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能不能用于“歌頌”、“唱贊歌”，能不能通過文藝這種手段、這個工具，對所愛、所敬“唱贊歌”、進行“歌頌”，表達善意，或者“揭示”還不算是“惡”的人性。這不是一個新問題，而是一個老問題，甚至曾經不是個問題。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完全是因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之后，有文人把它作為一個問題而在延安“解放區”提了出來。原因是，他們看到的“解放區”這也不順眼，那也有問題。連干部吃個“中灶”都認為不“平等”。

　　莫言先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覺得文學藝術，它永遠不是唱贊歌的工具”，想“重彈老調”，想談出點“新意”。是不是有“標新立異”，想扛起文化大旗，充當新的“旗手”以博眼球，或許有吧。也的確博得了不少人的眼球，受到一些具有相當高文化水平的人們的追捧。

　　眾所周知，當年偉人在《延安講話》中就提到了文藝中的“暴露”與“歌頌”。這是因為在“座談會”中，就有從國統區到延安的文人提出過與莫言一模一樣的問題。到現在，已經八十年過去。那年，莫言還沒有出生。

　　天有不測風云，世事難料。在發表《講話》的人身后，“非M化”驟起，如同火山迸發。文化界自不甘落后，在“解放思想”的名義下，冒出了不少的質疑者、反對者。像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在八十年代就認識到《延安講話》“確實有較大的局限性，我們這一代作家早在80年代就認識到了這個問題，我們幾乎所有的努力方向，就是要打破這個局限性”。正可謂是“先知先覺”，“思想解放”的先軀。在文學創作的實踐上，走在了社會的前頭，成為文學創作的領跑者。終于在諾貝爾文學獎面前“沖刺”成功。

　　莫言與當年“講話”中提到的某些人，雖然處于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社會制度下，認識卻高度一致。相互之間有什么歷史淵源？有沒有歷史傳承？應該是有的。畢竟，莫言的那種思想還不能說是由他創立。

　　粗讀歷史，就會發現，沒有證據證明文藝的功能，是為“揭露黑暗”而生。那樣的“理論”何時由何人創立，不好判斷。可以判斷的是，它不是古人，尤其不是由中國古人創立。

　　不過，現在的文藝家那樣理解文藝，創作文藝，是他們的“自由”。有人就好那一口，興趣所在，大概屬于所謂的“創作自由”與創作實踐。

　　文藝作為反映社會現實的一種手段，自商周，它能夠存在，能夠延續，自然不是由于它只會“揭露黑暗”。那，甚至不是文藝的初始功能。

　　伴隨著社會階層的分化，農民的產生，文人中關注民生的人逐漸多起來。春秋末期的孔子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苛政猛于虎》就是一篇“揭露”農民生活困苦的作品。后世如唐杜甫的《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詩中就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名句。白居易的《賣炭翁》也屬于“揭露”的作品。這些詩，雖然流傳于世，很難說他們揭示了“人類心靈深處的陰暗面”和“人性中惡的成分”。按照莫言的判斷標準，說不上是文學中的上乘之作。

　　不過，他們并不認為文學就是“揭露”，也寫過更多“贊美”的詩。

　　中國的白話小說的開山鼻祖魯迅先生說：“文學的修養，決不能使人變成木石，所以文人還是人，既然還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愛憎；但又因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愛憎也愈熱烈”，“遇見所是和所愛的，他就擁抱，遇見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撥”。

　　歷史上的文人大抵如此。他們既然是人，他心里怎么可能只有“非”而沒有“是”，只表達對“黑暗”的憎，不表達對“光明”、友誼、大好風光的愛與“贊美”？文人的心中，不可能只有“黑暗”，文人的筆，不可能只是專門向人們展示“黑暗”時才用。

　　以“揭露黑暗”為己任的文藝家可以不負“歌頌”那樣的責任，他們能夠阻擋的住別個文藝家擔負那樣的責任么？想擋也擋不住。文人，畢竟是文人，沒權沒勢，還不能一手遮天，讓文藝的百花園中，只有“黑暗”那朵“花”怒放。這里，以“花”作為比喻，不知是不是一種“贊美”。

　　如果不愿意在“黑暗”中被吞噬，在面對“黑暗”的時候，在通過文藝而反映黑暗的時候，不同的人，反映出來的也不同。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有人把“黑暗”揭露出來，是要人們適應、迎合“黑暗”，被“黑暗”吞噬。有人“揭露黑暗”，是鼓動人們奮起反抗，從“黑暗”中闖出一條求生存的路。不知莫言以為然否。由于沒有看過莫言的書，不知道莫言“揭露黑暗”到底是為什么。

　　“黑暗”之所以稱為“黑暗”，因為它與暴力、殘暴，色情，虛偽，拉幫結派、相互傾軋，爾虞我詐、勾心斗角，不擇手段等等聯系在一起。這些無不與惡勢力、黑暗勢利聯系在一起。“揭露黑暗”，自然就少不了描寫他們，揭示他們內心深處的活動，甚至發展、變化過程。這，也許就是一些人的揭示“人性”。

　　正如“黑暗”與“光明”之間，沒有一道明顯的界限，不可逾越的鴻溝。“暴露”與“歌頌”也很難一刀切開。這是它們之間存在的必然聯系決定的。

　　像“包公戲”，幾百年來，經久不衰。說明“徇私枉法”，“貪官”仍然存在，這自然屬于“黑暗”。但是人們還需要“包公”那樣的官吏為民伸冤，沒有，也要塑造一個藝術形象的包公。事實上，現在舞臺上的包公，都是藝術形象。真實的包公什么樣，倒是沒有什么人追究和介意。包公，就成了“鐵面無私，公正不阿，執法如山”的典型的藝術形象。

　　“揭露”，是文藝的功能，但不是文藝的唯一功能。也不是文藝的全部功能。如果社會上有光明，有公正，有正義，哪怕是那么一點點，哪怕是深藏在某一個角落，只發出一絲微弱的光亮，挖掘一下，放大一下，歌頌一下，讓處在黑暗中的人們看到希望，也沒有什么不好。那難道不是有良知、有責任感的文藝家的責任么？

　　“黑暗”與“光明”，“邪惡”與“正義”，總是相比較而存在，不會單獨存在。否則，就不成其為社會。事實上，好的文藝作品，在“暴露黑暗”的時候，總要提倡點什么，歌頌點什么。有破，也有立，決不會只有一面。

　　像《水滸傳》，揭露了官場的黑暗，如《林教頭風雪山神廟》，讓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淪落為充軍的罪犯，十分凄慘與悲涼。他被逼上梁山，不能不說也是一條出路。在《魯提轄拳打鎮關西》中也歌頌了深明大義的魯智深的除暴安良，讓讀者讀了十分快意。讓人們看到，路遇不平，自有人出來一聲吼。現實中這樣具有“俠肝義膽”的人，盡管可能有許多缺點，特別是他們無視法律，無法無天，難道不能被歌頌么？

　　再說，讀者生活在社會之中，是不是都愛看、愛讀“揭露黑暗”的文藝作品？即使是莫言的“粉絲”，也未必。人們喜聞樂見的作品也不都是“揭露黑暗”的作品。看看舞臺上的文藝節目及臺下觀眾的情緒、反映，就可以做出判斷。

　　無論是揭露“黑暗與邪惡”，還是歌頌“光明與正義”，無一例外，都是宣傳，都想達到某種社會效果，某種目的。著名文學家是這樣，名不見經傳的文學作者也是這樣。二者常常相輔相成，并不矛盾。把它們之間的矛盾勢同水火者，只是某些，甚至是少數如莫言那樣的文學家。

　　事實上，人，包括文藝家，文學家，固然有的生活在“黑暗”之中，歷盡艱辛，看到的，感覺到的，都是“黑暗”。除了“揭露黑暗”，也許創作不出別的作品。讀者可以給與理解。

　　但是，并非每個人都生活在“黑暗”之中，感受與處在“黑暗”中的文藝家相同。強行要求文藝家都去“暴露黑暗”，既不符合實際，也不符合文藝的“創作規律”。莫言，雖然摘取了那個諾貝爾王冠，但是，在“揭露”與“歌頌”的關系上，他說的的確是“偏見”。經過今番的爭論，盡管他保持“莫言”，實則“無言”。相信他在今后的創作中，會注意的。

　　就是在“爭論”中，迎來了麥收。莫言深入田間，與鄉親其樂融融，不也創作了一首詩《麥浪滾滾》么。那不是“揭露”麥收的艱辛，而是反映獲得豐收的喜悅。也可以叫做“贊美”吧。順便，為家鄉生產的收割機做宣傳，應該是對收割機的“贊美”。

　　《麥浪滾滾》的詩意如何，因為不懂詩，不便評。看得出，這詩不是“揭露”。僅此，也就夠了。說明莫言并非只會“揭露”。當初何必“作繭自縛”？

　　到此，“爭論”是不是應該終止了？因為，莫言的實際行動為這“爭論”做出了結論。

　　最近，在關于莫言的“文學觀”的社會爭論中，有人說，批評莫言的“文學觀”的人們反對“揭露黑暗”。有的更極端，還愣說就是提倡“歌頌”、“唱贊歌”。錯！這是不確的，甚至懷疑這是在故意歪曲，以轉移視線。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