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梁啟超為何善變？
劉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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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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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烏有之鄉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從協助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開始，到西元1929年逝世，享年57歲的梁啟超，在他30多年的政治歷程中，幾乎將自己的名字與中國近代史上每一件大事都聯系在一起。而且，他先后與中國近代史上各種思潮、各種政治派別都有密切的接觸，其生前的聲望也被各種力量借重。在他逝世的時候，北京和上海都召開了追悼會，無數人自發地參加。這是梁啟超一生的一個重要的特點：他幾乎受到各個方面的歡迎和重視。但是，也正因為如此，梁啟超也被稱為在政治上是“善變”的。
梁啟超的確是“善變”的。他支持過變法維新，也靠近過孫中山的武裝革命；他既支持革命，又被認定為是一個反對革命的改良主義者；他大力提倡君主立憲，又鼓動段祺瑞發兵推翻張勛辮子軍的復辟；他曾經想借助日本的力量改變中國，又很早就向中國介紹馬克思主義；他擁護過袁世凱的強人政治，試圖與袁世凱一文一武聯手治理中國，又策劃自己的學生蔡鍔領兵反對袁世凱；他向中國大力介紹西方思想，提倡“德先生”、“賽先生”，并一手直接促成了“五四運動”，最終又認為西方文明已經破產，要用東方文明來拯救世界；……。贊揚梁啟超的人說，他的善變是與時俱進。批評梁啟超的人說，他的善變是政治投機。維護梁啟超的人說，他善變的背后，有“內在的一致性”。抨擊梁啟超的人說，他的善變是自相矛盾、無所依靠的彷徨；等等。于是，中國近代史上幾乎每一個政治流派，都能從梁啟超那里找到支持，同樣也能找到反對。梁啟超從學術思想到政治領域的“善變”，的確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大奇觀。
我不認為梁啟超的“善變”是政治投機，相反，我認為，梁啟超在政治領域的每一個選擇都是真誠的。那么，又如何解釋他在政治上沒有主見、沒有長性呢？人們評價梁啟超，有一個詞經常提到，說梁啟超“學貫中西”。我認為，這是一個比較準確的描述。在某些專門領域，梁啟超可能不如某些“專家”，但是，從整體上說，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極為少有的人物，他最突出的地方就在于：對于東西方文化，梁啟超比同時代的其他人都更接近了兩者的本質。
梁啟超所處的時代是一個變動巨大的時代，后人說，這是一個“新思想”層出不窮的時代。實際上，這種描述并不準確。在那個時代出現的所有“新思想”，其實都是既有的“舊思想”，只是對某些以前沒有接觸過某種思想的人來說，它可以是特定的“新思想”。因此，在那個巨變的時代，有些人因為接觸了某一種“新思想”，便以為找到了新世界的真理。這樣的人，在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中非常多。有人認為實用主義是唯一，有人認為無政府主義才是真理，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最適合中國，有人認為儒家思想才是正路……。對于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來說，很多人都只是盲人摸象，以為窺一斑便能知全豹。而梁啟超與他們不同。梁啟超幾乎在各個領域都觸及到東西方文化的本質，他是那個年代在思想上與東西方文化的本質同時都最接近的人。而其他很多知識分子，大多只是在某一個領域、某一個側面接近了本質。因此，當不同的思想和政治流派互相角逐的時候，梁啟超要么成為各派爭取的對象，要么成為各派批評的對象。
舉個小例子。清華是一個西式的學校。梁啟超在清華的時候，向校長推薦了陳寅恪。校長問：這個陳寅恪是哪個洋學校的碩士、博士？梁啟超說：沒有。校長又問：這個陳寅恪有什么專著？梁啟超說：也沒有。校長說：這就很難辦，怎么能讓這樣一個人來當教授？其實，校長對于梁啟超這個推薦的反應，完全是西方化的，從西式學校的角度說，校長的反應很正常，毫無破綻，也無可厚非。但是，梁啟超說：陳寅恪的幾百字就超過我的全部文字。于是，校長不得不答應梁啟超。梁啟超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可以說完全是中國傳統式的。中國傳統的教育以及對人才的認識，就是不講究職稱、著作之類身外之物的，但他又確實是要給陳寅恪謀一個西方化的教授頭銜。梁啟超在教育和人才問題上，對于東西方文化實質的同時把握，使得他高出了校長。這樣一種東方傳統的流露，在梁啟超身上顯得極為自然，并沒有刻意的痕跡。
教育問題只是很小的一個方面，在政治、民主、經濟、國家利益等等很多問題上，梁啟超都同時接近了東西方文化的本質，而不像同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只是有限地在自己的知識范圍內，達到“專家”的本質，卻不能像梁啟超一樣視野開闊與真知灼見并存。但是，梁啟超的問題在于，他對東西方文化的本質了解都很深入，卻未能將其協調起來。因此，梁啟超著作甚豐，一生寫了1400多萬字，卻沒有鮮明的主張。誰都可以從他那里找到自己需要的東西。以至于如今，主張發揚五四精神，推行“德先生”、“賽先生”的人，可以拿梁啟超做旗幟。而被五四批判的儒家學說，在新儒家的目光下，梁啟超同樣也是新儒家的代表。造成這種奇觀的原因，就在于梁啟超對東西方文化都有本質性的把握，卻未能將其協調。
梁啟超晚年因尿毒癥到協和醫院開刀，結果，美國人開的醫院居然發生了一個重大的醫療事故。梁啟超的壞腎沒被切掉，另一只好的腎居然被切掉了。本來，梁啟超的家人朋友要向協和醫院興師問罪，提出賠償，但是，梁啟超因擔心影響西醫在中國的發展前途，在病榻上用中藥養病調理的時候，居然還寫文章為協和醫院辯護，其他人也只好不了了之。手術8個月后，梁啟超病逝。這件事情彷佛也是一個象征：他對中醫和西醫都有信賴，但沒有處理好兩者的關系，最終傷害了自己。反過來說，如果這個不幸沒有發生，梁啟超再有一段健康的生命時間，也許，他就能把自己的觀念協調起來，變成一個真正的理論。
梁啟超的“善變”是因為他在歷史巨變時期，在復雜的政治領域，隨時都能發現每一種政治主張和政治勢力都有符合東方或西方文化本質的道理，而不像只接受某一種主張的人，只認為自己的方式是對的，別人都是錯的。因此，與自己不同的政治行為，都是應該被批判打倒的。梁啟超則在不同的政治流派中，都深刻地看到各自的合理性，即便在袁世凱身上也一樣。因此，梁啟超的“善變”不是因為政治投機，而是因為他把每一種合理性都當成可能的終極價值。這也成為梁啟超的遺憾。在巨變的時代，他沒有能夠把他所認識到的、豐富的合理性，變成一個綱舉目張的思想體系。按照梁啟超的遺愿，他的墓碑上沒有評價性、總結性的文字，也許就是他自己對這一點的了解。梁啟超理解了一切，卻未能形成自己的方法。而其他人是，只理解了一部分，便確定了方法。穿過歷史的歲月，今天我們可以看到，梁啟超一個人做到的事情，如今很多人同時在做。這也是梁啟超依然被當今中國人廣為關注的原因：至今，我們還是沒能找到面對現實的真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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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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