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是新中國成立后禹城首任人民選舉的縣長。1958年，父親因堅持事實求是、反對浮夸，被降職降薪，1962年，甄別平反后再任禹城縣縣長。劉少奇主席來禹城時，是他介紹給我們縣的三級干部。在他五十九載的人生旅途中，當過縣長，做過飲食員，干過掏糞工，一生幾起幾落，沒給我們子女留下任何物質財富，卻給我們留下了129本工作日記。他的故事在他生前我知之甚少，直到去年我整理他工作日記時，才曉得我心目中“無情”“摳門”“一根筋”的父親，是一位品德高尚、受百姓愛戴的“好官”“清官”。

　　之所以覺得父親“無情”，首要原因是我九歲時，娘生病父親所說的那些話，它讓我一直耿耿于懷。那是一個深秋的夜里，一向身體硬朗的娘，突然上吐下瀉發高燒，我和長我五歲的二姐急得團團轉，沒辦法，我倆半夜三更去醫院請大夫。等開方、取藥、娘輸上液時，天已蒙蒙亮，我盼著駐村的父親快點回來。那時通信不方便，村子里沒有電話。便讓和父親一起的叔叔捎信，信是捎到了，父親的回話卻是：“我不是大夫，回去也幫不上什么忙。”當時我那個恨呀，恨父親怎么可以對我們這么“無情”。在整理父親日志時，我才知道，那時他在忙著和百姓秋收秋種！

　　父親的“無情”還表現在我們家的一件件“大事”上。

　　1969年，珍寶島事件發生后，中蘇邊境沖突不斷，戰事一觸即發。父親明知道那年的新兵將開往北疆，隨時可能參戰，但還是將年僅16歲的大哥送入軍營。1973年，又送二哥參軍入伍。父親說：有國才有家，只有國家安寧，才能小家安穩。正是受父親的影響，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再到和平年代，我們家沒出五服的親人，當兵的就有27人。好幾位堂哥都是父親親自送入軍營的。父親的家國情懷，影響了我們家幾代人。

　　七十年代，非農業戶口可是個香餑餑，擁有非農業戶口就相當干端上了“鐵飯碗”，大嫂是一家工廠的臨時工，多次懇請父親退休后，讓自己接班。他還是那樣話：“我是黨的人，違犯政策的事咱不能做！”

　　1977年3月，二哥從部隊退伍，按照當時的政策規定可以安排工作，但必須先在企業工作。父親當時就在武城縣民政局任副局長，且分管安置辦，如果稍微變通一下，二哥就可能進事業單位，可父親不管不問，于是哥被分到了武城化肥廠。后來工廠效益下滑，戰友都陸續調走，父親恰好要到平原棉麻站工作，組織上為了照顧父親的身體，主動提出安排一名子女在身邊工作，父親卻說，組織上調動他的工作，子女摻和啥？

　　1958年，堂哥于忠臣考上了山東省曲阜水利機械學校，1961年被分配到山東省水利廳。1962年，中央決定大量精簡城市人口，堂哥響應黨的號召回到家鄉禹城。由于禹城水利事業急需這樣的人才，于是堂哥在縣水利局當上了臨時工。水利局黨組多次打報告，要求當縣長的父親為其轉正，父親卻因為上級沒有相關政策，愣是沒批。父親說：權利是人民給的，沒有政策規定的事，咱不能做。

　　父親就是這樣的“一根筋”。

　　父親雖然有工資，但對我們兄妹幾個要求非常嚴格，作為他的兒女，也從沒體會到縣長子女的“風光”，大姐上中學時，從城里南街到辛店上學，每個星期都要步行走七八十里路，姐要求父親給她買輛自行車，父親不給買，說：你看看，你同學們都有自行車嗎？等你同學們都有自行車的時候，我就給你買一輛，你不能搞特殊。我的父親就是這么“摳門”然而在我眼中“無情摳門”的父親，在百姓眼中卻是有情有義的“好官”。1953年冬，父親在禹城任民政科科長時，路過城關鎮薛廟鄉，一位婦人抱著一個少年正哭得死去活來，原來少年叫李光禹，到河里撈魚，不小心掉進冰窟窿里，等被人救上來時，人已是奄奄一息，父親急忙上前，發現他還有氣，連忙將自己的大衣脫下給他換上，又以最快的速度從鄰村借來輛拉車，將他送到了齊河二郎廟李世溫大夫家。經過搶救，李光禹命是保住了，但也從此喪失了聽力。沒過多久，他原來定好的親事也散了。在這一連串兒的打擊下，他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將自己關在屋里不吃不喝。萬般無奈，他母親找到我爸，請我父親幫忙勸勸他。父親二話沒說答應下來，第二天就帶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書去了他們家，又幫忙聯系軍醫大夫，在父親的開導鼓勵下，李光禹終于慢慢走出了陰影。后來他們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1962年，父親重回禹城任縣長時，光禹叔背著一大袋地瓜看我父親，父親說什么也不收，爭執了半天，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后還是娘出注意，讓父親給光禹叔錢，算是我們家買的，這事才算了結。

　　光禹叔的哥哥李光星老人回憶說：父親1962年駐村時住到他們家，看到院子臟了，拿起掃帚就掃。為了摸清村民困難情況，他總是卡著飯點去人家查看。我們這里地勢洼，膠泥地，誰家玉米苗出多少他都記在本子上。有時他會帶來饅頭讓我母親熱熱，自己卻不舍得吃，先拿起窩頭，一邊吃一邊說真好吃，省下饅頭給我爺爺。我爺爺常說：新社會的縣長，沒有半點“官”樣，是跟咱百姓心連心的好官啊！

　　1962年禹城大澇，城北很多村莊陷入一片汪洋，為了將積水盡快導入河道，父親不顧一直在下的大雨和因營養不良渾身浮腫的身體，拄著木棍率領分管水利的副縣長和縣委辦公室陳富義親自到梁家鎮王化屯村視察，研究抗澇救災的辦法，村子的百姓無不動容。

　　父親心中裝著百姓，百姓也時刻懷念著他。我回老家聽到最多的話是，父親是個焦裕祿式的好干部。三年困難時期，我家窮的揭不開鍋，大伯要飯，父親腿腫得一按一個坑，卻因為對烈士任榮貴的一個承諾，1960年和1961年兩年匯出35元給任榮貴的表舅。1962年，父親甄別平反后還將復職補發的1000多元工資全部上交給國家。父親的“大方”造成我們家“富裕”的假象，1963年縣委一名干部，到我們家求父親要救濟。可當他看到我們家里的擺設，一個木頭箱子、一張床、一張桌子和幾個凳子，再看看飯桌吃的是麩皮窩頭時，再也不好意思張口，轉身離開了。

　　有一次，父親騎著自行車到梁家鎮搞調研，半路餓得實在騎不動了，他便到了路邊的一家農戶要了把棗充饑，臨走要留棗錢，人家知道他是縣長，說什么也不要，但最終于父親還是悄悄的把錢留下走了。1966年，父親被下放到武城馬甲營公社當炊事員在伙房工作兩年多，他從沒吃過食堂的一頓飯。

　　五十多年前，禹城80萬畝耕地中，鹽堿地有三十多萬畝，沙荒地有2.6萬畝，澇洼地5萬畝，為了改變“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年年白忙活，只見播種不打糧”的狀況，父親在任縣長時，日志中出現頻率最多的字眼就是種樹、打井、抗旱、改堿，下雨之后出苗率等。他一門心思地想著如何改變沙堿地。讓百姓吃上飯。1957年，父親組建改堿隊，先后用藏堿、深翻土地，修臺田、條田等辦法治理，在實踐中探索著改堿治沙的辦法。也正是因為他的努力，推動了禹城改堿治沙的進程。1966年初，中科院100多名科技工作者進駐禹城，成立了“井灌井排旱澇堿綜合治理實驗區”1988年6月，病重的父親聽說辛店沙河辛昔日光禿禿的沙堿地和漫天飛揚的塵沙變成了綠洲良田，李鵬總理還題詞“沙漠變綠洲，科學奪豐收”時，他躺在病床上高興得像中了大獎，特別想去親眼看看！但當時條件有限，他又不愿給組織添麻煩，直到1988年9月父親離世，一直沒能成行，這也成了我們家人的終生遺憾。

　　“天地之間有桿秤，大秤砣是老百姓”，父親將畢生精力全部奉獻給人民，人民也將他永遠銘記在心中，他是那代共產黨人的杰出代表，是我學習的榜樣，是我心中永遠的豐碑！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