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出高官，這是輿論關注已久的現象了。　　

江蘇省委書記梁保華、遼寧省委書記王珉、商務部長陳德銘、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正部級副部長季允石、教育部副部長章新勝、深圳市市長王榮等政壇顯要皆出自蘇州，一時之選，全國矚目。　　

為什么那么多的高官出自蘇州？　　

因為“蘇州出經驗”。在慧眼能識千里馬更有權力提拔重用這些千里馬的伯樂們眼里，這經驗當然是成功的經驗、是應該刻不容緩向全國大力推廣的經驗。所以，才放良驥出吳門，以期馳騁全國，澤被四方。　　

蘇州的經驗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曰：招商引外資，坐地收銀子。　　

在吸引外資方面，蘇州歷任領導的膽子可謂大矣、步子可謂快矣、吳中之門可謂不設防矣、服務可謂周到矣！引用一位研究者焦新望的話就是“傾全市之力，結外資之歡心”。據說，２００２年，時任市委書記陳德銘擢升時，蘇州不少外商很是傷心了一陣子。而他的繼任者王珉更是百尺竿頭，在任期間以８７億美元的注冊外資額高居內地城市榜首，把第二名的上海遠遠甩在身后，外商對蘇州的青睞那真是沒話可說。　　

蘇州市各級官員辛勤不懈、煞費苦心的引資工作終于換來了豐碩的成果：著名的蘇州工業園區主要經濟指標１５年來每年以３０％的速度增長，ＧＤＰ和財政收入分別突破千億元和２００億元，目前已有７９家世界５００強企業在區內投資了１００多個項目，蘇州成為世界五百強在中國投資最集中的地區之一；蘇州因此成為全國第二大工業城市，其經濟總量居中國大陸第5位（僅次于上海、北京、廣州和深圳）、華東地區第二位、中國地級市第一位；２００６年蘇州人均ＧＤＰ還突破了一萬美元大關。　　

這樣驕人的成績，怎能不趕快讓她從一花獨放發展成百花滿園？蘇州不止出高官，蘇州的干部還在江蘇全省擔任不少地市級要職，以播撒蘇州經驗的種子。榜樣的力量真是無窮啊！　　

然而，很多觀察者都發現，在這光鮮的數字背后隱藏著的，卻是沉重的代價、莫測的前景、蹣跚的民生！　　

蘇州以創造最佳親商環境、大力引進外資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被稱為“房東經濟”，自己的家當不多，全靠租金過活。而吸引房客入住的主要招牌菜，仍然是資源和勞動力，是優惠的讓外商都大吃一驚的招商政策。《外灘畫報》描述道：　　

“蘇州各個市縣、各個鄉鎮為在招商引資上完成更多的指標，不惜在地價、稅收政策上血拼。一畝“七通一平”(指土地開發中的宗地外通路、通電、通信、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氣、通熱力，及宗地內土地平整)后的工業用地，土地成本至少在15萬/畝以上，但在蘇州很多縣市，外商花5萬元就能拿到。一些外商說，他們也常常搞不懂一些優惠政策從何而來。”　　

重賞之下，豈能不趨之若鶩？外商們紛至沓來，在蘇州建立起了一個又一個“兩頭在外”的工廠，把生產過程的低端部分也就是加工和組裝環節設在這里，不僅勞動力密集，而且勞動強度大、附加值低。《瞭望東方周刊》２００６年的一篇報道便講述了一個典型的例子：　　

“瑞士與美國合資的羅技公司，是一家鼠標制造商，生產工廠設在蘇州。該公司每年向美國運送2000萬個貼著“中國制造”標簽的鼠標。羅技鼠標在美國的售價約為40美元。在這一價格中，羅技拿8美元，分銷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另外14美元進入零部件供應商的腰包，中國從每只鼠標中僅能拿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資、電力、交通和其他經常開支全都包括在這3美元里。”　　

說白了，沒有核心技術、沒有民族品牌，僅靠廉價土地廉價勞動力創造所謂經濟增長奇跡的蘇州連世界工廠都稱不上，只能說是一個巨大的加工車間。２００４年，《外灘畫報》記者就此寫道：　　

“這樣的車間還像蒙古包一樣‘逐水草而居’——哪里的政策更優惠，哪里的土地、勞動力更廉價，就往哪里搬遷。在蘇州目前引進的外資中，就不乏一些在珠三角‘免二減三’政策到期后的企業。他們轉移到蘇州后，又可以繼續享受蘇州方面提供的稅收減免優惠。”　　

但是以后呢？一旦天下有變，成本逐漸上升，蘇州又當面臨怎樣的局面？　　

這一點，蘇州人自己也看得很清楚。當地的一位官員說：等蘇州提供的減免優惠到期之后，這些蒙古包企業向其它地方轉移，將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到了那時，蘇州怎么辦？　　

如果蘇州在大力吸引外資的同時能夠培育扶持為數眾多、實力雄厚的本土企業，那么它就不會有這樣的遠憂，它就能長袖善舞，在區域競爭的舞臺上立于不敗之地。遺憾的是，與對吸引外資工作的不遺余力相比，蘇州在發展本土企業方面恰恰少有作為。　　

蘇州曾經名噪一時的以香雪海冰箱、孔雀電視、春花吸塵器、長城電扇為代表的本地品牌已經全軍覆沒。老品牌已經消失，新品牌又比較少，叫得出名字的也只有“隆力奇”等寥寥一二。這種現象的背后，是蘇州本土企業的急劇衰落。一位觀察者為此不無情緒化的指出：“民營經濟在蘇州政府主導經濟的環境中遭到最徹底的排斥和最無情的扼殺”。至于形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他認為是因為“干部考核制度和任期制的存在，蘇州政府發現最快發展經濟的捷徑不是發動群眾，培育民營企業，而是在短期內制定優惠政策快速吸引外資，實現數字上的發展。”　　

內資和外資是發展經濟的兩條腿，現在，內資的腿由于長期缺乏營養患了軟骨病，外資的腿又不屬于自己，是一條隨時都可能離去的假肢！前路漫漫，蘇州能跑完全程嗎？　　

蘇州的所謂奇跡還付出了沉重的環境代價。　　

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所博士劉奇洪指出：水面占到總面積42.5%的蘇州，由于工業污水隨意排放，近600萬城鄉居民已面臨水質型缺水的難題。很多縣級市雖然獲得了“國家衛生城市”或“國家園林城市”的稱號，但沿江化工、冶金、造紙工業園等依然在100多公里的長江沿線一字排開，這些工業園大多位于沿江城市取水口上游或附近；蘇州城區、昆山、吳江等地，雖然不把冶金、化工、造紙等產業作為重點產業，但重點發展的電子通訊制造業，對外排放的廢水中含有重金屬、放射性元素，對環境的污染更大。　　

一份統計報告稱，蘇州的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將消耗掉４０００畝以上的耕地。在每年１８％的高增長速度下，蘇州的耕地每年以近１０萬畝的速度在消失。　　

蘇州的經濟增長并沒有惠及大多數普通市民。　　

與蘇州的“市富”、形成鮮明對比的，與蘇州“每年上交國家的、四大銀行獲取的利潤、海關直接拿走的稅收幾項加起來達1000億，哪個城市有這么多的肉？”（蘇州市委宣傳部一名干部之語）的現象同時存在的，是與一個經濟強市極不相稱的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　　

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前幾年曾經公開表達自己對蘇州模式的看法：　　

“蘇州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才1萬多元人民幣；而同等的人均GDP規模，上海人均收入2萬多元人民幣；即使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重慶，城市人均收入也達到了8000元人民幣。這是典型的只長骨頭不長肉”。　　

前述《瞭望東方周刊》的報道引用一位蘇州市民的文章描述了普通蘇州人的收入情況：　　

“老城區（平江、滄浪、虎丘）的本地人收入不高，大多就1000-3000之間吧，自己當老板的也不多，雖然在老城區的小商販收入要比這高一到二倍，但基本都是外地人。蘇州人一般是不肯做的。新區、園區、吳中區的收入藍領在1000元左右，白領通常在2500元以上，4000元左右的占大多數，高的也有上萬的，但藍、白領都以外地人居多。蘇州收入最低的一批人是在新區和吳中區的臺資企業，如新區某大型臺資企業（幾萬人），很多一線工人只有16歲，每月工資600元，加班工資也很低，每天工作12小時，一個月也只有1000元左右。”ＧＤＰ的增長似乎和他們的關系不大。　　

在蘇州工作的普通勞動者用他們辛勤的汗水創造了巨額的財富，但是卻沒有收獲與他們的付出相應的果實。不少勞動者還處在惡劣的勞動條件下，缺乏權利、缺乏保障。今年年初，位于蘇州工業園區的聯建公司發生了２０００多名員工參加的集體抗議事件，據《21世紀經濟報道》等媒體的報道，事件很可能與該廠去年下半年發生的數名員工乙烷中毒致死致傷、而工廠又隱瞞員工體檢結果有關。該廠工人講述，中毒曾導致員工死亡，而員工中毒請假休息卻反受免職處分。蘇州工業園區方面也承認：聯建公司在員工管理、薪酬計算、獎金福利、餐飲服務等方面存在問題，長期以來員工意見未能得到及時妥善處理，勞資雙方關系非常緊張。　　

蘇州模式的辯護者、北京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趙曉對于蘇州市民“ＧＤＰ增長不關我們的事”的說法很不以為然，認為這“純粹是錯覺”，他反問道：“難道政府的收入不會通過公共福利和公共設施間接變成市民的消費？”　　

的確，除了跨國資本家拿走的，政府手里依然掌握著可觀的財力。然而，這些錢都用在了什么地方呢？首先當然是城市建設，這是臉面、是形象，砸多少錢都值得！這是今日中國幾乎所有市委書記市長的共識，當然，前提是他們要能搞到錢。蘇州的官員們不用為錢發愁，他們在城建方面是不會落后的。　　

接下來就是公務員的待遇了，蘇州的招商引資完全是政府大力推動的，各級公務員不辭勞苦功不可沒，理當為全市人民作出表率，“先富起來”。　　

《瞭望東方周刊》報道說：　　

“在經濟迅猛發展過程中，公務員是受益很大的一個群體。據統計，蘇州平均每位公職人員的年薪為6萬～8萬元，基本做到了收入水平與GDP增長的同步；而同期一般企業員工的年收入則為1.5萬～1.8萬元左右，充其量只相當于一般公職人員的年終獎，兩者的差距達到了4～5倍。　　

收入差距引發了當地人報考公務員的熱潮。人們對公務員考試的狂熱程度，較其他城市更甚。”　　

難怪有人說，“蘇州不存在所謂的城鄉二元結構，但是卻存在嚴重的干群二元結構。”　　

從上述種種現象不難看出，小蘇州就是大中國的縮影。在ＧＤＰ至上思想的指導下，蘇州的悲喜劇，一幕幕的正在全國上演著。蘇州的官員之所以能走向江蘇全省、走向全國，是因為他們的執政理念執政措施執政成果為全國的官員所推崇所學習所艷羨，“鴛鴦繡取憑君看，要把金針度與人”，蘇州出高官，高官把蘇州經驗帶往全國，庶幾蘇州引導全國，全國皆為蘇州之盛況指日可待乎？　　

據說，從王榮開始，蘇州就在準備轉型了，要由制造業向服務業轉型、要由引進外資向發展民營經濟轉型，要由親商向商民并重轉型。大概，他們也覺得老調子已不成曲，要楊柳唱新枝了。至于新歌唱得如何，我們還不得而知。但是無論如何，曾經傳唱全國的所謂“蘇州模式”、“蘇州經驗”，再也不要被總結推廣，再也不要被津津樂道了。曾經從這種模式這種經驗中走出的所謂“高官”，今后再也不要出了！這種高官出得越多，國家越沒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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