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嬋釋禪對何新先生《我的六十自述》的評論　　

聽嬋釋禪　　

何新先生在自己六十歲生日時，對自己人生那已經過去的六十年進行了自我評價和總結。其實，這世界上也真沒有幾個能讀懂他和有資格評價他的人。他的自我評價和總結，基本上是自我理性看待的，但他在一些方面還是過于自謙，但在另一些方面還有補充的必要。所以，看過他的這篇“自述”后，聽嬋釋禪就很有點想一吐為快的感覺。但愿不要因為聽嬋釋禪的以下這些謬見而傷害到何新先生，因為何新先生一直是我心中的大英雄，我之所以說一些正反兩方面的看法，也正是想激發何新先生的生命和學術創造活力，以減少這個天才式人物的“學術孤獨感”。　　

看完這篇《自述》，真正地感受到當年那個充滿“大氣、傲氣、才氣、霸氣的何新又回來了，他的語言風格是多么的耳熟能詳，而所有這些從我很年輕時看到的那本《自學》雜志開始就沒有間斷過地在我的眼耳間轟鳴著。說何新先生是我“神交”已久的啟蒙老師也不為過。他的學術，不僅僅影響了我，而且也整整影響了一代人，并且還要繼續影響下去。可以這樣說，我的學術生涯就是在他的這些學術轟鳴聲中浸泡長大的，但這階段也只是孕育的時期而已。當若干年前我用稚嫩的筆寫下一篇贊美宣揚何新的文章后，其實，那時對何新的“自認為讀懂”也是僅僅停留在表面上的，但卻召喚來了“何新熱”。直到有一天一個同樣天才的“纏中說禪”的橫空出世，才將浸泡在兩位大師智慧中的慧根，真正地與“天地古今中外”進行了徹底的溝通。這就是“以大師為師”的好處。　　

何新和纏中說禪都同時具有“大氣、傲氣、才氣、霸氣”這“大師”必備的“四氣”，但纏中說禪的藐視一切權威的獨創性的“霸氣”，比何新先生更濃厚一些。在他們兩人那里，學到了“大氣、傲氣”，在纏中說禪那里更多的是學到了藐視一切權威，只追求真理的“霸氣”，至于“才氣”，我恐怕與這兩位天才式人物是則要差很遠了，好在我的“悟性和宏觀把握綜合能力”的創新創造力還不錯，這也為“創新建立新理論”提供了便利條件，而且也體會到“遍覽經史、通透古今中外”對學術研究的好處。　　

這也正如何新先生所說的那樣：“有人說你為什么后來不去投個師門弄個學位呢？但是，有什么必要呢？當時我在中國學術界已經名聲赫赫。學術界當時那些達人，我大體都認識。誰能做我老師？誰配做我老師？誰敢做我老師？” 可以這樣說，任何一個能夠成為“大師”級別的人物，都是不可能有“知識和學術”傳承的意義上的老師的。因為，“大師”必須得有“創新創造和架構新理論體系”的本事，至少也得有“集大成”地重新形成總結概括前人“知識和學術”的完整體系的本事。當然，再加入點自己的理論創新創造和架構在里面，也就自然而然地更進一步地“成名成家”地大師了。而何新先生好象就是這種狀態之間的“大師”吧。　　

而“師承”只能是在原有“知識和學術”體系上的改良、修補、完善，而不是“顛覆意義”上的創新創造和架構。 何新的學術，更在于“集大成”地對諸多學科的整體宏觀總結、把握、概括和理順等的通才和大氣上，其就各學科本身而言，雖沒有浸染通透更深，但就學科門類的廣度和對古今中外學術的融會貫通方面，則將是中外學人無法望其項背的。然而，必竟何新先生的“創造性、顛覆性”的理論性創新和架構還是有限的，而多是以零散的方式表現出來，更不是以“獨創的完整獨立的理論體系”的形式存在。　　

比如：何新先生經常引為自豪的“在1990年重提“生產過剩”，振聾發聵，雷倒當時一片人”的那段歷史。這是對馬克思《資本論》研究到家后，對當時經濟實踐的一種“有理論出處”的最先驚醒夢中人的“說出皇帝沒穿新衣”的那個小孩。是理論聯系實際的對中國市場經濟運行實踐的一種對號入座，但他從來沒闡述過，不管是資本主義也好，還是社會主義也罷，只要采用了“先進高效率”的市場經濟之商品生產手段、分配手段、交換手段、消費手段等，那么這種“生產和產能、交換和運能等的過剩”就是避免不了的。這跟是什么社會制度關系不大，只是社會主義的政府、公有制企業等對市場經濟的即有效合理，又節約均衡“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等，才使市場經濟的運行變的有規矩、有節制。才能對資源、環境等更能有所保護。這也是何新先生沒有形成自己并具有“內在邏輯性”的經濟學理論體系”重要缺陷。也即其在“經濟學或是理論經濟學”的汪洋大海的岸邊，也只是拾到了當年馬克思曾經“把玩多時”的經濟學的幾枚美麗的貝殼而已。雖然如此，但在當時“眾人皆醉，何新獨醒”的經濟文化啟蒙時期，一個智者振聾發聵的呼喊，不能不讓整個中國學術界刮目相看。這種預見性的經濟政策貢獻，在當時無疑只有大智大慧的智者才能做到。　　

社會科學多是“思想理念”方面的玩意，對于一個聰明人來說，只要一聽到看到，就會被迅速掌握。有史以來的社會科學的無數啟蒙者都是大公無私、天下為公的偉大人物。其實，誰先說出來，也就意味著誰就是握有了這種思想理念的“知識產權”的人，但這個“知識產權”與當今自然科學相比，也是最不值錢的“知識產權”。所以，別看《資本論》寫的多明白，看的人也不少，但必竟是何新先生把這個問題與中國的市場經濟運行實踐聯系在一起了。這種“再創造”的意義與毛澤東把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上相結合的“再創造”的意義是一樣的。只是他的這類“再創造”有些太個案了，要是他有“整個經濟理論體系”的這種“再創造”，恐怕中國就不會走到今天。也就是說，何新先生的“實用主義經濟學或是實證主義經濟學或是叫國家主義經濟學或是叫政策經濟學”的實用經濟理論的“再創造”，對中國走到今天是有一定責任的。必竟曾經的“王者師”的經歷，對中國的發展進程是有很大影響的。但當時整個中國學術界是一片幼稚迷惘，就他一個稍微開點竅的人，又能指望誰呢？至于后來對他的完全拋棄，何新先生就再也沒有什么責任了。而問題的關鍵就是：何新先生沒有在“理論經濟學”上有重大的建樹。　　

當然，這要與那么只會背西方經濟學本本并毫無創新創造地只會生搬硬套的書呆子們相比，那些人與何新相比還是要有天壤之別的。因為無論什么經濟學理論，一個最重要的評判標準就是：要能“準確合理地解釋任何經濟現象”，然后才談得上指導。而那些只能解釋一兩個經濟現象，或是一些經濟現象；或是只能解釋“宏觀”，不能解釋“中微觀”；或是只能解釋“中微觀”，不能解釋“宏觀”；或是只能解釋資本主義、封建主義，不能解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等的經濟理論，都不是什么完善、完美、無懈可擊的真正濟世救民的有用的經濟學理論，這可以說是包括所有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其各種五花八門的條塊分割式的所謂經濟學理論，都是存在這樣一種“短板”的經濟學理論。即使象凱恩斯、薩繆爾森等那樣的經濟學家，也僅是開拓出只能解釋和指導某一層面或領域的經濟實踐活動并且也才管點用，更宏、中、微觀廣闊場景的經濟現象，其經濟學理論也就成了“騾子睪廢”了。對于這點，任何一個理性一點的學人，都是不應該有什么異議的吧。　　

那么當今世界有可以“準確合理地解釋所有宏、中、微觀經濟現象的經濟學理論嗎？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聽嬋釋禪在“集大成”基礎上創立的“社會市場經濟理論和世界文化架構理論”。對此，有人會說，這年頭“吹牛不上稅”，你就吹吧。這里咱們先把“吹不吹牛”的問題放一邊，最好是那些不服氣的，能把“這個理論”給批倒批臭了那才叫真本事，別的任何所謂的“玩口活”，那都是沒什么戰斗力，也是不能讓人信服的。如果誰真給批倒批臭了，那這個理論就不是什么“霸氣”了，而是“臭氣”了。我的希望與何新一樣，真的是希望有這樣的真正高手出現，那不僅是為了減少學術孤獨，更是為了增加學術挑戰，也許能對這個理論的完善有所幫助，并對繁榮經濟理論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這無疑是天下之幸，人民之幸。其實，這也許就是何新先生一生所一直渴求的，何新先生的“孤獨與挑戰”，在以前是真的孤獨，而且在許多領域他還要孤獨下去，但在“經濟學和文化學領域”，因為其“神交”弟子的理論的出現，其至少不應該再學術孤獨了吧，而應該是從原來“自我學術挑戰”過渡到“外來學術挑戰”了吧。　　

對于學術上或是對中華文化的“集大成”，聽嬋釋禪是歷來都不反對的，而且這個也必須得有充滿“大氣、傲氣、才氣、霸氣”的“全才”去做，但有一點是必須要明確的，那就是以往的學術或是文化“再精道”，從“馬列毛主義”出現以前，是沒有出現過任何能夠很好地“普惠于大眾”的濟世救民的治世“理論經濟學”理論的。中國當今之亂象皆緣于放棄了“以按勞分配、按公權力分配、按需分配”為主要分配形式的“公有制”。至于從“短缺的市場經濟”過渡到“過剩的市場經濟”之由“以商品生產為綱”轉變到“以交換為綱”的“市場化”定價等還在其次。 “市場化”的問題，主要還是出在那些市場供應不足性的商品，特別是生活必需品的有如住房這種“短缺”生活必需品價格的放任自流，這是極端失誤的，這也是造成當今之亂象和怨聲載道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說，整個社會恢復了“私有制這個萬惡之源”，也就意味著恢復了“按資分配和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這兩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而讓這“兩種分配方式”占主導和統領地位，那么原來社會主義社會里的一切社會主義因素也就要隨之受到摧殘了。這是沒有什么可商量余地的。　　

毛澤東當年即使在“已經不存在實體性的不同階級”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還是那樣如臨大敵地要針對“思想”里存在資產階級進行頑強的階級斗爭，原因也就在于此。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就只有“一個”階級，地富反壞右等都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不同工作角色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商學兵等。全體人民，收入實行“按勞分配”，按貢獻大小，收入雖有差距，但不是很大。國家和集體“資本”的全部利潤是通過“按公權力分配”投入到五大福利的保障和擴大再生產的國家和各集體內的經濟建設等方面上了。這個時期才是真正的“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名副其實的時期。就“一個”階級，收入和福利都差不了多少，你說這句話不是真正地兌現了嗎！別的時代再怎么忽悠，那說的與做的也是不一致的，那就沒有說服力的。這就是公有制經濟占主導和統領地位的社會主義的分配制度或是根本理論經濟學的命脈和靈魂。　　　 　 　

何新先生的研究沒有觸及到這樣的“理論經濟學深處”，雖然曾經對公有制奮不顧身地呼喊過，但從其“文里文外”對文革的認識還始終停留在表面的認識上，就能看到這種浮燥。這也許是跟他經歷的有如夢魘般的文革的切身感受所帶來的對理性的干擾有很大關系吧。也就是說，判斷當今社會之亂象，如果離開了私有化；離開了在某種商品還沒有相當充裕的情況下，特別是對于生活必需品的“為了市場化而市場化”的定價的放任自流等；離開了對市場經濟的有效合理的“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等幾大社會主義基本經濟理論方面，那就是一個恢復原來已經實行過的“封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把“按資分配和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方式加入其中并成為社會財富主導和統領分配方式無疑。這樣的“所謂的理論”，用創新嗎？除毛澤東時代之外，這種“所謂的理論”從封建社會的幾千年以來就已經輕車熟路地擺在那了。所以，那些聲稱在經濟理論方面創新的學人最好還理性客觀一些，不能把這種人類早有存在的并以分配制度為核心的經濟學理論以貪天之功地加以貪污的。就是聽嬋釋禪的所謂經濟學理論，也只不過在“集大成”的基礎上對其進行了更好的總結、概括、理順和體系化的“再創新創造和再架構”罷了。為的是更好地“準確合理地解釋和正確有效地”指市場經濟運行實踐。而這種通過建立一種“經濟理論體系”去“準確合理地解釋和正確有效地”指導經濟實踐的“內容和形式”的功夫，也才是一個學人真正需要的“真功夫”。　　　 　

什么是大師？從這種可以“指引指導”人類發展方向的意義上講的“理論經濟學”，才是真正需要“大師”去做的工作。所以“馬列毛”從來都沒有人懷疑其“大師或是導師”的身份和榮耀，因為他們指引指導并實踐了“社會主義”這種人類從來沒有過的東西。這種“顛覆性”的創造性意義，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師，而且他們更是聽嬋釋禪在《論大師》一文中所說的那種“世紀級別的大師”。何新先生也具備大師的那幾個要件，但大師的級別則要小得多了。至于其它那些念幾本破書，寫幾篇讀后感、總結或是弄幾本以前的知識或是資料的匯編就想大師了，這“大師”豈不是也有點太廉價了嗎？　　

　 　何新說：“我做學問，相當程度上只是為了自娛，游戲。當然還想留點好東西傳之后世，留給將來，給后人。”當一個人進入到這種境界，那才真正地懂得了這其中的“樂趣、孤獨和挑戰”。那是一種充滿樂趣且孤芳自賞的成就感，那是一種隱隱但時常襲擾的孤獨感，當然也有時時面臨“挑戰”的如履薄冰的感覺。這些奇妙且“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情緒感覺，不僅陪伴了何新的一生，也同樣會陪伴許類似的學人。　　 　

如果哪個文壇驕子能寫一部雅俗共賞、妙筆生花《何新傳奇》，那一定會是即驚世駭俗，又傳于后世的驚世之論。只是現代已不在有這樣的文壇高手了。　　

何新先生，祝您生日快樂！身體健康！永葆生命和學術研究的活力！　　

                          2010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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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何新：我的六十自述　　

wanshi按：許多海內外人士關心何新先生現狀，紛紛留言發帖揣測探問。在何新六十歲生日時，他曾對幾個好友講過一些有趣的話，本人錄音記錄整理。現在經何新先生過目確認修改補充后，在此發表。 　　

      （1）現狀，我是什么職務
      何新先生說：“我早就退隱了。只是我的組織關系在政協，退休的手續還未辦——但是無所謂的，什么時候接到通知就過去簽個字。
       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已是什么職務。20年前，我從中國社科院調進政協時我是正研究員，后來到政協，公務員改革的時候好像又給套了個什么級——但是什么級別也沒有人告訴我，我也懶得問，所以我也不知道。
   　　

  在政協我的關系是放在老干部局。但是20多年我沒上過一天班，也不用請假，所以政協機關沒有人認識我，我也不認識別人。
    　　

我的工資是機關按月直接打到銀行卡里，這邊有人替我代收。這么多年我并不知道自己掙多少錢，也沒有問過。我日常消費很低，吃素為主，掙錢也是給別人用，所以我不介意。我本是個山野閑散的人，實際等于早就退休了。” 
    　　

何新說：“國家對我很好。給我的這種特殊工作安排，大概在全中國獨一無二。即使前一些年有一段時間我已不是政協委員（第十屆），但待遇工資也沒有發生任何變化。”
    　　

何新嘲笑自己說：“所以，我是有職無務，有名無實，有事無業；這叫三有三無。非官員非學者，這叫二非。少年一個草根，青年一個游民，晚年一個精神的浪人，這叫三一。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我至今還沒找到讓我的精神能夠最后棲息的家園。 ”

　　

     （2）我的人生經歷不俗
     　　

 何新說：“我的人生經歷很怪異，奇特，不俗。自1966年文革開始，后來我離家上山下鄉，去東北軍墾農場，這幾十年當中，我所經歷的個人生涯中的小風小浪以至關系國家命運的大風大浪不少，奇事、怪事、不可思議之事也不少。
    　　

計算起來，我平生五歷生死邊緣，兩次死里回生。多少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流水落花，往事不堪回首！其間生生死死，愛恨情仇的經歷和上天下地的閱歷，絕非一般的文人、書生、凡夫俗子所能想象以至可以夢見！”
    　　

何新說：“蘇東坡說，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田舍乞兒——我也是如此。回顧平生——我少年時是浪子，青年時是游子，中年時是漢子。現在進入老年，我是個整天呆在屋里讀書的呆子。”

    　　

（3）我的一生是五部書
     　　

何新說：“我這一生，活得算瀟灑，很開心。　　

  年輕時代，我是登徒子。年輕時我很帥，身上有一種傲氣加霸氣， “酷斃”，也不怕事，很男人。所以女孩子都迷我。
       50歲以前，不好意思，經歷了幾次婚變，許多次戀愛。但一不靠金錢，二不靠權勢，三不靠騙人；只因為彼此喜歡，相處得開心。
       我戀愛過的，有世家高門的淑女，也有名揚一時的文化名媛。既曾紅燭擁美人，也有逾墻蹈穴的隱私秘事。但是基本上，沒有什么不可告人，見不得人的事情。
       我做事是霽月光風清清爽爽，愛就是愛，恨就是恨，一切擺在桌面上，絕不茍且，更不偷雞摸狗。兩情相悅，追求一個“愛”字，有感覺就到一起，沒感覺或者感覺不好，就分手，愛得明白，也散得明白！！
       何新笑著總結說：“可以這么說，我的少年時代是一部闖江湖的《水滸傳》，青年時代是一部紅袖簇擁的《紅樓夢》，壯年時代是一部隨心所欲的《金瓶梅》，中年時代是一部縱橫捭閣的《三國志》，晚年是一部歸覓心經的《西游記》——五大奇書都凝聚濃縮在我平生的感情和閱歷中。如果有機會娓娓道來把往事寫一寫，那會是很好看的一部傳奇故事。”
        何新說：“最不可思議的是，我的這種人生故事竟然發生在1949以后到今天這么一個完全缺乏浪漫蒂克精神的時代。所以，我的生活經歷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是異常奇特獨一無二的。” 

　　

（4）我是個玩家、逸品
       何新說：“其實我也是非常幸運之人。得天所眷，不僅屢歷磨難不死。而且得天眼通，心有慧根，能與天地古今中外溝通。
     我平生無書不讀，無所不學，在人文學術領域舉凡文、史、哲、經、數、理、化、文字、語言、邏輯[1]，天文[2]、地理[3]，以及藝術、文學、詩歌、美學，以至考古、文物、書畫古玩，樣樣我都涉獵過，也深入淺出地玩過。
      老實說，對于這些學術中的任何一門，都足夠一個人投入一生去研究的。我平生著作數十種，有一些被譯成多種文字。我的一些暢銷書被盜版無數。其實，如果一個學者只要寫得出其中一、兩種就已經不枉此生，足以名世而成一家言。然而我始終文思如泉涌，直到如今仍未枯竭。目前，我想完成但目前尚未完成的半成品著作（在電腦中或案頭上），還有十余種。
   　　

 我行文如神機天縱。一些文人不服氣，他們說——從沒看到何新真的在做什么學問。的確，前人講究什么“皓首窮經”，主張一生只讀一經，板凳須坐十年冷，主張下這種死功夫。而我則不同。年輕時代，我也曾風花雪月，游戲人生。什么都沒耽誤！行過萬里路，也讀破了萬卷書。但是我的確并沒有對其中的任何一種學問傾其全身心專門投入過——所以我承認自己不是專家——不是專門之家。
      但是學問之境有如做人的境界，最高之道是融會貫通，而我做到了，所以我是通家，又是個玩家。世界是幻，人生是夢，學術是游戲。我認為學問達到至高境界是能“玩”。
    我也通繪事。中國古來畫有南北分宗及力（隸）家與逸家之說。臺灣前故宮院長江兆申，曾寫信稱我的畫是逸品，說境界很高。其實我這個人就是一種逸品——閑云野鶴，野逸之士。

    　　

（5）逃避大師
    　　

何新說：所以，我不是什么大師，不配也不想當。就像我絕對從來不想從政當官一樣——如果真的想當，那我曾經很有機會。
       我不選擇從政當官，是有自知之明。第一我知道自己是新疆的姑娘，小辮子很多（鄧小平的話），反對者一抓就是一把。第二我也不會造作自己成個偶象。
       說老實話，我真的極討厭“大師”這兩個字。因為這兩個字在當今已經被利祿金錢熏染得非常之骯臟——一想到某種“大師”，就會想到那種虛偽、造作、拿腔拿調、裝腔作勢，俗話說就是裝XX。所以我說我不入流，而且甘居末流。


　　

（6）論學問，我確有超凡之處
      何新說：“但如果談到學術，那我又的確有超凡脫俗的非常之處。我的學問中有一部分是活學問——有用和能用的學問，經世致用之學，談論經濟的，政治的，涉及國計民生的，國際戰略問題的。但是我所真正屬意的，下了大功夫的，還是我的一套《何新國學經典新考》。[4]
    　　

我寫這一套書，旨在“兼融古今之智勇，[5]開拓萬古之心胸”——但這套書并不是寫給當今的凡夫俗子利欲之徒們看的。
       不僅他們，包括你們，當今的人基本不會懂這一套書。就是做這種學問的學者中，能真懂者也是有限。因為他們做學問要領悟而達到我的這種境界，還有很大距離呢！
   　　

何新說：當今并不是什么讀書向學的時代，外部沒這個氛圍，沒這種環境。當今的俗文化，叫做什么“讀圖時代”，“全娛樂時代”，其實就是搞笑的時代，忽悠的時代，惡搞的時代——所謂“末法”時代。一切嚴肅的東西到此都會變形，一切神圣的東西到此都被解構，一切莊嚴的東西都被打成粉碎。在這個時代，認真作學問，談論真學問，那就是一種自瀆和自褻，是一種愚憨。
       所以我做學問，相當程度上只是為了自娛，游戲。當然還想留點好東西傳之后世，留給將來，給后人。”
      何新說：“所以我把我的這一套書留給未來的人，留給后世子孫。我還是很自豪。為中華民族存留了一種文化精神，一部精華，一種經典。”
       當今這場所謂“市場轉型”，方向道路已經完全錯亂。什么“十八跳”之類，將來一定會被歷史牢牢地釘在恥辱柱上。這個“轉型”運動在現代史上，是文革以后的又一浩劫！是文化的浩劫，是人道的浩劫，也是自然生態的浩劫！
      生態之破壞，莫如當今之嚴重，根源在于市場化過程中人們對金錢的瘋狂追逐、官員對GDP的掠奪式榨取！現在又在鼓吹農地私有化。私有化無非就是又一場掠奪。
      但是，任何劫難也終有終了的一天！誰也無法欺騙歷史！——總有一天人們還會回歸莊嚴和反思。渡盡劫波人猶在，[6]相逢一笑泯恩仇！人們會反思今天，會痛定思痛。當泡沫散去，塵埃落定，金子還會放光芒！
    　　

我相信，即使世界大戰以至天崩地裂，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總會存留下若干種子，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總有一天，劫后復生，還會再出現一種文化昌明的好時代、新時代，真正的文化盛世；還會再出現新一代文化上的智者們。
    　　

我的那些時論、政論以至爭論，以后都將完全失去意義。但我的這一套《經典新考》會經得起后人之研究、之欣賞。因為這一套書貫通上下，銜接古今。我用一種獨特的視角對上古經典和傳統中國文明，重新作了系統性的解讀。
   　　

 我很自豪。如果沒有我，什么《詩》、《書》、《易》、《老》、儒與道都被一些文人墨客歪講邪講，講傻了，講歪了！
    這套書我曾經一改再改，批刪百遍，嘔心瀝血，銷磨二十年，方得完成。這就是何新的《太史公書》，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7）學術界無對手
      何新說：對我的學術一向有爭議。然而當今有哪位人物什么東西沒有爭議？其實爭個屁，我比所有的非議者都高！君子當仁不讓，這個問題上我不必假謙虛！
    　　

人家說可是你沒學歷啊！是啊。1977年我考進黑龍江一所末流大學只讀了三個月不到。但是一年后回到北京，我已經進入名牌大學當了教師。而我教的那些學生，都是78屆的，本應當是我的同學。一年后又是胡喬木和梅益先生把我破格調進中國社科院。進去后我就被直接安排在社科院的最高學術文官機構科研組織局當學術秘書。1980年代我已經在中國學術界嶄露頭角。
      有人說你為什么后來不去投個師門弄個學位呢？但是，有什么必要呢？當時我在中國學術界已經名聲赫赫。學術界當時那些達人，我大體都認識。誰能做我老師？誰配做我老師？誰敢做我老師？
      自從1980年代前后我在學術界出頭到今天，遭遇過的高手如林。批過我的人不少，因嫉而罵而恨我的人也許更多——可是哪個對手能把我擊倒在地？那些挑戰者，甚至很少有與我論戰能往復達到兩個回合以上的。以至包括直接批評過我的呂叔湘、袁珂那樣值得尊重的老先生，交手一個回合也就罷手。
      當年在陜西有個斯維至老先生，就一個”德“字的釋義，與我公開在《人文雜志》上往復討論，但是也不過三個回合，他就無意再辯，高掛免戰牌了。至于當年有個什么史學博士王xx，在堂堂的《歷史研究》雜志上以頭版頭條撰文批我，來勢洶洶。我也就撰文回應，把他的皮剝下。可笑交手只一個回合，我還戰意猶酣呢，他卻偃旗息鼓縮頭退去不見蹤影了！
       80年代我當時在學術界取得一席地位，不是靠學歷，也不是靠關系，而是靠真學問，靠真本事。英雄不問出身，80年代中國政治好，社會風氣也好，學風也好。社會禮賢下士，重實才不重身份，重能力不重學歷。所以能破格用人！

　　

     （8）中國經濟學家荒謬錯亂
    　　

何新：我是個業余經濟學家。但是在經濟學上，我1990年重提“生產過剩”，振聾發聵，雷倒當時一片人。而今天“產能過剩”已成了經濟學界的口頭禪。那些人們好像忘記了他們奉為祖師的薩繆爾森在《經濟學》中曾經講，“現代資本主義已經永遠解決了“生產過剩”這個19世紀的偽命題。”　　　　

“主流經濟學”這個辭幾乎是我的發明，現在這個新自由主義的牌坊有點臭了！
    “中國經濟學家沒有真正懂經濟學的”——這是我2000年在《新國家主義經濟學》中講的，如今這至少是網絡大眾頗為普遍的共識！
    　　

但是，中國經濟學荒謬錯亂到什么程度？？還是怎么估計都嫌不足！一個匯率升值問題，一批經濟學家鼓吹了幾年，大談人民幣幣值被低估應該“升值”——卻沒有人知道“匯率”原來并非“幣值”。因此，“匯率升值”，并不可與“人民幣升值”混為一談，從而誤導了國家和廣大民眾！
    　　

利用匯率升值，做遠期交易的外匯期貨就可以直接套匯賺錢，這在國際貿易中是基本的常識。而中國經濟學人中竟然很少有人知道。還要被我這個非專業的老頭子捅破，告訴大家美國皇帝并沒穿衣服！、
    其實我不好意思，很不想出來講。但實在是按捺不住，不得不講，因為中國的外匯儲備在流失啊，令人痛心！每一次人民幣升值，都意味著中國給老外發錢，每年貼匯流失千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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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享受孤獨
       十幾年來，我好孤獨。沒有對手，也沒有值得與之對話一談的人。那些曾經知我、誨我、提攜我、獎掖我，令我尊敬的長者、能者、德者，于今多已逝去了。
    　　

當今中國已無文化人——只剩下些衰人，只怕以后再過一兩代，連能讀《古文觀止》原文的人也不多了。當今文化表面富麗堂皇，可惜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都是徒有泡沫。價值之沒落，無過今日！真令人悲哉痛也!
    　　

在當代，我時常見到一些猥瑣的不肖文人偷我抄我竊我寫的東西。（例如某個大名鼎鼎的“清流”文人X杰。）包括我偶然講過一點只言片語，都有人撿起來借題發揮。可是，有資格和我對話的我見不到一個。我只能享受孤獨！


　　

（10）看未來淡如清水
       何新說：我對自己的未來看得淡如清水。我平生經受過凡人不能想象的大苦，也享受過俗人不能想象的大福——而今回看人生，一切，宛如一場游戲。只留得一抹微笑而已。
    　　

我的身體狀態外強中干，表面似很好，其實是眼半瞎，腦半殘，心半死（我的心臟有個窟窿，動脈上有一血管瘤）。惜命的人遇到這種情況，早嚇得半死，會食不好睡不安，恨不得天天要去泡醫生。可是我自十年前檢查出來至今，連再復檢都沒去過。、
    　　

國家給我的安排是享受副部級的高干醫療待遇，每年都有公費體檢，但是十多年來我根本沒去檢查過。我很少去醫院。中西醫藥理、病理、生理，我粗知一二，一般生病我都自己調藥自我治療。如果真出大事，我的態度是恬淡寧靜，順天由命。國家安排，每年暑期我可以攜帶家眷享受一次去名勝地公費休養的待遇。但是我給國家省了錢，十幾年來一次也沒有去過。
   　　

 死生有命，萬法皆虛。我是隨時準備放下眼前身外的一切，皈依涅槃去見佛祖的。來時赤條條，去時無牽掛。而今天但凡我還活著——那只有一種意愿就是，再寫點東西，利樂眾生，利樂有情，利樂他人。
    　　

但是在當今中國，好人難做，好事難做。社會文化的氛圍太壞。聽說世博會進門原有一個特殊通道，專供給貴賓和孕婦、殘疾人使用。后來不得不關了。因為那些健康人，發現這是一個漏洞和機會，就或賄賂或找關系，或偽裝成孕婦殘疾人，蜂擁而來。結果主管只好把它關了！做好事有惡報，這就是丑陋中國的現狀。
    　　

但是盡管如此，還是要堅守自己的信念。所以，我現在凡所言、所寫、所愛、所喜、所恨、所苦、所欲泣、所欲罵——皆非關自我之悲情，而是以大悲之心觀世——為濟世，為后代，為國家，為蒼生！如此而已，夫復何求？！大劫將至。善善惡惡，因果相循，命也夫，隨之去，過眼云煙而已。
上天給我的恩寵已經夠多了！
      　　

這就是我的六十歲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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