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凌晨1點左右，我在微信群中突然看見了一位叫張華的朋友，發了一條“革命老人、原國家主席李先念同志的秘書、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于2017年2月11日14時23分不幸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享年95歲”的消息后，我一下子愣住了，眼睛直勾勾地看著這條微信，半天說不出話來。當時在我腦子里的第一反應就是這條消息到底是否是真得呢?后來，我又通過百度搜索的方式查找消息來源，原來這則消息是從國家統計局發出的。

　　獲知這個不幸的消息，我悲痛萬分，徹夜難眠，和李成瑞伯伯由相識到有幸在他身邊工作了整整5年時間，再到后來我離開他身邊后到其他單位去工作后長達20多年從未間斷過的深厚情誼，就像過電影似得，一樁樁，一件件地浮現在了我的面前。

　　李成瑞伯伯1922年1月16日出生于河北省唐縣淑閭村，他不僅是一位統計學家、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而且還是一位文學素養很深的詩人，他的詩集《流云集》曾經獲得燕趙詩詞協會“國風獎”。同時他又酷愛書法，其作品也在國家統計局老干部局、將軍書畫院等單位舉辦的書法展覽活動中獲獎等。我之所以這些年來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取得了一點點成績，全賴于在李成瑞伯伯身邊工作的5年時間里不斷向伯伯學習和請教的結果，他就像我隨時隨地求教的良師益友一樣，同時又像父親一樣經常鼓勵我并鞭策我做一位正直善良和有責任感的人。

　　據李成瑞伯伯對我講他是在7歲上小學，12歲上河北省正定師范的，之后又就讀于河北第八師范，結果只讀了1年級相當于高一水平后，就因為七七事變的爆發而被中斷了，15歲參加革命工作，先后在白求恩同志犧牲的地方河北省唐縣擔任過唐縣人民武裝抗日自衛會宣傳隊員等工作，18歲加入中國共產黨。1943年至1945年，李成瑞伯伯任晉察冀邊區政府財政處干事、稅務科科長，主要從事農民負擔辦法的研究擬定和救國公糧的征收工作，支援邊區部隊，曾多次被派往敵后游擊區，從事抗日“兩面村”政權的調查研究工作。解放后他曾任財政部農業稅司副司長，曾在原國家主席李先念同志負責的財貿辦公室從事秘書工作，1974年9月被周恩來總理委任，擔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1981年10月繼著名經濟學家薛木橋同志第四任國家統計局局長之后，出人第五任國家統計局局長和國務院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辦公室主任、第七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顧問等。1984年5月李成瑞伯伯離休后，曾先后任中國統計學會第一屆副會長、第二屆會長、名譽會長，中國人口學會第一、二屆副會長，《國際統計評論》編委，國際統計學會(ISI)副主席，中國人民大學、廈門大學、北京經濟學院、西安統計學院等多所大學的兼職教授等，長期從事經濟學、統計學、人口學、綠色GDP、陳云經濟思想發展史研究等，他撰寫的經濟學四大平衡理論文章等曾兩次獲得孫冶方經濟學獎等。此外，李成瑞伯伯的詩歌和書法也造詣頗深，在我的眼里他就像一位學富五車的百科全書一樣，百問百答，無所不能。也正是由于我有幸能夠在他身邊工作，才促使我不斷地努力學習，并逐漸地實現了知識改變命運的發展道路。

　　初識李成瑞伯伯，記得是在1993年的夏天，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李成瑞伯伯在月壇勞務市場想找一位懂得英語26個字母的家政服務員，說是想讓這位家政服務員幫助他用電腦打字處理一些文字材料等，當時我看見他上身穿著一件白色的已經發黃褪色的短袖，下身穿著一條灰色的長褲子，手里拿著一個很普通的草帽，正在與一位四川姑娘正在交談著，聽了他們的對話后馬上湊了上去，并用簡單的英語向李成瑞伯伯介紹了自己，他聽了之后非常滿意，于是就把我領出了月壇勞務市場，來到一個較為開闊的地方，接著李李成瑞伯伯的司機走了過來，領著我與李伯伯一起到了月壇公園路邊的一輛黑色的高級轎車跟前，當時我報著試一試的心理，二話沒說，就跟著李成瑞伯伯一起上了車，并且有生以來第一次坐上了這輛高級轎車向李成瑞伯伯所在的位于萬壽路附近的家的方向駛去。到了李成瑞伯伯家，我一下子被伯伯家那16書架的書吸引住了，馬上決定留在他身邊工作。

　　感謝上蒼，讓李成瑞伯伯做我的良師益友和前進路上的指路明燈。尤其是在他那里，我不僅學到了人生必備的知識，而且也懂得了許多做人的道理。記得我剛到李成瑞伯伯家工作時，雖然他享受副部級待遇，家里的房子面積很大，約200平方米，有李伯伯獨立工作的書房和臥室以及李伯伯的老伴王阿姨的臥室等，就連我也有自己的房間等，但屋子里的陳設卻一直保持著50、60年代的家具、飯桌、沙發等，非常地樸素和簡單。吃飯就更為簡單了，通常只吃兩個菜，一個是素菜，一個是只放一點點肉絲的葷菜。但是，在我的印象中，李成瑞伯伯平時對我的工作和學習，卻要求得非常嚴格，總是一有空就督促我要抓緊時間學習等。

　　李成瑞伯伯就像是一位慈父那樣，對我的各種困難都給予及時的幫助。他一再告訴我，作學問首先要明確目的。搞科學研究，是為了解答人生，自然和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疑難問題。不能把作學問當成裝飾，更不能當作沽名釣譽的工具。同時，他要求我們講究學習方法，學會淘沙揀金的本領。他告誡我要勤奮，要刻苦。要持之以恒，而不要急于求成。在做學位論文時，他要求我充分查閱相關文獻，借鑒和汲取前人的科研成果，瞄準主攻的前沿方向。他鼓勵我選擇自己熟悉的領域，但又不要“作繭自縛”。要求我“小題大作”，用詳實的試驗，準確的數據去驗證自己的論題。

　　特別是在我到李成瑞伯伯家不到1個月的時間里，他為了提高工作效率就不惜花費8000多元錢買了一臺486電腦，還花錢讓我到國家信息中心的電腦培訓班去學習電腦的五筆打字等，每次外出學習回來他都主動來到我的身旁，讓我把當天學的知識用電腦演示給他看，在他的循循善誘的幫助下，不到一周時間我就學會用電腦中的金山軟件給李成瑞伯伯打文件了。在為李成瑞伯伯用電腦打文件的同時，我自己也刻苦學習高等數學、數理統計學、經濟學、會計學、經濟法、商法等知識，并且逐漸地學會以電腦打字的方式，平時根據李成瑞伯伯用過的報紙、雜志等做一些讀書筆記等，就這樣一點一點地慢慢學習，1995年在李成瑞伯伯的指導下，我的第一篇經濟學論文《德國社會市場經濟評述》(約6000字)在國家一級刊物《世界經濟》雜志第1期上發表了，接著我的第二篇論文《論新加坡國有企業的成功之道》也在《世界經濟》雜志第6期上發表了。1997年我以筆者的方式撰寫了《秋涼猶熱：西方經濟透視》長達45萬字的書稿，該書后來由著名經濟學家宋濤教授和李成瑞伯伯兩位教授分別作序，交由有關出版社出版等，為我之后的職業生涯的改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這一切的一切，也都是在李成瑞伯伯的悉心呵護下發生由量變到質變的。總之，李成瑞伯伯對我人生的影響是巨大的。從某個角度來說，是他徹底地改變了我的人生。

　　自從我從他家離開后讀碩士、博士以及到研究所、報社和不同類型的企業從事文字宣傳工作等，雖然我們經常是聚少離多，但是，他依然像以前那樣經常鼓勵和支持我沖出本身的專業方向，在與其它相關學科和有關科研機構協作過程中取長補短，將經濟學研究的新概念和新技術盡快引進我們所從事的相關領域，以提高自身的學術水平。相應地，我在周末或逢年過節的時候，也曾去探望他老人家。甚至有時他打電話說他的一些文稿需要打印等事宜，我都會連忙放下自己手邊的工作，第一時間回到他身邊幫助他的。

　　近年來李成瑞伯伯年事雖高，但他卻仍時時惦記著我，與我保持密切地聯系。李成瑞伯伯總是在提醒我他所剩時日不多，企盼著我能夠時常來探望他，暢敘多年的離別之情。就在今年春節那天，我打電話到李成瑞伯伯因病仙逝的協和醫院，祝他老人家新春快樂，他在電話中語重心長地對我說：“能否最后一次再幫助伯伯，在今年的2月份、3月份、4月份，拿出3個月的時間，放下手頭的任何工作，幫助我撰寫回憶錄、出版文集、詩集等?”我眼里含著淚答應了他。

　　接著，李成瑞伯伯在電話中還對我說：“你辦事我放心，我相信你的水平，如果你不幫助伯伯完成這些工作，伯伯是合不上眼睛的”。

　　最后，李成瑞伯伯在電話中還再三囑咐我說：“春節過完回北京后，一定要到協和醫院把這件事情確定下來。”

　　我萬萬沒有想到，我與他在春節期間的電話互致問候，竟然成為我與他的最后一次電話交流啊。回京后因為工作比較繁忙，還沒有來得及最后見上李成瑞伯伯一面，就這樣走得如此匆匆，真令我感到黯然神傷，痛斷肝腸!恨山高路遠，世事繁忙。

　　李成瑞伯伯在協和醫院住院期間，盡管我曾受他委托并經他口述寫過一篇題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對紀念中國共產黨95周年的思考》(約6萬字)的文稿，之后因為他手術后總是高燒不斷，家屬為了防止交叉感染等，未能到協和醫院與他討論稿件修改事宜或前去看望照顧，亦無法前往吊唁送行。這真是讓我抱憾終身啊。

　　今天想到這些，寫出來，化悲痛為力量，盡力做好今后的工作，為人類的共同利益作一些力所能及的貢獻，以慰息李成瑞伯伯的在天之靈。李成瑞伯伯走了，留給我們的，除了無盡的哀思和悲傷，還有他寶貴的精神財富和在我的內心深處永遠也揮之不去的那超越家庭之外的濃濃親情。李成瑞伯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嚴于律己,寬厚待人,言為人師,行為世范。他將自己畢生的心血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他始終矢志不渝所追求的共產主義偉大事業，他淵博的學識、崇高的人格魅力永遠銘刻在了我的心中。

　　去者長已矣，來者猶可追。焚一束心香，寄無限懷念。李成瑞伯伯，我雖然沒有能夠親眼看見您在這世上離去。我不愿相信您會遠走。您留給我的精神力量，將永遠活在我的心中!李成瑞伯伯，您安息吧，玉榮祝您在天堂里平安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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