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水折射陽光——從點滴小事看毛澤東時代
一些看似很小很小的事情，不知不覺地從我們的身邊過去了，消失了。誰也沒有把它們當作一回事，它們過去了就過去了，它們消失了就消失了，好像世界上原本就沒有它們存在過一樣！不過，當我今天重新憶起它們的時候，忽然發覺：原來它們很值得我們回味記憶，甚至值得我們永遠的紀念！
有一句話叫做：“忘記了過去就意味著背叛”，看起來很有道理！
一、從本山老哥的手電筒家當說開去
李悔之在他的“七一”獻禮文章中用一句“斗得趙本山老哥家里最值錢的‘家電’就是手電筒”的“笑話”對前三十年的貧窮落后進行了十分刻薄的譏諷與戲耍。并以此為依據推定“前三十年盡講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將神州大地斗得一窮二白。”
年輕的朋友不知就里，可能信以為真以至于會隨著李悔之的嘲弄而忍俊不禁的。不過，我卻要告訴大家，這個李悔之，千萬別信他。
雖然，就電器來說，無須諱言，前三十年平常百姓家里確實沒有冰箱電視機，最值錢的電器很可能也都是像本山老哥那樣，只有手電筒！
但是，本山老哥家里最值錢的“家電”就是手電筒，是不是就可以推定出本山老哥家除了一只手電筒外就一無所有了？就可以推定那一代人除了手電筒外就一無所有了？我想，除了傻瓜以外，誰也不會質疑這樣一個不用思考便可以回答的簡單問題！
因為，手電筒并不是人的生存必需品，人的生活需要，還有比手電筒更重要百倍千倍的東西，譬如食物住房衣服之類。也就是說雖然本山老哥最值錢的家電只有手電筒，但是，本山老哥肯定還有比手電筒更值錢的東西，手電筒僅僅是一個照明器具而已。
現在，我們就從手電筒這個照明器具說開去，看看手電筒是經歷了多少年才進入千家萬戶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當中國社會發展進化到1949年的時候，在我的家鄉，通常的照明器具叫亮片子，家鄉口語讀音叫亮皮子。
各位一定要問這“亮皮子”是個什么玩意吧。那我還要告訴大家一句：就像今天的許多人不知道什么叫“亮皮子”一樣，那時候的我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手電筒呢！
當時的我們，只知道亮皮子，火把、蠟燭、清油燈。
蠟燭，今天還有它的影子，作為一種輔助照明用物。但那時候不是照明用的，因為大家都照不起。那時都是紅蠟燭，主要是逢年過節敬神用一用。
清油燈是在裝著茶油（也可以用菜油）的鐵器皿（燈盞）里放一根燈芯（燈芯草或棉線做的），燈芯的一端露出一小截在燈盞外，點燃燈芯后，燈芯就吸著燈盞里的油汁生火發光照亮。清油燈一般人家都用不起，即使像我家那樣的自耕中農也用不起，所以，我們家的照明主要也是用亮皮子。
亮皮子是什么？其實就是竹篾片。竹子剝去外層青篾用作竹器原料后剩下的黃篾片在水里面經過長時間浸泡再曬干以后，就具有了單片燃燒發光而不熄滅的能力。可以捏在手上走動，固定用時，就插在磚墻的壁眼里。
亮皮子只能在室內照明，到了外面就很容易被風吹熄的。而且一根竹片照明的時間也不長，所以，夜間外出就只能用火把。
火把的制作材料是杉樹皮。將一小捆杉樹皮，用稻草一道一道扎緊，點燃后不會產生大的明火，搖一下，亮一下，這樣就增加了照明時間，兩尺來長的火把走兩三里路沒有問題。
引火靠什么東西？靠“紙媒”，紙媒是用黃草紙搓成的紙條條。在火種上點燃后，用嘴輕輕的吹氣就會生出火來。我外婆家還有一種更省錢的辦法，把紅薯藤放在水里浸包后曬干，然后搓成三股的小繩，點燃后，用嘴吹氣也可以吹出火來引火。和紙媒的功用相當，但我們家沒有用過。
火種又是哪來的呢？火種是“漚”來的，家鄉土話叫“漚火種”。就是把灶膛里木柴燒完后的“火屎”（即木炭），用厚厚的冷灰蓋嚴蓋實，避免火屎與空氣接觸迅速灰燼化。點火時再把火屎翻出來。因為火對生活所具有的重要性，所以，那時候，漚火種也成了生活中的第一件要事。
那時，家鄉還有一句土話叫“弄火種”，“弄”是向人要的意思。在自家火種熄了的時候，只好到鄰居家尋求幫助，說一聲“某嬸嬸，跟你弄個火種了。”
這種紙媒亮皮子時代，大概在解放兩三年后就開始結束，我們那里開始有洋火洋油燈了。至于家鄉的電燈興起于何時，由于自己一直在外工作，具體時間也說不清，但是，可以肯定，在我們家鄉，1979年以前早就有電有電燈了。我家是1979年起新房的，當時大隊就有了變電房，并有專門的電工管理送電，所以，新房建起不久后就安裝電燈了。
順便說明一下，我家的老房子所在原是一個小灣，住有八戶人家，因為地勢平坦，生產隊計劃拆遷開田。拆遷的方式：由生產隊出磚塊（泥磚）出小工，自家備材料，請大工，辦生活。大家也都樂意搬遷，過那種單門獨戶一個小山洼，前面一塊坪，后面一片林，喂豬養雞都省心的生活。我家是最后一個搬遷的。
這就是說，我們生產隊的這幾戶人家，在1979年以前，都有自己的新房了。其余的十四戶，雖沒有起新房子，但住房都是有的，并不像李悔之說的那樣，除了手電筒，就一窮二白了。
真正的一窮二白是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這一點大家應該從我前面的敘述中看得非常清楚了。可是，李悔之卻無視解放初期的那種真正一窮二白的狀況，閉著眼晴說瞎話，否認前三十年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所取得的明顯的進步，拿今天的彩電冰箱時代嘲弄那個只有手電筒的時代，其用心之歹毒，可以說是無以復加了。
只要不是傻瓜智障，誰都會明白這樣的道理：沒有前三十年打下的電力生產和輸送的基礎設施，哪有接踵而來的電器化？
再說，沒有改革開放，是不是中國百姓就永遠用不上電器了？如果是這樣，那么，前三十年發展電力工業又是為了啥？
李悔之們是不會考慮這些的，和袁騰飛一樣，他們都是把歷史、把客觀事實當作一個玩意兒，任憑他們隨心所欲地戲弄玩耍。他們的臉上還露著得意的獰笑，只以為聽眾都是傻瓜。殊不知他們的這套鬼把戲，大家早已將其戳穿了。大家也都聽煩看膩了。
如果我們也學李悔之一樣耍油腔，更精彩的“笑料”多的是。豈獨他們幾個人會說呀。譬如本山老哥的手電筒故事，就可以寫出另一個版本來：
那時的本山老哥早就富可敵國了。他不是有手電筒嘛。你看人家慈禧太后，當了一輩子老佛爺，還沒有咱本山老哥這小僧兒的神通大！
請大家說一說，我們的本山老哥，憑著他的這支手電筒，在老佛爺的面前，難道就不可以把尾巴翹到天上去嗎！
二、從一個屋場名叫“黑瓦屋”說起
我的家鄉民居大都是依山而建，沒有大的村落，三五戶人家聚居就是比較大的屋場了，超過十來戶的屋場很少。不過，屋場再小，哪怕是一戶人家的小院，為了便于交往，大家也都會給它取一個名字的。屋場的冠名大致分兩類：一是姓氏，如肖家屋場，馬家臺子，陳家灣等，不過，屋場的名字雖然冠了姓，但并不表示住戶就是與屋場同姓的。譬如我家所在的屋場叫單家灣，實際上單姓人家早已不知遷徙到哪里去了，在我們當地已經絕了跡。還有一類屋場名則是隨地名叫的。如柴洼、螢火壙、炭山沖、水口山等，都是一些當地人才能聽得懂的小地名，同時也標示著座落在這些地方的屋場名字。
不過，也有個別的屋場名比較特殊，像題目中提到的“黑瓦屋”就是一例。我們大隊就有兩個屋場叫“黑瓦屋”，位置在上方的叫“上黑瓦屋”，在下方的叫“下黑瓦屋”。
它們的名字為什么與眾不同？由于它們渺小，沒有人對它們考究過，也沒有人有興趣去考究這樣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問題。反正大家都這樣的稱呼，一提黑瓦屋就知道那是在什么地方，一提上黑瓦屋就知道是上面那棟黑瓦屋。
我這個人有點愛操空心，沒事時就把這個問題放到心上了。經過我的苦苦思索，當然不能算是考證。我得出了一個這樣的結論：它們是我家鄉最早出現的兩棟黑瓦屋！在家家戶戶都是茅草房的時候，第一個以全新面貌出現的黑瓦屋，與眾不同的形貌就成了它區別于其他屋場的標志了。接著出現了第二棟與它爭鋒，沒辦法，人們便用一個“上、下”將它們區分開來，讓它倆分享了這個“黑瓦屋”。
對于黑瓦屋身世的這個論證結果，我還可以提供一個佐證的。隔我家兩里來路還有一個屋場名字也非常特殊，叫做粉壁屋場（不在我們大隊）。這個屋場也是以它獨一無二的形貌命名的。在我家通往花石鎮（區鎮）的這一截20里徑上，小時候我挑柴到花石賣不知走過了多少來回，沒有看到沿途有第二個外墻刷有白粉的屋場。而只有這個粉壁屋場才有刷了白粉的外墻。所以成就了它在當地這個十分“顯赫”的名字。譬如我家吧，雖然蓋了瓦房，但也沒有奢侈到在外墻刷粉。內墻也只有我父母住的一間刷了白粉，這是他們結婚時裝修的，祖父母就沒有這種享受了。
至于瓦房，在我能夠記事的時候（解放初期），雖然“黑瓦屋”的專利已不復存在。上上下下已經有好幾棟黑瓦屋，像我家所在的單家灣也全是瓦房了（兩戶地主，兩戶中農）。但是，占百分之八九十的民居還是茅草房！
由于有大量的茅房存在，蓋匠也成了人們謀生的一種職業。蓋匠是專替人蓋房子的。茅房每年冬天要翻蓋一次。以抵御第二年夏天的雨季。翻蓋茅房的材料就是稻草。
住茅房是什么滋味？杜甫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里說得十分清楚，我們讀書那陣有這篇課文，不知現在還有沒有？
詩人在詩中大聲吶喊：“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一千多年過去了，權力者們誰也沒有把他的喊聲當作一回事。只有那些身處茅房中的百姓像接力賽似的，一代一代地唱著他們自己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一直唱到了新中國的誕生。
我可以很負責任的告訴大家，在毛時代結束的時候，我們家鄉已經結束了茅草房的時代，雖然大家并沒有住上廣廈高樓，但是茅草頂都已換上黑瓦頂，這已成了事實。雖然“上、下黑瓦屋”這兩個屋場還在我們大隊存在。但是當年它的“特殊性”已經成了家鄉所有民居的“普遍性”！
因此，蓋匠作為一種職業已經消失，蓋匠這個名詞也在我們那里的口語中消失了。
三、從赤腳草鞋到涼鞋套靴
草鞋，這種幾十年前無處不在的東西，今天已成瀕臨滅絕的一個“物種”，除了拍攝紅軍長征用作道具以外，恐怕很難見到它的身影了。雖然沒有人考證過它興起于何時，但是，我們卻可以斷言，它一定具有一段十分悠久的歷史。它的“繁榮昌盛”結束于何時？回答是毛澤東時代！
解放初期，在我的家鄉，人們下地（水田），無論早春天氣多冷，一律都是赤腳。不用下水的勞作，譬如砍柴，挑柴趕集，穿的都是草鞋。
草鞋大都是自己制作，也有制作出售的。小時候我學到的第一門技術就是打草鞋。下雨天不能做別的事就在家里干這個。
打草鞋的技術雖不復雜，但也有那么一點點“小學問”。所謂“草鞋沒樣、邊打邊像”，全靠自己手上功夫。雖說最后都可以成為一雙草鞋，但技術的優劣成就的俊丑卻會大不一樣。我們隊有個姓彭的大叔，還會編一種“封閉式”的草鞋，那是冬天當作“棉鞋”用的，樣式就和棉鞋差不多。
打草鞋的工具叫草鞋耙鉤。它的形狀呈丁字形，不過“丁字”的一鉤不是朝向左方而是朝著下面。草鞋耙鉤就是憑著這個鉤子將自己掛靠在一條長板凳的一端。“丁字的一橫”上面釘著八個小齒（記得好像是八個），像耙一樣，這大概是它叫耙鉤的緣由吧。
打草鞋的第一道工序是用稻草搓一根長繩，制成草鞋的“經”，“經”的一端也就是“主經”（像漁網的綱）系在腰上，“主經”的分枝（好像是四根經）則掛在“耙鉤”的齒上，排好了這個“陣勢”后，就用稻草作“緯”編織草鞋底了……
打草鞋的工藝雖說非常簡單，真要把他說全還不那么簡單呢。實際上我也記不全了。就說這些算了吧
總而言之，和要告訴太家的是，直到新中國建立以后，在我們家鄉，赤腳草鞋還是一種十分普遍的流行“時尚”。與草鞋配套流行就是布鞋。雨鞋則是木屐、油鞋兩種，人們不知道什么叫膠鞋。木屐的樣式是木底上面釘上一個前面封閉后跟敞開的皮面，下面釘上四顆特制的鞋釘。使用時連腳上的布鞋一起套進木屐里。我讀小學時，離學校有四里來路，下雨天就是穿著木屐上學的。
油鞋是皮底皮面（浸過桐油），鞋面的敞口與布鞋差不多。鞋底釘滿了特制鞋釘。
使用時要脫掉布鞋才行，穿在腳上行走時比穿木屐平衡性好，可以大步的行走。
后來，有人“發明創造”了夏季穿的木涼鞋。木涼鞋的制造真的很簡單，在一塊刨光的木板上套著自己的腳板劃上兩個鞋底印，用鋸子鋸下來再在前面釘上一塊舊皮子就行。由于它的制作簡單，所以木涼鞋流行很快，在我們那兒，幾乎家家戶戶每個人都有。
膠鞋興起于何時？具體時間說不清。我自己穿上第一雙膠鞋，是在讀高中以后，姑媽送了我一雙力士鞋（布面膠底），已經進入60年代了。我自己買的第一雙膠鞋也就是穿的第二雙膠鞋是在1964年秋，記得大概是花了8毛錢罷。年底入伍時，換裝后，就把它給了送我參軍的表弟。它成了表弟穿的第一雙膠鞋。
68年四月間，我從部隊回來探親，在離家不遠處，遇上了鄰居一位熊姓大叔，我稱他為鐵滿滿（滿滿即叔叔）。因下著小雨，他穿著一雙長筒套靴。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你出去這幾年，我們這里變化可大啦。如今草鞋沒人穿了。冷天下田都穿套靴了。
事實和他說的完全一樣，不但草鞋換成了解放鞋，木涼鞋也換成膠涼鞋了。油鞋木屐沒了蹤影，隊上一位姓鄧的（做油鞋木屐的）皮匠失了業，此后也就再沒有皮匠這個行當了。
這時候，文化大命還在進行著。也就是說，結束我們家鄉千百年流傳下來的穿草鞋歷史，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
四、從碓到“推子”到打米機
有一首古詩寫道：“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說的是糧食來之不易，主要是指種植的辛苦。其實，在四十多年前，我們端在手上的盤中餐，不僅是種植的辛苦，從谷子加工成米粒也是非常辛苦的。
我們不知道人類最早將谷物加工成米粒是采用的什么方法。今天，能夠從書本上看到的最早加工工具是杵臼。這個東西雖然今天在碾制藥末時還可派上用場，但是作為加工谷物的工具早已被淘汰。加工谷物的另一種工具是碓。估計應該是繼杵臼之后的新生代谷物加工器具（沒有考究）。
碓，實際就是一種改進了的杵臼。主要構造也分杵和臼兩個部分。臼是一個石質的類似于炒菜鍋一樣的東西，杵的構造比舊杵復雜，已經將手工鼓搗的簡單的杵改進成了腳踏的杠桿裝置。杠桿的前部份是阻力臂，阻力臂前端安裝著一塊經過加工的十幾斤重的石頭。阻力臂的長度是動力臂的好幾倍。舂碓的人攀著一個固定的木架橫梁穩住身體，用腳猛踩動力臂，待杠桿高高翹起來以后，將腳放松。杠桿前端的石頭便從高處快速落下，砸在裝著谷物的石臼，擊打著里面的谷粒。
由于阻力臂數倍長于動力臂，要將杠桿前端的石頭踩到高處很不容易，所以，舂碓是一件很費力氣的事。
小時候在外婆家里還見過這種東西。但已不是用來加工谷子了。外婆家主要是用它來將加工出來的糙米去糙皮，將糙皮也就是細糠用來喂豬。我也曾好奇地想試著玩玩，但是，玩不動，沒有那樣大的力氣。
我記得事的時候，我們那里稻谷加工的工具叫“推子”，推子與今天偶爾還能見到的石磨相似，也是由上下兩個部份合體的，上下兩部的兩個連接面布滿了齒紋。不同的是“推子”比石磨的體積大，直徑有兩尺多長，高有一米多一點。推子的材質不是石頭，一般都是在竹篾織的外殼里筑上較一般黃土堅實的“推土”，再將株樹等硬木劈成的統一規格的木片嵌入筑得堅實的推土里作“推齒”。推子的上扇上部是空的，可以裝上三十來斤稻谷。隨著“推子”上扇的不停轉動，稻谷經過上下兩扇連接面的“推齒”的“咀嚼”后，緩緩的從“推子”里面流了出來，稻殼也就與米粒分開了。
制造推子的工匠，我們家鄉叫做“推匠”。
大家知道，推子的上扇是不會自己轉動的，這就要靠我們的雙手去推它，我們把這個活計叫做“推米”。
推米是一種非常累人的活兒，扶著“推耙勾”轉不了幾下，手臂就感到又酸又痛的。說句實在話，我就寧愿在外面干活，也不愿意在家里推米。但是，不推又不行。總不能附殼一塊兒煮著吃吧。我們的祖祖輩輩都是這樣“推”著吃的！
還要被充一下，推米并沒有最后完成加工，接下來還得用風車車出稻殼。再用米篩篩出殘留的尚未去掉外殼的谷子。
大家看看，從稻谷到大米的這個加工過程，是多么的不容易。
不過，到了我們這一代，這種費時費力的稻谷加工方式終于完結了它的歷史使命。
終結它的歷史，恰巧又是在毛澤東時代！
我雖然不能肯定它的具體時間。但是卻可以肯定：在我們家鄉實行大包干的那一天，我們生產隊早已有了打米機房和打米機。也就是在這一天，隨著集體經濟的瓦解分財產時，它們一道走進了我的家里，因為，生產隊的打米機房就建在我家的旁邊。
從打米機進入我們家鄉的那一刻起，沿襲了不知多少年月的“推米”變成打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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