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富人的方法有兩種：要么創造財富，要么掠奪財富。”

　　“美國的政治體制給了上層群體過度的權力，后者運用權力制定了有利于自己的經濟規則，從公眾那里攫取了大量利益。

　　經濟學家給這類活動起了個名字：尋租，即獲得收入不是因為創造了財富而得到應有回報，而是因攫取了大量他人創造的財富。”

　　從階層固化到經濟內卷，不平等讓美國付出了怎樣的代價

　　階層固化這個概念這兩年在國內的社交網絡平臺上炒的很火，但是實際上這個概念是源于西方發達國家，是舶來品。但是在英文語境中，沒有針對階層固化對應的英文說法，他們提的比較多的概念是“不平等”“消失的中產階級”還有“1%的人”。它所反映的問題是經濟總量增長陷入停滯，但是少部分擁有財富的人的收入卻在不斷增長，就是餅沒有變大，可是卻有的人拿到的餅更多了，那就意味著肯定有人的份額被擠占了。

　　《紐約時報》曾經把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皮凱蒂列為21世紀反對不平等的“三位一體”，用中文來說，就是“反不平等三杰”，其中斯蒂格利茨和克魯格曼都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皮凱蒂還沒有得獎。皮凱蒂在2013年前后出了一本很著名的書《21世紀資本論》，寫的很厚，有詳實的數據和細致的論證。其中的一個主要論斷就是，在21世紀的主要發達國家，資本的收益無論是從增量還是存量上都要顯著高出勞動的收益，而且這個趨勢還在擴大，那么這個趨勢發展先去肯定就是財富的集中，少數人擁有大量社會財富。

1

　　在《21世紀資本論》出版前，斯蒂格利茨就曾在一篇《名利場》雜志里刊登過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這個標題的句式是仿照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講中的名言，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這句名言在中文語境下有一個有名的翻譯“民有，民享，民治”。本來是林肯對于美國民主制度的一個美好期許，但是現在這句話在斯蒂格利茨詮釋當下的美國時，就變成了“少數人擁有，少數人享受，少數人治理”。

　　少數人的概況說法，就是1%，我們也知道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就是“我們都是99%的人”，這個口號就源于此。這個1%其實在統計學上有實際意義的。

　　在2010年前后的美國社會，1%的人占據了40%的社會資本，在2020年，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50%，而在新冠肺炎后的美國，這個數字有可能會進一步攀升。

　　根據美國媒體報道，新冠疫情下的美國，在四千萬人領取救濟金的同時，還誕生了十幾個進入十億美元身家俱樂部的新貴。

　　收入增長停滯的美國中產階級一方面在過去的幾十年間收入增長無幾，另一方面還要面對通貨膨脹，還有教育、醫療、貸款的三座大山。

　　同時還有資本挖下的各種陷阱，比如消費主義，比如帶有欺詐性質的掠奪性貸款，更不要說這幾年黑天鵝頻發。很多人在經濟沖擊下沒有得到政府足夠的救助，個人破產，甚至流落街頭的中間階層在越來越多。

　　同時如同皮凱蒂前面所說的觀點，勞動收益率沒有顯著的增長，工資沒有增長，可教育的成本在節節攀升，很多大學畢業生的工資甚至不能償還助學貸款的，一旦失業就會面臨個人破產。

　　上升無門，但是破產致貧導致的階層滑落的恐懼卻揮之不去。

　　這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普遍存在于西方世界的中產焦慮。

2

　　那么是什么導致了這種現象，皮凱蒂沒有展開解釋，但是斯蒂格利茨在他的著作《不平等代價》中詳細解釋了這個問題的成因。

　　斯蒂格利茨認為，這里面有個重要原因就是“尋租”，這個詞對我們很多中國人來說很耳熟，因為這個詞被我們很多所謂的“公知”給用爛了，當然也用錯了。“公知”給我們傳遞的概念是，尋租就是賄賂官員，某得便利，并指責“尋租”是中國的特有問題。

　　實際上并不是如此，尋租這個概念要遠比貪污受賄的外延要大，而且危害也更恐怖，而且它其實是源于西方國家的問題。

　　尋租的概念源于這個“租”字，在前工業時代的古典經濟學家的概念里就是地租。地租收入是相對于在土地勞作獲得收入的，就是它不是通過勞動而獲得的收入，而是通過所有權而獲得的收入。在一般情況下，所有權是一個排他性的權利，一片地是我的就不能是你的，即便按照一定比例共有，我的份額也不可能同時屬于其他人。

　　而這種排他性后來也被延伸到了市場的壟斷上，所有通過獨占某項特權或所有權而收取類似于“地租”的超額利潤的行為就是“尋租”。這些特權既可以源自于政府，也可以源自于市場，比如壟斷和利用市場信息的不對稱來掠奪消費者與雇員。

　　美國的政府尋租本身就很多，比如能源開采權壟斷，比如壟斷軍工供應而漫天要價的軍工復合體。但利用市場信息不對稱來賺錢的花樣就更多了，比如美國根深蒂固的行業壟斷，比如企業CEO因為管理職位為自己開出天價工資，比如律師利用自己當事人法律知識的信息不對稱而促成對自己有利的訴訟協議，比如銀行利用普通人對金融產品的匱乏，而發放掠奪性的消費貸。

　　這些尋租行為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他們不創造財富，而是通過某種設計利用市場制度的缺陷，來掠奪他人的財富，是一種零和博弈，甚至負和博弈。在這場負和博弈中，擁有資源越多的人更容易勝出，強者恒強。很多西方經濟學家認為，這是造成西方不平等問題的重要根源。

　　尋租者們自然非常喜歡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因為新自由主義認為市場是可以自發調節的，是可以自我修正與調整漏洞的。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認為市場一般來說是不存在問題的，一旦有問題讓市場參與者自己去解決問題就好了。誰是市場的參與者？擁有資本的人，希望找市場漏洞的尋租者，你這套理論就是在說，市場有了問題我們不用管，讓那些利用這些漏洞的人自己去管就好了，那這些人是會自覺地把這些漏洞堵上呢？還是把窟窿越捅越大呢？

　　對于反壟斷，對于抑制市場不公平現象，對于弱勢群體的保護，這些本來都是政府的職責，但是前面我們提到過，除了市場尋租外，也是有政府尋租的，而且西方的政客們還開發了比直接貪污受賄提供便利更高明的尋租方式，這是一種規則的尋租，就是尋租者通過收買立法者，改變政策與規則。而且這個過程做的非常巧妙，他們不會直接給政治家塞錢，但是這些錢會進入政客們的競選賬戶，會以捐贈的名目進入與政客們利益盤根錯節的非盈利機構，會在政客們退休后，以企業高級顧問職位的形式兌現。這就是“美國式腐敗”。

　　這種美國式的政策尋租，其危害要遠大于零星的貪污受賄，貪污受賄是個人行為，至多是小群體行為，司法機關就能有效處理，而政策尋租則徹底改變了游戲規則與法律本身，無數人的生活直接受到影響，且難以被糾正。

3

　　有兩個令人痛心疾首的例子，我們知道奧巴馬任期的通過的醫保法案本來會覆蓋90%的美國民眾，在這個法案頒布后，幾家著名的商業保險公司的股價暴跌。而特朗普上臺后，在共和黨議員的共同作用下，這套法案被取消了，而這些保險公司的股價應聲上漲。而提出廢止奧巴馬法案的議員和他的支持者，其實都是受了受雇于這幾家大型保險公司的院外游說集團資助的。新冠疫情爆發期間，這直接造成了大量因貧困而買不起高額商業保險的美國民眾沒辦法去應對高昂的治療費用。

　　另一個例子就更令人難過了，我們知道這次疫情中，美國的養老院受到重創，大量老人成批地死在養老院里。按照我們正常的理解或者正常的司法操作來說，養老院是難逃其咎的。可是在這些逝去老人的親屬在向這些養老院提起訴訟的時候，卻發現律師不接受他們的委托，因為美國立法機構剛剛通過一項緊急法案救助養老院。不是救助那些在養老院中生命垂危的老人，而是救助那些養老院機構，讓他們豁免于因新冠疫情死亡老人的相關訴訟。而法案的推動者自然是這個行業中最強大的幾家連鎖養老院了。

　　這就是美國式尋租，它不僅是對公共資源的掠奪，更是對美國民眾生命的踐踏。

　　長久以來，新自由主義者還有一種很時髦的觀點，就是公平與效率不能兼顧，你要發展效率就不能兼顧公平，但是在美國式尋租中，一般人無論如何也看不出這種不公平的效率何在，如果非要說效率的話，它更有效率地維護了少數人的利益，更有效率地剝奪了大多數普通人的利益。為效率論辯護的人會說，忽視公平會鼓勵有能者，激勵他們更好地創造社會財富，可現實卻是，美國式尋租鼓勵了有產者，激勵他們去更好地掠奪無產者財富，社會財富沒有增長，而且這個社會中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都變得更差了。

　　如果醫療的例子還不能很好地說明尋租是如何傷害效率的，那么美國對于教育、科研的投入減少就足以說明尋租的危害了。最近的幾年，美國兩院每年都要因為預算問題和政府鬧得不可開交，甚至出現過很多次政府停擺。這固然是由于美國的赤字過大，財政捉襟見肘，但是在日益減少的預算下，能分到奶的肯定都是話語權大的機構，有錢的機構。

　　科研機構、大學、醫療保障都不屬于有話語權的機構，所以他們一定會被縮減，當科研被縮減，基礎研發就沒人去做了，當教育被縮減，美國人就會面對更貴的大學學費與更差的公立義務教育系統。這加劇了不公平，讓普通人更難翻身，而同時它扼殺了經濟增長的真正源泉，科技與人才。美國只能通過貨幣放水與援助上市公司，維持經濟表面的繁榮，可是泡沫之下，促成下一次經濟革命動力的科研與教育卻在慢慢腐爛。不公平并沒有帶來效率。

4

　　這種由于缺乏系統外帶來的增長，從而導致內部競爭激烈無序，普遍生活水平下降的現象有一個專門術語，叫做內卷化。這個概念本來是用來分析古代東亞農業社會，在技術發展與土地使用效率陷入瓶頸后，農民只能陷入越努力越貧窮的惡性循環。這本不應該是屬于像美國這樣的科技強國的現象。但遺憾的是，隨著經濟增長的停滯，資本勢力的強大，尋租愈演愈烈，普通人越來越難翻身，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正在進入一種不平等導致的內卷化，這種內卷化在日本有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名字，就是低欲望社會。

　　很多中國的互聯網媒體喜歡用內卷化與階層固化來形容中國現在的局面，我個人認為這是相當錯誤的，雖然我們也有貧富差距的問題，也有著年輕人的各種各樣的焦慮，但是這與西方是有本質區別的。我們的貧富差距是源自于區域發展的差異，而不是源于資本勢力對普通人的掠奪。

　　我們并沒有形成一個恒貫幾代人的世襲財富階層，我們沒有那些可以綁架國家政府政策的食利階層，我們經濟的骨干還是國有企業，它們存在的目的是國有資產升值與完成國家產業布局，貫徹國家的意志。我們國家不允許，它們也沒有動力去做掠奪普通大眾的勾當。而且更主要的是我們的經濟還在增長，國家在科研與產業上還在大量的投入，鼓勵產業升級的同時盡量保障每個中國人的基本最低生活水平，我們還是一個把人命和脫貧看的很重的社會主義國家。

　　也是因為如此，斯蒂格利茨對美國體制無情地批判，但卻從不吝惜對中國經濟發展成就贊揚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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