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烏鴉。
10月1日起，電子煙強制性國家標準正式實施，全面禁售除煙草口味以外的調味電子煙。
一周以來，電子煙商店所有水果味電子煙下架，全國統一電子煙交易管理平臺只提供國標煙草口味電子煙和具有兒童鎖的煙具。
有關電子煙對青少年可能存在的危害，烏鴉曾經專門撰文描述過。按理說這次嚴管電子煙，該算是一項控煙的德政。
但控煙人士和組織卻應者寥寥。
原來，同期有一條消息讓人心存隱憂。這次除了電子煙徹底“斷甜”外，據國家煙草專賣局下發的通知，10月1日起，從事電子煙生產經營的電子煙市場主體應當取得煙草專賣許可證。
這等于說，電子煙是被煙草專賣局納入麾下了。
這又有什么問題呢？
這么說吧，據北京控煙協會統計，從1991年國家《未成年人保護法》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卷煙起，30年來沒有看到任何一例相關報道，說煙草專賣局對向未成年人出售卷煙的案例進行過處罰。
如果30年來煙草專賣局都是用這樣的方式對待未成年人吸傳統煙的問題，控煙一方怎么能指望他們管好未成年人吸電子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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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初，控煙人士就已經針對這一問題表達過意見。
2021年3月22日，國家煙草專賣局的上級主管單位工業與信息化部發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煙草專賣法實施條例〉的決定（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征求意見稿表示，鑒于電子煙等新型煙草制品與傳統卷煙在核心成分、產品功能、消費方式等方面具有同質性，對電子煙等新型煙草制品應當參照《實施條例》中關于卷煙的有關規定執行。
北京控煙協會則提交反饋意見，對增加“電子煙等新型煙草制品參照本條例中關于卷煙的有關規定執行”的提議持反對態度。
北京控煙協會的意見直指問題核心，煙草專賣局本質上是在執行煙草總公司的企業職能，不適合作為電子煙的監管單位。
須知，國家煙草專賣局與中國煙草總公司乃是典型的“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對煙草業實行統一領導、垂直管理、專賣專營的管理體制，對全行業“人、財、物、產、供、銷、內、外、貿”進行集中統一管理。
這等于是讓賣煙的人控煙，豈非與虎謀皮？
故此，北京市控煙協會建議，由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和國家市場監督管理局對電子煙進行監管。
當時北京控煙協會的反饋意見一出，得到了不少官媒的響應，《北京日報》也專門進行了報道。然而，從今天的結果來看，北京控煙協會是輸了個干干凈凈。
我國控煙界與煙草專賣局的過招由來已久，控煙一方屢屢落于下風。
2019年6月25日，《深圳經濟特區控制吸煙條例修正案（草案）》提請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審議。該修正草案竟將煙草專賣局列入控煙新成員單位，禁煙場所首次違法不直接罰款。
有控煙人士吐槽，這兩大舉措是深圳“控煙令”的倒退，不利于未來控煙工作的開展。
但最后此事也不了了之。
這以前，還有更刺激的呢。
《煙草控制框架公約》是針對煙草的第一部世界范圍多邊協議，也是世界衛生組織第一個具有國際法約束力的全球性公約。
該公約規定包括：廣泛禁止煙草廣告、提高價格和稅收、在煙草制品上印制健康警告標簽以及除了其他煙草控制戰略以外的避免人們接受被動煙草的措施，該公約的各締約國將受到條約具體規定的制約。2003年5月21日在日內瓦召開的第56屆世界衛生大會上獲得一致通過。
目前幾乎所有聯合國成員國都簽署了該公約。我國也在2003年正式簽署，于2005年10月11日正式批準該公約。
但據人民網轉發《時代周報》報道，早在我國參加世衛《煙草控制框架公約》談判時，國家煙草專賣局的一位官員就曾指著衛生部官員大罵：“你們要控煙？我告訴你們，這是在賣國，你們是公務員，工資的1/10都是拿我們的錢！”
煙草人為何有這樣的底氣？據統計，2021年煙草行業實現工商稅利總額13581億元，同比增長6.08%，財政總額12442億元，增長3.36%。國家煙草專賣局上繳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中的占比常年穩定在6%至10%之間。
一句話就可以證明煙草專賣局的強勢，《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在我國已生效17年，但目前仍未有國家層面的控煙專門法律法規。
而經過這17年的“控煙”努力，我國煙草消費量不降反升，煙民數量還增加了1600萬。《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送審稿）》自2014年公布后，至今沒有正式通過的消息。
如果說控煙一方只是社會人士那也罷了，可回顧中國控煙協會的歷史，發現這一組織也是由衛生部和民政部領導，幾任會長都是退休高干，形象大使不但有非常知名的歌唱家，還有姚明、張怡寧、劉璇、姜昆、濮存昕、鞠萍、楊瀾、黃軒等各界名流。
這么強大的聲勢都無法與煙草專賣局較量，可見……
說到底，兩方各執一詞，煙草專賣局（中國煙草總公司）認為自己是稅收大戶，堪堪可謂“國之重器”，控制吸煙的問題當然要讓自己插一手；控煙一方則認為煙草專賣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目標是追求利潤，怎么會控好煙呢？
我國煙包上仍然拒絕印制警示圖片，在2015年經過千呼萬喚煙草從價稅提高10%之后，2016年首次出現銷售量下降，2017年煙草業就大搞特搞促銷活動，甚至在學校周邊的煙草店開展按支零售，致使2017年煙草消費量又上升了。
任重而道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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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各位也不必覺得氣餒，看看全球的煙草業歷史，大伙兒也都是這么過來的。外國的煙草公司，那更是神通廣大。
1988年11月，美國煙草巨頭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總裁杰奧弗里·比伯發起了一項機密行動，糾集了整個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所有的區域分公司的CEO，以及紐約分部的負責人，在佛羅里達的博卡拉頓搞出了一個驚天計劃。
這一計劃預計耗資超過十億美元，執行范圍涵蓋全球各大發達國家，以及煙草消費潛力較大的發展中國家，將動員各行業專家、學者、官員接近上萬人。
如此大的陣仗，是為了對付誰呢？
原來煙草巨頭菲利普·莫里斯要對付的，正是世衛組織，及其麾下的煙草控制項目。
該計劃也被后世稱為“博卡拉頓行動計劃”。
首先，博卡拉頓行動計劃試圖利用其它聯合國機構來獲取WHO煙草控制活動的信息，并干涉或對抗WHO的相關煙草政策。
菲利普·莫里斯的努力主要集中在糧農組織（FAO）上，明面上他們拿種植煙草的農民當擋箭牌，說自己賣煙是為了給煙農一條活路。有了這個借口，他們就可以接觸到糧農組織，展開游說的同時，他們更在私下大行收買之能事，爭取通過FAO影響WHO。
當然，手上有幾十億美元的經費，煙草公司當然不可能只在糧農組織一家身上使勁，他們直接或通過代理人，把目標也放在其它聯合國機構上，包括世界銀行、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聯合國經社理事會（ECOSOC）和國際勞工組織（ILO）。
可以說，只要是在聯合國說得上話的國際組織，就沒有煙草公司不發力影響的。
其次，針對WHO，煙草公司也雙管齊下，一方面與WHO現任或前任官員、顧問、專家保持關系，試圖進行游說，另一方面則在媒體上發動攻勢，對WHO和控煙團體的努力進行攻擊與污名化。
煙草公司使用“獨立”的學術機構、顧問和記者來動搖WHO的可信度，質疑WHO的任務和要求，并將WHO的工作重點從控煙轉移到其他衛生需求。這些個人或機構實際上秘密得到了煙草公司的資助來鼓吹有利于煙草行業或反對WHO的意見。
許多煙草公司的文件表明，美國律師保羅·迪特里希與煙草公司有長期的聯系，他在此方面起到了特別重要的作用。
這位迪特里希與馬耳他騎士團國以及美國天主教會過從甚密，他老婆勞拉·喬丹·迪特里希來頭更是不小，曾經當過約翰·博爾頓的政治助理，也在里根政府任內出任過國務院的副助理國務卿。據說，她還一直擔任CIA的培訓師。
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倆人當真是“神仙俠侶，珠聯璧合”。
迪特里希不但自辦一本名叫《國際健康與發展》的雜志，專門攻擊WHO，他還經常為《華爾街日報》撰寫評論，大罵世衛不干正事。
迪特里希最知名的言論如下：
“日本人比許多其他國家人吸煙更多，但日本人活得更久”“結核病與瘧疾殺死了很多人，但世衛組織一直盯著香煙”等等……
說起污名化控煙，令人最啼笑皆非的一個例子發生在我國臺灣地區。臺灣董氏基金會是島內控煙的主力軍，多年來與煙草進行斗爭。
煙草公司對其恨之入骨，編排董氏基金會提出“規定建筑物十米外才能吸煙”，而臺灣省建筑物十米外基本是快車道，所以公眾就 “爆了”，輿論一面倒，“抽煙沒抽死，卻被汽車撞死！”甚至還有很多“立委”罵董氏：“法西斯團體！”
然而，查其實證就會發現，董氏基金會壓根沒有提出過類似法案，這波兒純屬煙草公司自己造靶子自己打……
最后，煙草公司還會盡一切努力，在大眾傳媒領域洗白煙草的形象。
反煙草運動聲勢越來越高，吸煙幾乎成為了一個最壞的習慣。為了抵御這種社會看法，煙草公司投資電影、電視劇，將吸煙打造成一個很酷的習慣。如果布拉德·皮特在電影里抽煙，那么會有多少孩子去模仿他呢？
可以說，外國煙草公司通過“鈔能力”在多個領域內出擊，盡可能打擊控煙運動與相關立法，并利用媒體洗白香煙，堪稱無所不用其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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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方面社會層面對于煙草的反感越來越大，另一方面西方國家衛生當局本身也很強大，他們出手打擊煙草，使得煙草公司逐漸式微。
早在1950年代，就有一些科學家關注到了吸煙對健康的危害，但煙草公司壓制了他們的研究。大眾對吸煙的副作用幾乎一無所知，全世界都在瘋狂抽煙。工作場所、餐館、 學校、火車甚至醫院和飛機上，也可以隨便吞云吐霧。
但自從70年代開始，反煙草運動在民間突破了煙草公司的封鎖，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吸煙會引發健康威脅，包括肺癌和其他致命的癌癥。
1999上映的好萊塢大片《驚曝內幕》搬出兩位影帝阿爾·帕西諾與羅素·克勞，描寫了普利策獎得主洛維爾·伯格曼與前煙草公司高管杰弗里·維根對抗美國大煙草公司的故事。他們兩人聯手頂住巨大的壓力，揭露了煙草公司明知香煙致癌卻不顧人性命的罪惡行為。
片中，由克里斯托弗·普盧默飾演的邁克·不知比你們高到哪里去了·華萊士，怒氣沖沖質問編輯“為什么要壓制反煙草報道”的鏡頭，更讓人印象深刻。
現實中，也正是這一新聞登上《60分鐘》，由美國人最信任的華萊士一番“談笑風生”，掀起了反煙草運動的最高潮。
全社會對于煙草危害的認知漸漸清晰，煙草公司的形象遭到了極大打擊。
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公共衛生部門權力都很大。美國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不但手握食品藥品的審查權，他們的執法能力也非常強。FDA內設犯罪偵查辦公室，下轄聯邦特工數萬人，只要案件發生在管轄范疇之內，執法異常兇猛。
出硬手控煙雖然會得罪財大氣粗的煙草公司，但是民意的支持則會為政客帶來巨大的聲譽與政治回報，“票彈”的誘惑超過了“銀彈”的壓力，香煙遭到了國家有形之手的巨大打擊。
對各大煙草公司來說，FDA比WHO要難對付得多，世衛組織名頭再大，畢竟無權干預其公司，但FDA調查員一旦變臉，霎時之間就會有警察找上門來，以公共健康為名調查公司與車間。
而在克林頓任內，FDA被賦予了很大的權力對付煙草公司，盡管煙草公司動員了無數說客希望阻止政府，但自身權力和民意的支持讓FDA無往不利。
根據FDA的規定，美國煙盒上不得出現“柔和型”、“清淡型”等字樣，煙草公司不準使用產品商標贊助體育活動，也不準銷售或贈送印有香煙商標或標志的衣服，并要求煙草商向政府提交有關煙草產品的成分及添加劑的情況。
煙草公司動用法律武器將FDA告上法庭，盡管最高法院認定FDA在未有國會立法的情況下管轄煙草生產和銷售屬于違憲，判煙草公司勝訴。但國會兩院在幾年后都以絕對多數通過了《家庭吸煙預防與煙草控制法案》，正式從法律上授權FDA控煙。
經過反煙草運動與美國公共衛生部門的努力，目前美國的吸煙人數占18歲以上成人總數的18%，而在50年前，這個比例為42%……
法國的控煙更為狠厲，公共衛生部不但動用憲兵與警察，還設立了專門的禁煙糾察隊，在全國范圍布下17.5萬名“禁煙糾察”。
這些“禁煙糾察”被派上街頭巡邏，一旦發現有人違反禁煙令，即毫不留情地對違反者處以最高450歐元罰款，而對于允許煙民在禁煙范圍內吞云吐霧的物業主人，最高可面臨750歐元的罰款。
英國是較早流行吸煙的國家，也是因吸煙引起死亡率較高的國家，因此英國十分重視吸煙問題。
英國公共衛生部PHE1971年開始就力行控煙，最早在香煙盒上印有“吸煙有害健康”的警語。1974年把香煙價格提高20%。1984年把每年3月13日定為“全國戒煙日”。
此外，英國還加強了罰款力度。在室內工作場所吸煙者最高可被罰款200英鎊。對雇主來說，如果他們不阻止員工在工作場所吸煙，最高可被罰款2500英鎊。
從上述經驗來看，圍繞控煙的斗爭，往往是得“敵我明確”，是控煙一方對售煙一方的博弈，而由公共衛生部門負責對香煙的管控，則是控煙運動得以進行下去的關鍵。
所幸，我國的控煙架構調整也是按照這個思路在走。2018年，《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履約領導小組的職能被重新劃歸，使得履約領導小組職能脫離了煙草專賣局的上級主管部門工信部，歸屬了當時新組建的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而國外的經驗提供的另一個側面是，控煙之路通常都不容易，不僅在行動上要經過重重博弈，社會基礎上也往往是深受煙草所害后引起的巨大民意反彈。相信隨著政策結構的調整，以及社會輿論對吸煙問題的重視，我國的控煙工作終將取得實質性的突破。
烏鴉校尉整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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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WHO：煙草公司破壞世界衛生組織控煙行動的策略
中國青年報：煙草專賣局成控煙新成員 深圳升級版“控煙令”被吐槽
人民網－人民日報：控煙，棘手的因果關系
《三聯生活周刊》：控煙大會，和煙草業斗爭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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