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與諾貝爾獎

　　關注莫言，先是看到了他那個自稱是“偏見”的講話。后看到了司馬南與上海莫言女粉絲的辯論。

　　本來，只是作為一個看客“觀戰”。看著看著，有了感覺，想了想，覺得有話要說。是不是有資格說？按說，像老朽這樣的人，沒有上過大學，沒有讀過莫言，對于莫言發布的文學觀是不是就沒有發言權？諾貝爾文學獎對于作家，是不是一道“護身符”，具有“豁免權”？由于不知道誰是發放“評論資格”通行證的人，又感覺想發點議論，應該屬于人的“言論自由”之類，符合莫言所謂的“普世價值”。不必獲得什么“通行證”或者“許可證”。提出“資格論”的人，真的是在維護莫言、維護莫言的“普世價值”么？非也！其實，他們的行為表明，連他們都不相信那所謂的鳥“普世價值”。

　　莫言自八十年代開始發表作品。能夠創作出一部部大部頭的小說，足以說明他不愧為作家、大作家稱號。又由于諸多作品屢屢獲得這樣那樣的大獎，包括諾貝爾獎，也完全有資格稱為著名作家，甚至是國際著名作家。因此推測，對于“寫作”，他有自己的一套，有自己的寫作秘訣，“揭露黑暗”。這，或者也是獲得諾貝爾獎的秘訣。

　　莫言的作品，早在他獲得諾貝爾獎之前，就在社會上流行。期間，也聽到過一些議論，這種現象好像沒有因為獲得諾貝爾獎而平息。說明有人也根本不諾貝爾文學獎放在眼里，對獲獎者表現出應有的敬畏。

　　那時人們的議論，即使有不同意見，或許可以叫做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還屬于“兄弟鬩墻”。

　　但是，獲諾貝爾獎之后，雖然還是那些作品，當讀者看到那“獲獎詞”之后，它就有意或者無意的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導到了“暴露”和“暴露”什么，怎樣“暴露”方面。引發人們的深度思考。人們不會不思考，為什么作者的作品能夠與那些外國“評委”產生“共鳴”，得到他們的垂青。其中應該有什么內在關聯。

　　說起來，莫言獲獎也已經十年了，那年是2012年。此前的一年，同樣有一個中國人，叫劉曉波，也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二者之間是不是屬同一屆，兩個獎之間是不是有聯系，平素里不關心那等事的人，自然不得而知。反正發獎的是出自一個單位，應該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按照他們的統一標準發獎符合邏輯。

　　雖然從莫言獲獎那一天開始，不同的聲音也從來沒有斷過。為什么那時候沒有出現像現在這樣的激烈爭論？此一時彼一時，時勢變了。

　　簡單回顧，偉人身后，歷史虛無主義肆虐，“非M化”無孔不入。莫言這一代作家，就是那個時候開始成長，他們又趕上了西方文化的滲透，不，是入侵。有人提出了“無為而治”。文化界里以到外國得洋獎為榮。當此之時，偉人的《延安講話》受到莫言們的質疑，很正常。

　　對于發生在文藝界的這種現象，應該說，莫言看的清清楚楚。因此，他說：“偉人的《延安講話》，確實有較大的局限性，我們這一代作家早在80年代就認識到了這個問題，我們幾乎所有的努力方向，就是要打破這個局限性”。

　　這，很像是個“自供狀”。不過，沒有人“逼供”。他說的的確是“實話”，而且是“大實話”。莫言完全有資格代表他們那一代作家。就像莫言自己說的那樣，在創作中，竭力克服偉人的“局限性”，開辟了自己的道路，在“解放思想”的路上迅跑，向著諾貝爾獎沖刺。終于，愿望得償。

　　他憑借什么思想武器打破偉人的“局限性”？莫言沒有明說。但是，他說了受到馬爾克斯的影響。是否可以這樣說，他在擺脫了偉人的“局限性”之后，就投入了馬爾克斯的懷抱。這位198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無疑給莫言樹立了榜樣，指明了方向。

　　可以肯定的說，如果莫言不擺脫偉人的“局限性”，根本就沒有獲得諾貝爾獎的可能性。莫言的愛憎天平向那一端傾斜，是明擺著。這在他作品中都有體現。

　　諾貝爾獎，是外國人的獎項。他們的獎項中，是不是有“政治標準”？外國人可能不承認。承認了，就削弱了它的權威性。這應該是相當多的中國作家不愿意承認的。而事實上，他們的政治標準極其鮮明。國人不要做鴕鳥就好。有人只看到中國文藝中有“政治標準”，對于外國的“政治標準”視而不見，佯裝看不見。其實是在往外國的“政治標準”上靠，努力的去適應外國的“政治標準”。其實，那點小心思騙的了誰？

　　魯迅說：“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讀者而不同”。（魯迅《集外集.俄文譯本《阿Ｑ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莫言能獲得諾貝爾獎，那是因為評委不同。惺惺相惜。其實，在國內評獎都一樣。

　　當人們看清楚了諾貝爾獎的所表達的現實的時候，對莫言的作品提出質疑，也就不奇怪了。那個獎，反而幫助人們擦亮了眼睛。

　　這次的爭論，不僅涉及到不同的文學觀，不僅僅涉及是“暴露”，還是“歌頌”的問題。還涉及文學家是什么人，應該是個什么人。

　　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在莫言獲得諾貝爾獎的那年，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發生了一件大事，即“十八大”的召開。“十八大”之后，歷史虛無主義受到批判，“非毛”歪風得到遏制。這是社會大環境的變化。

　　這幾年，西方的政要也不斷給中國人“上課”，出難題、甩鍋。昔日中美所謂的“夫妻關系”已不復存在。甚至成為笑話。原來西方對中國的不懷好意是一貫的既定政策。人們開始重新審視西方，其中就包括那個諾貝爾文學獎。

　　人們不僅在重新審視西方，也在重新審視國內的某些現象，重新認識某些現象。

　　應該承認，西方這個“反面教員”及那些與西方沆瀣一氣的“公知”一類在擦亮人們的眼睛方面，的確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這種形勢下，“公知”的聲音明顯降低了分貝。說明他們知道“審時度勢”，只是暫時躲避一下鋒芒。他們不會輕易退出已經占領的輿論陣地。

　　不管風云如何變化，國人是有記憶的。記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么健忘。國人的這種“人性”，與莫言想象的可能不一樣。這次引發的“爭論”，既不是無緣無故，更非偶然。爭論的種子早在莫言獲得諾貝爾獎之前就已經種下。無獨有偶，文藝界現在發生的事，十年前教育界發生的關于所謂的“毒教材”問題，也在這個時間點上爆發，像是商量好了似的。

　　該來的，早來晚來，總是要來。不以誰的意志為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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