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世界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會遇到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社會主義新人之際，國家社會性質改變顏色的問題？如果沒有現代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即顏色革命的影響，社會主義是不是就不會出現走修正主義資本主義路線的問題？

答案是：現代帝國主義即使什么也不做，社會主義也極容易修正主義化資本主義化。只不過這一切，可能會來得晚一些罷了。在社會形態上，社會主義連戰勝十分腐朽的奴隸制、封建制也十分困難。

這當中究竟有什么奧秘呢？為什么社會主義那么不堪一擊？是因為社會主義不符合人性，得不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戴，不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嗎？全民民主普選、海選能夠天然地解決社會主義不走調不變色的問題嗎？

也許你能從世界歷史上每一次奴隸起義、農民起義、市民起義中找到答案。這些起義，都是官逼民反的結果，在醞釀、爆發、運動之初，他們都提出并踐行了激動人心的口號，振臂一呼，天下云集而影從，有席卷天下之勢。但不管他們是取得一隅的壓倒性勝利，還是取得半壁江山，還是天下業已在手，都會出現一個問題——包括政權核心統帥在內的文臣武將、官兵屬僚，集體迅速偏離原有政治目標，脫離底層貧苦民眾底層士卒，走向驕奢淫逸腐化墮落，而后歸于失敗。《甲申三百年祭》并非千古奇文，為什么卻受到毛澤東的高度推崇，原因在于它符合胃口——共產黨人當時的革命事業極容易出現這種傾向，它是對共產黨人的當頭棒喝。

私有制好不好？“私有產財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張好不好？從現代法理學的角度講，好得很，甚至十分理想。可是，這當中有一個問題繞不開，即任何社會的社會資源社會財富均有限。而由于人們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不同等因素的存在，允許人人私有的結果是，少數人私有大量財富，絕大多數人淪為無產者、半無產者。私有的結果，是無產者一無所有。私有制的欺騙性就在于此。不管東方還是西方，不管歷史還是現實，私有制的丑惡本質已暴露無遺。

正是看到這一本質，馬、恩、列、斯、毛堅定的要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政權，實行社會主義全體勞動人民經濟公有制。這個公有制，實在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征。工農群眾只有借此實現經濟上的獨立和解放，也才能當家做國家主人。西方民主普選那“有錢人的游戲”，馬克▪吐溫等身在西方的作家早已作了淋漓盡致的批判和揭露，今天居然還有許多人去勃然心動地去吹捧。

人類憑什么要在“私有制”上一條道走到黑！即使有成千上萬個理由，私有制也必然走向公有制。這是人類社會的必然發展規律。我們的政治家、思想家等必須有宏大的歷史觀念，向人類社會的前方、后方，作遼遠的眺望。為往世繼絕學，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為全人類謀幸福，穿透時空宇宙的世界觀、人生觀、唯物辯證法的人生大格局和歷史使命感，是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所獨有的博大胸懷。這是人生格局小的井底之蛙、治世能臣“工匠”難以理解的，他們只愿、只能走“逸以近”的道路，不愿、不能走“險以遠”的道路。

蘇聯社會主義道路，被赫魯曉夫這樣的人“修正”了，搞砸了，木已成舟積重難返了，卻將污水潑到整個社會主義制度上面。一個班級，一個生產隊，一個工廠，一個城市，一個地區，無不如此；前任搞得好好的，后來者另搞一套，搞砸了搞糟了，是很容易把責任推到前任身上，推到這個實體的品質上面。社會主義制度本身沒有問題，它最符合人性，最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最符合人類社會的普遍發展規律。當然，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認為既有社會主義的一切都是好的。但他的根本制度是好的，大局是好的，為弱勢群體的人民大眾謀利益的本質是好的。這不可否認。

那社會主義為什么顯得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擊？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私欲作怪。

雖然，社會主義并不一般地否定個人欲望、私心雜念，它甚至是在精神文明、物質財富極大地豐富后，要滿足人們的這種欲望，但它遵循的是“公而后私”的邏輯。資本主義并不是與此相反的邏輯，而是“私后還是私”的邏輯，所謂慈善、義捐、公益，是講意愿的施舍。財富先于社會私有，誰也沒權利行政的強行均貧富。資本家考慮的是如何打劫，攫取社會財富私有，資本家考慮的是如何去除世界80%的“垃圾人口”，資本家本能地考慮的是“中國這樣人口眾多的大國，過上和美國人一樣的生活，對整個世界來說是一場災難。”

過去、現在和將來的社會主義都遇到或必將遇到的一個問題，是如何避免社會主義事業“干部官僚化”的問題。毛澤東的思路是——思想改造、階級斗爭、文化革命、斗私批修。

中國有句俗話：“為人不當官，當官不一般。”不光是普通干部容易“不一般”，就是核心班子成員也容易“不一般”。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已嚴正的一次次證明了這一“人性的光輝”。這“不一般”不管如何千變萬化，總歸一點，就是“私欲作怪”。毛澤東一再提醒和告誡全黨：農村大包干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經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反復教育，這變成了中國人的一個常識，因而“政權在我們共產黨手中，怕什么”的改改改觀點，甫一出籠，人們就瞠目結舌滿懷狐疑。人們也許不太關心誰執政，人們最關切的是國家政權為誰服務的問題。

凡政權都得用人，社會主義也不例外。“為人不當官，當官不一般”，“當官不為財，請我都不來”，一當干部，一當官就“不一般”，大逞私欲，爭名逐利，吃喝玩樂，想做老爺，脫離人民群眾，敵視人民群眾。新生政權，不得不大量接收舊政權管理人員。新生政權，又不得不接受舊政權“染色體”的有意或無意的“折騰”。這令毛澤東為此痛苦不堪憂心忡忡傷透腦筋。如果是今天，毛澤東就不會有那么多痛苦，因為今天的“在野”備用人才很多。毛澤東除了被迫使用思想改造、階級斗爭、文化革命、斗私批修的辦法外，就是實行抑制、改造地富反壞右知識分子的政策，大量培養、造就、提拔出生草根的工農知識分子，并把工農干部提升到重要的領導崗位。結果功虧一簣，工農干部“光明正大”有余，“陰損狠毒”不足。

社會主義正義事業何其難哉！“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社會主義用人之難，改造人之難，在拷問社會主義事業“從頭越”之時的人們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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