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軍的早期將領中，葉挺應該是接受軍事教育最完備的人。

　　1912年，17歲的葉挺考入廣東陸軍小學，1914年畢業后升入湖北陸軍中學，1918年又畢業于保定軍官學校。

　　民國初年的三級軍事教育，葉挺都按部就班的讀完了，在那個年代，這就是含金量極高的人才，各方勢力爭搶的香餑餑。

　　所以葉挺從保定軍校畢業后，兩廣巡閱使陸榮廷便招攬葉挺，希望他能回廣東做惠陽縣長，給自己做統治兩廣的馬前卒。

　　對于23歲的年輕人來說，這可是一步登天的美差啊，根本沒有拒絕的理由，對不對。

　　但是別忘了，葉挺是廣東人。

　　那地方因為經常和列強打交道，對殖民者的壓迫感受很深，以至于自從晚清以來，廣東就是革命的策源地。出生在這種地方，沒有革命傾向是不可能的。

　　而且葉挺在軍校讀書的時候，就是《新青年》的忠實讀者，并且提筆給寫了一篇文章給《新青年》投稿，說“故今日欲振污世、起衰溺。”

　　編輯部覺得文章不錯，便全文發表，給全國讀者閱讀。

　　這樣的優秀青年，怎么可能甘心做軍閥的馬前卒，又怎么可能為了縣長的職位，讓自己立于危墻之下。

　　于是葉挺便拒絕陸榮廷的縣長職位，跑到漳州投奔了孫中山，和鄧演達、薛岳做同事。

　　這一步，葉挺走對了。

　　隨后葉挺就趕上歷史的進程，深度參與了中國近代的一系列大事。

　　陳炯明叛變的時候，營長葉挺護送宋慶齡登上永豐艦，立下大功，平定叛亂后出任大元帥府憲兵司令部參謀長兼營長，成為孫中山身邊的紅人。

　　國共合作以后，國民黨員葉挺辭去軍隊職務，向孫中山申請到蘇聯學習，經孫中山批準，葉挺入讀莫斯科東方大學，和陳延年、陳喬年、聶榮臻、任弼時做了同學。

　　那到了莫斯科，自然免不了要接受革命理論，于是聶榮臻做了葉挺的入黨介紹人，葉挺成了國共兩黨的黨員。

　　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葉挺的軍人身份更重要了。

　　因為國民黨是成立近20年的大黨，人多勢眾魚龍混雜，根本不缺軍人，即便葉挺接受了完備的軍事教育，也只是眾多軍人之一，優秀但不冒尖。

　　但中國共產黨是剛成立4年的政黨，黨員不過數千，懂軍事的寥寥無幾，朱老總倒是實戰經驗豐富，入黨也很早，但他不是廣東人，在廣東部隊缺乏根基，那么以廣東為基本盤的大革命時期，地位自然不如葉挺重要。

　　接受完備軍事教育又有實戰經驗的廣東將領葉挺，加入共產黨，便成了軍事方面的權威，橫刀立馬舍我其誰。

　　在這些硬條件里，軍事教育、實戰經驗、廣東人，三個身份缺一不可。

　　葉挺就此站在時代的風口浪尖上。

　　1925年，廣東區委要成立一支共產黨員領導的部隊，從蘇聯回國的葉挺有根基、能打仗、懂風土人情，便是軍事領導的首選人物。而這支部隊，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葉挺獨立團。

　　所以說啊，人在一項事業中，出現的時機很重要啊，太早或太晚都不行。

　　當然了，葉挺的運氣好，治軍也很厲害。

　　為了錘煉肇慶的獨立團，葉挺親自給官兵們上課，講解戰術和動作，而且經常搞20公里的行軍訓練，真正同吃同住同訓練，官兵素質提升很快，獨立團也上下一體特別團結。

　　葉挺還在獨立團搞反貪污、反打罵、反假姓名的政治運動，基本掃除舊軍隊的積弊，讓獨立團官兵都能堂堂正正做人。

　　第四軍的副軍長陳可鈺聽說獨立團成績不錯，便從廣州到肇慶視察，看到獨立團的官兵關系和諧、戰斗力強，感覺沒有看錯人，葉挺這個老部下很能干。

　　但陳可鈺聽到官兵們唱《國際歌》的時候，又不免擔心起來：

　　“希夷啊，你們把舊軍隊的習氣都掃除了，這是很好的，你們真是革命軍。但是......太紅了。”

　　葉挺回答老上司：“要紅才能打勝仗嘛。”

　　如果說掃除舊軍隊的污泥濁水，就是“太紅”了，那全國軍隊的出路，也只有變紅了，越紅越好。

　　也正是這支太紅的獨立團，在隨后的北伐戰爭中一馬當先，把北伐的主力部隊遠遠甩在后面。

　　1926年7月攻破醴陵城，葉挺獨立團比張發奎的部隊，早入城一個多小時。張發奎和葉挺說：“你們打得好，我們也打得不錯，你們是打得猛追得快，我們是打得穩追得穩。”

　　葉挺笑笑：“你們太穩了。”

　　三個月后，獨立團攻克武昌，為第四軍贏得“鐵軍”的稱號，葉挺也被稱為“北伐鐵將軍。”

　　能有這樣的成績，毫無疑問是葉挺的能力出眾，但歸根到底，是兩次人生道路的選擇，給葉挺提供了施展的平臺。

　　2

　　1927年的南昌起義，是葉挺的人生高光時刻，也是葉挺命運衰落的起點。

　　眾所周知，南昌起義失敗了。

　　面對失敗的結局，誰的心里都不好受，但葉挺和其他人的區別在于，朱德和賀龍、周恩來等人知道了革命的艱難，開始正視現實，準備踏踏實實一刀一槍的鬧革命。

　　于是朱德帶著“三河壩分兵”的殘部，上了井岡山，和毛澤東一起開辟根據地。賀龍失敗后回到湘西拉隊伍，帶出紅二方面軍。周恩來去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而前敵總指揮葉挺則有些心灰意冷，留在香港閉門不出。

　　從某種程度上說，葉挺有共產主義信仰，但是面對舉世皆敵的革命環境，缺少一些破釜沉舟的勇氣。

　　所以南昌起義失敗后的葉挺，想繼續鬧革命，但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投奔蔣介石換取榮華富貴，他又不愿意，活的非常糾結。

　　而這種糾結，也讓葉挺走上不歸路。

　　1927年12月，中央決定發起廣州起義，廣東省委任命葉挺為總指揮，把他從香港召回來。

　　此時的葉挺知道革命處于低潮期，城市暴動未必能成功，但起義總指揮的職務，是黨組織任命的，葉挺不能拒絕，于是在趕鴨子上架的情況下，葉挺到廣州指揮起義。

　　12月11日凌晨3點，廣州起義開始，到天亮的時候，起義軍便升起紅旗成立蘇維埃政府，葉挺也被任命為工農紅軍總司令。

　　大部分人都覺得，成立了蘇維埃政府，廣州起義就算成功了。

　　但軍人出身的葉挺知道，成立一個空頭政府不算什么，要打退敵人的反撲，并且保存革命軍隊的火種，起義才算成功。

　　葉挺在其位謀其政，提議起義部隊退出廣州城，把部隊拉到海陸豐，開辟一塊根據地，實在不行就帶著部隊北上，和朱德的部隊會合。

　　這是非常中肯的建議。

　　如果葉挺的建議能夠實現，那么廣州起義的火種便可以保存，葉挺也有可能和朱德、毛澤東會師，做出更大的軍事成就，日后的元帥排行榜上，基本是保二爭一的人物。

　　但是葉挺的建議提出以后，共產國際代表諾伊曼不同意，大罵葉挺是政治動搖，上山當土匪不是革命的正路。

　　葉挺無奈，只能服從命令。

　　面對敵軍的猛烈反撲，廣州起義當然失敗了，從開始到結束只堅持了兩天，赤衛隊被殺5000多人，張太雷犧牲，葉挺再次流亡香港。

　　經過廣州起義的失敗，葉挺徹底死心了，從此對武裝起義的可能性，再也不抱任何希望。

　　從軍十年的堅持，北伐鐵軍的驕傲，被廣州城的炮火轟的粉碎。

　　曾是中國共產黨軍事第一人的葉挺，陷入深深的迷茫，不知前路在何方，也不知如何回到曾經的世界，猶如游走在黑白交界處的孤魂野鬼。

　　受了軍事打擊，葉挺還要經受政治打擊。

　　1928年1月，葉挺在香港參加了廣東省委的會議，會議總結了廣州起義的問題，葉挺被批評為軍事投機和盲動主義，撤銷工農紅軍總司令的職務，并且留黨察看六個月。

　　這是連政治覺悟都給否定了。

　　隨后葉挺接受中央的指示，到莫斯科參加“六大”，也就是在莫斯科，王明寫了一篇《廣州暴動紀實》，大罵葉挺軍事上消極怠工，政治上動搖，應該為廣州起義失敗負全部責任。

　　葉挺想解釋，但王明不聽，他想和共產國際申訴，共產國際也沒人理他。

　　如果說軍事失敗讓葉挺對武裝起義失去信心，那么兩次政治打擊，讓葉挺對革命也失去信心。

　　于是心灰意冷的葉挺，一怒之下離開莫斯科，到德國流亡，暫時和國共兩黨都脫離了關系。

　　現在說葉挺脫黨是“性格剛直”，我覺得這是為尊者諱，性格剛直的人多了，被批評后便流亡脫黨的人卻不多。

　　說到底是葉挺沒信心了。

　　在德國的時候，堂堂的北伐鐵將軍、工農紅軍總司令，竟然開店賣水果蔬菜，擺攤炸油條烙燒餅，顧客大多是在德國謀生的華工。

　　華工們不知道葉挺曾經的輝煌，葉挺也渾渾噩噩的度日，中國怎么樣都和他沒關系了。

　　這一步，葉挺走錯了。

　　曾經的同志們在國內奮斗的時候，他卻在德國置身事外，結果就是再回國，葉挺只能以“統戰對象”的身份和他們見面了。

　　3

　　1937年初，葉挺結束流亡生活，帶全家人搬回上海靜安寺附近的小洋房居住。

　　此時“西安事變”剛爆發不久，國共兩黨正進行激烈的談判，焦點便是在聯合抗日的大旗下，各地紅軍改編的問題。

　　長征到北方的紅軍，都是中央直接領導的，蔣介石插不上手，爭論的無非是編制和后勤補給。但南方的紅軍對于中央來說，已經是鞭長莫及，要保存下來，就需要向蔣介石讓步。

　　所謂讓步，其實就是軍事首長的人選上，必須同時得到國共兩黨的認可。

　　而要得到蔣介石的認可，這個人就不能是共產黨，還必須和國民黨有淵源，要得到中央的同意，這個人就不能是國民黨，還必須和共產黨有淵源。

　　這樣的人選太難決定了，各方都有自己的考量。

　　1937年8月，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到南京商談八路軍的改編問題，期間周恩來專門去了上海，和葉挺見了一面。

　　他們在十年前有過深度合作，沒什么話不能說，于是周恩來給葉挺出主意：

　　“陜北紅軍改編完成以后，南方八省游擊隊的改編也將提上日程，希望由你出面來主持這支部隊。至于怎么做，你可以和陳誠、張發奎提出意見，爭取他們的同情，然后由陳誠出面爭取蔣介石的同意。”

　　葉挺是陳誠的老戰友，張發奎的老部下，和他們可以說上話。

　　對于周恩來的主意，葉挺非常感動，認為這是周恩來對自己的信任，也是中央對自己的信任，于是葉挺馬上找到陳誠，毛遂自薦做八省游擊隊改編后的軍事首長。

　　陳誠覺得和葉挺的關系不錯，葉挺出面領導南方紅軍部隊，以后方便指揮，便同意向蔣介石推薦。

　　事情報到蔣介石的那里，蔣介石也同意，他覺得葉挺已經脫離共產黨，不是那邊的人，又是老國民黨員，假以時日可以通過葉挺，同化瓦解南方紅軍。

　　于是在9月28日，蔣介石在沒有經過中央同意的情況下，自作主張的頒布了《關于葉挺等任職的通報》：

　　“茲奉委員長核定，任命葉挺為陸軍新編第四軍軍長......”

　　對于蔣介石的突然任命，中央原本是不同意的。

　　你葉挺脫黨近十年，這段時間的思想動態怎么樣，還沒有了解考察過，有沒有叛變行為，有沒有投奔國民黨，這些都不知道。現在蔣介石突然任命你葉挺做新四軍的軍長，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們之間有沒有私下交易？

　　這一系列的疑問，逐漸浮現在毛澤東的腦海里。

　　于是在1937年10月1日，他給張云逸等人發電報，提出一些原則問題，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

　　“葉挺需來延安，在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軍事原則后，可以去閩越邊指揮張鼎丞部，以此為基礎擴大部隊。”

　　半個月后，毛澤東又發電報給博古和葉劍英：

　　“葉挺是否愿恢復黨籍或完全受黨指導，而不受國民黨干涉，并是否愿意來延安及八路軍總部接洽一次？如上項能辦到，則經過葉挺整理南方游擊隊是可以的。”

　　因為這樣的顧慮，葉挺便于11月3日抵達延安，向中央和毛澤東匯報，表示以前犯錯了，今后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堅持抗戰到底。

　　至此，葉挺做新四軍軍長的事才定下來。

　　說到底，國共雙方都不完全信任葉挺，他是做為統戰人物出任軍長的。

　　那為什么周鼓勵葉挺爭取軍長，毛卻不完全信任呢？

　　從陰謀論的角度來說，政委項英是工運出身的國際派骨干，葉挺是大革命時期的北伐名將，如果他們兩個聯手執掌新四軍，那么這一畝三分地還是國際派的，在黨內還有話語權。

　　而這個建議，恰好又符合蔣介石的需求，于是葉挺就成了先任命、后承認的新四軍軍長。

　　我覺得，以上的史料和推測，就是葉挺能做新四軍軍長的主要原因，也是脫黨十年的葉挺能翻紅的主要原因。

　　可以說，抗戰時期的新四軍軍長葉挺，是國共博弈和黨內博弈之后，共同推出的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人。

　　也正因為葉挺是統戰人物，在新四軍沒有自己的部隊，導致新四軍副軍長、東南分局書記、軍委新四軍分會書記項英，可以隨意的拿捏葉挺。

　　每次中央來了電報，項英都不愿意給葉挺看電報，軍分會開會也不允許葉挺參加，在軍政兩方面都把葉挺排除在決策層之外。

　　另外就是葉挺的作風也有問題。

　　他到部隊視察喜歡騎馬，并且帶著副官、參謀等人，前呼后擁的一大群，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哪個國民黨軍官來了。而且葉挺還養著一個廣東廚師，經常做一大桌子客家菜，供葉挺請客。

　　新四軍成立初期的后勤極為困難，軍長不帶頭節儉，竟然還開小灶吃大餐，那些老紅軍出身的官兵，怎么可能喜歡這樣的軍長？

　　于是在和項英鬧掰之后，葉挺又失了軍心，結果就是葉挺的新四軍軍長有名無實、有職無權，做的非常壓抑。

　　葉挺之所以做了共產黨的干部、卻沒有共產黨的作風，根本原因就在于，他錯過了紅軍初期改造舊軍隊的過程，導致葉挺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但在精神上沒有進行自我改造，也沒有被中央改造過。

　　這一切都來自于脫黨。

　　所以葉挺脫黨不僅僅是履歷上的污點，更是政治軍事上的退步，以至于曾經的同志都一日千里的升華，他還是1927年的樣子。

　　這樣的葉挺，又遇到私心極重的項英，顯然不能合作掌握部隊，辜負了國際派的殷殷期望，真是造化弄人。

　　隨后就是皖南事變了。

　　項英被叛徒殺害，葉挺下山談判被扣押，從此開始五年的囚禁歲月，而新四軍也被重新改造，開始饒漱石、陳毅、粟裕的新四軍新時代，至此新四軍不再是統戰性質的部隊，黨內也出現了收攬軍權的契機。

　　從這個層面來說，皖南事變是悲劇，但也有正面作用，葉挺被囚禁也是有價值的。

　　至于新四軍軍部為什么沒有北移，我們在《項英之死》里說過了，這里就不細說了。

　　項英 周恩來 葉挺

　　4

　　從1941年到1946年，葉挺足足被囚禁了五年，這對葉挺來說是悲劇，但根據辯證法的原則來看，五年囚禁是葉挺生命的升華。

　　原因有三個。

　　以前的葉挺沒經過紅軍的改造，雖然有一片報國之心，也有堅定的信仰，但在做人做事方面，始終有一種資產階級的作風。

　　這種作風，除非有大毅力大雄心的人，才能自我革命洗刷干凈，如果不是這樣的人，那就需要殘酷的外部環境，不斷的讓他經受考驗磨礪，最終百煉成鋼。

　　毛朱周等人是第一種，葉挺屬于第二種。

　　葉挺被囚禁以后，顧祝同、陳誠、蔣介石輪番上陣勸降，級別一個比一個高，許諾他只要“反正”，就能做戰區副司令或者司令，甚至問葉挺需不需要女人，只要點頭，馬上給他安排。

　　對于這些誘惑，葉挺都拒絕了。

　　他要是想做大官，當初就不參加革命了，后來脫離共產黨也是對革命前途失望，不是對革命理想失望。

　　現在身陷囹圄，人生跌落到谷底，葉挺在暗無天日的牢房里，肯定有過對革命的思考，也對曾經的種種行為有過反思和總結。

　　做官和坐牢、革命和戰爭、入黨和脫黨、奢靡和簡樸，這些都可能是他思考的問題。

　　46年的閱歷在他腦海中不斷滑過，可能在某個時刻，葉挺徹底頓悟了，他提筆在渣滓洞的牢房墻壁上，寫下那首著名的《囚歌》：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走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吧，給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軀體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期待著那一天，地下的火沖騰，把這活棺材和我一起燒掉，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在我看來，《囚歌》不是葉挺大義凌然的高歌，而是葉挺反思過往，完成精神升華的總結。

　　葉挺在牢房里走完了自己的長征路。

　　這是第一個。

　　葉挺有脫黨的經歷，因為這件事，中央就不可能完全信任他，其他人也會帶著有色眼鏡看他，葉挺自己也覺得低別人一頭。

　　新四軍創建初期的爭鋒，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但是五年的囚禁歲月，葉挺始終沒有向國民黨低頭，那豈不是證明，葉挺脫黨沒有和國民黨同流合污，現在依然是傾向革命的？

　　可以說，葉挺用沒有低頭的五年囚禁歲月，挽回了脫黨的錯誤，消除了中央和同志們的疑慮。

　　這是第二個。

　　葉挺是以新四軍軍長身份被囚禁的，而新四軍是共產黨部隊改編來的，那么在這種情況下，葉挺便成為國民黨挑起摩擦的受害者，也成為共產黨反抗國民黨的代表。

　　所以葉挺被囚禁以后，是否釋放葉挺，便是每次國共談判的爭論焦點。

　　走到這一步，葉挺就不是有血有肉的葉挺，而是積極抗日、反對內戰、爭取民族獨立的符號。

　　這是第三個葉挺生命升華的原因。

　　不是每個人，都能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留下痕跡。但葉挺顯然做到了，他被囚禁的意義，完全可以和南昌起義比肩。

　　可以這么說，如果沒有被囚禁，葉挺的歷史地位，肯定沒有現在這么高。

　　5

　　抗日戰爭勝利后，毛澤東和周恩來到重慶談判，和蔣介石商量戰后重建問題，其中一個要求便是釋放葉挺，以及其他被關押的民主人士。

　　蔣介石感受到全國的壓力，如果繼續囚禁葉挺和其他民主人士，談判就進行不下去了，也讓自己背上道德輿論的包袱。

　　于是在1946年3月4日，葉挺被釋放。

　　第二天，大徹大悟的葉挺便給中央寫信，請求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我已于昨晚出獄，決心實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在你們的領導下，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貢獻我的一切，我請求中央審查我的歷史是否合格，并請答復。”

　　毛澤東收到葉挺的信，沒有任何猶豫，立即決定接收葉挺為黨員，回電中有這么一句：

　　“欣聞出獄，萬眾歡騰。你為中國民族解放與人民解放事業進行了20余年的奮斗，經歷了種種嚴重的考驗，全中國都已熟知你對民族與人民的無限忠誠。”

　　萬眾歡騰、種種考驗、全中國都熟知......這些措辭，就是對葉挺五年囚禁歲月的褒獎。

　　但可惜的是，4月8日葉挺和王若飛、博古、鄧發一起乘飛機回延安，飛到山西興縣黑茶山的時候遇到大霧，飛機撞山焚毀，飛機上無一人幸免。

　　葉挺的英年早逝，和項羽烏江自刎一樣，都給后人留下無限暢想的空間。

　　人們想象項羽渡過烏江會怎樣，也在爭論葉挺沒有早逝能不能授元帥銜。

　　我覺得吧，葉挺授元帥銜有些難度。

　　55年授的十大元帥除了資歷深以外，要么是解放戰爭時期坐鎮一方，要么是賀龍和徐向前這種代表某一方面軍，要么是朱老總一樣調度全國，最后都在建國后進了軍委班子。

　　46年葉挺剛出獄的時候，新四軍已經歸陳毅指揮了，他肯定回不去，其他地方也沒有他的地位，那么坐鎮一方肯定是沒戲了。

　　至于代表某一軍隊，南昌起義有賀龍代表，新四軍有陳毅代表，葉挺也沒有可代表的。

　　這樣的身份參與授銜太尷尬了，更別說葉挺還有脫黨18年的履歷。

　　所以如果沒有空難的話，葉挺大概率可以憑借創建軍隊的功勞，做個不在權力中心的正部或副國級職位，安穩混到退休。

　　所以說，人呢，千萬不能意氣用事，只要不下牌桌，總有翻盤的一天。

　　一旦下了牌桌，萬事皆休。

　　不過話說回來，在歷史的長河中，只要說起人民軍隊，葉挺就是繞不過去的高山，毛澤東都說，人民軍隊的戰史要從你寫起。

　　做人到這份上，差不多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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