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李老：

　　聽說您因病住院治療，很想前去探望。又聽說您住的病房探視者難進。我雖比你小三歲，但也九十二了，行走困難。所以只好寫信向你問候，祝你安心治病，早日康復。

　　我此生能認識你，感到很榮幸。你是我黨少有的杰出人材，在許多方面都有重大的成就。記得尼.奧斯特羅夫斯基有一段名言：

　　“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屬于我們只有一次。一個人的生命是應該這樣度過的：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可恥。在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整個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己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斗爭。”(見《外國名言一千句》第14--15頁)

　　你在1922年出生于河北省唐縣淑閭村。你的父親李登魁是中共黨員、抗日英雄。他犧牲于日寇的屠刀之下。后來毛澤東主席在從西柏坡進北京的路上，還曾在你父親的故居留宿。

　　在1937年冬，你才16歲就參加革命，投身于抗日戰爭。在抗日戰爭時期，你轉戰在晉察冀，曾任晉察冀邊區政府財政處稅務科科長。

　　在解放戰爭時期，你曾任華北人民政府財政部政策研究室主任。

　　新中國建立后，你曾任中央財政部農業稅司司長、李先念同志秘書、國家統計局局長、第七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顧問、先后受聘任中國人民大學、廈門大學中央財政大學等高校教授。并曾當選為中國統計學會會長和國際統計學會副主席。2009年，當選為“影響新中國60年經濟建設的100位經濟學家”。

　　你辛勤筆耕，己撰寫和主編了關于經濟、社會、人口、統計以及詩詞方面的著作二十多種。你的著作先后獲得國家科學進步獎、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全國優秀統計圖書獎，等。你在2003年創作的長詩《千人斷指嘆》，獲得了中華詩詞學會首屆華夏詩詞一等獎。你那精彩的詩句，我至今還能記得：“奈何紅旗下，主人成羔羊?狂笑復痛哭》放歌悲亦壯。鏗當復鏗當，工人有力量，鏗當復鏗當，東方出太陽!”

　　我認為在毛澤東逝世，走資派當權以后，你和魏巍、李爾重、鄭天翔等人一起，高舉馬列毛主義的旗幟，站在反對帝、修、反斗爭的前沿陣地，作出了不朽的貢獻。這些貢獻主要有以下五點：

　　第一、你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的新階段。是馬克思主義友展史上的第三個里程碑。

　　你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1周年的座談會上說：

　　“毛澤東是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偉大的革命領袖和導師。他所創建的豐功偉績和博大精深的革命理論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兩條。一是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領導中國人民勝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新中國，開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四的發展中國家爭取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業，樹立了可供借鑒的典型。二是發展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并在新中國的實踐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特別是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發動和領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可以說，毛澤東主義是帝國主義走向崩潰、社會主義革命走向勝利的時代，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中，在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一起反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團結奮斗中，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創造性地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三個里程碑。

　　今天，我們紀念毛澤東誕辰121周年。應當怎樣紀念呢?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學習毛澤東的革命理論、革命道路和革命路線，把他倡導的、經過實踐檢驗的科學理論和路線同當前實際結合起來，用以指導我們的思想和行動。

　　第二、你提出了分清真假馬克思主義要抓的要點”

　　你指出：分清真假馬克思主義要抓住核心，即看它是否堅持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和繼續革命理論。階級斗爭熄滅論是假馬克思主義的要害，它其實是熄滅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斗爭，而強化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斗爭。

　　第三、你運用毛澤東思想，及時揭露了當今走資派的丑惡嘴臉和滔天罪行。

　　在紅念遵義會議80周年的座談會上，你指出：

　　“……現行憲法第一條的規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憲法的條文雖然這樣寫了，但他們實際執行的卻完全是另一套。他們清楚地知道，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是由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這里的關鍵是工人階級的領導;而工人階級的領導必須經過本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去實現。要改變政權的性質，關鍵在于改變中國共產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

　　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初，就明確了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毛澤東說：“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十月革命以后學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了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7頁)1952年6月9日，在我國大規模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即將開始之際，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專門發文著重指出：“共產黨員不準許剝削他人(不論是封建剝削還是資本主義剝削)。”“如果他們不愿意放棄剝削行為，繼續進行富農或其他方式的剝削，則應無條件地開除其黨籍。”(《建國以來重要文件選編》第3冊，第204頁)然而，改革開放開始之后，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下，諸多高干子女(一般是共產黨員)率先下海經商，這些黨員就立即變成了資本家(而且是權貴資本家);與此同時，又吸收一些民間資本家入黨，黨章的莊嚴規定公然被踐踏了。據調查，每百個資本家中共產黨員所占比例，1993年為13.1%，1995年為17.1%，1999年為18.1%，2000年為19.9%，2001年為29.9%(見《社會學研究》2001年第3期、《中華工商時報》2002年2月26日)。在首先造成這樣的既成事實的條件下，黨的十六大公然修改黨章，改變了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讓資本家合法地加入共產黨。2005年資本家中共產黨員的比例進一步提高到33.9%!

　　有關當局為了說明他們讓資本家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合理性”，就需要為資本家摘掉兩頂帽子。一頂是“資產階級”的帽子。為此，從2002年起，黨的文件中排除了“階級”這個馬列毛主義的基本概念和詞匯，把階級改稱為“階層”，把新生資產階級改稱為“新社會階層”、“新生社會群體”，把資本家改稱為“企業家”、“社會主義建設者”。還需要摘掉的另一頂帽子是“剝削者”。為此，在黨的文件中竟然宣稱，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剩余價值論)，只能解釋當時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能解釋現在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些荒謬的言論是對馬列毛主義明目張膽地背叛!由此可見，隨著政權的變質，意識形態也隨之變質了。

　　中國共產黨在組織上和理論上的這種非同尋常的重大變化，令人不能不想到一百多年前，當伯恩施坦等人提出要讓“有教養的、博愛的”資本家加入工人階級政黨時，馬克思嚴厲地批判這種主張是“自己出賣自己”!今天，把這個論斷用來批判現代修正主義的上述行為，依然是切中要害的。

　　從實際情況看，近些年來，我國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已經由國家和企業的主人變為弱勢群體和雇傭奴隸。本來應當成為人民行使自己權利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一系列大大有利于資產階級而不利于工人階級的法律法規，并由各級政府貫徹實施，“依法治國”，使中國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內，產生了一個在西方國家經過二、三百年才產生出來的龐大的資產階級;而在中國資產階級中，官僚買辦資本占據主要地位。為人民服務變成為資產階級服務。2014年12月13日，太原市的“人民警察”，竟然把向老板討要欠薪的女工周秀云活活打死，并把她的丈夫(也是工人)打斷了六條肋骨，就是資產階級對人民實行法西斯專政的又一個典型事件。

　　再談談生產資料私有化的問題。

　　修正主義為了打著紅旗反紅旗，關于生產資料所有制，在修改憲法中也基本上保留了毛澤東時代的規定。現行憲法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所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同時規定了現階段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原則和制度。

　　那么，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應當說，近三十多年來“公退私進”和貧富分化日益加劇的趨勢是人人共見的。據有關專家根據國家統計局和工商管理局的有關數字測算，我國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的比重，按“實收資本”計算，1985年為94.1%比5.9%，到2012年變為28.8%比71.1%(另有0.1%難以分辨);按從業人員計算，1985年為88.9%比11.1%，到2012年變為23.6比76.3%。大體說來，當前公私經濟的比重，在資本額上大體是三七開，在人員數量上大體是二八開。憲法規定的現階段“公有制為主體”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在這種情況下，當局還在繼續推行“混合經濟”，使私有制經濟的比重進一步擴大。當然，這里所說的“公私比重”，是從形式上說的;從實質上看，現在公有制中的國有經濟，其性質已經隨著國家政權性質的變化而變化，不再是憲法上規定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了(在宏觀調控上的作用仍與私有企業有一定區別);集體經濟中的“股份合作制”，作為股份制與合作制的混合體，也與憲法規定的的“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大相徑庭了。

　　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化必然引起分配關系的變化。國際上通常用基尼系數來衡量居民的貧富差距。1984年我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為0.24。1998年已超過公認的“警戒線”0.4而達到0.403, 2003年達到0.447, 2004年達到0.469(世界銀行資料)，2008年達到0.491,2014年為0.469(國家統計局資料)。我國這樣高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美、英、法、德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也超過了印度、印尼、伊朗、埃及等發展中國家，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憲法上規定的現階段“按勞分配為主體”，也已不復存在了。

　　隨著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的大發展，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的貪污之風泛濫成災。近兩年來，一批貪官被抓捕處理，是罪有應得。但是，應當看到，這種辦法只是治標中的一種“個案反腐”的措施，其中可能隱含著權力斗爭的因素。貪污腐化的根源在于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思想。現在的當局一方面抓捕貪腐份子，一方面擴大私有制經濟和宣傳資本主義思想，為貪腐行為提供更多的土壤，這在根本上是自相矛盾的。只有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宏揚社會主義思想，才是治本之策。毛澤東時代，在建國初期處決了劉青山，張子善兩個地區級貪官，以后的30年基本上沒有發生大的貪污案件，成為中國歷史上吏治最清廉的時代，就是因為實行了公有制，并加強了社會主義思想教育。

　　綜上所述，修正主義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兩個基本問題——政權問題與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上，都背叛了毛澤東主義，違反了憲法的莊嚴規定，這是中國歷史的大倒退。從實際情況看，他們提出的依法治國、依憲治國，完全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以符合資產階級利益為前提的。我們對此應當深入地加以揭露和批判。”

　　第四、你提出在在資主義己在中國復辟之后，中國人民要重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你主張：“今天，我們要更高地舉起馬列毛主義的旗幟，遵照毛澤東的教導，堅決地進行繼續革命，從根本上扭轉中國歷史的大倒退，重建人民民主專政和生產資料公有制，推動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闊步前進，并同各國人民一起推進世界的革命運動。這是一場更偉大、更艱巨、更漫長的新長征。

　　在資本主義復辟之后重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是一項人類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十分艱巨而復雜的任務。要實現這個偉大的任務，必須有革命隊伍的大團結。怎樣實現大團結呢?應當依照毛澤東提倡的“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去做。關于這個公式，毛澤東指出：“講詳細一點，就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載《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69頁)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共產黨宣言》)這是不以人們主觀意見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只要我們在馬列毛主義的指導下，緊密地團結工人階級、廣大勞動人民和一切擁護社會主義的力量，運用靈活機動的策略和戰術，進行堅韌不拔的奮斗，就一定可以戰勝任何艱難險阻，取得新長征的最后勝利!” 

　　第五、你組織并領導了東方紅網，傳播了大量先進信息，編印發行了《東方紅文萃》，刋登了累計不下幾百萬字的好文章，大造革命輿論，啟發和教育了廣大群眾。

　　你曾經對來訪的朋友說過這樣的話：

　　“我這一生非常幸福：第一，遇見了共產黨，找到了馬克思主義指引的正確道路;第二，親身經歷了推翻‘三座大山’和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的壯麗過程，自己還為這個偉大事業貢獻了一點小小的力量。我已到了晚年，將來我也會像晚霞一樣把自己燃盡，但朝陽隨后噴涌而出，后人總會勝過前人。希望寄托在你們青年人身上。我堅信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英特納雄耐爾的‘新天’，不管經過怎樣曲折的過程，最后一定能夠實現!”

　　說得真好呵，成瑞同志，司馬遷曾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徃之。”你就是我心向徃之的榜樣，我真誠地向你學習，也相信你一定能愉快地安度晚年。

　　林伯野敬上

　　(2016年12月28日)

　　*本網發表時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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