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的電影《我不是藥神》，有一句經典臺詞——世界上只有一種病，就是窮病。
這句話讓我一下子想到了白求恩，想到了他的那個發自肺腑，卻被人有意和無意遺忘掉的論斷——“窮人肺結核”。
“富人有富人的肺結核，窮人有窮人的肺結核。富人康復，而窮人——死亡。”
為什么說肺結核是“窮病”？
1942年周恩來與日本共產黨主席野坂參三在延安
二戰期間，日本一個被捕日本共產黨員在法庭上的陳述：
法官問，你為什么加入共產黨？
他說，他家是大地主，他媽媽患了嚴重的氣喘病，他從小立志做醫生救病人。
一天來了一個年輕的女工，一看就知道染上了肺結核。
她告訴女工，肺病是初期的，只要多休息、多吃有營養的食物，就會好。
兩年后，女工又來看病，卻惡化為末期，沒救了。
醫生罵她為什么不聽話。
女工哭著說，她爸爸早就過世，媽媽長期生病，家里還有兩個幼小的弟弟，她只能工作多久算多久，好讓弟弟長大，哪有時間休息！？
這位醫生說：以他的經濟條件，就算可以救女工一家人，仍無法救全國同樣需要幫助的家庭，所以他加入共產黨。
他講這些話時，整個法庭寂靜無聲。
法官說：他能理解這樣的心情，但為什么非要參加共產黨呢？
醫生反問，（除了共產黨以外）現在有哪一個政黨有意愿、有膽識提出解決這種社會問題的綱領呢？因此他認為，參加共產黨是唯一的選擇。
我們再來談一談和電影《我不是藥神》相關的人物——白求恩。
在上世紀初的西方，白求恩式的人物是一心只想救死扶傷，也難免身后罵名滾滾來，因為他們損害西方大資本利益，為窮人分享知識、提供服務和廉價物資。
不管是在那時還是當今的歐美世界，醫生的身份是“富有”、“安穩”的代名詞；醫生數量稀少（讀醫科學校需要一筆昂貴的費用，行醫資格證也被人為控制），使得他們能夠收取高額的診療費用，在社會體系中維持崇高的地位和良好的生活。
如果誰要是打破了這種默契（例如義務出診、降低出診費治療疑難雜癥），就要遭到行業“圈子”里無情的嘲弄和打壓：
一個典型的例子發生在1936年5月，白求恩寫了一部報告：《我在胸外科手術中犯過的25個錯誤》，這是一篇有高度價值的自我批評文章，它能夠幫助年輕的外科醫生在白求恩的錯誤和經驗中——而不是以患者的健康與生命為代價——學習醫術并且避免錯誤。
然而，這篇文章激怒了“圈子”里的許多同行，在他們看來這等于是向社會“揭同行短”、“敗壞醫生聲譽”，某種意義上還破壞了資深醫生帶實習醫生，門徒、派系/學閥式“口口相傳”的不成文規矩。
最終這篇文章沒能公開發布。
除了不計較個人和小利益團體的私利，以真理為標桿，全身心的投入到醫療科學事業。白求恩還義務出診，派發藥品，他深感無產階級貧窮的生活、高強度的工作和惡劣的居住環境、無法得到保障的休息以及匱乏的醫療衛生保健是導致各類傳染病和慢性病的重要原因。他呼吁自己的醫生同行都對窮苦人予以幫助，此外他向政府請求：應當建設各類公立醫院和保健機構、承擔部分診療費、平抑藥價。
不出所料，他遭到了猛烈的抨擊和惡毒的攻訐：在政府和醫療行業，他得到的是冷漠和敵意，他的“赤化”言行和他本人的私生活被人當成把柄大肆宣揚——一如當今在中國，有些網絡媒體就有點得意忘形地不斷重復，白求恩是一個薄情無義的花花公子、浪蕩闊少……
1935年8月，白求恩奔赴蘇聯莫斯科參加國際病理學大會，他在蘇聯度過了一個月的時光，他廣泛地參觀了蘇聯各地的醫院、療養院和休憩地。詳細的了解蘇聯的醫療制度和保健、勞動保護與療養體系。
他驚嘆于蘇聯在連年動亂戰爭，一片廢墟還遭受西方經濟和技術封鎖的背景下，還能夠普及全民醫療，著力于提升全民的身體素質，控制與消滅諸多疫病的蔓延與疫情。
白求恩確信，他在蘇聯的所見所聞是他一直以來夢寐以求的——所有的人都能看得起病，醫生面前再也沒有窮富之分，醫療能夠真正的踐行其救死扶傷的職責，而不是被利益集團綁架，沾滿銅臭味。即使一個人得了慢性病或者傳染病，他也能安心的去住院和療養，社會主義制度保障的不僅僅是他個人的生命與健康權利。
在白求恩和當時的許多人看來，蘇維埃制度所能夠控制并消滅的不僅僅是傳染病本身，更重要的是“窮病”的源頭——那位日本女工的哭泣和哀怨：“媽媽重病，兩個弟弟年幼；我不做工，一家人都要餓死，只能工作多久算多久，好讓弟弟長大，哪有時間休息……”
是啊，誰不想活命？電影中的老太太，她想活命，可昂貴的藥吃沒了房子吃垮了家。這位年輕的日本少女不想活命？可她必須要在重病的母親，年幼的弟弟和她自己的生命當中二選一……都是被逼的，被這……被這不問人命，只問鈔票的世道逼的。
除了共產黨，沒有人愿意和致力于“讓人活命”、“人能做人”的問題……
于是白求恩加入了共產黨，開始了中國人民都無比熟悉的那一段艱苦征程……
說了這么多，我必須說說國內的情況。
研發新藥，目的本應該是治病救人，但在資本主義的邏輯里，資本增殖才是最終目的，于是藥品研發的目的就“異化”了，變成了掙錢。利潤與生命的沖突和對立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矛盾。
跨國藥企說，他們研發新藥時間跨度長，投入大。
要知道，中國的青蒿素的研發也是如此啊，從1967年立項，到真正出成果，耗費了十多年的時間。研究團隊在第一階段研究了超過2000種中藥，發現640種可能有效果，直到最終鎖定了青蒿。
但是，中國啟動抗瘧項目，在初衷上與賺錢絲毫沒有關系，真正是為救人的。科研人員肩負的是拯救生命的崇高使命，他們沒有知識產權的觀念，也不是在金錢的驅使下工作的，只拿那個時代的正常工資。
其次，很多成本在社會主義體制下被均攤掉了，無法衡量。比如在研究過程中，科研人員發現黃花蒿的新鮮葉子在花蕾期含有的青蒿素最豐富，是最適合的原料，于是利用全國范圍的科技協作機制，在四川找到了符合制藥要求的黃花蒿。這種成本怎么計算呢？
瘧疾橫行時，致死人數無疑高于白血病的致死人數，青蒿素救的人，肯定不比格列衛救的人少。同樣是救命藥，同樣意義重大，有了社會主義的青蒿素的成功在先，憑什么資本主義的高藥價就一定有理？
中國人沒有享受青蒿素的專利保護期可能帶來的巨額利潤，進入非洲后，直接把同類藥品的價格拉了下來，將無以計數的人從鬼門關拉了回來。
屠呦呦證明：不吃人，完全可以救人！
還有，五十年代普遍存在于南方水鄉的血吸蟲病，并沒有成為藥企和醫生發財的機會，對血吸蟲病的治療，一開始是以極低廉的價格提供的，后來是完全免費的。
請各位腦補主席詩詞：
《七律二首·送瘟神》
毛澤東
讀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余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曉，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
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
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共產黨的原則是為使用價值而生產。藥物就是用來給人治病的，糧食就是給人吃的，不會因為利潤的理由拒絕治病救人。
只要能夠超出資本主義“利潤第一”的狹隘眼光，我們就會發現，在社會主義的制度安排下，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就會真正技術和知識的主人，讓技術和知識為人類自身服務、為大多數人服務，而不會成為少數人壓迫多數人工具。
我開始讀黨史，想從這個黨的誕生之初去尋找答案。
然后，我有了太多太多的疑問。
比如，一個只有十二三個代表的大會，一個只有50多人的政黨，最小的不到20歲，靠什么克服千難萬險聚集到一起？
比如，那些早期代表有的衣食無憂，有的在外國留學，有的身居高位，是什么讓他們心甘情愿拋棄一切干共產？
比如，中國近代史的舞臺上各方都有登臺亮相的機會，北洋軍閥、封建復辟、辛亥革命、國民政府，為什么是中國共產黨最終走到了歷史舞臺的中心？
比如，這個政黨誕生之初沒有任何光環，沒有任何背景，沒有任何資歷，哪里來的一往無前的勇氣和底氣？
比如，這個命運多舛的政黨一路面臨各種圍剿追擊，面臨各種逃離、掉隊、背叛，靠什么堅持到最后的勝利？
比如，歷史始終在觀看，人民始終在判斷，是什么讓人民選擇了共產黨，而不是其他政黨？
方志敏烈士就義前在遺著《可愛的中國》中寫道：“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因為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為著共產主義犧牲，為著蘇維埃流血，那是我們十分情愿的啊！”
焦裕祿同志在入黨申請書上寫過：“我要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為推翻舊社會，建立新中國，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
邱少云在入黨申請書中寫道：“為了世界革命，為了戰斗的勝利，我愿意獻出自己的一切！”
錢學森回憶道：“在建國10周年的時候，我被接納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員。這個時候我心情非常激動，我是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了！我簡直激動得睡不著覺。”
1960年11月9日下午3時許，雷鋒的指導員高士祥拿出雷鋒的“入黨志愿書”，以嚴肅的口氣對他說：“雷鋒，從現在起，你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了！”
這時，雷鋒的雙眼愣愣地盯在他的“入黨志愿書”上，雙手顫抖地接過紙頁薄薄、蘊涵卻無比厚重的志愿書。他哽咽著，斷斷續續地說：“我……終于是個共產黨員了……黨，就是我的母親……今后，我堅決聽黨的話！”
2018年5月31日，中共上海電影（集團）有限公司演員劇團支部委員會同意吸收83歲高齡的電影表演藝術家牛犇為中共預備黨員。他在入黨志愿書中寫道：“我已經80余歲，為黨工作的時間就算是不睡覺，也不會太長了，我一定要珍惜，只有跟著共產黨，才能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活得更有意義。”
謹以此文，獻禮黨的101歲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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