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西馬是馬克思還是鹿克思，這一點其實并不重要。因為西馬的主張者及其擁躉，是學術分析的路子，解釋權的邏輯閉環對他們而言是毫無必要。對于尚未掌握政權的在野者而言，他們的使命就是不斷提出執政者難以接納的提議，然后通過被否決來實現自身的神圣性。

　　在傳統的蘇馬環境，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為政治服務，兩相對比，西馬和新馬確實在一定程度回歸了真正的唯物主義分析，實事求是地看待問題。但是，隨著文化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西馬”更像是普通的社會哲學學術研究，不再提出激進變革社會的方案和嵌入歷史風波了。

　　英國新左派的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中，提出了“新左派”的概念，這與斯大林上臺后西方特色的“西馬”是相吻合的概念，或者準確說，這兩個概念具有親緣關系，是相伴而生的姊妹。這是他們對考茨基、普列漢諾夫、伯恩斯坦、列寧、盧森堡、葛蘭西等先輩的重新發現，乃至對一致的自然主義或人文主義進行了反叛，亦即社會主義不只是建構秩序，更是一種唯物主義的科學理論，也非是自然反映論的旁征博引，更是一種創造新世界的趨向。

　　然而，西馬被視為正確的科學社會主義，甚至可能比之蘇馬更為危險。從“西馬”的起源來看，其主張一開始便是用于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否定的理論工作上的。就在1955年，那位“知覺現象學”的哲學家梅洛·龐蒂在《辯證法的歷險》首次提出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概念，針對“列寧主義”的開創性進行批判，并且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名義對馬克思本身做了切割，分化出了辯證的、經過觀念論訓練的馬克思和“自然主義”的馬克思。歸根結底，梅洛龐蒂是要用現象學的方式去揚棄辯證法（即使他的這種批判也歸于一種歷史的辯證運動），目的是要摧枯拉朽地打倒馬克思主義。

　　綜觀看待，西馬是一種和“戰斗唯物主義”相對立的意識形態，也是一個整個西方與蘇東相對抗的地域象征，屬于是不以馬克思主義自居，但是對馬克思主義造成巨大思想沖擊的思潮（蘇之砒霜，美之舒爽）。

　　不過，西馬推究到極致，也終歸是正治領域的斗爭，即使遠遠那么定睛一瞧，那么慈眉善目。可歷史總會告知世人，左良玉也是會慈眉善目地說，“老鄉，借你的人頭一用”。譬如，葛蘭西會講“向人類的外部去尋找現實和實在，這也是宗教地、形而上學地理解實在。……沒有人，宇宙還有什么意義”。這些話在當時的語境里，是沒有多大問題的，可一旦變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語錄，就難說會不會對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產生不良影響了。畢竟20世紀末期，有位叫做戈爾巴喬夫的“地圖頭”，他也喜歡說這些人啊、人類文明啊之類的口頭禪。于是，歷史就出現了極為詭異的一幕——“沒有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

　　1877年，伯恩施坦也是四處宣傳這種與上文所述相類似的觀念，號稱要用正義、自由、平等和博愛的觀點來代替社會主義的思想。甚至，他還要求放棄階級斗爭，取消革命，鼓吹“全民黨”（一切富有真正仁愛精神的人的“全面”的黨），可謂是修正主義的面目暴露無遺。西馬相對比，更為聰明了一些，他們要利用社會科學和哲學的權威來做事。如果出了差錯，那么這口黑鍋得甩到教育體系和社會研究方面，西馬繼續裝作無辜的旁觀者。

　　我們常常可以見到，端起碗大快朵頤、放下碗就罵娘的西馬叛徒。確切講，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有進過窄門，又談何變成猶大呢？著名的文化馬克思主義學者（法蘭克福的“大孝子”）哈貝馬斯就曾指出，馬克思主義的規范性基礎是不明確的。什么是規范性呢？其實沒有什么高深的內容，就是講你應該如何如何做事，這也就是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所講的“應然性”。所以，哈貝馬斯的意思是大家都沒想拋頭顱灑熱血，不過就是像生物學家做玻片一樣，做做研究，最多妄圖青史留名而已。學術混子都能研究馬克思，那可不就是缺乏規范性嘛。

　　可如此表述，也不究竟。因為社會科學是一門涉及方方面面的精細學問，除了要有“規范性”的理論，還要有“實證性”的理論，也就是要對做事的進程進行描述。規范主義與實證主義，是一對互相成就的矛盾，不可能隨意地全盤打倒。換言之，西馬的理論特性就是一種實證分析，無論他怎么在“馬克思主義是哲學還是科學的問題”這個“科爾施問題”面前標榜自己，中世紀負責經院哲學的那批人肯定也會說：“這味我熟”。

　　又譬如，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雖然提出了許多激進的主張，但當激進的學生找上門來，他人卻玩起了奇妙的躲貓貓。至于阿爾都塞學派的阿爾都塞，如果在所謂的大革命到來前不要瘋癲，就更為絕妙了。

　　再看看其他的西馬又如何。哲學家薩特把列寧顛倒過來的黑格爾哲學再度顛倒回來（列寧把黑格爾的唯心主義顛倒成唯物主義），也就是再度投入歷史唯心主義的懷抱，“不間斷的精神運動”的提法無疑是對“無意識”的淺顯分析。他認為辯證運動意味著主體自身一分為二，從自身樹立起對立面來認識自己，這無疑是對斗爭的曲解。他只是通過自欺，樹立了一個永遠存在且永遠達不到的存在方式。換言之，比起為了人民群眾的福祉，薩特更在乎自己的學說如何邏輯閉環。

　　本雅明對馬克思的解釋則比薩特更為極端，他幾乎將馬克思主義進行了重塑，他那種“人必然在欲望與塵世當中沉淪”的情調貫徹始終，他的“革命”是彌賽亞主義試圖創建的一種新型時間，即彌賽亞時間，悖于現代啟蒙理性所依賴的線性時間，這是實現與未實現之間的空白區間。本雅明的歷史唯物主義轉向了一個永遠的危機時刻，但又絕非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可也徹底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斗爭性（主觀能動的），顯得只是與基督徒相似地被《保羅書》的起源性真理事件的綁定。

　　這種西方馬克思主義只是在大學里作為一種學說和思潮而存在著，出版的大都是一些純理論和文化方面的著作，少有斗爭性指向明顯的表述。總歸不值得迷信這些主張，畢竟，有信無證，雖不落惡果。可也是終不得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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