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又到抗擊疫情的關鍵時刻。這波疫情同時沖擊國內多個城市，讓很多人感受到工作生活的不便利以及面對收入上的損失。

　　這些都是已經肆虐全球快三年，至今還在不斷迭代的新冠病毒造成的社會代價。中國也不能獨善其身，雖然已經以體制的優勢，盡量維持疫情風暴中世界最大的安全島，讓中國在世界迄今六七波疫情的沖擊之下，成為代價最小的國家，但依然不可能沒有損失。

　　但有人還在想方設法把疫情造成的損失說成是中國的抗疫政策導致的。這是一個極其陰險的邏輯偷換操作。

　　他們反對中國的疫情政策，不斷向中國人灌輸與病毒共存的可行性，但他們就是不敢面對、反而盡力回避一個關鍵的問題:用國外的共存模式，在肯定要付出更大的健康和生命代價之外，是否能夠做到經濟代價會更小？

　　這是共存派主張的致命缺陷。他們的主張真實的目的也在這個問題里面。正是因為他們明知西方的共存政策已經失敗，讓西方處于不可逆的永久傷害之中，他們才不愿意看到中國通過自己的積極防疫政策，風景獨好。

　　一句話，他們不希望中國的成功與西方的失敗形成強烈的對比反差，讓西方本就建立在沙子上的體制優越性徹底崩盤。對這些境內的恨國黨和已經移民的部分高華來說，西方的失敗也代表著他們信仰的幻滅和選擇的失誤。他們已經把自己的前途和西方的盛衰綁定在一起。

　　西方越失敗，他們就越痛苦。中國越成功，他們就越恐慌。

　　疫情這一次把中國和西方的體制差異給驗證出來了，而且非常有說服力。誰在堅持生命至上，健康至上，誰是漠視普通人生命的低人權國家，只要不帶著有色眼鏡，情況一目了然。

　　美歐就不用說了，美國到現在還是每天因為新冠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就在中國大陸旁邊的國家韓日，也因為疫情政策跟西方看齊，國內呈現一樣的場景。早幾個月是韓國，現在輪到日本，日本28天感染超575萬人，每天的感染人數已經把醫療系統的救治能力擊穿。大量的新冠病人根本無法入院得到救治，而每天死于新冠病毒的患者高達200多人，日本一些火葬場都排起了隊。

　　美國CDC今年4月份公布了血清學研究的結果，截止到2022年2月底，全美新冠感染率為57.7%，0-17歲的少年兒童感染率更是高達75%。

　　新冠病毒并不只是對老年人有特別大的殺傷力，對于國家的年輕一代，感染率也是特別高。考慮到新冠引發的后遺癥主要癥狀包括：無法逆轉的肺部纖維化、嗅覺喪失或減退、關節痛疼，肌肉無力、容易誘發血栓、記憶力衰退、注意力下降、認知障礙、感覺缺陷，嚴重的還出現了腦萎縮，有的人更是喪失了工作和學習能力，疫情抗擊不力影響的可不只是一個國家的當下，還影響到國家的未來。

　　而且，新冠的重復感染頻率實在太高了，西方國家普遍地在2022年上半年遭遇三波奧密克戎病毒的侵襲。原來西方國家鼓吹的群體免疫非但沒有實現，對新冠病毒進化后危害性越來越小的預測也落空了，有的人不到半年已經重復感染過四五次，有的甚至不到一個月就重復感染。

　　只要看看這些消息，再看看并不復雜的數據，就不應該指責中國的防疫政策，還要中國學習西方。他們什么都明白，就是不肯放棄那顆想搞亂中國的心。

　　在疫情問題上，不但是西方暴露了漠視普通民眾生命的低人權特征，而且這些崇拜西方的國內恨國黨和境外高華，也同樣暴露了他們缺乏人性的特點。諷刺的是，平時就是這些人，最喜歡大談人性和人權。

　　其中，尤其要注意那些移民海外的高華，他們在中國互聯網平臺上注冊賬號，故意掩蓋西方疫情的嚴重程度，對共存的鼓吹最為積極。

　　按照他們的建議，中國人也要付出幾十萬到幾百萬人死亡的代價，讓已經避過死亡威脅的那些體質較弱的群體，再次面臨死亡的考驗。而同時，經濟也不會因此就會比中國現在更好。到時候很多人沒了，經濟也更差了。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8月24日發布研究報告稱，18~65歲的美國人群中，大約有1600萬人患有被稱為“長新冠”的新冠后遺癥，受后遺癥影響，有200萬~400萬人不得不離開工作崗位，導致美國勞動力短缺。還有機構經測算，認為美國患有“長新冠”的高達3400多萬到5000多萬的。不管是哪個數據更接近實際情況，都足夠觸目驚心了，由此造成的收入損失高達每年上千億美元甚至更多。

　　疫情到現在，已經快三年了，大多數人都過得相當不輕松，但這不是我們要學習西方躺平的理由。中國的疫情政策在執行過程中也確實有很多問題，但采取積極的防疫政策是沒問題的。如果因為一些地方執行出現偏差就要否定這個政策，那跟蘇聯人當年因為政府執行的偏差否定蘇聯體制一樣，到最后承受的后果是人均壽命降低四五歲。美國自從疫情爆發以來，人均壽命已經降低了接近三歲，被中國反超。

　　正好，希望中國放棄目前防疫政策學習西方與病毒共存的人，與一直希望中國成為第二個蘇聯，并為中國至今沒有成為第二個蘇聯而氣急敗壞的人，高度重合。

　　疫情成為對不同社會體制的一場大考。面對疫情，不同制度不僅顯示了社會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的客觀差異，還顯露了不同制度下的政府對于本國民眾生命健康的不同態度，導致對待疫情的政策從一開始就迅速分化為消極抗疫和積極抗疫，消極派后來又進一步發展為投降派，宣布與病毒共存。

　　西方體制下的這種投降和躺平，有著深刻的體制原因：

　　首先，西方體制無法滿足積極抗疫對社會動員和組織能力的高要求。新冠病毒的傳播能力，要求社會反應迅速，快速切斷所有傳播鏈條，不允許有盲區和死角，不但要求全國一盤棋，還對社會上下從政府到民間的配合協調有著極高的要求，否則就很容易勞而無功。

　　其次，西方政府背后的資本力量，看到了疫情下的“機會”，疫情不影響大資本的財富擴張，而且還可以淘汰掉被他們是為社會負擔的弱勢群體。只要把社會精英保護得很好，放任疫情對低端人口和老弱病群體進行淘汰，恐怕已經成為西方社會一個心照不宣的共同選擇。美國在宣布社會范圍內不再要求進行核酸檢測的同時，美國白宮卻執行三天兩檢的規定。

　　再次，反正話語權都集中在資本和精英手里，受苦的底層群體再苦再慘也沒有太多表達的渠道，特別是因為新冠而死去的人又不會說話。美國因為抗疫不利導致一百多萬人死亡，并沒有引起美國人太多憤怒和反彈，不得不感嘆西方社會的輿論控制能力之強。這也是西方國家敢于漠視人民生命安全而有恃無恐的原因之一吧。

　　但如果中國學習西方疫情政策，那就完全不同了，后果不堪設想。

　　當初中國最先爆發疫情的武漢因為沒有經驗，疫情造成幾千人死亡，就被中國的一些文人和部分媒體描述成人間煉獄，各種小作文直接把情緒引向體制。

　　如果中國如共存派所愿，學習西方的做法，按照美國的死亡比例，中國幾百萬人因為新冠死亡，大量病人不能及時就醫而聽天由命，到時候各種宣泄痛苦、控訴社會、否定體制的小作文會淹沒整個中文互聯網。而且，帶頭的就是這些現在主張中國學習西方與病毒共存的人。

　　西方對中國實行和平演變幾十年，雖然滲透的痕跡隨處可見，但始終沒有做到讓紅旗落地，西方軟實力因為疫情防控不利等原因在迅速衰減，多么希望在還握有話語權優勢的情況下，通過疫情這樣的共同衛生事件，給中國制造一場大的社會危機，再把社會危機演變成信任危機和政治危機。

　　讓疫情成為引爆中國社會矛盾和危機的導火線，本來就是一開始西方所期待的。只是中國的果斷措施讓西方沒有如愿看到中國的“切爾諾比利”時刻上演，西方發達國家反而成為疫情的風暴中心。這樣，他們就更無法接受了，因為他們擔心：第一，不同制度的表現差異遲早會演變為西方的制度危機，現在雖然還可以用話語權優勢掩蓋制度性缺陷，但這種掩蓋不能長期有效。第二，疫情應對的差異，會變成中國綜合實力超越西方的助推劑。

　　按中國與美國人口的規模進行測算，中國能承受得起共存之后的結果嗎？為什么要疫情防疫的優等生，去跟差等生的西方學習。

　　當然，中國有很多人，只是因為疫情而遇到了個人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難而有些抱怨，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跟著那些恨國黨的節奏走，要求放開疫情政策，以為這樣會更好一些，但其實會更糟。

　　解決壓力的方法，不是學習西方與病毒共存，而是要改善社會在抗擊疫情持久戰條件下的抗壓能力。

　　面對疫情，什么樣的社會經濟體制抗壓能力最低呢？那就是原子化的自由市場體制。這樣的體制，個體要獨立面對生存的壓力，從打工人、到小資本，再到大資本，對于疫情的痛苦感受依次遞減，甚至，大資本還會因為疫情而受益。有很多國家，因為疫情，貧富差距更大了，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速度加快。美國全部住戶收入基尼系數由0.484升至0.489，德國基尼系數由0.297升至0.344，法國基尼系數由0.292升至0.293，日本成人人均財富基尼系數由0.626升至0.644，韓國成人人均財富基尼系數由0.606升至0.676。美國“商業內幕”網站4月20日報道稱，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最新調查顯示，疫情加劇了美國貧富差距問題，美國億萬富翁們的財富增長達到62%。布魯金斯學會的一項研究發現，家庭收入越低，在疫情期間的損失就越大。

　　因為疫情拉大的不僅僅是收入差距。根據2020年7月7日發表在《美國醫學會雜志》網站上的報告《新冠大流行之前及期間收入與預期壽命關系的變化，加利福尼亞州，2015-2021》，2019年最富裕的1%人口和最貧窮的1%人口預期壽命差距是11.52歲，2020年這一差距擴大到14.67歲。經過兩年的新冠洗禮，到了2021年這一差距更是擴大到驚人的15.51歲。這個差距的拉大，部分原因是醫療條件在富人和窮人之間分配的不公，部分是因為中低收入群體生活壓力增加后的心理壓力過大等因素引發了更嚴重的健康問題。

　　社會原子化加上貧富差距過大，必然導致普通民眾對于疫情的耐壓能力很低。

　　什么樣的社會經濟體制抗壓能力最強呢？那就是公有制。公有制企業的社會責任更高，不會因為企業的一時困難大量解雇員工，第一時間把危機成本向勞動者轉移。公有制社會因為財富分配相對公平而可以維持更高的社會福利。這些都是在危機狀態下，可以保持更高的抗壓能力的關鍵因素。

　　同樣的經濟發展水平，危機條件下的社會承壓能力應該是隨著公有制比重的提高而提高的。

　　現在看，抵抗新冠疫情不是一場速決戰，而有越來越大的可能成為持久戰。如果可以快速地消滅疫情，那么只要有社會主義的動員和組織能力就可以做到，但如果是長期的博弈，那就需要提高公有制經濟比重，改善分配格局，增加社會的抗壓能力才能應對。

　　除了這個之外，無論是通過稅收還是貨幣政策給企業更大的支持，增強疫情下的抗壓能力效果都比較有限。一些主流媒體和自媒體還在借助疫情下的社會焦慮，兜售各種版本的私有化，這就是唯恐中國不亂了。

　　國企本來就承擔著經濟和社會壓艙石的作用。曾經輝煌一時的房地產企業出現問題導致大量樓盤面對爛尾壓力之后，還是政府背景的國企出來托底。類似的情況在其他行業內也存在，因為疫情問題增加了企業的競爭壓力和經營困境，以非公企業居多，這些壓力會直接傳導到企業員工，在此情況下，是否可以轉換思維，通過增加公有制經濟比重，緩解就業等突出問題？我認為這才是有效的辦法。

　　有人自然會說公有制的競爭力或活力就一定不如非公企業，這是一種誤解。大企業病和代理困境在私有制企業也大量存在，很多企業一樣出現很嚴重的問題。解決好了，公有制企業完全可以達到很好的管理和經營水平。公有制企業如果重建職工的主人翁精神，還可以實現更好的激勵效果。

　　這次增加公有制經濟比重，國企通過并購方式，對經濟進行托底，可以把重點放在那些遇到困難但經營基本面還不太差的企業。

　　提高公有制經濟比重，也是解決日益嚴重的內卷問題的方向。前幾篇文章，我們分析過人工智能時代到來后，傳統機器和人工智能的結合，會對勞動者形成體力和腦力的雙重替代，會降低勞動者對資本的談判能力，增加失業率，也需要增加公有制比重，來解決技術進步造福于誰的問題。

　　無論是從應對疫情，還是從技術進步的長遠發展，提高公有制比重都有著十分明顯的必要性。新技術和疫情因素的疊加，增加公有制比重的緊迫性因此提高了。

　　總是有人在談公有制比重過高會影響經濟活力，這個是否成立，有待于實踐檢驗，由時間給出答案，但公有制經濟比重過低，會影響到社會的抗壓能力，這個問題也應該進入學術研究和大眾思考的視野。

　　中紀委網站最近發表了一篇很有針對性的文章，文章指出：“躺平”沒有出路，疫情防控必須算大賬、長遠賬、動態賬。事實證明，越是堅持動態清零，疫情就能越早得到控制，經濟社會發展受到的影響就越小。我國的防疫措施是最經濟、效果最好的。堅持就是勝利，堅持才會勝利，堅持定能勝利。

　　面對疫情下的壓力，很多人都在思考和探討出路，我看了很多人提出的方案和辦法，比較之后，更是堅定地認為，疫情是資本主義直接搞出來的全人類危機，實行社會主義是唯一的解決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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