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上周前蘇聯最后一位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病死，引發了普遍的關注與熱烈的討論。
對于戈爾巴喬夫在蘇聯解體過程中所犯下的罪惡，陶叔已經在《戈爾巴喬夫死了，他犯下的罪惡要一筆筆算》一文中進行了完整的分析。
此人最大的罪惡就是背叛了共產主義事業，毀滅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雖然他本意沒想讓蘇聯解體，卻主動抽盡了國家的靈魂，使得蘇聯成為一具行尸走肉，最終轟然倒塌。
同時，很多討論認為不能把蘇聯垮臺的原因全部歸咎于戈氏。因為在他上臺之前，蘇聯的體制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問題，為解體埋下了定時炸彈。
陶叔贊同這種觀點，蘇聯解體確非一人之所能及。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樣的驚天巨變呢？
陶叔認為最根本的問題出在蘇聯的官僚群體。這個群體嚴重脫離人民，成為了高高在上的特權階層。
正是因為他們不僅腐敗而且無能，才在國家最需要拆掉體制里隱藏的炸彈時，千挑萬選出一個投降派爆破手，一舉將蘇聯送上了天。
PS.關于投降派的詳細論述，大家可以點擊下文鏈接查看：
而在蘇聯亡國后，官僚群體中的一些人大肆瓜分國家財富，搖身而變為寡頭，繼續統治著這個國家，只是他們再也不用背負任何對人民的責任，好不逍遙快活。
從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執政朝氣蓬勃的國家，到產生追求特權的官僚階層，再到發國難財的大寡頭破壁而出。整個過程反映出某種力量一直寄生于蘇聯體制之中，不斷吸取營養壯大自身，卻嚴重損害寄主的健康，使其變質，直至瓦解覆亡。
這種像病毒一樣的力量就是革命隊伍的痼疾：
小資產階級化，也就是人們經常拿來玩梗的“小布爾喬亞”。
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與行為，并非只是看上去的那樣愚蠢或可笑，對其忽視和縱容必將造成極大的危害。
在無產階級的革命史中，對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革命導師們都保持了高度警惕。
02
這種警惕無論是在教員的著作，還是在我黨的文獻中，隨處可見。
先看《毛澤東選集》。
在《井岡山的斗爭》中：
一年以來，黨內機會主義現象仍然到處發現：一部分黨員無斗爭決心，敵來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分黨員富有積極性，卻又流于盲目的暴動。
這些都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表現。
這種情形，經過長期的斗爭鍛煉和黨內教育，逐漸減少了。同時，在紅軍中，這種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也是存在的。
敵人來了，主張拼一下，否則就要逃跑。這兩種思想，往往在討論作戰時由一個人說出來。經過了長時間黨內的斗爭和客觀事實的教訓，例如拼一下遭了損傷，逃跑遭了失敗，才逐漸地改變過來。
在《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中：
四軍黨內種種不正確思想的來源，自然是由于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
極端民主化的來源，在于小資產階級的自由散漫性。紅軍黨內的批評有些……變成了攻擊個人。其結果，不但毀壞了個人，也毀壞了黨的組織。
這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表現。個人主義的社會來源是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思想在黨內的反映。
盲動主義的社會來源是流氓無產者的思想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的綜合。
在《反對自由主義》中：
革命的集體組織中的自由主義是十分有害的。
……自由主義的來源，在于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性，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產生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自由主義。
而在黨的相關決議中，對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更是連綿不絕。
在1927年底通過的《最近組織問題的重要任務決議案》中，黨將矛頭直指黨內存在的“小資產階級習氣”。
指出由于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在過去一個時期“最激進的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分子滲入了我們的黨”，從而使黨的領導干部大部分是“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的代表”。
然而黨內的“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他們：
“不但沒有能改造（成）澈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反而將自己在政治上不堅定，不澈底，不堅決的態度，不善于組織的習性，以及其他種種非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者所特有的習性，習氣，成見，幻想……帶到中國共產黨里來”。
1928年7月，中共六大總結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原因，認為“可以表示小資產階級對于工人階級的影響”，并提出在今后工作中要格外重視并清除“非無產階級意識”。
同年年底，中共中央在《告全體同胞書》中列舉了包括“極端民主化傾向”、“個人意氣之爭”和“小組織的傾向”等在內的十種“小資產階級意識”，指出“這些小資產階級意識，的的確確還時時在破壞黨的組織，妨礙黨的工作”。
因此黨中央號召全黨的同志要“堅決的起來奮斗，肅清一切小資產階級意識”，以此使全黨同志“團結在布爾什維克的精神之下一致奮斗”。
而在1945年，我黨出的第一份《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將陳獨秀、王明、張國燾等，所犯左的或右的錯誤，都歸結為小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
看到這些，不免讓人產生疑問：
為什么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小資產階級思想”就如陰魂不散一般始終在滋生？
為什么這種思想就不能完全根除？
是不是存在一種可能，這只是黨內斗爭中發明出的一頂“萬能”帽子，那些犯了錯誤的，在斗爭中失敗了的，都可以給戴上。
真是這樣嗎？
這就需要我們對小資產階級及其思想進行深入地理解。
03
先要弄清楚一個概念：
什么是小資產階級？
小資產階級是指介于資產階級/資本家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
小資產階級占有一小部分生產資料或少量財產，一般既不受剝削也不剝削別人，主要靠自己的勞動為生，但是其中有一小部分有輕微的剝削。包括中農、手工業者、小工商業者、自由職業者等。
小資產階級作為勞動者，在思想上傾向于無產階級；作為私有者，又傾向于資產階級，極易受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
那么，為什么在革命過程中，小資產階級思想問題會反復出現呢？
對這個問題，我黨在1945年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進行了深入思考并做了回答。
該文從總體分成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列舉了我黨從1921年到1945年之間發生的歷次路線錯誤；
第二部分，總結得出正是由小資產階級思想導致了這些錯誤。
至于黨內小資產階級思想產生的原因，《決議》給出的答案很明確：
因為我黨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員本來就是大多數。
在工業落后的中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并不是工業無產階級，而是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因為受到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雙重壓迫，具有較強的革命意愿，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中國革命不可能放棄這樣一股強大的力量。
對小資產階級本身而言：
“由于中國現時的社會政治情況，特別是國共兩黨的歷史發展，中國不能有強大的小資產階級政黨，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分子向無產階級隊伍尋求出路，使黨內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數。”
我黨早期的領導人，大部分都出身小資產階級。因此，中國革命最初實際是由小資產階級領導發動的。
我黨的這些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員必須經歷用無產階級思想改造自己的過程，杜絕《決議》中列舉的思想方法、政治傾向與組織生活三個方面的小資產階級思想表現，才能保證隊伍的純潔性，避免造成黨的損失。
但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并不是經歷一次改造就會徹底根除。
在革命的過程中，不論革命者原本的出身是什么，都有可能發生立場錯誤，出現小資產階級思想。
《決議》中對此有所提及，但是并沒有重點論述。
對此，陶叔給出一種分析：
無產階級為什么必然成為革命的領導階級，并且總是能在關鍵時刻做出正確的決策，就是因為其沒有私利，一切的思考與行動都是為了維護革命的整體利益。
而小資產階級的判斷會受到與其相關的利益的影響。這些利益就是在革命過程中通過掌握權力而伴生的。
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出自其與國民黨左派的廣泛聯系，而國民黨左派正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
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不僅威脅了代表地主的國民黨右派的利益，也觸及了小資產階級的利益。
陳獨秀出于對國民黨左派的照顧，對農民運動給出了否定的意見。
PS.陳獨秀批評農民運動“過火”、“幼稚”，關于這段故事，大家可以點擊下方文章鏈接查看：
這就不是完全站在我黨的立場上進行思考，拒絕了真正革命的力量。
王明的左傾、右傾錯誤，出自于對蘇聯的依附，是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的體現。
他們沒有預想過能夠依靠中國自己的力量奪取勝利，也就沒有以中國革命自身的利益為中心，必然導致錯誤的發生。
張國燾的小資產階級思想表現最為明顯。他以自己掌握的武裝作為資本，試圖搶奪中央的權力，心中只有私利，早就沒有了革命者的大義。
只要在革命過程中，革命者存在個人與集體之間的利益區分，就會自然而然地產生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這是一場永遠不可能停歇的斗爭。
《決議》實際是對黨內存在的小資產階級思想的表現與危害的系統性清算。
它表達出我黨對待小資產階級的態度是：
既大膽吸收，又要進行思想改造，避免其嚴重的消極作用。
“帶著小資產階級革命性的黨員，雖然在組織上入了黨，但是在思想上卻還沒有入黨，或沒有完全入黨，他們往往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面貌出現的自由主義者、改良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布朗基主義者等等；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但不能引導中國將來的共產主義運動達到勝利，而且也不能引導中國今天的新民主主義運動達到勝利。
如果無產階級先進分子不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和這些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的舊有思想堅決地分清界限，嚴肅地、但是恰當地和耐心地進行教育和斗爭，則他們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圖以他們自己的本來面貌來代替黨的無產階級先進部隊的面貌，實行篡黨，使黨和人民的事業蒙受損失。”
在教員的領導下，我黨始終能夠保持無產階級的革命意志對各種小資產階級思想的絕對優勢，從而保證革命的正確方向。
但是如果革命隊伍與革命者，不能主動抵制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的滋生與侵蝕，主導權被其篡奪，革命必然走向覆亡的結局。
這在蘇聯解體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04
革命成功以后，革命者在長期執政過程中如何處理個人、團體與整體之間的利益關系，決定了政權的發展方向。
蘇聯給出了極其錯誤的示范。
蘇聯的黨政官僚們脫離群眾，形成了一個對人民高高在上的特權階層。這個階層的本質就是小資產階級，或者說蘇共的官僚階層整體小資產階級化了。
小資產階級并不是穩定的群體，列寧稱之為“過渡階級”。在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迫時，他們會有革命性。
而當共同的敵人被打敗，他們獲得權力之后，其私有者的本性決定其要謀求更大的私人利益。
因此，成功篡奪蘇聯政權的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毀滅了社會主義制度，搶奪瓜分了國家財富，完成了向資產階級甚至大資本家（寡頭）的轉變。
蘇聯的倒臺生動演示了革命隊伍不對小資產階級思想進行持續抵制的災難性后果。
而在官僚小資產階級化的同時，人民群眾也在小資產階級化。
隨著國家的穩定發展，人民群眾往往不再是一窮二白，各自產生了個人、家庭、家族與團體利益。
人們開始更多地關注自己的私利，許多源自西方的意識形態也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
這其中，“橄欖型”社會結構理論近年來特別流行。
所謂“橄欖型”社會結構，是指“中產階級”應當占社會的主體，而兩頭的高收入與低收入者占極少數。
受該理論的影響，許多人特別是社會精英，已經將個人的發展目標定位為中產階級，并期望中國也能形成“橄欖型”社會結構。
其實，這套理論不過是一個迎合小資產階級幻想的騙局而已。
為什么這么說呢？
第一，根本不存在所謂“中產階級”，這個概念本身就帶有欺騙性。
一般所指的中產階級，由10類人組成：
私營企業主和個體戶；
國有企業承包或租賃經營人員；
股市上的成功者；
企業高級員工；
有技術發明的專利人員；
演藝界、體育界的明星；
部分新經濟的CEO；
部分律師、經紀人和廣告人員；
部分歸國人員；
部分學者、專家。
這些人早就涵蓋在小資產階級的組成范圍之內，就是以前所指的“上層小資產階級”而已。
但是中產階級這個名詞很容易讓很多人飄飄然，讓他們認為自己可以成為社會中的獨立力量。而“橄欖型”社會結構強調中產階級作為社會主體，更是讓他們產生一種可以主導社會的錯覺。
他們希望通過昂貴消費的生活品味，與有實力的人物結交形成的社會圈子，對下一代的不同培養方式，構建出獨特身份的“護城河”。
他們在生活中非常焦慮，熱衷于各種內卷。
他們還會主動站到資產階級的立場，對社會限制資本剝削的輿論表達不滿。而他們恰恰不明白，因為自己較高的勞動技能，被剝削的程度反而更高。
僅僅是這樣生造出的一個名詞，就給人民群眾帶來了相當大的思想混亂。
然而，現實是人民群眾最好的老師。
在這幾年疫情疊加經濟放緩的情況下，中產階級受到極大沖擊。高薪工作大量減少，小企業破產倒閉等現實，已經完全暴露了中產階級并非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本質上仍然只是小資產階級，具有完全相同的脆弱性。
如果他們無法轉變為資產階級，依靠資本的增值獲得穩定的收入，仍然隨時可能跌落為無產階級。
第二，西方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只會短暫存在，不可能是人類社會演進的方向。
西方宣揚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是在長期對落后國家的經濟掠奪的基礎上形成的。
在分享了掌握社會資源的大資本集團漏下的一些湯汁后，中產階級才有了一段時間的繁榮。
隨著世界局勢轉為長期動蕩，當大資本家們把水龍頭擰緊之后，中產階級的垮塌必然發生，西方社會必然重新回到金字塔型的穩定結構。絕大多數中產階級的階層跌落不可避免。
資本主義所引領的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必然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與壓迫，走這條路人民不可能得到解放。
但是，如果人民群眾看不清自己的階級屬性，站錯自己的階級立場，仍然會不斷被西方成熟的宣傳話術所欺騙與分化。
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像革命時期一樣，堅決抵制小資產階級思想在當權者與人民群眾中的滋生與蔓延，這是人類社會走出資本主義布下的重重陷阱，走上正確發展方向的重要保證。
而當我們的社會中出現“周公子”、賈淺淺這類現象時，絕對不能等閑視之。
這類現象的本質，是將公權力當成家庭私產，為了保證家族成員的社會地位，互相勾連利益輸送，妄圖將階層固化。
所有這些行為的出發點，都是小資產階級的私心在作祟。
然而，這類事件被曝光之后，常常只是引起了一段時間的廣泛關注，但不久熱度就會下降。人們將其當成一時的談資，大多在嘲笑這些人張揚狂妄的愚蠢。
人民群眾這樣的態度，是因為對這些體制內小資產階級思想蔓延的典型行為，已經習以為常，甚至無可奈何，只能當成笑話說說而已。
很多媒體在討論這些事件時，往往浮于表面，只在“社會公平”的話題上泛泛而談。
但陶叔把這件事看得很嚴重，在前面幾篇文章里已經做過一些討論，但也一直覺得沒有講透。
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后，陶叔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對這類現象需要重視，以史為鑒，要從保證革命成果不變質，紅色江山不變天的高度，堅決抵制與清除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危害。
同時，在具體做法上，需要進一步改革，促進社會體制的發展。解決所有難題的根本方法一定是依靠“進步”。
05
我們再次分析蘇聯解體的問題。
當國家面臨解體，官僚們血脈賁張地瓜分家產時，蘇聯人民在干什么？
答案是人民在冷眼旁觀。
并沒有人挺身而出保衛這個人民的國家，阻止對國家財富的掠奪。
這是為什么呢？
因為在蘇聯人民的心里，這個國家與他們并沒有直接關系。以前雖然名義上這些財富是屬于蘇聯人民的，但是早就被特權階層所霸占。蘇聯的解體只是把這份財產走了個正式手續，劃給了那些霸占者而已。
蘇聯人民感受不到國家財富有自己一份，失去也就毫不可惜。他們能看到并關心的，只有個人的財富。
所以，蘇聯的失敗，根源在于其體制未能阻止小資產階級對政權的篡奪，更深的原因就是這個體制未能讓人民與國家發生直接聯系，使人民不得不小資產階級化。
因此，要避免重蹈蘇聯覆轍，根本上最重要的就是：
強化人民與社會主義體制的聯系。
具體要如何做呢？
中國人民大學的翟東升教授提出了“未來起點收入”的方案。
核心內容是：
建議國家給每一位公民在出生以后就開始發放補貼，保證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基本的生活質量與較公平的生存發展環境。
陶叔非常認可這種方向的理論探討，當然還要考慮財政負擔等情況，在具體措施上可以進行調整。
但不管怎樣，這樣的方案最有智慧的設計，就是：
把人民與國家體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讓人民真正地享受到國家發展帶來的好處，真正地走向共同富裕。這才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最佳體現。
有的人會認為這樣的想法不切實際，但是不要忘了，剛剛完成不久的脫貧攻堅，其實質就是用體制來給人民的生活托底，思路上是相通的。
人類社會的未來存在兩條道路的競爭。
其一，是讓人民的生存依托于“私”的基礎之上，每個人都因為生存壓力的逼迫而不斷為了占有私人財產而拼搏。
其二，則是讓人民的生存依托于“公”的基礎之上，在由社會保證人的基本生活質量之后，充分發揮個人的主觀能動性。
兩條道路的競爭結果，目前并不明朗。但這場競賽的進程明顯已經開始加速。
人類社會面臨越來越多挑戰，其中決定性的因素是科技的發展，特別是機器人、無人技術、人工智能的迅速成熟與普及，將帶來人力資源的普遍過剩。
如果未來大多數現有的工作會被機器所代替，人類的經濟社會模式將不可避免受到嚴重沖擊。社會的財富增長方式，以及分配方式都需要相應做出重大調整。
為迎接這些挑戰，明確中國社會主義制度與人民的關系，讓人民更多地與公利進行綁定，帶給人民更多可見的社會福利與保障，通過多次分配減小貧富差距，避免人民因為爭奪私利而陷入無休止的內卷與焦慮，防止人民陷入小資產階級化的泥潭之中，顯得尤為重要。
這是社會主義在人類的制度競賽中，獲得勝利的關鍵。
我們必須有這樣的信心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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