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問題的漫威電影新角色

　　近日，Belén Fernández在半島新聞網撰文指出，漫威的摩薩德超級英雄薩布拉（Sabra）集各種錯誤于一身，將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野蠻行徑披上了一層斗篷，并破壞了漫威向人性化故事的發展。

　　1982年9月的貝魯特郊外，在兩天時間里，以色列支持的黎巴嫩民兵屠殺了多達3500名巴勒斯坦難民和黎巴嫩平民，這被稱為薩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殺（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以色列軍方在整個屠殺過程中提供了后勤支持，這次屠殺發生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三個月后，美國為這次入侵開了綠燈。

　　漫威漫畫中的Sabra

　　因此，在本月薩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殺40周年前夕，迪士尼的奇跡工作室宣布其電影《美國隊長》將在2024年上映，這并不是最合適的時機。計劃于2024年上映的《美國隊長：新世界秩序》將出現一個名為薩布拉的以色列角色。這個鮮為人知的角色在20世紀80年代作為 “以色列國的超級女英雄”在漫威漫畫中首次亮相，并將由以色列女演員希拉·哈斯扮演。

　　雖然她的名字并不是指黎巴嫩的大屠殺，但整個事情還是超級有問題的。

　　考慮一下薩布拉的背景故事。在1981年出版的《不可思議的綠巨人》第256期中，她作為一個在集體農場長大的變種人超人出現，白天的工作是一名以色列警察，但她真正的工作是在該國的間諜機構摩薩德。薩布拉穿著以色列國旗啟發的服裝，“決心保護她的祖國免受綠巨人的蹂躪”，漫畫中的一個標題稱。

　　不要忘了以色列在蹂躪其他人的家園方面所扮演的主角，從1948年開始，當時約有500個巴勒斯坦村莊被摧毀，超過1萬名巴勒斯坦人被殺害，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難民。

　　由于種族清洗在過去74年中并沒有完全減弱——只要看看對加沙地帶的持續恐嚇就知道了——將一個為國家野蠻行為披上超級英雄外衣的角色搬上銀幕是錯誤的。

　　雖然《美國隊長：新世界秩序》的情節細節尚未披露，但許多人認為這部電影是摩薩德的公關，這個組織以暗殺和其他各種不當行為而聞名。迄今為止，從Netflix的《特工科恩》到Apple TV的《德黑蘭》，該機構已經獲得了大量有利于自己的屏幕時間。現在，漫威已經將摩薩德提升到了超級英雄的地位。

　　CNN援引Avner Avraham的話——他是一名前以色列間諜，目前自稱是“世界知名的摩薩德行動專家”以及“展覽、電影制作人和策展人”——說薩布拉將如何促進該機構在年輕觀眾當中的“品牌化”。“這是‘TikTok’的方式，是與新生代對話的卡通方式”。Avraham還推測，這種營銷方式可能會使摩薩德更容易在國外招募線人。

　　就在你認為流行文化可能會隨著新的Netflix系列劇《阿穆的生存之道》和漫威自己的《驚奇少女》的出現而朝著更人性化的方向發展時，好萊塢把我們拉回了“新世界秩序”。

　　誠然，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做法已經經常是電影式的——從炸毀加沙地帶的公寓樓到對在海灘上踢足球的兒童發動空襲。事實上，如此電影化，以至于對被圍困的巴勒斯坦沿海飛地的轟炸已吸引了帶著露營椅和爆米花的以色列人群。

　　薩布拉的群眾吸引力還有待觀察，但可以推測，這個角色將有助于為以色列的犯罪行為披上一層女權主義進步主義的外衣，就像蓋爾·加朵一樣，這位前以色列士兵和鐵桿軍迷曾出演《神奇女俠1984》以及其他糟糕的作品。

　　在《不可思議的綠巨人》第256期中，一個腳注解釋說，薩布拉這個詞“指的是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這個名字來自于一種本土水果——一種內部甜美、外部帶刺的梨，以保護其免受敵人的攻擊”。

　　當然，以色列的民族神話是建立在以色列人是這片土地的“原住民”這一想法之上的。但正如2014年《以色列時報》的一篇報道所指出的，帶刺的梨的希伯來語“來自阿拉伯語，是波蘭移民在第一次見到這種植物時學到的”。《紐約時報》的《填字游戲》將薩布拉定義為“出生在以色列的猶太人”，但強調這個詞“與阿拉伯語的sabr有關，意思是耐心和毅力”。

　　而根據Oz Almog的書《薩布拉：新猶太人的創造》，薩布拉人是“第一批以色列人——出生于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第一代人，在巴勒斯坦的猶太復國主義定居點中成長起來”。這怎么會是原住民呢？

　　根據中國學者艾仁貴的研究，作為一種物化的民族身體意象，“薩布拉”體現了猶太“新人”土生土長、頑強扎根同時又略帶粗野的民族性格。“薩布拉”成為巴勒斯坦猶太社會新的民族偶像，在以色列建國前后的民族構建神話中占據著核心位置：“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形象被創造出來，這群熱心、合群、強壯的人，外形美觀、略有瑕疵但內部甘甜，就像仙人掌的果實一般……作為以色列之子，他象征著正處在民族復興中的以色列兒女。他把生命獻給了他的國家……”可以說，該群體代表著“新型猶太人”的具象化，有著不同于其他群體的鮮明特征。

　　首先，“薩布拉”具有強烈的反流散特征。作為全新的一代，“薩布拉”強烈反對父輩及其流散地傳統，具有某種“俄狄浦斯情結”（Oedipus complex，也譯作弒父情結）。他們拒絕接受流散猶太人的虛弱、屈從、不加反抗，認為他們與父輩分屬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薩布拉的精神形象不是自然、連續成熟過程的結果。薩布拉是非常奇特的雜交的結果。我們這里有兩個世界。我們的父輩不是薩布拉，無論他們在這里居住了多少年……”

　　其次，“薩布拉”具有鮮明的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傾向。為了扭轉流散猶太人的過度智力化，“薩布拉”鼓勵從事體力勞動和軍事訓練，形成了反智傳統。“薩布拉”所屬的各種組織（包括學校、青年運動、基布茲、軍事團體），定期前往巴勒斯坦邊遠地區徒步行軍，以了解和接觸故土的山川、地形、植物和動物。這些行為不僅增強了身體力量與精神意志，而且也是“了解故土”的重要途徑，培養了猶太人扎根土地的意識。

　　再次，“薩布拉”具有濃厚的農業和軍事色彩。“薩布拉”反對城市生活方式，積極從事農業墾殖活動，其典型形象是集手拿鋤頭的勞動者與肩上扛槍的戰斗者為一體的“薩布拉農民戰士”（Sabra farmer-warriors），這種典型特征普遍存在于當時的文學、詩歌、繪畫、電影中。摩西·沙米爾（Moshe Shamir）1947 年在其小說《他行走在田野上》（He Walked through the Fields）中將主人公烏里（Uri）描繪為典型的“薩布拉”：“他是猶太人的一員，皮膚黝黑、青春陽光……樂于運動，他內在地是一名農民……同時又是一名戰士。”

　　最后，“薩布拉”還發展出一系列獨特的生活方式，成為猶太“新人”的外在標識。從行為特征上看，“薩布拉”通常帶有直接、簡樸、果斷的作風，其標志性外在形象是光著腳板或穿著涼鞋、頭發蓬亂。從穿著樣式上看，“薩布拉”通常身著短衣短褲、汗衫背心，頭戴絨線帽，肩扛來復槍，有時駕駛一輛吉普車，從而刮起一陣青春風暴。此外，新型猶太人形成了一套獨特的俚語來表達自己獨立、直爽、粗魯的個性，以表明其貼近自然的態度。

　　作為理想的民族典范，“薩布拉”似乎集中了許多優良品質，以至被稱為“神話般的薩布拉”（the Mythological Sabra）。在猶太民族主義者看來，“薩布拉”猶太人與出生在流散地的舊式猶太人形成了鮮明對照，它代表著后者所缺乏的一切，從而象征著全新的猶太身體形象。學者亞爾·澤魯巴弗爾分析道：“薩布拉成為一種神話般——當然也是典范式——人物，構成了塑造土生土長以色列人的堅固模具（solid mold）……他們沒有任何恐懼、虛弱和膽怯，完全沒有流散的精神。他們是以色列這塊土地的產物和許多代人希望的成果，他們與流散猶太人形成了對比。他們是希伯來人，而不是猶太人，他們準備終結父輩的恥辱。猶太人缺乏的所有特征都可以在他們身上找到：力量、健康、勞作、返回自然、扎根故土，以及農民身上的一些緩慢和沉重。”

　　在19 世紀末的歐洲思想界，猶太人通常被描繪為陰柔、虛弱、膽怯的女性化形象。對此，猶太民族主義者提出了“新型猶太人”構想，力圖在民族復興進程中革新猶太身體形象：一方面，通過轉向健身運動、農業墾殖和軍事斗爭來恢復猶太人的勞動本能和男性氣概；另一方面，在象征層面將希伯來文化作為民族之根，把流散猶太人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構建為女性化的“他者”加以排斥。

　　在Belén Fernández看來，除了所有摩薩德和軍事方面的東西之外，超級英雄薩布拉還代表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多維占領，這種占領既是領土的，也是語言的。

　　“對于那些喜歡猶太復國主義加上爆米花的人來說，漫威的最新作品肯定是一種享受。”

　　身份政治的失敗

　　身份政治的失敗近年來已經成為美國政治中的老生常談，近日《紐約客》刊文介紹了喬治城大學哲學教授、尼日利亞裔哲學家塔伊沃（Olúf??mi O. Táíwò）關于“精英俘獲”的新書，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

　　2020年5月，警察對喬治·弗洛伊德實施私刑引發的動亂持續數日后，黑人女性、華盛頓特區市長穆麗爾·鮑澤（Muriel Bower）下令，在靠近白宮的第十六街用黃色顏料涂上“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字樣。這一舉動有著多個指向的象征意義，大約一周前，執法人員用催淚瓦斯驅逐了與該街道相交的拉菲特公園里的抗議人群。特朗普對此十分反感，他怒斥鮑澤“無能”、“不停地向我們要求‘施舍’”。

　　2021年秋天，鮑澤宣布第十六街涂了標語的路段為永久紀念碑，這里已經改名為“黑命攸關廣場”。她解釋稱，“黑命攸關標語是我們說不的一個象征，同時也是對于我們城市中被聯邦武裝占領的部分的確認和主張。”關于其更廣泛的意義，她說，“有一些人渴望被聽到、被看到，渴望人性得到認可，我們有機會在我們城市中一條非常重要的街道上大聲而清楚地發出這一信息。”

　　今年春天，在與特朗普對抗近兩年后，部分得益于聯邦政府實施的新冠疫情刺激措施而取得的財政盈余，鮑澤在為華盛頓特區提出的新預算中包括了建造一座體育場和一座新監獄。她承諾將花費超過2.5億美元建造新監獄用于取代現有監獄的一部分；她還提議用三千萬美元來雇用新的警察，從而實現使警察隊伍達到四千人的目標；另外一千萬將用于在整個城市加裝170個超速攝像頭。

　　盡管鮑澤公開擁抱“黑命攸關”這一標語，甚至將其銘刻在首都大地，然而這位華盛頓特區市長現在推行的政治議程卻與黑命攸關運動削減警方經費的要求背道而馳。她剝奪了這場運動中最為激進的想象，而是將其轉化為模糊的“渴望被傾聽”，同時又將其作為護盾，使自己免于活動家對其政策會傷害黑人社區的指責。鮑澤從這樣的假設中獲益，即作為因為將“黑命攸關”標語寫在公共街道上而激怒特朗普并受其侮辱的黑人女性，她知道怎么做才最符合黑人社區的利益。

　　過去幾十年間，黑人生活中最深刻的變化是圍繞階級和地位展開的，這在精英和普通黑人之間制造了政治和社會鴻溝。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斗爭后，在美國，尤其是在經歷了暴動和叛亂的城市中，在沒有少數族裔參與的情況下做出關于他們的決定在政治上已經站不住腳了。然而，作為無視膚色和進步的證據，取代將他們排除在外的是非裔美國人在政治和私營部門的微弱代表。做決定的房間里不再全是白人和男性，而是點綴著種族和性別的象征性代表。

　　這些少數不僅可以代表多數，他們的存在還可以作為系統對于此前被排斥的人可行的證據。這些新代表仍然可以使用身份政治的話語，因為他們中的很多人仍然在經歷種族的、性別的以及其他形式的歧視。但他們的志向不同于最初使用這些左翼政治框架的人，新代表們的興趣不是改造制度，而是試圖駕馭它。

　　當黑人精英或政治活動家聲稱代表黑人公眾或黑人社會運動發言，同時又致力于與運動相對立或者鞏固現狀的政治行動時，張力會變得明顯。塔伊沃將這個過程稱為“精英俘獲（elite capture）”。這個概念源自全球發展的政治，描述的是發展中國家的地方精英攫取本該屬于大眾的資源的情形。塔伊沃解釋說，這個詞被用來“描述社會上處于有利地位的人傾向于控制本該屬于所有人的利益的方式”。

　　塔伊沃在今年早些時候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重新考慮補償》（Reconsidering Reparations），書中認為如果殖民主義和奴隸制應該對財富和資源分配不均負責，后者使得黑人和棕色人種在今天的氣候危機面前尤其脆弱，那么修復也應該足夠廣泛或是可以重塑世界。塔伊沃在2020年寫了幾篇文章，現已被結集為一本題為《精英俘獲：權力所有者如何接管身份政治（和其他一切）》[Elite Capture: How the Powerful Took Over Identity Politics (and Everything Else)]，他在其中批評“身份政治”的概念已經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黑人女權主義左翼的激進發明轉變成了對種族和性別代表權的溫馴呼吁。

　　塔伊沃對身份政治的檢視始于康巴黑河集體（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這是一個成立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的黑人女同社會主義團體。其中，德米塔·弗雷澤（Demita Frazier）和雙胞胎姐妹芭芭拉和貝弗利·史密斯（Barbara and Beverly Smith）撰寫了《康巴黑河聲明》，在其中創造了“身份政治”一詞。她們不僅在反戰和女權運動中經驗豐富，和那個時代的民權運動和黑人解放運動也有關聯。她們的廣泛經歷還包括組織起來反對強制絕育和針對女性的伴侶暴力，這些議題在當時很少被其他人認真對待。她們在聲明中解釋說，黑人婦女必須制定自己的政治議程，“我們意識到，唯一足夠關心我們、會為我們的解放不斷努力的人是我們自己。”她們接著寫道，“這種對我們自身壓迫的關注體現在身份政治的概念中。我們相信，最深刻和最具激進潛能的政治直接來源于我們的身份，而不是為結束他人的壓迫而工作……被承認為人，平等的人，就足夠了。”

　　這樣一來，立場認識論，或從生活經驗和社會地位中獲得知識的能力，和康巴黑河的身份政治視野緊密相關。這是對社會科學現狀的有力否定，社會科學長年依賴強大的局外人（通常是白人男性）對被邊緣化、被排斥和被壓迫者發表觀點。這個時代有力的社會運動掃除了白人男性權威的常識，將邊緣群體從被審視的對象轉變會能夠控制自己命運的主體。塔伊沃描述了隨后的轉變，這些框架脫離了局外人狀態，被包括有色人種在內的有錢有權者用來維持現狀。他補充說“身份政治的最近趨勢似乎是在為精英俘獲增加動力，而不是抑制它”。他舉例說明黑人精英利用激進口號或是其他的社會運動呼聲來鞏固現狀，同時看上去和運動以及黑人公眾輿論保持一致。在一些更復雜的例子中，活動家采用非民主的組織形式，讓受薪工作人員和組織者的見解凌駕于大眾勞工之上。還有一些更戲劇化的例子，就像黑命攸關全球網絡基金會的案例那樣，假的草根組織把自己變成像草根組織者分發資金和建議的基金會。塔伊沃談到了這些情況下可能出現的動態：“在缺乏正確監督和約束的情況下，擁有權力并能接觸到用于描述、定義、創造政治現實的資源的小群體……會俘獲團體的價值，迫使人們在一個更窄的社會項目上進行協調，而這個項目不成比例地代表精英的利益。”

　　盡管精英俘獲是一個普遍現象，它對黑人政治的影響特別驚人，尤其是在美國。鑒于黑人被種族奴役的歷史以及國家支持的白人至上主義直到二十世紀仍然盛行，這種集體經驗被塔伊沃等人總結為“種族資本主義”，美國人傾向于將種族類別視為穩定的，甚至靜止的。在非裔美國人中也是如此，盡管黑人社區對于拉扯黑人普遍特征方方面面的社會階層張力有更多的認識。而且由于種族主義仍然強大，有一種假設認為單一黑人社區是圍繞爭取黑人解放的持續斗爭而團結在一起的。

　　拉托亞·坎特雷爾（LaToya Cantrell）是第一位擔任新奧爾良市市長的黑人女性。她在2020年的抗議活動中成為了勞工活動家的目標，后者因為旅游業工人缺少病假和其他供應在她家門外集會。坎特雷爾在公開信中用自己的身份來駁斥抗議者，她提到自己成長于毒品泛濫的社區，很多家人都被卷入其中。她的個人故事十分動人，但仍然是被用于轉移合法抗議。這種策略之所以強大，是因為種族主義的持續存在讓這些故事能夠帶來共鳴。當公職人員受到種族主義襲擊時，只要想想奧巴馬夫婦，熟悉和團結的感覺就會得到強化，就像政治哲學家邁克爾·道森（Michael Dawson）所描述的“相連的命運”，也即非裔美國人的社會、經濟、政治命運都因共享的身份和歷史而聯結在一起。

　　塔伊沃寫道，“將這些精英的利益視為必然甚至推定為與更廣泛群體的利益一致涉及到我們無法承受的政治天真。”這種政治不僅存在于大城市的民選官員中間，也存在于政治運動和聯盟之中。塔伊沃將其描述為一種“傳話筒”給房間里“最受影響”的人的趨勢，在他看來，表面上這些做法應該有助于我們抵抗和遏制精英俘獲，但事實上卻“將注意力的不公設置在了選擇代表邊緣群體的發言人和書單當中”。塔伊沃以自身經歷為例，因為是黑人和一代尼日利亞裔美國人，他經常接到“麥克風”，把他作為對社會不公有更多真實了解的話語中心忽視了他相較于數千萬尼日利亞人和很多其他美國人的階層特權，他讀的是有進階課程和榮譽課程的好學校。他承認聽他說或許要比聽一個有著類似階級背景的白人說要好，但他堅持認為，“如果我們的目標僅僅是比從全球種族隔離的歷史中繼承的認識論規范做得更好，那這個標準實在太低了。”

　　塔伊沃呼吁“一種注重結果而不是過程的建設性政治文化”。塔伊沃和康巴黑河集體主張的的不是為了建立包容性運動而掩蓋差異，相反，他們闡明了身份政治是進入一個被種族主義、性別不平等和仇恨所深刻界定的世界的重要切入點，但僅僅如此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找到將我們聯系在一起的紐帶，看見我們的壓迫如何相連，為彼此的斗爭搭建橋梁，并找到團結的方法。這是精英俘獲的反面，它是對世界的重塑。塔伊沃的提醒和馬克思相呼應，畢竟重點在于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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