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靠什么化解民怨、維穩社會　　

——關于群體性事件的堵壓與社會積怨的化解策略之思考　　

現在，中國的社會轉型與體制變革已進入到了自己的高危期。在這個高危期，各種社會矛盾的沖突不斷加劇，上訪、截訪等群體性事件更是堵壓不止。中國的GDP雖然很了不起地上升到了世界的第二，然而它的社會維穩壓力卻并沒有同步地回落下來。據悉，北京在奧運會期間就曾動用了近60多萬的警察保安參與了這一盛會的社會維穩。為什么中國的GDP上去了，而它的社會維穩壓力卻與日俱增起來了呢？其根源何在？以后的社會又該如何維穩？所有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作出理性的反思和深刻的檢討。　　

一、社會的維穩壓力為何越來越大了？　　

中國的社會維穩壓力現在是越來越大了。這一點在中共的高層也是認可的，并通過自己的政治局經常性地研判這一問題。近幾年來，拉薩、新疆等地的騷亂、黃石、甕安群體性事件的善后，連同目前老是頻發的校園血案，的確都把各地政府維穩社會的神經給異乎尋常地繃緊了起來，維穩社會、如履薄冰，不敢有絲毫的松懈。　　

維穩壓力的增大，一個最經常的看法就是說它導源于這種收入、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基于這種研判，一些官方的學者也總是拿收入分配的差距越來越超出了國際警戒線來說事，把它當作最主要、最根本的導因，似乎一切都是它惹出來的禍端。　　

然而要看到收入、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也還只是引發這種維穩壓力增大的極深層的原因之一，更讓整個社會憤憤不平的深層原因也還有這種出身、地位、貧富、門第、權勢的遺傳與世襲化。龍生龍、鳳生鳳，官的子女還是官、民的子女還是民，貧者輩輩貧、富者代代傳；上層的權貴再怎么平庸，依然占據著上層的高位；下層的精英再怎么賢良也只能蝸居在社會的下層。官員權力的通吃一切與作威作福，社會上下層對流的阻斷與隔絕，更讓下層的社會賢良精英無從晉升而大展宏圖，更多民眾的理和屈也只能憋在心中而無從伸張。看看紅色后代吧，它們之中又有幾個不是亦官亦商的紅頂商人，從政居高位，經商賺大錢，無不處在政經權力的金字塔尖。通過中國的官僚體制和父輩們的關系網，它們輪流坐莊式的壟斷著中國的政權、財權，而成為世襲罔替的權貴豪門、商界財閥。這樣，收入的貧富、社會的門第、晉升的機遇，也就因這種體制性的阻斷而被永久性地固化起來。在這樣的固化中，就是再怎么堵壓，也難以堵住更多的陳勝、吳廣迸發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樣的吶喊。所有這些，都讓一些社會的怨言、理想的幻滅、絕望的念頭多源頭地潛滋暗長起來。這些東西累積下來，也就演變成了引發社會動蕩的隱患和策源地，維穩的壓力也就因之而生、因之而長起來。因此，這種民怨的排解就只能指靠收入分配差距的縮小和某些體制性的改革，以把更多的民主、平等、公平、正義等體面性生存的東西催生出來。　　

二、現階段的社會維穩靠的是什么，對不對路？　　

根據上面的分析，中國社會維穩壓力的增大，其最根本的導因不是別的，而是我們的體制改革在經濟上對共同富裕、政治上對人民民主、社會上對公平正義的背離。這樣的改革因這種貧富、門第、權勢的世襲化而讓中國的民眾根本無從體面地生存，民怨的滋長與沸騰是情之所呼、理之所然。　　

對于這樣的導因，中國現階段的社會維穩卻采取了這樣的基本方略，一是堵、二是壓。　　

對于那些制造民族分裂的騷亂，用兵平叛，高壓防堵，絕對都是少不了的。這也是一個國際通例，沒有人指手畫腳你的是是非非。即使有之，也可不理不睬。因為這是你的內政和主權范圍內的事，它們管不著。但這種強制性的堵壓方略卻不能一刀切地運用到自己的所有內政上，比如群眾的上訪和一些群體性事件的處置上。而我們現階段的社會維穩卻恰恰在這一點上忘記了，無論什么性質的社會維穩，都把這種強制性的堵壓方略當作一個法寶來使用。比如，我們的一些地方官員處置民眾的上訪以及群體性事件，就是連堵加壓，不讓民眾的理屈上達伸張。堵就是不讓下情通過上訪的形式上傳，以達天庭。基層的矛盾基層解決，不要向上移交；實在解決不了的就依靠自己的強力壓著、拖著。總之，一個原則就是不能把基層的矛盾、基層的積怨往上移交，而給上邊添麻煩，其慣用的方法就是對之進行強制性的截訪和依托學習班、精神病院對之進行羈押。每到上訪高危期，各級政府就會動用一切力量對可能上訪的人群或犯有前科的釘子戶進行重點地監控跟蹤。到北京上訪的就指派各地的駐京辦負責阻截，一經發現就通知地方政府派專人專車押解回去，勸阻教育、遣散了事。　　

壓就是動用拘押、判刑、降級降薪、開除公職等高壓態勢，嚇阻、威脅、平息各種可能的群體性上訪。每遇這種群體性事件以及自己難以調解的上訪，我們的各級政府就會一級一級地動用撤職、刑拘等高壓手段，嚇阻、威脅那些意欲上傳民怨的上訪者，說什么誰帶頭上訪就拘押誰，就降誰的級、撤誰的職。事實上，中國的社會維穩在處置這種民眾的上訪事件時也確實是這樣說的、這樣做的。其慣用的方法就是以精神偏執的理由把那些不聽勸阻的上訪者羈押在各種學習班或精神病院中進行強制性的思想改造，直至其屈服敗下陣來，而不再上訪為止。前不久各大網絡猛批基層官員以各種精神病患者為由，肆忌無憚地對上訪群眾進行截訪、羈押，就是這種維穩方略被地方政府所濫用的一個真實縮影。這樣的維穩，僅僅抓捕、關押幾個領頭的、一驅了事，而很少探查這些事件賴以發生的緣由和導因。　　

除此之外，每遇這種群體性上訪的高危期，比如北京的奧運會、上海的世博會、人大、政協開會期間，大大小小的單位領導也總是學著自己的上級，動用著各種高壓、恐嚇的言辭和手段，嚇阻、威脅著自己手下的那些在職人員，千囑萬嚀它們不要頂風違紀上訪，自找霉頭。有話有屈都在自己單位內部說，絕對不能捅到上邊去；誰犯了這條戒律，就開除誰的公職、停誰的崗、取消誰的福利，比如年度的獎金、績效工資等。中國的社會維穩就是這樣通過自己的高壓、恐嚇態勢，把那些吃著政府財政或國家皇糧的在職人員嘿唬得戰戰兢兢、言不敢出、理不敢論、屈不敢伸。　　

這種高壓、恐嚇式的維穩方略，固然能把一些人的上訪念頭和對現存體制的憤懣情緒，高壓、吞咽到它們的肚子里。然而這樣的維穩總是長久不了。這些憋進去的屈、怨、苦，也總有一個忍耐的極限。如果憋不住了、無法忍耐了、沒有退路了，這種憋屈、累積起來的憤懣情緒就可能一下子迸發出來，而成為各種群體性事件或極端行為的導火索。這樣的事例在中國應該已出現了不少，比如農民工的血腥討薪、遼陽民眾的千人下跪等。　　

再比如最近一段時間校園血案的頻發，一些社會底層為何要頻頻制造出這樣的血案呢？它們到底是為了什么？無可否認的是，這種校園血案的底層發動絕對都是當今社會矛盾尖銳化出來的東西。溫家寶也是這樣研判的。溫家寶很可貴的一點就是能夠直面這一慘痛的現實。但如果我們細細想來，這種血案的底層發動，恐怕也要與我們所慣用的堵壓方略，有著某種根本性的因果關聯。在我們對社會的一味高壓防堵中，在我們對民眾上訪的敵意化定位中，它們的理無處可講、屈無處可伸、苦無處可訴。它們的苦、它們的屈、它們的理，就只能一直地憋著。實在憋不住了，就可能絕望、激憤起來，而通過一些極端方式發泄自己的憋屈和絕望的情緒。從這個層面上看，有些極端化的反社會沖動，也并不總是這些社會底層發動者的錯，其根在于我們維穩社會策略的不對路。維穩壓力的越來越大、動蕩隱患的越來越多，似乎就鐵證般地證實了這一點。　　

三、未來的中國應靠什么化解民怨、維穩社會　　

依靠堵壓的方略維穩社會，這是絕對少不了的。但是一味地指靠它維穩社會，也是不行的。因為這樣的維穩只能延遲各種社會矛盾的尖銳化，而卻不能從根本上把它化解、消融掉。未來的社會維穩需要改變自己的策略，要把事后的堵壓與事前的疏導有機地結合起來，而且更要注重這種疏導策略的運用，它以解決群眾的矛盾積怨、切身利益為自己的本責。所謂疏導就是幫助群眾解決問題、維護群眾切身利益。處置群體性的事件和社會底層的上訪，不能動不動就使用警力進行高壓和嚇阻，而要身臨其境、換位思考、理解群眾。對于它們的疏導，最好的策略莫過于通過平等的對話、理性的溝通，設身處地摸查、了解它們的利益訴求、矛盾積怨、心理憋屈，真心實意地幫助它們解決各種合理訴求。如果能夠這樣的疏導，解決了它們各種利益訴求、各種關切問題、各種矛盾積怨，讓它們在這樣的疏導中理有地方講、屈有地方伸、苦有地方訴，試想它們還會再聚眾上訪嗎？它們的聚眾上訪在更多的情形中都是我們的一味堵壓恐嚇催生出來的。這不是它們的錯。　　

所以，對群體性事件的善后、對社會底層上訪的疏導，阻力、代價都最小的方法，就是替民做主、維民權、謀民利、解民憂、化民怨。沒有了這種滋生各種社會矛盾積怨的問題，它們又何以冒著被堵壓、被羈押的風險而上訪呢！未來的社會就應該指靠這種更加人道化的方略進行維穩。這樣的維穩可以化解社會的矛盾積怨，消除群眾的激憤情緒、推進社會的安定和諧。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柬埔寨的內戰中，洪森首相對付波爾布特和紅色高棉的基本戰略，就是站位在對方民眾的利益訴求上，解決它們的革命和斗爭所想要解決的問題。隨著對方民眾所關切問題的解決，紅色高棉這個反政府組織也就很快分崩離析起來，并轉而投向政府的懷抱。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這個處置群體性騷亂的經驗表明，真正持久的疏導方法，就是解決這些關乎社會底層切身利益的各種問題。要知道，現在有不少社會底層的上訪與群體性事件，都是我們的一些地方官員剝奪、傷害它們切身利益所催生出來的，比如一些地方政府扣壓、挪用退休教師的生活補助津貼以及農民的被征土地置換金、城市房屋拆遷補償金等。對于這些退休教師、失地農民、城市拆遷戶通過集體上訪的形式追討自己的這種合法權益，究竟有何錯！這些人不集體上訪你能把人家的各種合法權益老老實實地還給它們嗎？如果你不扣壓、挪用人家的退休生活補助金，這些人又何必一大把年紀地上訪呢！你把人家的退休生活補助金退還了，這些人還上訪嗎？可見，只要我們把這些社會底層上訪所關切的問題解決了，社會上的民怨也就自然化解了，社會的維穩也就迎刃而解了。　　

最近，中共的新疆維穩運用的也基本上是這個策略。新疆的邊患和騷亂，根源何在？說穿了也還是這種窘迫的民生、落后的經濟和拉大的差距。等到中央把它們那里的經濟和民生都解決好了，生活富足了、日子好過了，恐怕境外的熱那亞就折騰不起來了。胡錦濤通過東西部的省市對口支援和中央財政的傾斜支持，而全力、加速推進新疆民生和經濟的跨越發展，這就是設身處地替對方、替社會底層解決切身利益問題的一種積極嘗試，這樣的維穩作用是持久的。新疆的換帥，也即王樂泉的上調、張春賢的赴任，就是執行這一維穩方略的結果。　　

所以，未來的社會維穩，必須更多地運用這種旨在替社會底層解決切身利益問題的疏導方略，基本的方法就是推進這種收入分配層面和政治體制層面上的改革，把更多的民主、平等、公平、正義、共富等體面性生存的東西催生出來。作為一個人道化的治國者必須在這一點上有著清醒的認識。因為只有如此，才可能推進整個社會的長久維穩。　　

　2010年5月23日　初稿于論道書齋，    胡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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