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22日,北京市的外事部門通知我當時所在單位:出一名代表出席歡迎贊比亞總統卡翁達的文藝晚會,觀看芭蕾舞劇《白毛女》。這一很有意義的外事活動,幸運地落到我的頭上。
(圖為1967年6月首都青年在天安門前表演非洲舞蹈,歡迎卡翁達總統)
那年6月,贊比亞總統卡翁達及夫人應邀來訪。應贊方要求,我方派出專機,赴巴基斯坦接送卡翁達一行。在首都機場的歡迎儀式上,卡翁達總統檢閱了陸、海、空軍及民兵等組成的儀仗隊,與3千名載歌載舞的群眾隊伍見面,數十萬群眾從東單到釣魚臺國賓館街道兩旁夾道歡迎……
6月22日傍晚,我趕到位于臺基廠的市委大樓門前,跟北京市外事部門的一位干部會合,乘車趕到人民大會堂。
文藝晚會是在三樓小禮堂進行的,周恩來總理、李先念副總理等國家領導人都蒞臨了。
我們的座位在小禮堂右側稍后的地方,恰恰能清晰地看到小禮堂中間部位周恩來總理等領導人和外賓所坐的位置。我特別留意到觀眾里有一些工農兵代表。其中一位我認識的老軍人告訴我,他第一次看《白毛女》還是在解放戰爭中部隊搞“兩憶三查”時,當場有的戰士看得痛哭流涕,激動地舉起槍來要打舞臺上陳強扮演的惡霸黃始仁……
晚上8時許晚會開始了。首先是一位身穿草綠色軍裝的報幕員向外賓致歡迎詞,提到毛主席鮮明地提出的文藝要“為人民大眾首先為工農兵服務”。
我事后特意重溫了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詳細論述:“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它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615、616頁)
我由此聯想到歷史文獻中的記載,《講話》發表后,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積極到群眾中去,涌現出了一大批反映工農兵生活和斗爭的優秀作家和作品,如賀敬之等的《白毛女》、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柳青的《銅墻鐵壁》、歐陽山的《高干大》、李季《王貴與李香香》、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等,開啟了現代文學史上的“人民文藝”新階段。
在上述作品里,《白毛女》的故事當時許多人尤其耳熟能詳。僅我就曾看過田華等主演的同名電影和王昆、郭蘭英等主演的歌劇。它們都不僅有著鮮活的生活氣息、美輪美奐的藝術表現,更直擊人心的,是其對社會問題極具銳度的思考。一部文藝作品,能歷久彌新、常看常新、長期占領舞臺,該是多么難能可貴啊!
我早就聽說,周總理從青年時起就酷愛戲劇,早年就讀南開中學時就曾是話劇社的主力。在革命戰爭時期以及新中國成立后,他盡管公務繁忙,仍時常像這天來看《白毛女》這樣,忙里抽空親臨劇場觀摩演出,并多次召集戲劇界人士座談,甚至在自己中南海西花廳的家中召開藝術研討會。許多人都了解他關心、扶持電影、話劇、京劇、昆曲、越劇、粵劇、黃梅戲等新作品創作的點點滴滴。他對戲劇藝術發展的貢獻,絲毫不亞于戲劇文化領域的專業人士。總之,周總理不僅是革命家、外交家,還是精通文學和戲劇藝術的領袖人物。許多史實都說明,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總導演應當說就是周總理。
那天晚間在小禮堂,我特別留意到,周總理一邊看戲,一邊還通過譯員跟卡翁達總統等外賓不時說些什么。卡翁達頻頻點頭、鼓掌,并在帷幕落下時敬獻了花籃。
于是我一邊看戲,一邊與北京市外事部門的那位干部耳語:周總理日理萬機,那么忙還要陪外賓看戲,會不會負擔太重了?那干部的回答使我茅塞頓開、大長見識:陪外賓看戲,對周總理來說既是難得的休息,更是重要的工作……
的確,從周總理陪贊比亞外賓看戲,不能不使我聯想到,在毛主席、周總理等那一代杰出領袖的領導下,卓越創造并永遠留下的物質、精神財富都可謂數不勝數。諸如國際關系、“三個世界”的劃分等,都在此列。倘若沒有他們對世界格局的準確分析、出色駕馭,打下堅實的基礎,我國幾年后便加入聯合國等后來的一切都無從談起。而周總理曾陪同看戲的贊比亞總統卡翁達等,正是大力支持我國跨進聯合國的熱情推手之一。恰如習近平同志后來所指出的,新中國的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是一個整體,不能相互否定。
時代之巨變、中國之進步、人民之需求,都應該并能夠被廣泛地關注和呈現出來。而《白毛女》等優秀作品,恰恰是一個個活生生的現實主義的樣本。我們理應這樣設想,如果京劇、芭蕾舞劇發展到了新中國,還是讓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占據大部分舞臺,還是仍然總演那幾出舊戲,那么它們就都不可能在中國大地上持之以恒地傳承下去。
當時人所皆知的是:早在1944年1月,毛主席在延安看了平劇(即現在的京劇)《逼上梁山》后,便立即給編劇寫信,提出了“舊劇革命”的重大思想藝術話題:“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你們這個開端將是舊劇革命劃時代的開端,我想到這一點就十分高興,希望你們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
【1944年1月9日,毛澤東觀看延安平劇院演出的《逼上梁山》后,連夜給該劇的編導楊紹萱、齊燕銘寫的信。】
可以看出,毛主席寫上面這封信時是十分興奮的。他對舊劇革命寄予了極大希望。大約也就從此時為起點,毛主席開始了20余年對戲劇改革的極大關注,并且從上世紀50年代末開始,一改自己不怎么愛看戲的習慣,頻頻光顧劇場,表示了對現代戲的支持。
在毛主席、周總理等領導人看來,舊戲要開新生面,根本的是內容問題,人民已經當家作主了,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統治舞臺的情況必須結束,要讓人民成為舞臺真正的主人,要讓創造歷史的勞動者成為藝術表現主要對象。正是毛主席這個主導思想的引導,從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一大批表現現實題材的京劇陸續登場。那些年,多部有廣度、有深度、有溫度的革命現代戲的劇目,都能與社會各圈層,特別是廣大工農兵觀眾產生良好的對話和共鳴,可以說無論故事情節、唱詞唱腔、人物塑造,都是中國戲劇史上的高峰,是歷史上眾多舊戲所無法比擬的。就如那天我所觀看的芭蕾舞劇《白毛女》以及《紅色娘子軍》等,都在世界上一些國家享有盛譽,甚至有的國家還多次排演它們。它們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紅色經典。
(芭蕾舞劇《白毛女》劇照)
(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劇照)
時過多年,回憶這些往事,我感到最推崇和要學習的,是毛主席、周總理這些領導人
(也是創作者)對推動社會進步的高度責任感。他們不僅密切關注各種文藝現象,而且親自參與了一些劇目的改寫。有些意見并且非常具體。
反過來看,資本主義培養、倡導的完全是一種急功近利的意識。受其影響,我們現在許多從事文藝創作的年輕人實在是太急躁,太浮躁了。這種小資產階級的急性病,在文藝創作中是萬萬要不得的。
無庸諱言,弘揚時代精神才能對社會發展產生積極影響。主旋律文藝作品要立得住,必須有情懷,有擔當,有骨氣,有一種內在的魂魄,必須與時代同頻、與現實同行,任何脫離時代的創作都是沒生命力的。廣大觀眾特別是工農兵觀眾,從來不會排斥主旋律,他們排斥的只是那些不接地氣、不嚴謹的作品。主旋律創作是一座富礦,廣大專業和業余的文藝創作者都應牢固樹立精品意識,進一步從博大精深的革命歷史和中國故事中汲取養分,將具有國家高度、民族意義的主旋律作品創作得更加深入人心,使其綻放出更璀璨的時代光彩。
回憶曾經跟隨周總理等觀看《白毛女》的這一史實,無疑能振奮并啟示我們: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我們的時代充滿自信,彰顯著剛強堅韌的精神品格和大氣磅礴的氣度。應當相信在新時代精神氣象激蕩下,必然會誕生一批有氣度、有境界、有胸懷、有力量的史詩般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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