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解放當然是要在勞動實踐中得到解放，也就是從不參與勞動變成參與勞動。

　　物質資料的生產和生活資料的生產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類型，物質資料的生產是人利用對客觀事物和規律的認識作為工具來進行對自然環境的支配和改造，就是隨著認識而不斷改造，也就是革命的內旨趨勢。但生活資料僅僅是為了滿足人作為動物基本屬性的一種手段，很大程度上不具有社會性。所以兩種生產被蘇聯學者認為是“二元決定論”也是有一定判斷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本書里沒有徹底的回答和解決這個問題，是不是我們要在哲學上去黑格爾那里尋找答案？不過僅經濟方面，文化大革命已經給了我們一個答案了，那就是“使全部婦女勞動力，在同工同酬的原則下，一律參加到勞動戰線上去”（《毛主席語錄》第257頁，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1版）。

　　“父權制”這個說法不太正確，在家庭當中，女性在獲得“婦女”的地位之前，受到父母雙方的壓迫，這個情況下，“父權制”的前提不存在——即女性未達到“婦女”的地位，兒童在政治地位和生產地位上都與成人不相同，因為，作為一個未健全的勞動力，她是沒有辦法在生產過程中付諸勞動的。（不過有人覺得這應該一分為二的看待，就是說，雖然受到父母雙方的壓迫，但是母親那一方壓迫兒童的理論和依據依然源于男性，所以在邏輯上講壓迫別人的母親實際上也是站在了男性的地位和立場上——對于這個觀點，我可以理解，但是不知道該認同還是反對？）女性在成為婦女”地位之后，并沒有受到來自“父”的約束和壓迫，而是在家庭中受到了“夫”的壓迫（封建婚姻觀念除外，因為在資產階級社會當中，婦女的戀愛和婚姻是自由的。但現實情況另當別論。），所以女性在獲得婦女地位以后，依然不會受到“父權”的壓迫，而是“夫權”。恩格斯的“兩種生產”想表明的也是這一點，也就是脫離開“夫權”的壓迫，在認識客觀世界的過程中，自發的參加勞動，即可獲得解放。

　　“中國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利（注：政權，族權，神權）的支配……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利。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夫權”這個詞毛主席也提到過，他也是持這個觀點的。并且他把“父權制”剖開看待，解體為兩點——族權和夫權。

　　就是說，他把“父權制”這個概念里延續了幾千年不眠不休的始終禁錮著婦女的這一條性質總結為“族權”，把在具體的家庭環境中，受到具體的人壓迫（在這個家庭環境下從事生活資料的生產）總結為“夫權”。

　　在確定了婦女受到壓迫的這兩種概念以后，要解決婦女壓迫——即完成婦女解放的問題也就明確了：

　　一、針對“族權”方面，完成對封建主義的消滅，消滅掉壓迫婦女的傳統概念，就是說要真正意義上“打倒封建主義”；

　　二、針對“夫權”方面，完成對私有制小生產家庭模式（上升到一定程度就是制度）的消滅，消滅掉壓迫婦女的具體組織，就是說要真正意義上“婚姻自由”，不但結婚自由，離婚也是自由的，并且通過立法來捍衛婦女這種合法權益。如果結婚自由，婚婚不自由，說明婚姻還不是徹底的自由。解決掉壓迫婦女的兩條原因，婦女也就完成了解放的前提，在滿足了前提的基礎上，一旦參加生產，那么婦女的能量是巨大的，婦女能夠爆發出來的力量也是難以想象、難以衡量的。

　　但是在沒有滿足前提的基礎上，盲目的強調參加生產，婦女只會在私有制的環境下，或者說是以封建制度為指導，雜交著私有制的怪胎的社會環境中，淪落為只完成生活資料生產的不允許有意識甚至是主觀上無意識的勞動力。如果能夠理解這一點，那么“兩種生產”才可以被正確地發揮作用。

　　有一個老電影叫做《婦女代表》，以婆媳關系為背景，講的是婆婆反對兒媳不在家做家務（生活資料生產），出去參加公社生產（生產資料生產），并且開始識字、學習，在合作社里開始管理事務（瓦解了“四種權力”的壓迫）。但是兒媳通過耐心的解釋和勸導終于消除了這一誤會，以婆媳關系和睦收場。

　　這個作品非常典型的反映了婦女解放的事情：以婆婆為代表的封建勢力固持己見，首先阻止媳婦去夜校上識字班，因為這已經動搖了封建主義壓迫的基礎，如果婦女有了自己的意識，就不會再聽從于他們的管理；其次反對媳婦去從事公共生產，因為這撼動了完成生活資料生產的私有制基礎。然后婆婆犯了經驗主義，很自然的讓自己的兒子去“管”媳婦，但是女主角在受到了黨的教育以后，對落后分子采取積極說服的態度，最終用了最小的犧牲，取消了大家的誤解，整部戲劇也從前面沖突的高潮發展了升華的高潮。

　　這部電影有代表性的反映了婦女在解放過程中要完成對“族權”和“夫權”的打倒，如果沒有確立這些基礎，后面的一切都是空談。如果沒有前面的前提條件，直接從事公共生產，只會被說成是“胳膊肘往外拐”，然后進行愚昧批評。

　　綜上所述，更說明了打倒封建主義的重要性。我們須要徹底的、全面的粉碎封建主義及其殘余勢力。文化大革命當中，只有兩部法律，一個是《憲法》一個是《婚姻法》，婦女解放的權利得到健全，參加生產的婦女真正頂起了半邊天。不過政策在具體落實中當然會有些偏差，可是執行政策的人都是基層干部，這倒印證了“政治路線確定之后， 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這句話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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