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公民社會”

　　“個人主義是公民社會的基礎”。董健如是說。

　　自從個人主義在清末傳入中國，雖然屢屢遭不同人的詬病，在民國之后，“新文化運動”中也曾經迎來它的高光時刻。就是在那時，著名的口號也就是“德先生”、“賽先生”。“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和科學，也說不上是個人主義的，掛在個人主義的帳下，并不確實。所謂的“公民社會”，還沒有列入人們的視野。

　　在新一波宣揚個人主義，為個人主義“正名”的這些年中，“公民社會”被那些宣揚個人主義的人們擺到了明面上，吹的挺邪乎。董健就是其中比較賣力的一個。

　　算起來，老朽可以大言不慚的說，也是一個“資深”的擁護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至今對“個人主義”持反對立場。不過，對于“個人主義是公民社會的基礎”一說，還是感到很新鮮。一時不知那是什么意思。只能說是孤陋寡聞了。

　　據董健教授說：“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不是什么新詞。古希臘先哲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學》中便提出過這一概念，到了近代，盧梭、黑格爾、馬克思等人也使用過這個詞。但各人的理解不盡相同也是事實。因此，根據不同的語境他們才譯為‘市民社會’、‘文明社會’等等”。

　　這樣看來，“公民社會”不但對中國，即使對法國、對德國，也屬于“舶來品”。

　　“civilsociety”這個外國詞兒到底是什么？據說這是個英文詞語。但知，亞里士多德用的應該是古希臘語。英語詞匯“civilsociety”是從古希臘語中那個詞語中翻譯的？即使是英語“civilsociety”，是不是只有這些年來的某些個人主義者“認識”，知道翻譯成中文念“公民社會”？其他人翻譯的都不算數？為什么盧梭、黑格爾、馬克思他們曾經把它翻譯成“市民社會”、“文明社會”，而沒有翻譯成“公民社會”？是他們理解錯了，還是翻譯能力不行，翻譯錯了？如此種種，都是疑問。

　　論“學問”，論“能力”，包括翻譯能力，董健教授或許屬于上

　　乘。不過，還沒有聽說他是翻譯方面的權威，在其上者應該不乏其人。難道他們都翻譯錯了？惟獨董健自己得道，得了什么高人的真傳，奉獻給國人一個“神圣”的、大多數人不知為何物的“公民社會”？

　　唯一的解釋是，無論是在當時的古希臘，還是盧梭那個時代，關于“公民”一說還沒有被廣泛應用，或者說，還沒有確切的內涵。

　　公民，與市民相比，應該覆蓋更廣泛的人群。公民與市民，作為兩個“觀念”，具有“交叉關系”，一般也不能并列使用，也不能“互通”。

　　如果說“公民”與“臣民”相對，那么，在古希臘這個奴隸制社會，誰被稱為“公民”，誰被稱為“臣民”？它到底是“臣民社會”還是“公民社會”？當時的“公民社會”在哪兒？有什么組織形式，存在的經濟基礎是什么？職能是什么？與當時的奴隸主統治者的關系是什么？出了哪些著名的，史上留名的領導？它總不能只是作為一個“概念”而單獨存在吧？

　　眾所周知，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自有城市就有“市民”。而在一座城內，居住的也決不只是“市民”。“市民”之外，還有“官吏”，甚至國王、貴族。至于是不是還有奴隸，應該是有的吧？否則，國王、貴族使喚誰？

　　無論從“內涵”還是從“外延”上說，“公民”與“平民”屬于完全不同的概念。作為思想家的盧梭、黑格爾、馬克思還不至于分不清，把它們混淆吧？

　　亞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不會早于中國的孔子。當時的中國，民就是民，與“公”扯不上絲毫關系，沒有“公民”。而在國人的意識中，臣與民也不一樣。臣，是離統治者比較近的人群，一般也稱為“官吏”，可以認為屬于統治者的奴才，等級在民之上。

　　在中國幾千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還不曾“創造”出“公民社

　　會”這個詞及其概念。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后，皇權被廢除，“皇民”、“子民”，轉化為“國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在憲法中也使用“公民”這一用語。指具有憲法規定的“公民權”的人。

　　“公民”一語在西方，應該是資產階級取得革命勝利，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之后的產物。“公民”，是一個法律用語，指具有法律規定的權利與義務的人。

　　關于“公民社會”，最近看到一些文章，原來早在“公民社會”這個“概念”產生之后，或者說傳入中國之后，就有不少人質疑、反對。

　　如王紹光先生就認為：“‘公民社會’是新自由主義編造的粗糙神話”。（2013年08月08日09:03，人民網-人民論壇）

　　有人面對“問題”，黔驢技窮，就是想通過弄一些莫名其妙的、非常容易產生歧義的新“概念”，賦予它自以為是的內容，高談闊論，以忽悠老百姓。這“公民社會”應該算是近年來冒出的一個。

　　任何一個社會，都建立在特定的經濟基礎之上。什么社會的基礎建立在“個人主義”之上？迄今為止，沒有看到那本教科書上說過。

　　個人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屬于“上層建筑”領域。連它都是需要“基礎”的。所謂“個人主義是公民社會的基”一說，是顛倒了社會的“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關系。按照這種說法，不信仰個人主義的人們，信仰共產主義的人們，就不配進入“公民社會”。如果不能進入“公民社會”，他們應該去什么社會？

　　對于“公民社會”存在的基礎是什么？就沒有人能夠說清楚。

　　“公民社會”中的公民，到底是什么人的社會？

　　董健教授把魯迅搬出來，于事無補。在魯迅的語匯中，就沒有“公民社會”一語。他提出的“人國”，本來也不存在，幫不上“公民社會”的忙。

　　按照中央編譯局副局長、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的認識：中國公民社會的的確確存在，而且具有一般的特征：它相對獨立于國家和政府；它的主體是非政府和非營利的民間組織；它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物，也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它有自己既不同于政府系統又不同于市場系統的運行規律；它對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和民主政治的進步有著重大影響。（2009年1月19日《中國青年報》《中國已邁進公民社會——首部公民社會藍皮書發布》）這與《人民日報》主任編輯雷達先生關于“公民社會”是指“圍繞共同利益、目的和價值上的非強制性的集體行為。它不屬于政府的一部分，也不屬于盈利的私營經濟的一部分”的解釋，差不多。

　　這樣的解釋大可值得商榷。在邏輯上，很難說得通。

　　毋庸置疑，那些團體或者組織都是由“人”組成的，而不是由全體“公民”組成的。為什么偏偏把那種群眾的或者民間的組織叫做“公民社會”？沒有參與、參加那些群眾的、民間的組織的“公民”們，他們參加的組織、團體，該叫做什么社會？說得清楚么？

　　再說，“公民社會”里的人們都有什么“共同利益”？“公民社會”之外的組織、團體，難道就沒有“共同利益”么？這顯然不符合現實，也不符合事實，更是無視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的“公民”們組織起來成立的組織。

　　這樣看來，他們所謂的“公民社會”的存在，就是十分荒謬的事。像盧梭、黑格爾、馬克思那樣的大思想家、理論家，無論是在翻譯時，還是在自己的理論中闡述問題時，怎么可能犯那樣低級的邏輯錯誤？

　　俞可平、雷達、董健等人關于“公民社會”的認識，充其量是一家之言。其他人沒有必要順著他們豎起來的桿桿繼續爬，隨聲附和。

　　現在看來“公民社會”完全是某些人，出于自己的政治、理論的需要“創造”出來的連他們也不能自圓其說的一個新概念。并借口“翻譯”問題而突出出來說事，以混淆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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