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之類儒家知識分子是很強調仁的，在人民公社時期他們就提議減少農民的負擔。農業產出發展工業，之后工業反哺農業，今天我們知道工農業剪刀差在當時是十分正確的，無異于有人稱梁漱溟他們為“小仁政”，稱以偉大領袖毛澤東為中心的黨為“大仁政”。
六萬萬農民幾十年的勞動犧牲是有價值的，讓新中國站了起來。
我爺爺解放前是長工，在新中國讀到了師范生，后來在供銷社兼職社員，看我們家拮據的樣子就知道爺爺他十分清廉。后來改革開放政府鼓勵創業打工，我爺爺開了家奶糖作坊，倒閉后我爺爺承包了幾畝地繼續種，我父親和兄弟姐妹都進城市里打工。
那一代人是黨解放的，他們信任黨、熱愛黨，無條件地聽從黨的指揮。
文革的落幕和改革開放是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的分水嶺，第二代農民工犧牲自己的幾十年為城市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中老年回到家鄉，一次金融放水就讓多少萬元戶的存款貶值——實質上是他們的勞動被政府剝削掉了。現在搞鄉村振興，城市和鄉鎮點對點援助售賣農副產品，或許那代人的兒子輩孫子輩從中獲得了好處，但他們那代已經老了，而且對農村而言，勞動力流失的壞處更大。
我父母就是這代人，但他們因學歷原因現在在上海定居，不過絕大多數農民工只是把青春留在了大城市。（然后存款迅速貶值）
以上講的都是國家戰略，是大仁政，是為了人民群眾的長期利益！但被犧牲短期利益的人似乎被淡忘了，工業發展后沒有應當無償地反哺農業，而是市場經濟；城市化后對農村的吸血（大資本對小資本的剝削）更強了。是，我們是可以說現在發展得還不到時候，是可以說發展的問題要通過發展解決，但那一代代為了黨所承諾的長期利益奉獻自己短期利益的人，有的即將老去，有的已經離開。而一旦人心散了，隊伍就不好帶了。如果我們年輕一代沒有看到為集體為國家努力奉獻者應得的回報，利己主義的盛行是可預見的。
“人民群眾不是天生就要和我們站在一起的”，如果滿足不了可見的短期利益，目前的平均覺悟不那么高的人民群眾是不大會幫助我們去實施“大仁政”、為長期利益奉獻的。
個體的短期利益的保證與否是可以很積極地影響集體的長期利益啊，看看人民的躺平吧！看看逐年降低的生育率吧！口號和戰報是可以騙人的，但戰線不會。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分享幾點拙見：一來是要加強高等教育，讓人民理性地認可我們所做的是有利于人民利益的，這是要提高人民覺悟；二來是要注意同時確保人民的長期利益和短期利益，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未來的利益肯定是越來越多的，國際形勢也不像建國初那么緊張，咱們一步步來，共產主義就一定會實現；三來可以宣傳集體主義，但我不傾向這么做，因為根本還是要保證人民的短期利益，而不是讓人民放棄自己的短期利益。一與三有本質區別，一是人民做出理性判斷，三是宣傳價值觀，反而不助于理性了。而且讓當代都不一定有子女的年輕人為了后輩才能享受的長期利益奉獻實在是說不過去。
無論如何，為集體為國家努力奉獻者應得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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