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黨和治黨是每個政黨必須面臨的現實課題，這個課題答得好與壞直接影響到這個政黨的生存、建設和發展。作答課題的方式可從內、外（表、里）兩個方面進行，它們相互依存、相互制約，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得一不全則偏，失一不穩即邪，只有兩者共有共存，方可促進前行。“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是課題作答的一個方面（內在），已家喻戶曉，且深得人心！但隨著時代的前行，卻發現黨要管黨和從嚴治黨的效果似乎進入了一個瓶頸。譬如：從2012年12月到2021年5月份間，中紀委共立案審查調查省部級以上領導干部392人，每年查處約44人。可今年上半年查處的高官就已達24人（見中紀委網站）。我們不僅要問：內在方面的管黨和治黨是否應驗了得一不全則偏的現實教訓？只有引入管黨和治黨另一方面，即人民監督和管理的管黨和治黨，才能沖抵得一不全則偏的現實不足。那么，管黨和治黨的關鍵在哪里？管黨和治黨的綱究竟怎么提？管黨和治黨將以一個什么樣的創新方式來推動，并讓其效果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呢？

　　首先，管黨和治黨的關鍵在哪里？大部分同志都認為管黨和治黨的關鍵是一個“嚴”字。這種認為不能說是錯，相反，從表面上來看反而是絕對正確的……無論從邏輯層面，還是從普通常理都是分毫不差。但僅僅從“嚴”字當頭就能解決一切嗎？歷史上的例子就很多：一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反腐治吏嚴不嚴？剝皮塞?都用上了，但官員貪腐還是屢禁不止；二是清朝雍正皇帝反腐治吏嚴不嚴？在位時誅殺貪官不計其數。雍正四年，廣東道員李濱、福建道員陶范，均因貪污、受賄、虧空案被追查而畏罪自殺。雍正說：“這些人自知罪大惡極自身難保，就想一死抵賴，借死保住財產，讓子孫后代享用，這萬萬不行!”但在位13年的雍正一亡，貪腐即刻死灰復燃；三是國民政府的蔣介石對貪腐的危害有相當認識，對貪腐形勢總結:“內外人心陷溺，人欲橫流，道德淪亡，是非倒置，一至于此! ”。對貪腐情況布置并開展了嚴治和嚴打，以1942年情況為例，蔣介石親自批示槍決的貪官多達十余人，包括鐘元昭夫婦受賄900元（1943年西南聯大教授平均月薪為3697元），即被判處死刑。然而，“嚴刑峻法”卻沒能起到震懾作用，1945年抗戰勝利后，各地“接收大員”們胡作非為，貪腐盛行。1948年國民政府設立“上海經濟管制督導員”，蔣介石親選長子蔣經國主管掃除腐敗勢力工作。蔣介石稱“雖然我曉得這個職位可能使經國遭到忌恨，甚至斷送前程，但是我必須派他去。”(摘自《殷鑒不遠:民國時期的反腐敗史話》）寧可冒著蔣經國斷送政治前途風險打擊腐敗，不可謂不重視了，也不可謂不嚴了。但最終也沒有能挽回蔣經國“打虎”失敗和貪腐縱橫的現實。最后，蔣介石也只得唉嘆一聲：“不反腐亡國，反腐亡黨。”

　　從以上三則歷史事件可以充分說明，“嚴”字當頭雖然不容置疑，但“嚴”字也不能完全解決腐敗問題。因為，從邏輯關系上分析，嚴治是清廉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即清廉必須要經過嚴治，但嚴治不一定必然導致清廉。可見，除了“嚴”字當頭之外，必須借助于其它方式與手段來伴隨“嚴”字當頭的全過程。

　　其次，管黨和治黨的綱怎么提？管黨和治黨的目的是什么？大多數人可以不加思索地回答：“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又問：“為什么一定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呢？”因為不管黨、不治黨這個黨就要悖離共產黨的宗旨，就要會成為修正主義的政黨。似乎這兩個問答成了一個死結扣或死循環——互因且互果，也猶如延安時期的毛澤東主席與黃炎培談論的“歷史周期律”。可讓我們至今還由內而外佩服的是：毛澤東主席略加思索就解開了黃炎培對千年歷史的拷問——毛澤東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此答可謂擲地有聲、蕩氣回腸，更是聲震環宇……在毛澤東主席一身的革命中，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特別在建國后二十八年中，他為了讓黨始終立于不敗之地，抓貪肅反，執法如山，為中國共產黨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做了示范、樹了典范、立了規矩、定了制度。

　　建國后，劉青山和張子善作為革命功臣，分別擔任了天津地委書記和地區專員，主政一方，級別很高。劉青山這個人，態度蠻橫霸道，又好大喜功。他有幾句口頭禪張口即出：“老子們打天下，小子們來享受。”張子善則工于心計，居功自傲，欺上壓下，權力欲極強，善于迎合又善于蒙混，總是把功勞歸自己，錯誤給別人，工作中強迫加命令，個人英雄主義嚴重。正是在這種“老子天下第一”和“享受揮霍合理”思想的支配下，他們最終腐化墮落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舉行公審劉青山、張子善的大會，兩人被判死刑。以后發動的“三反、五反”運動，均是朝著清除黨內外腐朽行為及其思想根源而發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干部的貪污腐化、庸懶怠政現象幾乎絕跡，這些事實都可以從老百姓的順口溜得以體現，如：“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干部；干部看黨員,黨員看支部。”、“政府沒有人站崗， 銀行不裝防盜網； 社會治安不混亂，身背鈔票沒人搶。”、“鄰居之間有矛盾， 干部調解互相讓； 出現壞人眾人擒， 牛鬼蛇神無處藏。”

　　眾所周知，有綱有目的魚網才能捕魚，綱舉目張才能捕到最多的魚。魚網的目就是管黨和治黨的具體操作和要求，綱就是管黨和治黨方向的正確性與認真性；只有朝著正確的方向，懷著積極的態度，用著科學的方法，按照認真的要求，才能把管黨和治黨工作做出成效，才能讓人民滿意。

　　最后，管黨和治黨的期望怎么干？我們黨的全稱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其性質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如今，在純粹以黨的內部監督與內部處置的方式“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明顯產生瓶頸的現實下，把堅持工人階級先鋒隊這一個原則特性，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階級屬性的人民監督和管理引入到管黨和治黨的機制范圍內來不失為一個內服和外用的一劑治病良方。古有“醫不自醫”的說法，其意說明在疾患的治療手段上不能對自己下狠手，因為對自己的病情難以明辨，也就難以自治；也有“人不渡己”之高見，其意說明當事人往往對利害得失考慮得太多，看問題反而糊涂；旁觀的人由于冷靜、客觀，卻看得清楚、全面。更何況，黨與人民是舟、水關系，古有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之殷鑒，何不把舟與水作為一個密不可分的陰陽兩面對待，而共患難、共驅魔呢？

　　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原副院長李永忠曾公開說到：“應從‘同體監督’變為‘異體監督’”就如同用刀刃削除刀把朽木一樣，必須借助于其它刀而成。黨與人民的關系本身就是代表與被代表關系，利益上是一致的。也正如刀刃與刀把關系，關系好時可組合成一個整體，堅不可摧；一方朽時就出現一體兩面必須清除的問題。如今，管黨和治黨成效瓶頸凸顯，矛盾十分突出，借以黨要管黨的之外的它刀——異體監督，即人民監督不失為明智之舉，用旁觀者清的認識與思路來突破管黨和治黨的成效瓶頸。也正如延安時期毛澤東主席答復黃炎培之面對歷史周期律就用人民監督和管理來解決一樣，既要用“黨要管黨和從嚴治黨”的內部方式來解決自身的問題和矛盾，提高黨組織純潔度和活力度；又要用黨外管黨的人民管黨和監督治黨的外部方式來解決難以突破瓶頸的問題；更要用我黨在歷史上管黨和治黨的成功經驗和做法，把內外監督的管黨和治黨制度突破統籌兼顧起來，真正地提高管黨和治黨的科學成效。

　　管黨和治黨是任何一個政黨的必然要求，如何管黨和治黨是考驗一個政黨是否科學管黨和治黨的內在要求。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順應民心和科學執政是中國共產黨的不二法門或唯一出路。只有抓住管黨和治黨制度布局的關鍵點，才能抓住管黨和治黨力度施用的著力點，最終才能抓住管黨和治黨科學運用的關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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