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邏輯沒那么神秘。我們一生幾十上百年，天天都在用它。

　　最常用的一個邏輯，就是三段論。三段論是什么？可能你考完試就忘掉了。但如果給你舉一個生動的例子——關(guān)于“為什么你會死”——呢？

　　大前提：所有人都會死。

　　小前提：你是人。

　　結(jié)論：你會死！

　　這樣，邏輯就非常清楚了……

　　世界上第一部邏輯學著作是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書里的例子，只是把那個會死的你，換成了蘇格拉底。當然，神探福爾摩斯、波洛和李昌鈺用來論證犯罪軌跡的邏輯，會比這復(fù)雜很多很多。

　　中國原本沒有“邏輯學”這個學科，也沒有三段論這樣的公式。邏輯學作為西方哲學的一個門類傳入中國，并后來發(fā)揚光大，其中還有毛澤東的很大功勞。

　　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中說，毛澤東回憶，1912年，他在湖南省立圖書館學習期間，讀過一本“約翰·斯圖爾特·穆勒的一部關(guān)于倫理學的書”（a book on ethics by John Stuart Mill）。

　　這里應(yīng)是當時的翻譯把中文的“論理學”（Logic）誤聽為“倫理學”（ethics）了，這兩個名詞的英文差別是很大的。事實上在那時，穆勒著作的中譯本，有《穆勒名學》這樣一本“論理學”著作，并沒有“倫理學”著作。“論理學”、“名學”，都是“邏輯學”譯成中文后的曾用名。直接音譯為“邏輯”，是章士釗首倡的。1917年，他出版了《邏輯指要》一書。

　　青年毛澤東讀了《穆勒名學》之后，學以致用，養(yǎng)成了從邏輯學角度反思自己是否存在“論理上的錯誤”的習慣。

　　毛澤東之后再讀邏輯學，已是20多年后的延安時期。這一時期，毛澤東讀得最多的是哲學書。當時的蘇聯(lián)哲學界，是將形式論理學看作形而上學的、唯心論的東西加以否定的。

　　毛澤東多次讀過李達、雷仲堅合譯的西洛可夫、艾森寶等合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在上面的批注也最多。李達、艾森寶等人當時把形式論理學混同于形而上學，毛澤東也一度受到影響。

　　在毛澤東1937年寫的《矛盾論》中，原來有一節(jié)討論“形式論理學的同一律與辯證的矛盾律”，其中也是混淆了形式論理學和形而上學，對形式論理學作了類似于蘇聯(lián)教科書那樣的批評。

　　1938年春天，毛澤東讀到了潘梓年的《邏輯與邏輯學》。在毛澤東的讀書日記中寫道：“潘梓年同志寄來了他所作一冊《邏輯與邏輯學》，本日看至93頁，頗為新鮮”，之后只用了三天時間，一口氣讀完。

　　毛澤東為什么會覺得這本書“頗為新鮮”呢？它重點探討了辯證法和形式邏輯的關(guān)系，將邏輯學分為方法和技術(shù)兩部分。作為思維方法的邏輯學是辯證法，而形式邏輯則被當做邏輯術(shù)，屬于邏輯學的技術(shù)部分。它將辯證法和形式邏輯結(jié)合起來，各司其職，共為思維所用。這個新見解，在中國邏輯學史上有承先啟后的重要價值。

　　后來毛澤東再看自己的《矛盾論》，感到“論形式邏輯的后面幾段，詞意不暢，還需修改”，所以正式發(fā)表時，論形式邏輯的那一節(jié)就全部刪去了。

　　毛澤東更深入地閱讀研討，乃至于大力推廣普及邏輯學，還是到了建國以后了。

毛澤東在《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中的批注

毛澤東在《辯證唯物論諸問題》中的部分批畫

　　1956年，《新建設(shè)》2月號上發(fā)表了復(fù)旦大學教授周谷城的《形式邏輯與辯證法》一文。該文對形式邏輯提出了新見解：

　　形式邏輯的對象是推論方式，它的法則只是對推論過程的形式規(guī)定，它的任務(wù)側(cè)重于依據(jù)大前提如何推論，卻不問大前提是怎樣成立的；

　　它對任何事物都沒有主張，因而沒有觀點上的傾向性，沒有階級性；

　　它既可以為辯證法服務(wù)，也可以為形而上學服務(wù)；

　　它既能為正確的主張服務(wù)，也能為錯誤的主張服務(wù)；

　　在認識活動中，辯證法是主，形式邏輯是從，主從雖有別，卻時刻不能分離。

　　毛澤東十分欣賞這篇文章的探索和新見解。周谷城向毛澤東訴苦：“我的意見很少人贊成，我很孤立，成了眾矢之的。”毛澤東安慰他，人民大學有個王方名，他的觀點與你相同。之后毛澤東還將王方名教授的相關(guān)刊物寄給周谷城。王方名，就是后來的著名作家王小波的父親。

　　據(jù)《毛澤東年譜》中記載：

　　1956年4月11日上午10時，同周谷城談話。11點半，在中南海頤年堂邀集馮友蘭、周谷城、鄭昕、金岳霖、賀麟、費孝通、王方名等座談邏輯學問題。陳伯達、胡繩、田家英參加。

　　參會的都是國內(nèi)頂尖的哲學領(lǐng)域?qū)＜摇希珴蓶|介紹周谷城與王方名認識，鼓勵他們共同探討相關(guān)學術(shù)觀點。

　　這一段時間，毛澤東讀邏輯學的興趣十分濃厚，大力號召“干部要學點邏輯”，并強調(diào)寫文章和文件要合乎邏輯要求。

　　他說：“我有興趣的，首先是中國近幾年和近數(shù)十年關(guān)于邏輯的文章、小冊子和某些專著（不管內(nèi)容如何），能早日匯編印出，不勝企望！”還稱贊姜椿芳等編輯的六卷《邏輯學論文集》。

　　周谷城回憶，毛澤東生前有意把中國近代邏輯論著匯編成一部叢書，并表示他愿為這部叢書寫篇序文。之后，中央政治研究室從解放前出版的邏輯學專著中，選出11本，出了一套“邏輯叢刊”，其中包括嚴復(fù)譯的《名學淺說》和《穆勒名學》，潘梓年的《邏輯與邏輯學》，金岳霖的《邏輯》，章士釗的《邏輯指要》等。

　　章士釗的舊著《邏輯指要》，1943年曾再版于重慶，1961年經(jīng)修訂由三聯(lián)書店出版。關(guān)于該書再版的由來，章士釗回憶：

　　北京解放后，一日，主席毛公忽見問曰：“聞子于邏輯有著述，得一閱乎？”予躊躇答曰：“此書印于重慶，與叛黨有關(guān)，吾以此上呈一覽，是侮公也，烏可乎？”公笑曰：“此學問之事，庸何傷！”

　　《邏輯指要》一書運用西方形式邏輯的框架，系統(tǒng)地敘述了中國古代尤其是先秦的邏輯思想，論證了“邏輯之名，起于歐洲，而邏輯之理，存乎天壤”，駁斥了所謂中國無邏輯的偏見。后來，毛澤東不僅詳細閱讀了該書，還親自修改了該書的重印說明。

　　一提起金岳霖，大家第一個想到的可能是他終身未娶，癡戀林徽因的軼事，但他最重要的事跡，其實是最早把現(xiàn)代邏輯系統(tǒng)地介紹到國內(nèi)，是著名哲學家和邏輯學家。

　　有一次開政協(xié)會，毛澤東走到金岳霖跟前，拉著他的手說：希望能寫本邏輯通俗小冊子，我還要看。于是，60年代初，在金岳霖帶領(lǐng)下，幾位邏輯工作者前后奮戰(zhàn)凡3年，編著了《邏輯通俗讀本》一書。此書幾年間就出了5版，印了8次，還被譯成少數(shù)民族文字和外文。全國出現(xiàn)了一股學習邏輯的熱潮。

　　1964年，毛澤東在春節(jié)談話中又提出“中學生學點邏輯”。各地中學后來也開始講授邏輯基礎(chǔ)知識，至今在中學語文科目中也包含著邏輯知識的內(nèi)容。關(guān)于怎么學邏輯，毛澤東也有自己的見解，就是要在用中學。他說：“可以讀一點課文，但是不會懂得很多，只有在運用中才能逐步理解。在用的時候才逐步懂得。”

　　1965年12月，毛澤東明確提出：

　　形式邏輯是一門專門科學，政治上互相對立的派別會從對立的前提作推理，得出的結(jié)論也相反，但并不妨礙他們的推理都是合乎形式邏輯的。

　　換句話說，毛澤東認為，形式邏輯不管前提的思想內(nèi)容，因而是沒有階級性的。哪個階級掌握了它，都可以為我所用。因此他強調(diào)：“形式邏輯它是一門獨立的學問，大家都要學一點。”

　　是的，人人都要學一點邏輯的道理，在什么時候都是適用的。

　　今天，社會思潮如此紛繁復(fù)雜，當海量的信息鋪天蓋地而來的時候，你相信哪一個？你選擇哪一個？事實上，我們都有體會：當我們內(nèi)心傾向于相信某一個觀點時，往往很可能只去找正面證據(jù)，來強化對它的論證。而這，其實是不合邏輯的，而且也是很危險的。

　　怎么辦？就是毛澤東說的，“大家都要學一點邏輯”。像毛澤東一樣，多學一點邏輯學知識，你不僅可以知道你為什么會死的道理，還能在面對千人萬事而無從判斷和選擇的時候，更能透徹地辨析這樣的問題——

　　“我以為我以為的是否就是我以為的？”

× 烏有之鄉(xiāng)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