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讀初中的時候，語文老師曾在課堂上說過這樣的話，大意是文學不能與政治掛鉤，文學家創作如果不受政治的干擾，就能把“人性”刻畫的淋漓盡致，如果受政治影響就出不了好作品。當時年幼，幾乎本能地接受老師說的一切，因而這說法就滲透進了我的腦子里，那時我就也認為，文學就是文學，政治就是政治，當文學不與政治發生交集時才是真正的好文學、純文學，否則就是些歌功頌德之類的無聊文字。然而，后來隨著閱歷的增長，漸漸對這種看法產生了懷疑，以至于不再認同了。

　　“文起八代之衰”的唐代散文家韓愈主張“文以載道”，即寫文章不能堆砌辭藻、無病呻吟、言之無物，而要用文字承載儒家圣賢之道。儒家思想是封建社會的正統意識形態，是維持那時的社會道德倫理的精神工具，也是維護封建地主階級政治統治的精神手段。由此看來，按照韓愈的觀點，散文創作以至文學創作不僅可以與政治掛鉤，而且必須與政治掛鉤，唯有如此，文學才有實際價值和意義。我認為，韓愈的文學主張，拋開他的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性，可以說是進步的、正確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從原始公社解體以來、“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既然如此，用來表達客觀世界以及作者對這個客觀世界的認識的、以“社會”作為其創作的主要主題的文學，不管這個社會多么地錯綜復雜、包羅萬象，只要這個社會還是階級社會，那么這樣的文學創作就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帶有階級意識或者政治色彩。這樣的內容涉及“社會”的文學作品，無論其作者是否意識到，都是或在為這個階級說話，或在為那個階級說話，哪里有什么脫離社會環境、脫離社會現實、超越階級意識的什么“純文學”？即使有這樣的文學，也是沒有價值、沒有意義的不入流作品。

　　因此，一個時代的文學乃至文藝常常可以反映那個時代的社會風貌、社會主題，以至社會性質。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文藝應該為革命群眾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毛主席的講話開創了中國文藝的一個新時代。在以后的革命戰爭歲月以及建設年代，以毛主席這次講話精神為指導的中國的先進文藝工作者創作了一大批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好的文藝作品。在這些已成經典的文藝作品中，革命群眾、普通的工農兵形象是主角。然而時至今日，再看一看當今的文藝作品，與毛澤東時代已經是大相徑庭了。電影、電視是如今人們精神消費的重要形式，試看今日的熒屏，主角不再是人民群眾、工農兵，而是變成了帝王將相、富豪權貴、精英人士、有錢有勢有背景的俊男美女……反映的生活不再是一線的火熱的生產勞動，表現的內容變成了：或者是男男女女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爭風吃醋；或者是帝王將相之間謀權奪利、爭勇斗狠；或者是不知所云的奇幻武俠、打打殺殺……有幾部所謂的主旋律電影、電視劇，也是脫離當今社會現實的毫無意義的歷史復述、老生常談。這顯然說明當今社會的主題與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題已經截然不同，人們所向往的生活內容已然發生變化，文藝不再為人民群眾服務，而是成為了“資本”展現其價值觀、炫耀其威力的工具。從文藝這扇窗口可以看出，統治中國社會的主體已由“人民”轉化成了“資本”！

　　名作家莫言說，文學的使命是揭露，而不是歌頌；我覺得這話真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你揭露了一事物不就是在歌頌和這事物相對立的另一事物嗎？你的揭露不就是在歌頌嗎？只不過指向的對象不同罷了！然而，既然認為文學的使命是揭露，就是承認文學是可以與政治掛鉤的，這倒是沒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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