重要的演講人。

　　第二，恩格斯廣泛閱讀了英國社會主義文獻。例如，恩格斯對北美共同體主義定居點的了解大部分是從歐文派刊物《新道德世界》以及約翰·芬奇（John Finch）的信件中獲得的。他搜集了大量當時很難找到（后來也“不可能再獲得”）的歐文著作，不幸的是，這些著作在1848年至1849年的政治和個人的動蕩生活中丟失了。

　　第三，在此期間，恩格斯定期為《新道德世界》撰稿，主要是向歐文派讀者提供有關歐洲大陸社會主義的信息。他撰寫的內(nèi)容包括新聞報道以及一些更有分量的文章，比如《大陸上社會改革的進展》（1843年10月和11月）和《共產(chǎn)主義在德國的迅速進展》（1844年12月、1845年3月和5月）。

　　第四，恩格斯與曼徹斯特以外的歐文派主要成員有過一些交往。例如，正是由于與古德溫·巴姆比（Goodwyn Barmby）的私人交往，恩格斯才得以對他早先在《新道德世界》上發(fā)表的一篇文章進行學術更正，這篇文章批判了《泰晤士報》上發(fā)表的一篇論述歐洲大陸共產(chǎn)主義的文章。恩格斯曾在這篇批判文章中錯誤地對本杰明·孔斯旦（Benjamin Constant）提出了質(zhì)疑，而巴姆比提供了關于孔斯旦教士的各種觀點的材料。

　　第五，恩格斯向德語聽眾宣傳英國社會主義。例如，他在《瑞士共和主義者》上發(fā)表的《倫敦來信》（1843年5月至6月）稱，歐文派比他們的法國同伴“更有原則和更為實際”。恩格斯推薦了歐文派的出版物，尤其是那些“有說服力的經(jīng)濟論文”，并指出他們渴望那些“有身份的”出版商所避而遠之的文獻譯作（其中提到了盧梭、霍爾巴赫、施特勞斯等人的名字）。英國社會主義被認為在中產(chǎn)階級下層和無產(chǎn)階級中影響最大，恩格斯除了贊揚歐文派的活力和幽默外，還贊揚了其超越單純的共和主義、走向“社會改造”的決心。

　　第六，恩格斯當時對共同體主義充滿熱情（但很快就將其拋棄），特別重視歐文派的定居點試驗。此時，恩格斯——并非毫無疑問地——認為，當時共同體主義的成功證明了社會主義的可行性。

　　（二）1845年曼徹斯特的研究之旅是馬克思了解英國社會主義信息的第二條渠道

　　1845年夏（7月12日抵達，可能在8月21日離開），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到訪英國，并在曼徹斯特度過了六周中的大部分時間。曼徹斯特之所以讓馬克思感興趣，至少有三個原因：第一，它位于工業(yè)革命的中心；第二，它擁有出色的圖書館設施；第三，有恩格斯這位知識淵博的當?shù)貙в危ㄟ@座城市在恩格斯剛剛出版的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占據(jù)主導地位，而這本書給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在據(jù)稱是英語世界最古老的公共圖書館的切塔姆圖書館開展研究工作。他們在這座圖書館待了很長時間。1870年5月，恩格斯在回到曼徹斯特后曾寫信給馬克思，回憶了24年前他們在圖書館“勤奮地工作”的情景。這次研究之旅生成了9冊《曼徹斯特筆記》，它們占據(jù)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第四部分中的兩卷（MEGA2IV/4和MEGA2IV/5），反映了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jīng)濟學的興趣——包括對托馬斯·圖克（Thomas Tooke）、約翰·麥克庫洛赫（John R.McCulloch）、約翰·穆勒（John S.Mill）和其他人的著作的摘錄，也證實了他對英國社會主義與日俱增的關注和了解。

　　馬克思閱讀了歐文、歐文派及其支持者的作品，并寫下了九冊筆記。這九冊筆記包括八冊《曼徹斯特筆記》和一冊《布魯塞爾筆記》。所有筆記都是用德文和英文混合寫下的。

　　1．《曼徹斯特筆記》第二冊摘錄了埃德蒙茲的《實踐道德與政治經(jīng)濟學》中的最后三分之一的內(nèi)容。

　　2．《曼徹斯特筆記》第四冊摘錄了湯普森的《最能促進人類幸福的財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中的所有六章內(nèi)容。

　　3．《曼徹斯特筆記》第六冊摘錄了布雷的《對勞動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中的大量內(nèi)容。

　　4．《曼徹斯特筆記》第六冊摘錄了歐文的《論人性的形成》中的內(nèi)容，該書再版了1812年歐文首次發(fā)表的四篇論文。

　　5．《曼徹斯特筆記》第六冊摘錄了歐文的《關于神職人員婚姻問題的講演》中的內(nèi)容，其中包括歐文1835年的講演，以及關于新道德世界婚姻制度摘錄的一個附錄（其中強調(diào)他對婚姻的批判只是對沒有感情的婚姻的批判）。

　　6．《曼徹斯特筆記》第六冊摘錄了歐文的《在曼徹斯特的六篇演講》，這些演講探討了他對個人品格形成的看法、他批判不道德的舊世界的要點、他對未來社會的個人將具有更高貴的品格和更高等的地位的論述等內(nèi)容。

　　7．《曼徹斯特筆記》第六冊摘錄了歐文1837年5月發(fā)表的《致各國各階層協(xié)會的講話》。該講話是作為《在曼徹斯特的六篇演講》的附錄發(fā)表的，因此這兩篇摘錄的筆記是連續(xù)的。

　　8．《曼徹斯特筆記》第七冊摘錄了歐文的《新道德世界書》。《新道德世界書》是稍顯枯燥和冗長的歐文著作匯編，分七篇介紹了歐文的理論體系。馬克思就前四篇做了筆記。這四篇是《關于理性的社會制度，建立在可證明的事實之上，發(fā)展人性和社會的組織和法律》《對社會科學要素或人類社會狀況的解釋》《對人類幸福所需條件的解釋，這些條件最終將在理性的社會制度下為所有人提供保障》和《對理性宗教的解釋》。

　　9．《布魯塞爾筆記》第六冊摘錄了瓦茨的《政治經(jīng)濟學家的事實和臆想》。這些筆記是馬克思于1845年在布魯塞爾寫下的，它們與馬克思在曼徹斯特收集的一些新資料有關。

　　MEGA2于2018年出版了《曼徹斯特筆記》，正在期待全面的批評性回應。它被視為馬克思未完成的、或許也是不可能完成的《資本論》工程的一個“起點”。我不否認，正如露西婭·普拉德拉（Lucia Pradella）所堅持的那樣，它們構成了馬克思的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敘事的一部分而非起點。然而，僅選取了這些作者中的一小部分，并把重點放在對政治經(jīng)濟學的狹義解釋上，可能會忽視馬克思對歐文以及這一時期的歐文派文獻的廣泛興趣。

　　（三）格奧爾格·維爾特是馬克思了解英國社會主義信息的第三條渠道

　　維爾特是一位出生于德國的詩人、作家、商人和共產(chǎn)主義者，他在1845年首次與馬克思相見，次年到布魯塞爾與馬克思（和恩格斯）會合。維爾特的一生短暫多舛。他以詩歌和諷刺散文聞名，是一位業(yè)務遍布歐洲、中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qū)的商業(yè)代理人。他積極參加1848年革命活動，曾因借“著名的騎士施納普漢斯基”之名嘲諷保守派政治家費力克斯·利希諾夫斯基（Felix Lichnowsky）而被關了三個月。1848年革命失敗后，維爾特遭遇創(chuàng)作危機，開始越來越多地把精力投入到商務活動和個人生活上。1856年，他在古巴哈瓦那因病去世，年僅34歲。 他的作品主要發(fā)表在曾短暫存在的激進期刊上。百年之后的1958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出版了由布魯諾·凱澤（Bruno Kaiser）編輯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五卷本《維爾特全集》，維爾特才被“重新發(fā)現(xiàn)”。

　　即使是那些聽說過維爾特的人，也往往不知道他對英國社會主義的了解和參與程度。在這種背景下，維爾特最初在約克郡的布拉德福德（當時全球毛紡工業(yè)的中心）做商業(yè)職員那段時間就非常重要了。維爾特自1843年12月到1846年4月期間住在那里，隨后與這個小鎮(zhèn)建立了密切聯(lián)系并定期回來。他是德國移民潮中的一分子，被蓬勃發(fā)展的紡織品貿(mào)易的經(jīng)濟機會所吸引，隨后很快就把布拉德福德視為一個了解人類早期工業(yè)化的代價以及工人們?yōu)樘颖苓@些代價而掙扎的絕佳觀察點。

　　維爾特對布拉德福德工人階級的興趣并不是一種書呆子氣的好奇。他后來評論說：“我在英國工人中間度過了我一生中最有收獲的幾年，我對他們的記憶非常深刻。”

　　維爾特對英國社會主義有著相當多的了解和參與。布拉德福德是歐文主義的中心，也是憲章派的大本營。他還參加了理性協(xié)會（Rational Society）的會議，閱讀了《新道德世界》雜志。此外，他還參觀了歐文派在漢普郡的一個名為“和諧”（Harmony）的定居點，然后去倫敦拜會了歐文本人。維爾特對英國社會主義的興趣和了解在關于1780—1832年的激進主義史和關于1832—1848年的憲章主義史的兩份手稿（直到1958年才全部出版）中得到了最為清晰的展現(xiàn)。后者對英國社會主義進行了范圍廣泛且引人關注的探討，內(nèi)容涵蓋歐文的生活、品格、思想，以及他在新拉納克的改革和他的“和諧”定居點。

　　維爾特對他參觀“和諧”定居點（大致在1844年夏天）的描述恰如其分地將慷慨的報道與公正的批評融為一體，同時他把歐文刻畫成一個值得尊重的和富有同情心的人。然而，維爾特的理論考察最值得關注，尤其是他對歐文幼稚的政治手段的批評（特別是歐文認為理性論證和道德訴求永遠會占上風），以及他對共同體主義試驗失敗的精到解釋（將資本主義描繪成一種結構性的統(tǒng)治體系，認為其非自給自足的定居點是無法回避經(jīng)濟需求的）。

　　在馬克思的著作中，談論維爾特的地方不多。然而，維爾特與馬克思是很好的朋友，而且他可能是馬克思流亡布魯塞爾期間了解英國社會主義的一條渠道。（事實上，保存下來的一封維爾特寫于1845年12月25日的信件證實了他們曾談論過歐文主義）。1845年，有可能是經(jīng)恩格斯介紹（恩格斯與維爾特分別在曼徹斯特和布拉德福德工作時成為好友），維爾特見到了馬克思。第二年，維爾特與其雇主商量，從布拉德福德搬到比利時首都居住，以便在那里與馬克思和恩格斯比鄰而居（1846年至1848年）。維爾特先是加入了共產(chǎn)主義者通訊委員會，后來又成為共產(chǎn)主義者同盟的一員，而且經(jīng)常在商務旅行中充當這些團體的信使。1848年，維爾特加入了馬克思在科隆的編輯委員會，負責《新萊茵報》的專欄（1848年6月至1849年5月）。1848年后，雖然維爾特調(diào)整了其政治和非政治生活，但與馬克思仍然是朋友。尤其是當維爾特返回歐洲時，他們再次見面了。1852年，他們在倫敦一起度過了一段時間。1855年，維爾特最后一次到訪并見到了馬克思。

　　1856年9月，馬克思寫道：“維爾特的死訊使我非常震驚，我簡直不敢相信。”馬克思試圖在德國報刊上刊登一則訃告，并幫助維爾特的家人收集他的文字作品，但沒有成功。一年后，馬克思對一位記者說：“對于維爾特的去世，我們至今還感到悲痛。”馬克思既不喜歡虛情假意，也不喜歡用文字表達情感（死者亦不例外）。在這樣的背景下，看到他在接下來的十多年通信中不時地講，維爾特是一位“親愛的朋友”，他的死是“一個不可彌補的損失”，“我們的永遠不會忘懷的和不可多得的朋友維爾特”，“我們那個不幸早逝的朋友維爾特”，等等，一定會讓人感到驚訝。

　　五、結語

　　英國的政治和文化對馬克思的生活和工作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特別是他對英國社會主義的了解和參與比通常所認為的更廣泛、更積極。本文反對那種把歐文和歐文主義貶低為一種一般性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的企圖，這是馬克思當時就斷然拒絕的。

　　馬克思本人對歐文的尊敬是顯而易見的，這與他認為烏托邦社會主義應“按時間”區(qū)別對待的說法是一致的。他與英國社會主義的不同之處主要表現(xiàn)為兩者關于社會主義能否被描繪的分歧，以及關于無產(chǎn)階級的作用、社會主義的歷史條件、階級斗爭的必要性等方面的分歧。英國社會主義對馬克思思想的積極影響則表現(xiàn)為馬克思在以下方面對歐文及歐文派的關注和重視：歐文派的社會批判觀點（包括歐文對異化勞動的論述）；歐文派的政治經(jīng)濟學理論（包括該派別成員對剝削、階級對立和財產(chǎn)權的首要地位的強調(diào)）；歐文派的社會主義愿景（包括歐文的教育倡議以及他消除城鄉(xiāng)差別的抱負）；歐文派的唯物主義思想（歐文派關于社會環(huán)境對人的塑造的意義的社會主義觀點）；歐文派對合作社運動的支持（這種支持為非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的可行性提供了一個實實在在的示范）。

　　早在1840年代中期，也就是流亡倫敦之前，馬克思就以他對英國社會主義的了解為榮，并批判了同時代德國人的相對淺薄無知。在流亡布魯塞爾期間，馬克思對英國社會主義的了解最有可能是通過三條渠道獲得的：他與恩格斯的友誼；他的曼徹斯特研究之旅；以及他與維爾特的友誼。

　?。圩髡撸捍笮l(wèi)·利奧波德（David Leopold），英國牛津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編譯：張文成，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本文原載《19世紀散文》（Nineteenth-Century Prose）2022年第49卷第1期，譯文有刪減，小標題為譯者所加。

　　END

　　本刊熱忱歡迎馬克思主義文獻信息跟蹤、國外馬克思主義、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社會主義、海外中國研究等領域的專家賜稿，我們期待與作者、譯者和讀者共同努力，為繁榮發(fā)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yè)貢獻一份綿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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