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極左，還是極右--評《求是理論網》時事觀察員的文章“精誠團結，把當前極左思潮打下去”

作者：原理明

原載：旗幟網
 

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其標準是什么？不是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究竟是左還是右？我們是唯物主義者，只能用事實來說話，通過事實可以辨別真偽，卻確定是左還是右。

情況.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現狀及其嚴峻惡果

1.“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這是許多在職的高中級干部也是承認的

趙紫陽幾次說：“所謂改革的理論，就是落后的國家革命勝利后，不能實行社會主義，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國家是走‘過了頭’，必須退回來。這就是對現有制度要進行改革 ，須補資本主義這一課。”、“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要在共產黨領導下發展資本主義。”
“如果改變所有制，實行私有化，如同實行市場經濟那樣……來發展資本主義。……補資本主義這一課，也沒有什么可以責難的。”（宗鳳鳴著《趙紫陽在軟禁中的談話》第45與90頁，以下簡稱談話），一句話，“就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展資本主義，補資本主義的課”。在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領導下，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轉型，把中國完全“納入了現代世界文明和世界市場經濟體系中去”（同上第128頁），已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一個小伙伴，2006年中國GDP20.94萬億元，居世界各國的第四位，但每人平均國民收入尚居第128位。

第一，私有制代替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改革開放是先從“分田到戶”開始的，在安徽省小崗村這個“典型”的引導下，經過三年多的強行推廣，全國基本上實行了土地私有，經過秀才們的潤筆，美其名曰“雙層聯產承包責任制”，簡稱“土地承包責任制”，經美國經濟學家產權理論家張五常論證：“所謂私有產權必須包括三個條件：一是私有的使用權，二是私有的收益權，三是轉讓權。這三個條件，在中國承包制中都已體現出來，所以，徹底的完整的，承包制就是私有制，這已為上述私有產權三個界定條件所確定。因此，中國資產實行國有或社會所有也同樣能推行私有產權制度。”（同上書第111頁）根據張五常的定律，農業中最大的土地產權實行了私有制，現在（2008年7月）又在推行林產承包責任制，將又有一大批國有林業轉為私人所有。
“全國工商聯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和自己的調查，2000年內外民營（即私營）經濟在GDP中占比重為55%，到2005年上升為65%。這五年比重平均上升2個百分點，據此估計，則2006年私營經濟在GDP中所占比重為67%，2007年為69%，這就是說，現在我國經濟的所有制結構已經是私有制為主了。再看工業總產值中所有制結構的變化。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6年》發布的2004年資料，計算出國有工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15.3%，按照多年來國企比重每年下降2個百分點的趨勢估計，2007年其比重可能只剩10%左右了。數據表明，1992年黨的十四大宣布‘公有制為主體，國有企業為主導’的所有制結構，已經不復存在了。”（劉日新《從數字看改革開放后30年》）
一方面由黨和國家全力支持、扶植的個體、私有和外資經濟迅猛發展；另一方面對國有經濟卻百般刁難，被視為“早產兒”，給他們扣上“工人吃企業的大鍋飯，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沒有生機”、“沒有積極性”，要取消“大鍋飯”，要砸爛“鐵飯碗”。對國企不僅不支持，反而實行“利改稅”、“撥改貸”（原由國家財政撥款投資改為銀行貸款），把大量利潤收歸國家，把大批債務留給企業，壓到工人階級的頭上，對國有企業實行斷“奶”政策，欲把國有企業置于死地。在這種不平等條件下，要求國有企業與私人企業平等競爭，這等于把國有企業推入火坑，于是國有企業在得不到資金，失去國家計劃、政策的指導下，在私有企業合法特別是非法的競爭、圍攻下，便很快敗下陣來，變得債務累累，發不了工資，有些企業被迫貸款交稅、發工資，更是雪上加霜，不堪重負，慘遭外資企業和私有企業的吞并，在走資派的暗中示意下強制把大批公有制經濟賤賣掉，有些地方規定，不管是效益好壞，一律不準存在，必須組成股份制公司，或自愿合資、或被兼并、或被賣掉，這就叫改制。
第二，自由市場經濟代替了計劃經濟
從改革開放起，就推行市場經濟，先從“農貿市場”開始，“摸著石頭過河”，只做不說，到黨的十四層三中全會“決定”，才公開說把改革的目標定位到實現市場經濟上，又制定了許多配套改革措施，這便為我國改革定了型，經過十幾年的演變形成了目前的局面。我國市場經濟前面加了“社會主義”的限制詞，但實際上否定了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實行了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其經濟規律都在起著決定作用，是“物竟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競爭規律左右著人們，是那只“看不見的手”代替了“看得見的手”。它促成了個人利益最大化，這些都和歐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樣。近期一些出國訪問的大員，競相征得被訪問國承認我國是“市場經濟國家”的事實，便充分說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一路貨色，二者沒有本質區別。自由市場經濟的規律是促成個人利益最大化，私欲極度膨脹，極端個人主義，金錢至上，享樂主義成為公害，反過來吞咬著一切公共財產和人民利益。市場經濟好比是“水”，資產階級好比是“魚”，如魚得水，它們在市場經濟中自由翱翔，從中獲得超額利潤，攖取剩余價值，迅速成長，成為今天的十億、百億、千億富翁，它們已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者，成為有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各級勞動模范，成為人大和政協的代表。他們是在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引導和扶植下逐步成長、發展、壯大起來的，它們（包括外資企業）成了許多地方黨政領導的座上賓、錢袋子，也是許多腐敗分子的成長的因素和依托；反過來腐敗分子利用自己謀取到的權力，千方百計為私有企業開道、護航、服務，完全成了資產階級的代理人、支柱。二者就是這樣密不可分的關系，在許多情況下私營（外資）企業主利用手中的錢，收買貪官手中的權，為其謀取更大的經濟、政治利益服務。近年來，私有企業正向廣大農村征用、蓄備大量廉價土地，興辦新興產業，在城市興建高樓大廈，搶占商機和黃金地段，驅趕農民和市民，形成大批失地農民和失居市民潮，在腐敗分子支持下，剝奪農民和市民。目前，這種氣候、形勢已經形成，成為資產階級為所欲為的天下，廣大工人、市民、農民深受其害。工人、農民工成為市場上勞動力的出賣者、商品，資本、生產資料擁有者成了工人、農民工的主人，成了壓迫者、剝削者，工人、農民工和農民成了被壓迫、被剝削者，資產階級擁有壓迫、剝削工人、農民工和農民的自由，廣大工人、農民失去了不受壓迫、剝削的自由，大批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出賣者成為國內外資產階級討價還價、壓低工資、福利待遇的條件。“你不干，別人干，有的是人”，工人之間的競爭，成了資產階級廉價勞動力的“蓄水池”，不斷地為資本榨取創造著條件。馬克思說市場經濟好比“蒸溜器”，所有商品都要投進去，經過“蒸溜”作用，把貨幣“蒸溜”出來為止。何止是“蒸溜器”，更像一部特大型的“榨油機”，任何商品都要投進去，經過各個部件的擠壓作用，把每個商品中所含的“油份”、利潤、剩余價值統統擠干、榨盡為止。其間，商品經過各種周轉環節，從生產者手中轉到批發商手中，再到零售商手中，為了把商品銷售出去，為了贏得顧客，他們之間展開了一場空前激烈的廣告戰、宣傳戰，互相爭斗、互相貶損、互相殘殺，充滿著陰謀、欺詐、偽裝，商場好比戰場，店鋪裝飾一新，商品琳瑯滿目、包裝逐漸升級，標榜價格最低，商品質量最好等等，但許多假冒、偽劣商品，又渾水摸魚、充作優質商品賣給消費者，其中許多細節是商品檢驗等機關和廣大消費者永遠也無法知曉的秘密……欺騙，廣大消費者在不知不覺中成了銷售者的俘虜，大小商人從中賺取了數量不等的金錢，“賠本的生意他們從來都是不干的，”最大的贏家是資產者，最大的輸家，是廣大的工人、農民和城鎮的消費者，商業資本家從中榨取了30%-100%的利潤，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比爾茨驚奇的發現：“流通環節就是財富，中間商占據人類財富的60-80%，所以人們發瘋地做生意。”如一雙皮鞋，從南京生產廠家進價150元，到零售商那里每雙售價420元，毛利潤270元，占64.3%；一個間單的臭氧消毒器，出廠價不過100元，但零售價竟達680元，毛利潤580元，占85.2%；據調查，一般的蔬菜、水果、糧油、食品要加10-50%的利潤。大批的利潤裝到了資產階級的腰包，成為億萬富翁，廣大工人、農民、市民被一層一層地剝光了。
市場經濟是資產階級的天堂、樂園，人民的地獄、苦難，這就是市場經濟的本質。為了達到賺錢的目的，必然要進行欺騙，“不誠信的代價，每年損失5855億元”（《文摘報》2004年4月1日），這便是推行市場經濟的惡果。回想一下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市場，完全與上述情況相反，誠信第一、質量第一、沒有欺詐、沒有剝削、人民基本是放心滿意的。
私有制加市場經濟便是不折不扣的資本主義。
第三，催生了一個龐大的資產階級群體
在“允許少數人先富起來”的理論昭示下，又為資產階級發財致富創造了一切便利、優惠條件，在各級黨、政領導干部（許多有權勢人的妻子、兒女、親友都是各類企業的直接領導者或暗中操縱者）帶領下，一個龐大的資產階級群體已迅速崛起，“從1995年到2005年這十年間，戶數從66萬戶增至430萬戶，增長5.5倍，比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前私營企業主16萬人增長26.8倍；雇工從822萬人增至4715萬人，增長4.7倍，是1956年前雇工250萬人的18.8倍；資本從2262億元增至61331億元，增長26倍，比1956年前的24億元增長639倍（扣除價格變動因素）。”（《大變化》第三頁），解方初期存在一個資產階級，現在卻不敢承認存在一個龐大的資產階級群體，這難道就是“實事求是”嗎？
資產階級除了千方百計多賺錢這一根本特征外，還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漏稅；二是收買權利，為己服務。
偷漏國稅是所有資產階級的本性特征之一，幾乎所有的私營、外資、個體企業，最本能的常識都要對各種稅收進行明爭暗抗，其手段隱蔽繁多，如兩本賬、開“大頭發票”、開假增值稅發票、現金交易不開發票、擴大成本減少收入、把收益當作外來借款、不記賬或投靠國有集體企業，以國有企業的虧損掩蓋私有企業的盈利，還有投靠外貿企業、或以私有企業冒充國有外貿企業，甚至以假出口騙取出口退稅，等等。總之，偷稅漏稅是他們增加收益的主要來源之一，據“《新華文摘報》刊登了一篇關于私營企業主的分析，統計在過去十年私營企業主應繳稅3058億元人民幣，實際只繳388億元，欠繳2670億元。”（《新華文摘報》2001年第16期第16頁）
二是用金錢美女、吃喝玩樂，收買腐蝕各級、各部門的黨政要員，他們的手段是先吃喝玩樂，待其上鉤后，金銀財寶、本幣、外幣一齊上，直到這些大員完全聽指揮、成為其代言人為止，這和歐美的資產階級收買議員、部長、總統以及有關系統權利為其服務的手段如出一轍。
第四，經濟危機應運而生
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的不治之癥，這已是人們的共識，它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生產關系容納不下高速發展的社會生產力的典型特征，它預示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必然被社會主義公有制所代替，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發展規律。
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我國實行了市場經濟，拋棄了科學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完全由市場決定生產的品種、數量、價格，由市場配置資源、資金和勞動力，企業完全由市場左右，適者生存、優勝劣汰、殘酷競爭、互為敵人，造成了極大的浪費，釀成了數次經濟危機，近30年來，出現的較大經濟危機有3次：
一是1988-1989年，物價指數增長18.5%和17.8%（見《邁向2020年的中國》第65頁），當時不同程度引發了搶購風，如囤儲食品、搶購電器等，導致了1989年的“反官倒”、“反腐敗”的政治與經濟危機，這次危機經過三年經濟調整，緊縮銀根、壓縮基建投資等措施，得以解決；
二是1993年至1998年，1992年經濟調整結束后，從1993年開始，又大量擴大投資，引發了三年物價指數連續超過兩位數的膨脹，其增幅為13.2%、21.7%和14.8%（同上），建材、糧食、副食品等大批商品漲價，至此，物價總水平上升數倍至十余倍，如牛肉從每斤一元上升為十元以上，面粉由0.18元上升為一元/斤；貸款利率升到9-13%，人民幣對美元的比價由5:1降到8.7:1，房地產和股票等被炒到極點，形成大量經濟泡沫，人民生活水平大大降低，給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造成相當大的困難。實際上這次經濟危機與南巡講話有直接關系。
這次危機持續的時間最長，從1999年開始好轉先后達6年之久。但是在美國的經濟危機影響下，我國股市從2001年的4900點降至2006年的3600多點（滬市），下挫1300點，股票市值縮水近1/4。美國的經濟危機從2000年開始，股票市值縮水近50%，其中納斯達克股票縮水60%。
三是，從2007年到目前為止還未看到盡頭，由于投資過熱，國外短期熱錢大量流入國內，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圧人民升值，已由8.27:1升至6.7:1，我國的外匯儲備已達1.95萬億美元，這些綜合因素促成我國股市和房地產兩大泡沫，經濟過熱，全國物價飛漲。滬市股票從去年的3000多點升至今年5月的6000多點，又降至1700多點，市值縮水4300多點，降幅達72%。房地產價格升到極點，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暴利驅動，房地產商投資少、自己只需投資1/3，其余2/3由銀行貸款，但回報率高，一般都在100%以上，成為暴利行業之一，二是炒房的投機商激增，它們炒房子、炒地皮、房價炒得天天上漲，出現了政府越調控、房價越高的怪現象，從去年第三季度開始出現了房價回落的征象，三是“開發商大肆囤地刺激房價瘋漲”，“2001年初至2007年5月份，房地產開發商累計購置土地面積21.62億平方米，但實際僅僅開發完成12.96億平方米，相當數量的土地被囤積和倒賣，……廣州市黃金地段有兩塊閑置土地，共64697平方米，除建一個停車場外，全部荒蕪。……截止2006年年底，沉淀在囤積土地上的資金高達2.4萬億元，差不多相當于現在的開發商每年銷售金額，在全國閑置土地所占用的2.4萬億元資金中有1.08萬億元來自銀行貸款。”（《大河報》2007年12月10日）。
從2000年始，我國已加入世貿組織，從各方面已和資本主義世界接軌，受著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制約，美、歐市場稍有風吹草動，中國的市場也得隨其搖擺。
第五，導致嚴重兩級分化
由于推行了私有經濟為主體和市場經濟運行體制，在分配制度上已由按勞分配為主轉變為按資分配和按權力分配為主的資本主義分配制度，再加上“允許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政策號召，我國已經形成少數人富裕、多數人貧窮的格局，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其表現為：
一是富懸殊。從世界衡量貧富標準的基尼系數來看，我國的基尼系數“從1985年的0.24，1995年上升為0.434，2004年進一步上升為0.469。從1995年起，越來越多地超過印度、印尼、伊朗、埃及等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僅低于巴西、南非等少數國家），也超過了法、德、英、美、意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還超過俄羅斯和保加利亞等由社會主義公開復辟為資本主義的國家。又據我國權威部門專家調查結果：我國最高收入10%的富戶財產占全國居民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窮戶的財產僅占1.4%，兩者比例為32：1。”（《大變化》第2頁）
二是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自1995年以來，特別是私有經濟占主導地位后，在私有經濟老板的收益幾何級增長的推動下，對公有制經濟的老板們實行了年薪制，“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北京新聞發布會上發布了1500位央企負責人的稅前收入情況。從2004年到2006年，央企負責任人均年薪分別為35萬元、43萬元和47.8萬元。”（2008年8月11日《大河報》A11版）“中國平安年報顯示該公司有3名董事及高管，2007年的稅前薪酬超過4000萬元，董事長馬明哲稅前報酬為4616.1萬元，另有2000萬元獎金，總薪酬每天收入18.12萬元。刷新A股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最高記錄。深發展董事長法蘭克·紐曼稅前薪酬為2.285萬元，占本年度在公司領取報酬的14位高管薪酬的近49%”（《大河報》2008年3月22日A32版）“央企高管年薪動輒數十萬、數百萬甚至數千萬以上，而大多數員工月工資一兩千元，差距懸殊。普宏德會計事務所有關負責人稱，對央企財務統計年報中的天價薪酬，已經見怪不怪。統計稱，現有央企155家，去年高管薪酬均超越民企。以中國神華（趙紫陽透露李鵬老婆朱琳曾任大股東）為例，去年神華實現凈利潤213.48億元，16位高管年薪2404萬元，平均每人150.25萬元，超過百萬元的高管有8位，其中兩位付總裁年薪為304萬元。”（《平原晚報》2008年7月8日）
絕對貧困的職工可以從一個數字作出推算。全國享受低保的有2053萬人，還有漏保的，實際數字比這個大。他們維持一日三餐都有困難，更難以承受子女上學、看病買藥和住房的負擔。在他們那里就發生了賣血、自殺等事件。……社會上的失業者，還有國有企業下崗的2700萬人。”（《大變化》第25頁）這些下崗職工多是40、50歲以上的人，再就業十分困難。
三是絕對貧困人口還在增加，“關于我國的城鄉貧困人口，國際上通常是按每人每天生活費不足1美元作為貧困線計算的。據世界銀行《2005年世界發展報告》中按此標準計算：2003年中國貧困人口占全國的總人口的比重為16.6%（據此計算出貧困人口為21400萬人）。又據美國《紐約時報》2006年2月26日的報道，據聯合國按此標準計算：‘中國大陸有18%的貧困人口’（據此計算出貧困人口為23500萬人），‘富人財富增長的速度遠遠快于窮人，致使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世界銀行2006年12月1日發布的《貧困評估報告》還指出，中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不僅許多人相對貧困化，而且有一部分人絕對貧困化。‘從2001年至2003年，中國10%的貧困人口實際收入下降了2.4%。’
在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中……生產資料占有者無償占有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并竭力追求利潤最大化。這就必然產生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現象。”（同上書第43-44頁）
四是農民工，全國目前大約有農民工1.5億人左右，他們每天工作時間最長、干的活最累、最苦，而且沒有什么福利待遇。為了養家糊口、供子女上學、供老人治病、以及蓋房子、取媳婦等農民的所有負擔，幾乎都要依靠出外打工解決。大部分從事建筑安裝、少數人進入煤炭、礦山、磚瓦窯的“包身工”以及一些勞動密集型的奴隸性的“血汗工廠”，如許多報紙報道的“黑磚窯”、“黑煤窯”等事件，這里不再熬述。“據廣東共青團省委調查，進城青年的65%從事苦、臟、累、險工作的普通工，80%以上幾乎每天干10-12小時，超過半數的人月工資只有400-800元，多數單位還拖欠工資，70%以上沒有訂勞動合同，沒有參加社保，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工傷事故時有發生，他們中感到苦悶的人數超過2/3。據統計近十年全國有8300多萬人進城務工青年。”（《文摘周報》2002年2月4日第二版）。
鄧小平說過“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級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的走了邪路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
上述事實完全說明，路完全錯了，確實走上了一條斜路。
第六、干部腐敗屢禁不止
私有制的迅猛發展，一切為金錢奮斗的思想意識急劇膨脹，資產階級以金錢、美女收買黨政干部之風愈演愈烈，我們只反貪官、不反資產階級犯罪的政策，促使資產階級行賄的膽子越來越大，并且趨向公開化發展，形成愈演愈烈之勢，成為不治之癥。
特別是國外資產階級行賄收買我國高管（官）的手段更加隱蔽，杜絕了執法機關的監督偵察，使貪官們更加放心，都樂意和外商打交道、談生意，趙紫陽說：“所謂跟世界資本主義接軌，在另一方面實際上也發生外國人用錢買權來行賄，使中國政府產生腐敗”。（《談話》第163頁）趙的談話反映了中國高層的腐敗真象。一些人在與外國資產階級交往中干出了許多損害祖國利益的傷天害理的賣國勾當，還美其名曰引進了國外戰略投資，促進了我國的經濟發展。這造成許多貪官仍能步步高升，甚至有可能成為篡奪黨和人民最高權力的重要途徑。這也是我國反腐敗愈反愈烈的死結所在。有些地方和部門甚至可能以貪官反對貪官，不過是應付、走走過場而已，根本解決不了腐敗問題。
更重要的是丟掉了毛澤東思想，不用毛澤東思想去分析和認識問題，不發動和依靠人民群眾，禁止運用“四大”這個銳利武器，僅僅依靠專門機關進行反腐敗，缺乏群眾運動的鎮剎作用和廣泛的偵破線索。這又是反腐敗成效不大的死結之一。
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的報告披露，“5年來，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犯罪案件179696件，209487人，比前5年分別下降13.2%和9.9%；已被判決有罪116627人，比前5年上升30.7%。
大案、要案占立案數的比例分別是從2003年的46.8%和6.3%上升為2007年的58.3%和6.6%。高官落馬965人，立案偵查貪污受賄10萬元以上（比99年5萬元以上提高1倍——作者注）、挪用公款百萬以上（比99年10萬元以上提高9倍）案件35255件，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13929人，其中廳局級930人（比96-98年3年平均數487人增長52%）、省部級以上35人（比96-98年3年平均數10.67人增長30.5%）。完善境內外追逃追贓機制，抓獲在逃職務犯罪嫌疑人4547人，追繳贓款贓物244.8億多元。立案偵查涉及國家工作人員的商業賄賂犯罪案件19963件，涉案金額34.2億多元。”（《大河報》2008年3月11日A3版）。其特點是：腐敗的面越來越大，串案增多；經濟領域必然聯結政治領域；從生活資料向生產資料、生活要素發展，從資金積累向私人資本發展，已發展到送工廠、送賓館、送汽車；從使用權力攝取錢財向用錢財收買權力、操縱權力、獲得權力發展，從湛江海關特大走私案和廈門遠華公司賴昌星犯罪集團來看，都是通過金錢、美女買通海關的權力，為其走私開綠燈；腐敗已由個人，發展到團體，由隱蔽向半公開和公開發展，有些地方和部門已成為光明正大、大搖大擺、不拘小節的程度。大案、要案層出不窮，從省長、人大副委員長胡長清、成克杰到政治局委員甚至常委都有，貪污受賄從數百萬到數千萬，真是觸目驚心。確實如陳云所說成了我黨“生死存亡的大事”。
第七，社會階級矛盾普遍突顯
改革開放的過程是各階級的利益重新分配、重新組合的過程，那些有權勢的、信息靈通的、原來的地主、資產階級以及早就存有發財致富意識的人，迅速成為百萬、千萬、億萬富翁，它們與引進的外國資產階級一起形成了改革開放后的新的剝削階級，廣大工人、農民工、知識分子成為被雇傭者、出賣勞動力與智力的被剝削階級。農民雖有地種，但同時也受著工頭、生產資料供應商、機械大戶、種糧大戶、林業大戶的剝削，他們普遍感到政府對農業稅減免，沒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漲的快，政府對農業機械和商品糧貢獻的補貼，大部分被機械大戶和種糧大戶（農村新生的資產階級）占去，許多農民又成了工頭、種糧大戶、山林大戶、機械大戶的打工仔。
最近發生了膠農與公安民警對打的事件。
2008年7月29日《大河報》在A15版刊登一篇國內調查，標題是“云南干部反思、孟連事件。膠農訴求無法解決變積怨”報道說，“7月19日上午公安機關在孟連縣公信鄉、勐馬鎮開展社會治安整治過程中，對5名犯罪嫌疑人抓捕時，遭到500多名膠農手持長刀、鐵棍、鋤頭等工具圍攻。沖突導致41名警察被打傷，9輛警車被砸壞，2名膠農被打死，15名膠農被打傷，《瞭望》周刊記者調查發現，這起警民暴力沖突事件的背后，是當地膠農與橡膠企業之間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以及由來已久的矛盾糾紛。
全國一些黨和政府機關在處理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矛盾方面，普遍存在在上述的情況，他們從改革和引進外資的角度出發，往往站在資產階級一邊，指責工人這也不對，那也不好，他們不是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講話，工人一罷工，一鬧事，就把專政的矛頭指向工人，這樣一處理問題就處理錯了，越處理問題越多，有些問題壓下了，表面上緩和了一些，但問題并沒有解決，仍在那里潛伏著。我們應該運用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理論，處理好兩類矛盾，支持工人階級的正當要求，解決存在的具體問題，特別通過立法程序，取締資產階級對工人的非法而苛刻的規定，實行8個小時工作制，提高工資及福利待遇，工傷給予治療并照發工資，執行國家規定的加班照發工資，節假日加班發雙倍工資的政策等。
第八，吃喝浪費驚天地
毛澤東說“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那時從毛澤東到人民群眾勤儉辦一切事業，艱苦奮斗蔚然成風，黨風、政風清正廉潔，社會秩序安全穩定，人民群眾安居樂業，一片欣欣向榮景象。改革開放以后，這個世道就全變了，貪污和浪費變成了“錦上添花”。
首先是吃喝浪費成風。機關、企事業單位的普通迎送接待，少則十幾個菜，外加煙酒水果，已是“家常便飯”，如遇上面來人檢查、調研，則要高一級，生猛海鮮、名菜佳肴、游龍戲鳳、一絕一檔，嘗遍特產海鮮，還要歌舞一番，夜蒞桑拿、洗腳城、夜總會等等。還有借開座談會、協作會、研討會等名目繁多的各種會議，乘開竣工、開盤、開業、開學典禮之機，或單位縣市、省區之間輪流做東、吃、喝、玩、樂之外，再發紀念品、安排旅游節目、云游于山水之間，走一路、吃喝一路、玩樂一路，花費自然驚人。在工農眾生中流傳許多順口溜，如“企業垮了、廠長發了”、“一路春風一路歌，走到哪里那里喝，喝壞黨風喝壞胃，喝得單位沒經費，喝得夫妻背靠背”……“村干部一月喝頭大水牛，鄉干部一月喝頭大鐵牛，縣干部一月喝掉一座小洋樓。”據報載，全國公款吃喝浪費高達1000億元，這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情況，2006年11月1日《大河報》轉載《瞭望》報道：“公務接待中的腐敗跡象有幾方面：公務接待耗費巨大，超標嚴重，今年8月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宏觀政策動向課題組引用的有關數字為，2004年全國公款吃喝3700億元；消費超標嚴重，在公務接待方面，進豪華酒店，喝高檔酒，吃天價宴席，到豪華娛樂場所進行豪華消費的現象已見怪不怪；消費隨意性，只要能與公務接待沾上邊的，都要由公家埋單；化公為私、損公肥己現象嚴重，公務考察變為公費旅游，公務會議發放高檔、精美紀念品，多開、虛開公務消費發票套取財政資金等現象也比較普遍。”看來胡錦濤上任伊始，西北坡自付餐費30元（開票）的模范帶頭行為，并沒有產生多大效應，許多人可能還會反感甚至公開對抗。20世紀90年代群眾說“兩年吃掉一座三峽水庫”進入到21世紀初“一年吃掉兩座三峽水庫”，浪費驚天動地，那里體現出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呢？這不是極大的諷刺嗎？
其次是送禮成風。中國是禮儀之邦，一向注重禮尚往來，原本是我國幾千年的民間習俗。但在商品、市場經濟的沖擊下，本來由個人出錢的禮尚往來，變成了公款送禮，花樣翻新，種類繁多，諸如“下對上”的“高攀型”、“錢對權”的“交易型”、“媳”對“婆”的“依附型”、“哥”對“婆”的“利用型”、“公對私”的“歡迎、引資”、“疏通”、“利己”型，往往利用民間習俗，在春節、新年、中秋等節前送名煙名酒、高檔食品，發展到送高檔電視、金銀首飾、高檔汽車、“紅包”、有價證券、股票等等。逐年加碼，一浪高過一浪。江蘇某商場，有800多名職工，600萬元的資產，每年春節前就成立以經理為首的送禮班子，每年僅拜年一項即達20萬元。河南某賓館，每年春節都要給各有關領導送去酒、煙、肉等過節的幾乎全部消費品和裝飾品。一、二把手帶隊，專車護送，感謝各位領導對賓館的支持與幫助，送禮用上二、三十萬元那是小錢，每年多安排幾次會議，幾十萬、上百萬元的收入就來了，為此目的，各賓館、飯店互相攀比，生怕落到他人后頭，這就是一些聰明經營者的“高明”之處，現在又發展到一些商場送購物券。我國的送禮之風，養成了一種壞習慣：“有理走遍天下”變成了“有禮走遍天下，無禮寸步難行”，不送禮什么事也難辦成。“人家都在收，不收白不收”，收禮者也變得“心安禮得”，心里坦然有理。目前又升級為送電腦，送“大紅包”，送高級工藝品等這是對創衛城市、大學是否達標等達標檢查驗收者送的，已成為是否“達標”的重要標尺之一。
其三公款旅游浪費更是驚人，據中國旅游報報道，旅游業收入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長，1997年旅游收入近3000億元，到21世紀估計已達數萬億元，這說明我國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令人難堪的是公款旅游也水漲船高，據報道，內地某市組織鄉以上干部到江蘇、張家港城市學習取經，150人乘坐十幾輛大小汽車，浩浩蕩蕩，從青島沿海到張家港，考察三天后，又沿海到蘇州、上海、寧波、溫州、福州、石獅、廈門、廣州、深圳，歷時35天，花費100多萬元；公費出國更嚴重，許多省、市局委的一、二把手和企業的有關領導，都要輪番出國“考察”、“學習”，換一茬領導再去，先日、美、后歐洲，近的也要到港澳新馬泰等地。應該說，有些學習、考察是必要的，但也不需要出去那么多人，更不應借考察之名，行旅行之實。報載“北京市1997年1-7月壓縮出國考察89批，節約經費2000多萬元，年均一批21萬多元。”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每人出國的費用在3-8萬元左右，一年派這么多人出國考察全國用掉數千萬到數億元，真有點小題大做，借機出國觀光。
其實，我國許多人才解決溫飽問題，日子很不寬裕，又被新的“三座大山”壓得喘不過氣來，還有許多下崗工人和貧困戶為溫飽而發愁，有的甚至為生活所迫去賣笑，走絕路，據2079期《文摘報》報道，“每年約有28.7萬人自殺，還有200萬人自殺未遂”；但是我國許多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卻不顧國情，掀起了一股吃喝、送禮、公款旅游之風，一年花掉3700億元，等于兩個三峽工程，其中多數是黨和國家的高中級干部，你們掛著為人民服務的招牌，卻干著損公利己的壞事，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有些人確已腐敗透頂了；另一景點是資產階級群體叢生，一些富豪吃8.8萬元一桌的“極品宴”，坐880萬元一輛豪華車，住幾千萬元的豪宅，一些人出國豪賭，一夜輸掉幾十萬、上百萬。真是兩重世界兩重天啊！
第九，社會犯罪日益嚴重
各類犯罪活動呈迅速上升之勢，有些竟是屢禁不止，屢殺不絕，“九十年代中期的發案率是八十年代前半期的八倍，我們正在進入建國以來的第五次犯罪高峰。國際上犯罪種類中國皆有之，如私造販賣槍支彈藥、電腦犯罪、綁架人質，偽造貨幣和信用卡等。”（《關鍵時刻》第557頁），黑社會組織已生根、發展，有的已和境外相聯。總之，從刑事犯罪到經濟、政治犯罪；從公開搶銀行、商店、截路、殺人放火到偷拐、詐騙；從制毒、販毒到吸毒；從拐賣婦女兒童到賣淫、嫖娼；從走私、販私到窩贓、銷贓；從出口騙稅到偷稅、漏稅、虛開增殖稅發票；從制造販賣槍支、彈藥到搶槍組成黑社會團伙，爭霸一方；從印制假幣到銷售假幣；從個別犯罪到團伙作案，許多都是一條龍、成系列的，無所不有，無所不在，舊社會沒有的，現在都有了，資本主義各國有的中國都有了。每天的電視、廣播、各種報紙，都不斷報道公安、武警偵破大案、要案的新聞故事，真是忙壞了廣大干警，他們確實為社會治安立了大功。
盡管治安力量成十倍增長，先進偵破設備、器材應有盡有，為此，國家和人民投入了大量的財力、物力和人力，但是社會犯罪仍是有增無減，社會治安人人擔憂。
第十、對環境的污染與對基本資源的破壞
由于片面追求高速發展經濟，忽略了對環境的保護和資源的節約，對我國的自然環境、基礎資源造成了嚴重的破壞。
在“國家、集體、個體一齊上”的號召下，對國家的煤、鐵及鎢、金、銀等稀有金屬礦藏進行了非法與“合法”的野蠻的亂采濫挖，不僅嚴重破壞了礦產資源，造成大量資源浪費，還對國有大礦的生產安全造成很大威脅，有的大煤礦被個體小礦亂挖、透水淹沒。據統計，全國現有地方性和個體采金大軍10萬人，他們進行掠奪性開采，每采一兩黃金，就要損失7-8倍的礦石儲量。而且每年開采的數十萬兩黃金去向不明。
由于亂砍亂伐樹木，許多地方的森林覆蓋率降低，有些地方減少一半以上，有的地方已被砍伐完，造成大量水土流失，河床淤塞，生態失去平衡，形成多年的水患和旱災。1998年8月28日午間電視新聞講，川西林區，20多年中亂砍亂伐，森林面積由30%減少到百分之十幾，每年流入長江的泥沙達100億噸，要恢復到砍伐前的水平需時100多年以上。造成今年的水災泛濫，今年的降水量本來沒有1954年的降水量大，但由于泥沙淤塞，長江河床抬高，形成水位超過1954年的狀況。
“據中國科學院環境與發展中心測算，1993年環境污染損失占到當年GDP的3.16%，生態破壞（森林、草原、農田、水資源、濕地、土壤侵蝕、人為災害）占到當年GDP的6.87%，兩項合計損失，占GDP的10.03%。
國家環保總局局長解振華在《求實》雜志2000年第3期發表文章稱；據專家估算，每年大氣污染、河流污染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約占當年GDP的4%-8%。
據世界銀行計算，中國1997年的環境污染損失占到當年GDP的7.7%。據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初步測算，2004年全國污染損失占當年GDP的3.05%。但并未包括自然資源核算，環境成本中也未計入生態破壞損失，即使環境污染損失，其內容也是不全面的。”（《大變化》第73頁）
據《每周文摘》今年第3期報道，國家環保總局公布的調查結果表明，目前僅中國西部每年因生態環境破壞所造成的損失就達1500億元，占當地生產總值的13%。
環境專家認為，近20年來，由于過度開發地下水，再加上不適當工業發展，污染了近80%的江河湖泊，因此，中國淡水資源缺乏。居民、工業和農業爭水，因為農業附加值太低，無力承受水價，農業將進一步下滑。到2010年，我國每年將缺水318億立方米。
高污染的后果，導致人的疾病增多甚至早亡。據媒體報道：“在全球20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中國占16個。”“世界銀行的中國污染報告近日完成。這份報告稱，中國每年約75萬人早亡，主要死因是大城市的空氣污染。……中國城市嚴重的空氣污染，導致每年有35萬至40萬人早亡。另外，每年還有30萬人因室內空氣污染早亡。另外，還有6萬多人因水質引致嚴重腹瀉、胃癌、肝癌和膀胱癌而早亡，主要分布在農村地區。”（《參政消息》2007年7月4日）
2002年5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國際亞健康學術成果研討會”透露：中國人口中，當前只有15%屬于健康人群，15%屬于非健康人群，另外70%處于“亞健康”狀態。更令人憂慮的是，由于上述原因，我國人口、特別是知識分子群體的平均壽命正在大幅度下降，據2000年8月4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體育節目》播出：一項跟蹤十年的調查報告顯示：10年間，我國知識分子的平均壽命由十年前的58.12歲降到目前的52.24歲，比1964年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時的70.62歲，降低了18.38歲（幾乎是一代人的壽命），比二十世紀末，世界人口平均壽命65歲低了12.76歲。
人民的平均壽命是一項綜合指標，它不僅僅取決于經濟，單單富有，并不能使人長壽。
土地資源流失嚴重，據國家土地管理局的估算，通過各種渠道流失的土地資源每年達200-300億元。無形的損失則更大。如違法批地，四川省1992年到1995年8月底，越權批準用地94820畝，占同期批準用地總面積的84%。從全國來看，1994年應報國務院審批的280件，實報48件，僅占17%。另外是非法交易土地，1995年全國地市國有土地資產總值達15萬億元，其中企業用地達5億元，占企業總資產的30%，但在改制中對土地依法處置的只占10%，另外90%都私自進入市場，有些合資企業不評估或低估土地資源，造成國有土地巨大流失。
經濟開發區遍地開花，從大城市到縣、鄉，甚至一些較大的農村，到處可見，大批無償占地，被稱為中國的“圈地運動”，據《大河報》1998年8月28日報道，到1997年底，我國開發區已達4210個，其中非法設立達3082個，已投資開發的不足1/6。
總之，一股毀林開荒、過度放牧、亂采亂挖、亂伐森林，造成許多人為的自然植被破壞、水土流失、森林毀壞、風沙彌漫、河流污染、江河淤塞等自然災害，彌漫全國。它在使個人先富起來、增殖了國家GDP的同時，卻為全國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短期內無法轉好的災難。
第十一，上層建筑的變化
上層建筑是經濟基礎的反映，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會產生什么樣的上層建筑，這是一條馬列毛主義的基本規律；同樣，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也會產生什么樣的經濟基礎，這就是上層建筑的反作用，在承認上層建筑是經濟基礎反映的同時，又承認上層建筑的反作用，如“修正主義上臺，就是資產階級上臺”。“林彪一類騙子如上臺，復辟資本主義很容易”。反之，堅持馬列毛主義的原理就一定會搞社會主義，就是這個道理，這又是一條馬列毛主義特別是毛澤東主義的基本規律。
這些都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改革開放以來，在修正主義者的理論指導下，逐步地建立起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和資產階級的上層建筑。他們先從土地承包到戶，商業、服務行業基本私有化，對中、小型國有企業進行了個人承包、租賃、拍賣，對大中型企業進行改制，用法律形式強行推行股份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股份制仍未超出私有制的范圍”。）、中外合資，出賣股權或全部將國有企業賣給外資企業或私有企業。
從整體上看，我國的經濟體已有70%實行了私有制；一、二、三產業全部推行自由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分配變為以按資分配為主、按勞分配為輔；完全具備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剩余價值規律、價值規律、競爭規律、市場供求規律（包括商業危機規律）等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驅使、駕馭著整個經濟盲目地發展著，蹣跚前行。在這個經濟基礎上樹立起來的上層建筑是：
其一，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礎上，農村的封建文化完全復興，封建迷信在農村已經泛濫成災，舊社會所有的神鬼廟寺，全部修飾一新，還加上了現代化的建筑技術，信男信女成群結隊，燒香拜佛，求神保佑一生平安，發財致富，到處香火旺盛，有些地方竟出現了有錢蓋新廟、無錢辦學校的怪現象。除了敬神，就是恢復塋地，有些有錢有勢的人，占用大片土地，花上百萬元，建造豪華墳墓。再就是過年貼對聯，內容庸俗，都是如何發財、聚寶吉慶祥和、心想事成，福如東海，壽比南山之類。這些現象，充分說明人們的思想境界已恢復到國民黨時代的水平。唯心論、宿命論、輪回學說又成了廣大人民的信條，許多共產黨員也成了封建文化的信徒。
其二，市場經濟的利益導向作用，迫使每一個人去為自己奮斗，把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為了自己“富起來”，運用非法的與合法的各種手段參與競爭，甚至掠奪。人們的私欲極度膨脹，從追逐個人利益和小團體利益出發，向損人利己、損公肥私、見利忘義、非法牟利猛進，金錢、美女、升官發財已成為許多人的世界觀。目前，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已成為社會的公害，成為一切違法犯罪的主要根源。“商品以它不可阻擋的威力改造著每個人，中國青年一代在呼吸著商品經濟的空氣長大。”（《21世紀中國向何處去》第392頁）。這些思想意識是新老私有制經濟基礎和西方所謂自由民主思想的混合產物，它對人們的世界觀起著極大的塑造作用，這種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在各個領域都在與馬列毛主義、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對抗著、斗爭著。
其三，道德危機。資產階級的性自由、性解放，臺風似的橫掃祖國大地，商業活動中的“公關”、“三陪小姐”、“坐臺小姐”、“吃喝嫖賭”、“賣淫嫖娼”到處可見；家庭婚姻方面的“試婚”、“第三者”、“小秘”、“形式夫妻”、“一夫多妻”等違犯婚姻法的行為也較普遍。人們把眼前的物質利益（錢、權、色）當作人生的奮斗目標，失去了長遠理想的追求，必然陷入功利主義的泥潭不能自拔，社會主義的公德也蕩然無存，于是形成了道德危機，主要表現在“道德評價失范、價值取向紊亂，各種非道德主義泛濫、社會道德失去控制、道德教育扭曲變型等五個方面。”
其四、對文化的危害。市場經濟產生了商品市場文化，它從上世紀80年代初大規模地占領了文化空間。供市場消費并為市場服務的文化，多為一次性的，它以新奇、刺激、欲望為特征，廣告、戲曲、劇本、廣播、音像制品，連同作者、歌星、體壇明星、模特等均以商品身份進入文化市場，大專學校成了培養演員、藝術家等上述各種星級、非星級特種商品的基地，成為生產上述特殊商品的“工廠”，大批傳播庸俗、低下內容的小報、雜志、書刊涌入市場，它們吞咬著每一位健康人的心靈，污染著祖國的大好河山。許多傳統的、思想性、藝術性俱佳的書刊、影片等作品銷售不暢，但那些刺激性強、古怪離奇、低級下流的作品卻暢通無阻，一些黃色書刊、音像、出版物屢禁不止，國產的影片觀眾稀少，而臺、港、新、韓特別是美國大片多是滿座、收視率較高。究其原因，一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影響，“1978年以來有著廣泛社會影響、文化思潮主題的演變，是以形形色色的民間形式形成的，例如人道主義、異化問題、主題論、真理多元論；新權威主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趨同論；以“河殤”為代表的全盤西化論；文化全球化、后現代主義、知識分子邊緣化、市民社會化等等。他們無不打著西方思想的烙印。西方各種思潮開始涌入，幾乎全部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著作都在中國文化市場中周游了一遍。”（《關鍵時刻》第57頁）；二是有市場，這些低級、具有強烈刺激性的文化產品，有較廣泛的市場，有大錢可賺，成為“70、80、90”后出生的幾代青年許多人的主要精神食糧。雖然近幾年出版了一些較好的作品、有傳統教育意義的影視片，這是好的。但是，對錯誤、沒落的文化缺乏批判，對好的作品也缺乏宣傳引導，仍使許多年輕一代難以辨別是非，分不清什么是香花、毒草，仍有喜歡低俗的、不喜歡高尚的文化的傾向。
第十二，最根本的一條是丟掉了馬列毛主義的理論，拋棄了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重走資本主義的老路
改革開放以來，主要是否定了馬列毛主義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和階級分析方法，分不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甚至顛倒敵我關系，把敵人當作朋友，把朋友當作敵人；顛倒了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的關系。
丟掉了辯論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分不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顛倒了政治和經濟的關系，只強調發展生產力，忽略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建設與發展，只抓經濟基礎的發展，忽略抓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建設及發揮其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只抓經濟發展、不抓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與世界觀的改造。陷入了機械唯物論和主觀唯心主義，造成了許多人為的矛盾不能解決。這里只簡單提一下，不展開具體分析討論。總之，一句話馬列毛主義是奔向共產主義的，修正主義則是倒退到資本主義的，一個是向前走，一個是向后退，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一個淺顯道理，也是千真萬確的客觀事實。信不信我們不妨看一下，外國的一些報刊是如何評論中國的。美國《紐約時報》2006年2月26日的文章說：“中國至今雖自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所需要的社會構架已蕩然無存。中國大陸雖然早已在事實上拋棄了馬克思主義，但現今中國人仍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為了達到新世界的遠景，部分人要做出犧牲。只不過，過去的歷史前進的終點是共產主義烏托邦，現在則是市場經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為了達到使少數人富裕起來的市場經濟的遠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已經變成解釋窮人必須老老實實地受苦的合理性工具。”
美國《紐約時報》2004年2月29日刊登了題為《中國富人的生存信條》的文章說：如今中國的富人都住進了大城市郊區的別墅里。這些別墅平均售價80萬美元，四周有草坪，還有24小時保安巡邏。盡管如此，這些富人幾乎總是成為被搶劫的目標，搶劫犯在情況緊急時會起殺機。社會學家用于判斷一個國家收入分配不均現象的最新標準表明，中國的貧富差距比美國、日本、韓國和印度的更大。中國的一些精英開始相信世界信奉的是達爾文“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在這個世界上，關系和智慧意味著一切，平等這個古怪的觀念毫無意義。”（《大變化》第49-51頁）
改革開放也不是一無是處，我們要用一分為二的觀點看待這一事物。因為它在方向、道路上走錯了路，犯了方向性、路線性的錯誤，這就決定了整個30年工作的主流、本質是錯誤的，用力越大、犯錯誤越重，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事業損失也就更慘，它把一個社會主義性質的中國改變為資本主義性質的中國；它把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從國家主人翁的地位打入被統治、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它將進一步把我國變為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附庸。這難道不是天下第一號的犯罪嗎？毛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廣大人民經過22年的武裝斗爭，犧牲了兩千多萬革命烈士，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被這些修正主義分子葬送掉了，這難道不是對馬列毛主義、對社會主義、對共產黨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最大背叛嗎？
當然，由于廣大人民的艱苦奮斗，我國在經濟建設的某些方面也有些突破，如城市、高速公路建設發展較快，在鋼鐵、煤炭、發電等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大的自然災害面前，黨中央組織廣大人民和解放軍指戰員，戰勝了大災大難，保護了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某些提高等，這些是應該肯定的。但是，其中許多做法也是有問題的，如大舉內、外債，依靠高投資換取高速度，對外依存度過高、人民負債過重、超前消費、透支未來等，這些都是不妥當的，不科學的，是違背科學發展觀的。
上述事實重分說明，“走資派還在走”，許多年來，他們是用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改造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改造科學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用資本主義的自由化改造社會主義的有計劃化、有組織的一切為了國家和人民利益的經濟、政治、文化事業；用資本主義的按資分配改造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已把中國的社會主義基本改變為資本主義，這已是鐵的事實。按鄧小平說的“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葬送社會主義的是典型的右，是極右，這是毫無疑義的。與此相反，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們是真正的左派，是真正的革命派，這更是毫無疑義的。請問時事觀察員，你把堅持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走資派，說成是“左”派，說成是正確的；把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走社主義道路的同志們污蔑為“極左思潮”，并號召要把他們打下去，并蠱惑、煽動若不把他們打下去，社會主義就會葬送在他們手里。難道這不是典型的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嗎？你是在白日說夢話，把錯誤的說成正確的，把正確的說成錯誤的，把走資派說成改革派，把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說成是反對社會主義的改革派，把右派說成“左派”，把真正的左派說成“極左派”。你的真正目的是要把水攪渾，以保護走資派、資改派（即西山會議派）達到徹底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實現美國式的三權鼎立的政治制度，完全實現資本主義制度。在這里，我正告：“時事觀察員”，你是白日做夢!休想!
全國廣大的共產黨員、人民解放軍、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學生和廣大革命人民是決不會答應的。我們要堅決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的方向，堅定地走科學社會主義道路，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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