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國和無良權貴思想的思考　　

許  曉  黎　　

思想自由，現在相當多的人在尋找思想自由之都，有很多現代思想的專家、青年渴望這樣的人文環境：沒有界限，沒有準則，無拘無束的自由奔放，哪里是真的自由之都呢？我們來看看三個代表性人物：　　

一、權貴至上和無仁的瘋狂-----任志強　　

任志強說：“我是商人，不考慮窮人！”這樣赤裸裸的話，在西方社會的商人不敢說，也不能說，一是市場的定位有許多潛在因素，誰也不愿意把自己劃定在一個圈子里面；二是在西方社會，一個沒有同情心的商人必將是注定失敗的商人，為什么在中國，我們的房產大亨敢說怎樣的話？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現在確實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中國的權貴擁有絕對話語權和市場主導權，能不能進入房地產行業已經成為強勢集團的標志，他們在一次又一次掠奪中跑馬圈地，雙手沾滿了國家、集體、弱勢群體的血淚，這是一個一本萬利的豪賭，這是權貴們肆意掠奪的金錢游戲，這是爾虞我詐、顛倒黑白的富貴世界，與窮人無關、與弱勢無緣、與正直無份，普通人沒有話語權。        　　

我把這種商人稱為權貴商人-----利用對國家資源的壟斷，把自己的意愿強加給國家、集體、社會以及大多數人，從而達到為極少數人和勢力牟取暴利的目的。　　

 1、作為權貴商人，他說：“宏觀調控不是為了讓房價下跌，是為了穩漲” 這是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國家的企圖，顯然，國家的調控已經觸動到強勢集團的利益。他又說“買賣有理、炒房無罪，禁止炒房就是違憲！”這是為了私利，在法律尋找對自己有利的部分，其實他并不看好法律，法律對于他們來說，不是來要求自己的，而是約束他人或規避風險、牟取暴利的手段。　　

　2、作為權貴商人，他說“高房價控制人口素質” ，用一種暴利來實現對國家人口的控制，用一種暴利來讓住高價房的人口素質高起來，在這里我只看見了野蠻和霸道。　　

　3、作為權貴商人，他說：“沒有巨大的利潤支持，無法建設品牌，因此房產品牌就應該是具有暴利” 權貴商人的特性使他們注定不是真正的商人，他們是權貴溫室里面的花朵，是生長在腐化、墮落土壤的毒劑，他們貪婪的吞噬著無窮的暴利，失去了暴利他們就會死去。　　

　4、作為權貴商人，他說：“我沒有責任替窮人蓋房子，房地產開發商只替富人建房。” 權貴就是富人，權貴至上的瘋狂讓他們撕去了最后的偽裝，剝奪了窮人最起碼生存的權利。　　

　5、作為權貴商人，他說：“房價降了，房地產開發商有權不蓋房。”這是公然向國家和窮人叫板，或者說是一種訛詐。　　

看見任志強的話語，讓我想起“為富不仁“的古訓，這不但是赤裸裸的不仁，而且進入了一種瘋狂的狀態，不加掩飾和口無遮攔，無所顧忌的原因是因為權貴對房地產行業絕對的主導權，絕對優勢是不需要掩飾，在市場經濟體制中出現絕對的主導權意味著什么？最起碼說明這個行業是不健康的，是迫切需要整治的。中國是自由之都嗎？是權貴的極度自由之都，在這里，你想獲得更高的自由，你就必須瘋狂追逐權利和金錢，權利越大，金錢越多，你的自由度越大。反之亦然。　　

　二、精英至上和無德的肆虐-----厲以寧　　

改革開放以來，精英論主導著整個中國改革，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成就一批精英，可以說這是一場制造富豪的政治運動，在這場運動中，有些無良的學者成為看得見的推手，他們推銷劫貧濟富的理論，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經濟奇跡；他們用聲討國有資產的原罪性來支持個人的原罪性，為個人和外資的非法所得開脫，為國有資產的存在開罪。他們認為極少數人才是歷史的推動者，精英治國是中國唯一的希望。　　

這些看得見的推手就是權政學霸-----利用自身的名望和學識權威，以實現精英政治為目的，以精英政治需求為等價條件，進行政治活動的文人。　　

　1、作為權政學霸，他說：“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社會的進步就是精英集團對大多數民眾無情的掠奪，沒有掠奪精英集團就沒有進步，這也正是精英集團成長的必要手段之一。看來，掠奪有理，貧窮有罪是厲以寧精英論的核心。這種為了把少數人的歡樂建立在大多數人的痛苦之上，他說：“12億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　　

　2、作為權政學霸，他說：“中國不應該建成福利社會，否則人們便沒有危機感，不好好工作。”他的意思是：這種盤剝在當今的中國，顯然還不夠，廣大老百姓工作的積極性還不高，老百姓的死活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你死前有沒有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讓精英們享受。　　　　

　3、作為權政學霸，他說：“我要為富人說話，不是為了討好富人。今天有些人罵富人，好像是給窮人出氣，其實他們是害了窮人。”這句話的深刻含義是：窮人必須逆來順受，你們最好自己死去，不要讓權貴們背上殺人的名氣，否則，將對你們不利。　　

　4、作為權政學霸，他說：“在改革過程中，國有資產的流失是必然的，對環境的污染勢必難免。但我們獲得了收益。國有資產要就是一碗飯，要往上面吐吐沫。”這些話，表現了他對國有資產的深惡痛絕，　　

　5、作為作為權政學霸，他說：“將基尼系數農村城市分開計算，這樣中國貧富分化就不嚴重了，農民就有望進入社會中產者階層。中國農民不要害怕當中產階級。”這種掩耳盜鈴的思維方式，這種違背實際情況的造假的科學態度，為了掩蓋精英的原罪和掠奪現實，大搞雙重標準，這是一個一流權威應該說的話嗎？　　

厲以寧的精英論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血淚掠奪理論，四處宣揚掠奪有理，貧窮有罪，他對窮人充滿了無比的仇恨，他希望工人無休止的勞動，保持著最低的生存標準，在榨干他們最后一滴油的時候，厲以寧不會有一絲憐憫，相反為他們沒有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而憤恨，他希望在這個世界只有兩種人，一種是精英，他們只向社會索取，一種是窮人，他們只向社會奉獻。　　

三、利益至上和無良的泛濫-----茅于軾　　

南都周刊：有批評者稱，您有關耕地保護與糧食安全的論斷，是在為境外基金會傳聲、代言，而且您本次調研報告恰恰是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資助。　　

　福特基金會是一個什么性質的公司，大家不言自明，咱們現在不說敵視，說敵視不符合某些國際專家的思維方式，我認為最起碼可以說，福特公司對中國持批評態度，主要的批評方向就是中國政治制度，而這恰恰是目前中國政府執政的根本。        　　

福特基金會不是慈善會，茅于軾也不是扶貧對象。那么，福特商業性的物色人才應該持什么標準呢？第一點、也是福特基金會的宗旨，就是對中國政治制度必須持批評態度（我深信，張宏良是絕不可能拿到他們一分錢的）。第二點、這個人必須有足夠的名望，否則達不到應有的效果，第三點、敢于提出石破天驚的觀點和理論，一方面可以突破理論壁壘，另一方面吸引公眾注意力，從而達到他們期望的政治效應，至于理論的嚴肅性、科學性、可行性在政治考量下都顯得微不足道。基于這三點，茅于軾完全做到，所以福特公司給他提供資金，雙方自然一拍即合，心有靈犀一點通，自然是主動的，不需要暗示。　　

所以茅于軾說：“我們的合作自然是很密切的，但我們所有的研究，沒有一個是別人授意我們做的，都是我們主動要做的。我根本不在乎拿外國人的錢，我也不在乎拿資本家的錢。”　　

茅于軾說：“我不拿他的錢，我拿誰的錢？誰給我錢？政府的錢，我們很難拿到。有沒有老百姓拿錢給我們？有，那是少數，給個兩萬三萬的，靠這個根本活不了。”　　

老百姓真的養不活你嗎？其實不是養不養得活的問題，關鍵是你要過怎樣的生活！權貴的生活方式當然只有權貴能夠養活你，我把這種權貴政客主導下的學者稱之為權貴學閥-----利用自身的名望和學識權威，以實現權貴政治為目的，以物質需求為等價條件，進行社會活動的文人。　　

1、作為權貴學閥，他可以自食其言，可以信口開河，把最需要講究證據的學術準則視為兒戲，所以科學的嚴肅性黯然失色。他說：“這個問題很復雜，我說過這話就后悔了，自己對這方面沒有深入研究。我隨便說的。”　　

2、作為權貴學閥，他認為貪污有理，站在政治層面來說，畢竟這個錢沒有流入國家和窮人的腰包，權貴官僚這些自己人“貪污五千億不是大事”。　　

3、作為權貴學閥，他說：“還有許多表面上幫助窮人，其后果損害窮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設定很高的最低工資標準...讓窮人上當受騙”。這句話的深刻含義是：窮人可以餓死，但是請不要逼權貴把你們殺死。　　

4、作為權貴學閥，他說：“最好的方法應該是提高學費，通過提高的學費，以增加更多的獎學金和助學貸款，來解決窮人上學的問題。”“目前的中國高校里，窮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學費降低，是讓不窮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學費的人搭了這個便車。　　

這在表現他對窮人善意的一面，然而卻是一個裝滿蜜糖的偽裝陷阱！這樣的結果是：為了讓極少數富人多交一點錢，而把窮人逼到傾家蕩產的地步。偽善是會死人的！　　

5、作為權貴學閥，他說：“企業家有原罪的說法是不合理的。”“我們要保護先富裕的人，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也就是要維持一個這樣的局面：富人可以永遠是掠奪者、施舍者，窮人永遠是依附富人的隨葬品。竊國者侯，竊鉤者誅是茅氏的核心理念。　　

6、作為權貴學閥和福特的受助者，他說： “如果全世界對中國禁運糧食，一定是我們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也就是說，中國不能對世界說不！　　

7、作為權貴學閥和福特的受助者，他說：“中印戰爭為了幾萬平方公里基本上沒有多少人口的一片荒地而戰，有什么價值？”也就是說，中國可以用土地換和平，一直換到土地沒有了，天下就真正太平了！有一種人，只有在自己的切身利益或生命受到威脅時，才能夠明白祖國的強大是多么重要；有一種刀筆小吏，在祖國最需要的時候他保持沉默，龜縮不前，卻總是在和平時期跳出來大肆指責在祖國危難時灑熱血，拋頭顱的英雄，李廣雖然死了，卻活了數千年。　　

8、作為權貴學閥和福特的受助者，他說：“目前保護耕地面積政策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房地產的價格大幅度上升。”他的真正意思是：中國耕地多了，全世界對中國禁運糧食的力度就弱了，“中國說不”的能力增強了，顯然不符合福特的宗旨和中國權貴、全世界國家的利益。　　

9、作為權貴學閥和福特的受助者，他說：“一個人到底偉大不偉大，取決標準在于看是自己享受的同時，能帶給別人也享受，還是破壞別人的享受。我們買日貨，對自己也有好處，沒有好處的事情我們是不會做的。不買了，好處就沒有了。用損害自己的辦法來損害別人，何苦呢？”　　

不買日貨就是損害自己，一個沒有中國觀念的人，在自己享受的同時，怎么能夠給國人帶來享受，這樣破壞國人享受的人，用自己的享受來損害國人，到底是偉大不偉大？　　

茅于軾偉大不偉大，用他的邏輯完全可以證明，利益是他最大的動力，我不知道，一位老人為什么把錢看得比名節還重要？一位老人為什么對權貴的生活方式那么執著？為什么一位搞了一輩子理論的老人為了成為政客，不惜放棄自己的學術精神，而去努力成為一個公眾人物？　　

從以上不難看出，任志強、茅于軾、厲以寧之流就是頭腦尋租的受益者，打著一流學術權威的旗幟，用他們蹩腳的二流政客伎倆和三流明星噱頭在各個主流媒體激情舞蹈（看來，他們是深刻領會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精髓），二流的政客技能難免漏洞百出，讓天下人啼笑皆非，如果說政客思維方式摧毀了他們的學術精神，然而，政客思維方式卻幫他們練就了一副好臉皮，在各種惡言相向、諷刺挖苦、聲討下，他們居然沒有知識分子應有的憤怒和反思，沒有中國千年來文人的窘迫，甚至沒有一個明星應該有的偽裝素養，依然我行我素，雷人話不斷脫口而出。　　

一位經濟學者不是以精神世界為最高境界，而是追逐豐厚的物質生活；不是耐得寂寞、孜孜不倦的探索，而是四處拋頭露面，熱衷于作秀，熱衷于名人效應；不是以學術創新、理論進步為己任，而是生搬硬套、斷章取義，搞些假學術、偽理論，追名逐利。　　

他們身上缺少的是睿智和冷靜，更多的是浮躁和喧囂；他們身上缺少的是嚴謹的科學態度，更多是不切實際的拿來主義；他們身上缺少的是社會責任感和對弱者的仁者之心，更多的是狹隘的個人或小集團利益的謀求。　　

他們為了個人私利和小集團利益，用自己極強的號召力和權威的欺騙性給中國經濟、社會和學術界各個領域帶來了根本性的破壞：　　

1、權貴經濟主導下的外向性經濟最終惡果是把中國綁在了美國這首大船上，并且不斷的被調到最重要的位置。在風平浪靜的時候，中國被安排在桅桿上，這艘船任何的晃動都會在中國發生劇烈震蕩；在狂風怒號的時候，中國被安排在船的最前沿，美國的金融危機導致了中國多少工業園區和工業城鎮一片片的關門大吉。　　

2、權貴經濟無仁的瘋狂，讓絕大多數的錢集中在極少數人的腰包里面，極少數人擁有的錢太多了，對他們來說，除了一串不斷上漲的數字，幾乎對他們的生活沒有意義。中國大多數錢被束之高閣，成為死錢，多少人在溫飽線上苦苦掙扎，最終的惡果是：一方面，導致了中國內需嚴重不足，使中國改變增長方式的任重道遠；另一方面極大的貧富差別將是社會動亂的根源。　　

3、權爭學霸無德的肆虐和權貴學閥無良的泛濫，給中國的學術精神帶來極大的傷害，假論文成為一種模仿秀，快餐式的教育方式讓學生沒有一點學究氣，有的教授居然在換妻俱樂部中自得其樂，中國的學術正在死去，中國離諾貝爾愈來愈遠。　　

為什么一流學術權威在重復犯一些二、三流的低級錯誤，中國權貴們和福特公司為首的財團們依然看好他們，主要基于一下兩點：第一，他們依然堅持“對中國政治制度必須持批評態度”的這根紅線，第二，一流的學術權威和二流墮落政客相結合的文人的大量出現，不但是讓中國學術精神死去的必須，還是讓中國失去自主精神，成為一個沒有思想的傀儡的必須。所以，這樣的笑話越多越好，這就是所謂的主流學者得到更多錢的真實原因。　　

任志強、茅于軾、厲以寧之流一定想知道，自己百年以后會有些什么樣的評價，我想應該是：　　

他們一定會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一抹，但絕對不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那種。　　

他們一定會在中國學術精神上留下一點塵埃，但絕對不會有“德高望重、學術泰斗”的贊譽。　　

他們一定會在中國公眾視野里留下一絲痕跡，但絕對不會有“睿智、良知、君子”的詞語。　　

西方財團也會繼續尋找新的代理人，任志強、茅于軾、厲以寧之流一定不會在他們主子那里會留下啥：　　

他們不會在西方歷史上留下一抹，絕對是骯臟交易棋盤上的一個棄子。　　

他們不會在西方學術精神上留下點什么，絕對是違背學術準則的反證。　　

他們不會在西方視野里面留下痕跡，絕對是降低自我公眾形象的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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