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小鎮做題家」一詞又被主流媒體反向推火了一把。從而，該詞仿佛徹底“出圈”，從少數人的自嘲用語變成人們廣泛使用的社會科學新名詞。

　　但是，如「躺平」等用語在大眾化以后的遭遇一樣，「做題家」也遭到了部分輿論的粗暴對待：不僅其原義被扭曲，對其所指的社會群體的分析更是見仁見智。

　　總的說，我們認為對「做題家」群體仍應堅持兩面性分析，估計到其往不同方向分化演變、固定服務于某個階級或成為某階級一部分的可能性；從而，站在最廣大無產階級立場上，爭取使「做題家」往「斗爭型人格」發展，使之匯入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變革力量組成的潮流中去。

　　第一、我們的視野不能僅限于“做題家”群體

　　首先不應忘記在“做題家”之外，還有人數更多、也是真正底層的城鄉無產者和他們的子女。和后者一比，做題家們已經算是條件比較好的了；正所謂在資本主義社會，能進象牙塔本身已經很說明一些問題。

　　網友說的好：能稱之為「xx家」的，大抵都有一定成績或建樹，而更多人連做題“家”這樣的自嘲或調侃都配不上；

　　不是每個人都擅長做題，成功了的才能算做“家”，不成功就是個做題手，甚至錯題本；

　　上985的才叫做題家，其他充其量只是做題氣氛組；

　　現實是做題家多，還是錯題本多？

　　但即使有上述情況，做題家們也已“榮獲”被主流媒體貶損的待遇。不難想象，底層無產者在“人上人”及其喉舌看來，就更是螻蟻了，根本不在他們日常的視野范圍之內。

　　第二、對“做題家”應堅持兩面性分析

　　嚴格說，“做題家”并非當下社會成員中最具“改變秩序”利益訴求的群體。如這樣一句話就典型地表現了其小資思想特征：“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的國家，不是資產階級的國家！”

　　——在這里，做題家表現了某種對現實認識的缺位或扭曲。還是那句老話：對已經發生的事情，你已經不能講“警惕”“防止”；國家的階級屬性也是取決于客觀的“是不是”，而非主觀設定、要求的“應該是”或“不應該是”。

　　這里更傾向于把“做題家”理解為中小資產階級的后備軍、工人階級當中較易滋生資本意識（由于其工作、生活條件）的腦力勞動階層或相對安逸階層的后備軍。這個群體具有跟小資階級極其相似的兩面性動搖性，也就具有往不同方向分化的可能性：

　　一方面，應該肯定，他們在政治、思想上的敏感性當然強于最廣大的底層無產者，也比較具備科學文化知識，所以他們能更快轉向馬列毛主義，從他們當中無疑是會產生一批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知識分子的。

　　但是，也應該看到，另一方面當“小日子過得還不錯”“還沒被逼急”，或“終于熬出頭了”的時候，他們又更容易轉為保守，有的易被大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所俘虜，最多只是發發牢騷、發泄一下不滿，往往是前面大義凜然慷慨激昂，末了又乖乖給自己劃上幾條紅線，或“躲進小樓成一統”（非自嘲的那種），缺乏真正“改變世界”的動力和要求。

　　第三、“做題家”被貶損說明了什么？

　　但現在，不可否認，即便是“做題家”這樣一群人，也已經受到居上層的資產階級的排擠打壓，還有“無情嘲諷”。

　　上層資產階級，包括他們豢養的“偶像”、精英們，已經霸占著過溢的權力、財富和社會資源；在“做題家”群體也表現出若干對當下秩序的不滿的時候，“主流”輿論立即以“金字塔頂端”人士特有的傲慢與不耐煩，對他們進行思想上觀點上的“訓誡”，以令其更安分于既有秩序，規規矩矩，而不是跟著“泥腿子”們一起鼓噪一些包含反抗意識的輿論。

　　“主流”表現出來的這種姿態是相當頑固不化的，相當有“暴發戶”氣息：從他們立場上看，本來，應該把“做題家”群體盡量收編或納入其維持體系，盡可能“馴化”他們，使他們遠離更底層的“真正危險”的無產者；這就要求他們對之進行若干改良性收買，使“做題家”們階級“躍升”的通道保持暢通和起碼的公平性，如此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嘛。

　　然而，當代大資本由于其形成的特殊性，即從對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的“逆反”而形成，故此，不管其中的官僚權貴派還是私人自由派，都紛紛陷入了一種“身份焦慮”：前者始終不敢撕掉那一層用以偽裝的紅皮，后者則日夜憂心于私人財產缺乏強有力的認證和保障。

　　在這種由復辟而不是自然形成帶來的“身份焦慮”下，當代大資本在施行其統治的時候，在不斷固化自己的既得利益和主導的既定秩序的時候，就往往表現出更多的“蠻橫不講理”的特征，好比帝王史上政變者往往更憂心于“被政變”、更加防范身邊的實力人物一樣。正因為他們“生于不義”，所以才更多倚仗粗暴的手段進行“硬打壓”，包括急急忙忙地固化秩序、壟斷階級躍升渠道，而不是像西方已經統治了幾百年的資產階級一樣嫻熟于各種“軟控制”。這堪稱當代資本主義“特色”的“不穩定結構”。

　　對“做題家”的態度，也是一例。

　　第四、“主流”的傲慢或將加速做題家的分化

　　如今，“主流”貌似如此“堅決”地要把“做題家”更推近于對立的營壘，那么，就只能意味著資本主導之秩序的更趨不穩定。

　　如前所述，從“做題家”當中是可以產生一批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知識分子的；那么，資產階級這種“決絕”姿態，如果還是不改變并伴隨若干改良舉措，（一部分）“做題家”的無產化底層化轉變恐怕會更加加速，從而為資產階級準備一批“掘墓人”。

　　而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革命力量的組成與革命力量的建設，離開革命的知識分子參加，是不能成功的。”既然這樣要把“做題家”的“指責型”人格進一步給逼成“斗爭型”人格，那么，就用得著一句老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吧。

　　一個階級，要想維持其長遠的成功的統治，光有“硬打壓”是不行的，還必須要有糖彈式的“軟控制”；既然當代既得利益者表現得如此缺乏統治的“天賦”，那只能說明：“生于不義”帶來的“身份焦慮”很有可能貫穿于他們存亡的始終，應該恰如其分地把這種焦慮理解為一種復辟的反動階級的擔心被清算，因而茍延殘喘、惶惶不可終日。

　　確實，從歷史發展的總進程看，經歷了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中國革命三大斗爭高潮的無產階級，雖然在長久掌握政權方面摔了跟頭，但早在上世紀已經證明了自己具有奪得“階級統治的工具”的能力，具有毅然而做國家和社會主人翁的英雄氣概。

　　既然復辟資產階級如此表現出自己在強硬外表掩飾下的虛弱，那么，就不能不祝他們盡早被從治人者的高位上推下來，其中的大部分或許還有“出路”，即成為新社會中自食其力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勞動者——這對于他們的“身份焦慮”來說，恐怕，也才是真正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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