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縣長”成了網上最有爭議的一個詞。

　　9月18日，山東省德州市作家協會推送的一篇“廉潔文化主題文學作品征文獲獎名單”，其中《我的縣長父親》獲一等獎。

　　作者是建國后山東省禹城縣第一任縣長于志明的女兒。

　　由于，此文標題恰好和電影《夏洛特煩惱》中的獲獎作文《我的區長父親》很相似（一個諷刺部分“二代”占盡社會紅利的情節），導致被部分網友嘲諷。

　　事發之后，德州作協將獲獎信息和鏈接，一并進行了刪除。此舉，似乎更顯“心虛”。

　　此事熱度一直居高不下，我認為，一部分原因是，區長和縣長同級，而如今的互聯網上，還有一個比“區長”更出名、更有爭議的梗——縣長。

　　由于B站頂流《讓子彈飛》以及二創的超凡傳播力，導致很多網友聽到，“縣長來了，                ”、“前幾任鵝城縣長把稅收到              ”、“師爺，當縣長最要緊的是什么，         ”，就能下意識接出后半句。

　　而這些現象級的“梗”，很容易讓網友們看到縣長倆字，來不及讀文章，就已經按捺不住調侃的沖動，開始各種陰陽怪氣。

　　當然，也有人為此打抱不平，說即便表達欲再強，也不能一看見“廉潔”、“我的縣長父親”、“得獎”，就開沖，根本不管人家內容到底是什么。

　　至于看過文章內容的網友，也有一些人認為，正是因為自己的父親是個好官，更不應該拿來“消費”。

　　也有人認為，作者的文采，不應該得第一名。

　　總之，負面的聲音很多、很大。

　　由于事件影響力實在太大，作者自己也出來澄清，一開始的題目是《逝去的背影》，發征文的目的也是為了把老爺子這種精神傳承下去，沒想到會弄成現在這樣。

　　俗話說，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

　　相比之下，關于這篇文章的爭議，比于志明本人的知名度，大多了。

　　我個人看了關于于志明的事跡，是很感動的，他的故事應該被更多人知道。

　　當地群眾把于志明比成焦裕祿式的干部，我個人認為也并不為過。

　　根據當地鄉親回憶說，于志明走在街上看見誰家的院子臟了，隨手拿起笤帚就掃，完全沒有當官的架子。

　　每到飯點，他還會到鄉民家中探訪，不是為了蹭飯，只為看看群眾每天的伙食到底怎么樣。

　　在國家困難時期，于志明沒有搞特殊，給自己開小灶，餓得雙腳浮腫，一按一個坑。

　　前來要救濟的縣委干部，到他家看到廚房只有麩皮窩頭和野菜，內心一驚，啥也沒說，轉身就走了……

　　但哪怕是這樣，他也沒有違背自己的承諾，給烈士任榮貴家寄錢，兩年匯出了35元。在那個吃飯都難的年代，不知道這些錢他是怎么省出來的。

　　1962年，甄別平反后，于志明再任禹城縣縣長，復職后補發了1000元工資，他直接全部上交給國家。

　　他說：“干革命不是為了自家富裕，是為了讓人民群眾都過上富裕日子，國家暫時有困難，補發的工資就當自己為國家做的一點貢獻吧！”

　　作為“父母官”，他真的做到了“愛民如子”。

　　一年冬天，他遇到一位溺水少年，等少年從冰窟窿里獲救后，他立刻將自己的大衣脫下給少年穿，還以最快速度把他送到醫生家。

　　后來少年失去聽覺，對人生絕望，于志明又帶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上門開導，直到對方慢慢痊愈。

　　少年為了表達感激之情，送去一袋地瓜，于志明也堅持不收。

　　作為“父母”，他反倒顯得格外“苛刻”。

　　大女兒上中學時，每個星期都要步行走七八十里路，要他買輛自行車，于志明說：“等你同學們都有自行車的時候，我就給你買一輛，你不能搞特殊。”

　　70年代，非農業戶口十分搶手，大兒媳婦兒想找于志明“走后門”，他拒絕了：“我是黨的人，違犯政策的事咱不能做！”

　　后來，侄子從部隊退伍，按照當時的政策規定可以安排工作，但必須先在企業工作，以于志明當時的職位，其實就是“遞句話”的事，但他依舊搖搖頭。

　　后來于志明年紀大了，組織上為了照顧他的身體，主動提出可以安排一名子女在身邊工作，他再次拒絕，“組織上調動他的工作，子女摻和啥？”

　　不僅如此，他還主動把自己的孩子往“最危險”的地方送。

　　1969年，中蘇邊境沖突不斷，父親明知道那年的新兵將開往北疆，隨時可能上前線，還是將16歲的大兒子送入軍營。

　　4年后，又送二兒子參軍入伍。他說：有國才有家，只有國家安寧，才能小家安穩。

　　對此，也有網友質疑于志明的目的是什么……

　　對此我只想說一句話：

　　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再到和平年代，于志明家里當兵的就有27人。

　　一個人熱愛自己的國家、愛護自己的人民，并以愛國愛民為家風去傳承，需要理由嗎？

　　此次事件熱度之所以經久不散，我覺得還有一個理由，很多人認為，這樣的好官已經很少了，認為自己張嘴就調侃，基本不會出錯。

　　還是那句話，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

　　其實，于志明這樣的人民好干部，遠比我們想象中要多得多的。

　　禹城縣的人民把于志明比作焦裕祿，是因為后者是“好官”中最知名的人物之一。

　　1962年，焦裕祿被上級調到了地處河南東部的蘭考縣，擔任縣委書記，自此開啟了一段治理內澇、風沙、鹽堿傳奇。他的故事，以及他的“隱藏身份”——發明家，很多人都已經耳熟能詳。

　　但鮮為人知的是，當時在他身邊還有一位得力伙伴，沒有這個人，治沙的進展遠不會那么順利——這個人叫張欽禮。

　　張欽禮是土生土長的蘭考人，從1956年起就開始擔任蘭考縣的縣長，當地百姓稱他為“蘭考的活地圖”，指他對全縣每一個村莊、每一條河流、每一條道路都了如指掌。

　　后來參與治沙治水后，大家又贈予了他一個綽號，叫“無毛腿”。

　　為什么叫“無毛腿”呢？

　　這是因為，在治沙過程中，張欽禮時常需要泡在黃河里工作，而黃河水是混濁的，不少泥沙夾雜其中。

　　偶爾泡一下沒什么，假如長期浸泡，腿上的汗毛就會無數次被黃河中的泥沙粘連下來。

　　汗毛掉了，腿上自然有傷口。

　　剛被粘掉汗毛的傷口再次被泥沙俱下的黃河水浸泡，皮膚表面的屏障就會被破壞，皸裂的皮膚創口就此顯露。

　　但為了起到帶頭作用，張欽禮每天都第一個下水，最后一個上岸，導致傷口周而復始的皸裂。

　　就這樣，張欽禮腿上開始與汗毛絕緣。

　　1964年，焦裕祿因病去世之后，張欽禮全面領導當地工作。繼續與內澇、風沙、鹽堿這“三害”做斗爭。

　　此后，張欽禮帶領大家疏通一百二十五條排水河道、一百五十四條配套支渠，拆除各種阻水設施一百六十余處。

　　讓蘭考從一味地阻擋洪水、懼怕洪水，轉變成了一個基本上能排水暢通的縣城。

　　不過令人惋惜的是，和他的老戰友焦裕祿一樣，張欽禮也是因為勞累過度，患癌去世。

　　2004年5月7日，張欽禮逝世的噩耗傳到蘭考，全縣每戶人家都傳出了哭啼聲。

　　他的靈車從鄭州魂歸故里時，鄭州人民自發出動幾十輛汽車敬送。進入蘭考縣城，十萬多民眾跪立街道兩旁，揮淚迎靈。

　　在他的家鄉張莊村，通往墓地的大小公路兩旁、農家田埂地頭，群眾為他擺的祭品是一碗碗清水，是雜面窩窩頭，贊揚他為官一生，兩袖清風。

　　一個好的縣官，為官一任，真的就是造福一方。

　　但是，他們的事跡，真的很難傳出來。尤其是當他們身在大山深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在如今不少短視頻作品中，經常能刷到一個叫獨龍江鄉的地方，宛如世外桃源。

　　僅僅在幾十年前，這里還是云南乃至全國最封閉、最貧困的地區之一。

　　由于地貌險峻，當時的獨龍江鄉處于與世隔絕的狀態，大部分當地人住的是茅草房、木頭房或籬笆房，過著“刀耕火種、刻木記事”的原始生活。

　　高德榮正是成長于這樣的環境。

　　讀小學時，他每天要走6小時山路。到了初中，去縣城需要過密林、爬雪山，步行7、8天。

　　好在他學習刻苦，考上怒江師范學校，爭取到了走出大山的機會。

　　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出去的高德榮，沒幾年又回來了。

　　1979年，留校任校團總支書的他，申請調回家鄉教書，理由居然是：始終放不下處于極度貧困狀態的鄉親們，希望通過教育改變家鄉的面貌。

　　就這樣，高德榮到獨龍江鄉巴坡完小當起了一名教師。后來，從鄉政府辦事員干起，然后是鄉長、縣長。

　　出任縣領導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路。

　　因為他深知，交通，才是制約獨龍江鄉發展的罪魁禍首。

　　每到天空一破曉，他就拿著地圖，用紅筆標出需要建設的“路”，翻山越嶺去考察，住牛棚、宿江邊，四處匯報、爭取，直到太陽落山。有時候一天就吃一個饃。

　　但對于這個被群山圍繞的地方來說，修公路談何容易。

　　要錢，沒有，要物資，也沒有。

　　為此，他想盡辦法，但都無濟于事。

　　2003年，高德榮當選為十屆全國人大代表，趁著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的機會，他誠懇地提出為家鄉修路的訴求，沒想到，最終獲得了國家的支持。

　　不過資金有了著落，“開山”也并非易事。每年施工前要大量時間推雪通路，為了加快隧道工程進度，高德榮每年都參與清雪工作。

　　他和交通局的職工一起睡工棚、吃干糧，“蓋三床被子還嫌冷”。積雪厚達四五米，推起來得憑感覺。

　　2007年5月的一天，施工隊要收工時突遇雪崩，一下子把高德榮和他的駕駛員埋了進去。“要不是急退了三四米，恐怕扒不出來了。” 當年一起被埋的駕駛員回憶起來仍心有余悸。

　　但經歷過數次險情，幾次與死亡擦肩而過的高德榮，只是輕描淡寫地說：“領導干部就是要帶領群眾一起干活，干出活路來。你不干，路就在天上。你干了，路就在腳下！”

　　2014年4月10日，伴隨著幾聲巨響，全長6.68公里的云南高黎貢山獨龍江隧道最后一層巖石被爆破成功。

　　這意味著，獨龍江千百年來大雪封路的歷史徹底結束了。

　　細心的高德榮，在修路的過程中，也不忘給家鄉培養“修路人”。

　　規劃獨龍江公路時，高德榮曾建議：最后5公里，由獨龍族群眾組建一個工程隊施工。

　　當時的建設指揮長、貢山縣原政協主席趙學煌不敢答應。高德榮勸他：“正因為獨龍族落后，才更需要學習經驗技術，以后獨龍江修公路，不靠他們靠誰？”

　　群眾施工隊組建起來了，趙學煌擔心的事也發生了——有的民工沒干幾天就跑回家去。高德榮挨家挨戶把群眾找回來，白天和他們一起修路，晚上和他們一起住工棚。

　　天還不亮，他就為大家生火煮飯。就這樣，獨龍江公路的最后5公里按質按時完成——后來修鄉村公路，這批施工隊員果然成了骨干。

　　后來，高德榮被選為州人大副主任，又一次走出了獨龍江。2006年，高德榮再次向組織上要求回到獨龍江工作，給出的理由依舊是：“我的同胞還在受窮，我卻在外面享福，這個臉我丟不起！”

　　如今已經十幾年過去，有人評價他：“不是‘和群眾打成一片’，而是‘長’在群眾中。”

　　不過對于自家的孩子，高德榮表現得和于志明一樣。

　　女兒高迎春回憶，父親早出晚歸，小時候很少見他。媽媽是衛生院醫生，碰上媽媽出門，就得照看弟弟，自己六七歲就會管家了。

　　兒子畢業后考公務員，三年才考上——彼時他正是一縣之長。

　　女兒單位集資房10萬多元，從銀行借了10萬元，10年才還完——但他不要組織上安排的房產，補貼也不拿。

　　女婿本是鄉村教師，自己努力考進了縣檔案局——他是半年多后才知道的。

　　兒子、女兒的婚禮，沒請一個父親的同事朋友——女兒結婚時他的司機都不知道。

　　通過于志明、焦裕祿、張欽禮、高德榮，我們看到每個時期，都有讓人欽佩的好官。當然，好官不止于基層。

　　2013年大年初三，山西省大同市市政府門前，大量百姓自發地前來與一位即將升遷的市長告別，他們手拉著一條橫幅，上面寫道：

　　翻身不忘共產黨，巨變離不了耿市長。

　　耿市長的全名叫耿彥波，此時的他，一改往日工作中冷峻嚴肅的表情，在與百姓揮手告別后，獨自坐在汽車里淚流滿面。

　　耿彥波被認為是《人民的名義》中李達康書記的現實原型。他在工作中幾乎不近人情，執行力爆表，卻又愛民如子。在主政大同5年間，頂著巨大壓力讓大同換了一個“人間”。正如紀錄片《大同》旁白里那句話所說的：

　　“不是大同人，你不會看到改革開放30年，大同從輝煌到灰黃的落寞。不是大同人，難以理解我們為什么支持老耿改變大同的心情。”

　　山西大同，曾經是兩漢要塞、北魏京華，也曾經是遼金陪都、明清重鎮，有著厚重的歷史底蘊。改革開放隨著中國工業發展需要，它又憑借先天資源成為了“中華煤都”。

　　所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大同人確實沾了煤礦的光。曾幾何時煤老板就是中國巨富階層的代名詞，但大同人最終又倒了煤礦的霉。長期開采導致地表塌陷、地下水滲漏，以及夸張的環境污染。據當地一位從業30年的環衛工人回憶：

　　“當時的大同，城區老化現象非常嚴重，每條街道都像趙本山小品《三鞭子》所說的那樣，不是坎啊就是溝啊，啥時候修啊？不知道啊？”

　　“大同的天就像扣了個黑鍋蓋，一年見不上幾天太陽，那時天灰地黑，淺色衣服不能穿，道路塵土飛揚，窗戶縫貼上膠布家里依然一天一層灰。”

　　事實上，即使拋開環境污染不談，經過二十多年開采，大同的煤炭資源當時也面臨著枯竭的危機。大同這座城市的未來在哪里？

　　沒有人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直到2008年，耿彥波被點將到大同擔任市長。

　　在此之前，耿彥波曾先后兩次成功把兩座粗放型工業城市，改造成了風清水秀、怡人宜居的旅游文化城市。并且，以不怕得罪舊勢力利益階層和作風強悍而聞名。比如在改造山西省靈石縣時，他就曾收到過子彈、花圈以及雪花般寄給中央信訪局的投訴信。

　　2008年走馬上任大同，耿彥波經過仔細調研分析，認為如果等煤炭資源枯竭后再謀劃轉型，那無疑是坐以待斃。

　　有了前面兩次改造城市成功的經驗，耿彥波提出了一個絕對大手筆的建設計劃，即：“一軸雙城，分開發展；古今兼顧，新舊兩利”。

　　整個計劃，在拆掉三千棟房子、遷走50萬戶人家后，會建成一座讓大同徹底完成城市經濟依賴轉型的文化古城。

　　這樣的大手筆投資，有兩個擺在耿彥波面前的現實問題：

　　一是假如這么大的投資，建成后卻沒有發揮足夠的作用，打了水漂，那他的政治信用基本宣告破產；二是要動用這么多錢，既觸碰了大同舊勢力的利益，勢必會阻礙重重，還要避免大量工程款流入那些“碩鼠”的口袋中。

　　官場上，有部分官員信奉不作為就是最大的作為，“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就不錯”，典型代表就是《人民的名義》中的“宇宙區長”孫連城，每天在家里用天文望遠鏡看星星。

　　耿彥波艱難地在大同推動城市改造時，也碰到了些已經習慣躺平的官員。

　　比如在一次大會上提到拆遷時，耿市長問進度落后地區的鄉領導是什么原因，沒想到對方兩手一攤，笑了笑回答道：鄉里頭現在就是沒有能力去落實這些東西。

　　耿彥波聽完就怒了，在大會上絲毫沒有留情面，劈頭蓋臉就是一句“那你就辭職，你趕緊寫報告，趕緊換個能辦的人來”。

　　為了阻止工程款落入“碩鼠”口袋，耿彥波長年把辦公地點搬到了工地上。

　　每天早上五點鐘起床，早餐在路邊買兩根油條或者燒餅解決，白天工地現場辦公，午飯通常吃一碗刀削面，直到夜里十一點多結束工作，凌晨一兩點才回家，平均睡眠五個小時。

　　紀錄片《大同》中，記錄過耿彥波幾次驗收工程時，發現對方偷工減料的表現。

　　一次耿彥波幾腳下去，發現水泥有問題，他指著負責該項目的一個身穿條形T恤的男子說：

　　“你看這家伙他媽的，表面看上去還挺老實的，一肚子鬼水這小子，你把我們政府給你的錢拿回來，這個工程不讓你干了。”

　　城市的轉型，除了改建還需要引入新的產業，為了接待一個來大同考察公司，耿彥波曾在接待酒店一待就到半夜。

　　兩天兩夜沒有合眼，妻子擔心卻又打不通電話，最后氣得不顧阻撓地沖到會議現場，啜泣地罵道，“不要活了，死了算了。”

　　2013年，也就是耿彥波離開大同那年，大同全年接待國內外游客已經達到了2355.83萬人次，收入200.33億元，與他上任的2007年相比，翻了接近4倍。

　　耿彥波對大同的城市改造，人民看得見。

　　尾聲

　　魯迅曾經說過，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對于這樣的人，正如《我的縣長父親》那篇文章結尾，作者所說“天地之間有桿秤，大秤砣是老百姓，父親將畢生精力全部奉獻給人民，人民也將他永遠銘記在心中”。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關注最近的新聞，在昨天和今天短短兩天內，有至少6位“老虎”先后被宣判了。

　　包括：

　　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原副主任傅政華被判死緩；

　　上海市公安局原局長龔道安被判無期；

　　江蘇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書記王立科被判死緩；

　　山西省原副省長、省公安廳原廳長劉新云被判14年有期徒刑；

　　重慶市原副市長、市公安局原局長鄧恢林被判15年有期徒刑；

　　以及河南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宋太平一審被控受賄6949萬余元。

　　也就在這兩天，這些消息就成為了熱搜，接受人民的審判。

　　我們應該把苛責的勇氣和目光對準內部的“害蟲”，發揮公眾監督應有的作用，維護廣大人民的利益。同時，回望歷史，善待那些本就值得歌頌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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