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文耀
編者按：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中國出現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熱潮。“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在波瀾壯闊的上山下鄉運動中，近二萬六千余名北京知青落戶延安，其中，許多人至今依然工作生活在延安。在這段歷史特定的蹉跎歲月中，北京知青與延安人民結下了深厚的感情，這片黃土地也為他們未來人生走向注入了豐富的養分。
本文整理延安市政協1999年《延安文史（第二輯）》，以時任延安地委黨史研究室主任，曾在延安地區知青辦工作十余年的楊文耀《北京知青在延安插隊始末》為史料，經刪減編發，旨在回顧那一段令人難忘的崢嶸歲月。
奔赴延安
1968年12月22日，毛澤東主席發表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舉國上下一片歡騰，全國立即掀起了上山下鄉熱潮。早在毛主席指示發表前，2.6萬余名北京知青就壯懷激烈、群情激昂地準備奔向延安插隊。
延安地委對北京知青來延安插隊十分重視，于1968年12月15日派出高明池等同志，組成赴京迎接北京知青來延工作組，后改為迎接北京知青來延工作團，團長慕錫章，由高明池和軍代表王福海同志具體負責，全團60余人，其中，各縣均有三至五人參加，省知青辦動員處處長沈玉華，也親往北京協助指導。同時在延安還設立了兩個知青接待站：即在延安師范設立了迎接北京知青接待站，站長安廣錄；在銅川設立了迎接北京知青轉運站，站長馮振業。代表團工作人員到達北京后，立即與北京方面協同工作。正值此時，毛主席“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指示發表，全國立即轟動。學指示見行動，形勢促進了迎接知青工作的發展。北京和延安是全國行動最快的地區之一。1969年1月7日，滿載北京知青到延安的第一次專列從北京開出，1月8日第一批北京知青到達延安。
為了迎接北京知青來延安，延安及所屬各縣均高搭彩門，潔凈的街道，懸掛起一幅幅“熱烈歡迎北京知青來延安插隊落戶”、“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堅決貫徹毛主席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偉大指示”等橫幅。當滿載北京知青的解放牌大卡車開進延安時，夾道迎接匯成了歡樂的海洋。這項工作延續了40多天，每兩天從北京發一個專列，直到春節前，即二月初。
1974年第二批北京知青44人來延安。
1975年第三批北京知青68人來延安，接著南京知青15人、西安知青75人、咸陽知青14人、銅川知青60人，還有天津、上海、山東、南通等地知青21人，也來延安插隊落戶。當時還有北京師范大學應屆畢業生劉丹華等11名大學生、轉業軍人8人、下鄉職工8人也來延安插隊。累計北京知青達到26724人。
當時，延安約4萬多平方公里，有14個縣203個公社3188個大隊10556個生產隊。除吳旗、子長兩縣條件較差外，其他12個縣129個公社1284個大隊2667個生產隊，都安置了北京知青。當時，安置分布的情況是：延安縣安置東城、西城、崇文、宣武等區的知青；宜川縣、延川縣安置海淀區的知青；志丹、富縣、延長安置西城區的知青；安塞縣安置東城區的知青；甘泉縣安置宣武區的知青；洛川縣安置豐臺區的知青；黃陵縣安置朝陽區的知青；黃龍縣安置門頭溝、石景山區的知青。
殷殷深情
延安，曾經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中國人民解放斗爭的總后方。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在這里戰斗和生活過十多個春秋。延安人民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他們把下鄉知青的教育，當成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大事，政治上熱情關懷，生產上手把手教，生活上妥善安排。為了搞好知青安置工作，1968年地、縣（區）均成立了知青上山下鄉辦公室。公社、大隊、生產隊都有知青再教育小組。全區知青管理干部隊伍約300余人。地委領導十分關心知青工作，地委副書記黃明吾、劉舒昌主管知青工作，各縣都有主管知青的主要領導。在周總理關懷下，北京派出了1248名北京干部，來延安協助搞好知青的安置教育工作。地區先后也派出609名干部帶隊和知青們一起到農村戰斗，協助農村社、隊作好知青安置工作。地區把毛主席給延安人民的復電，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發至社、隊，組織知青學政治、學文化、學農業科技知識。老紅軍、老黨員、老干部當教員，向他們進行“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革命傳統教育，讓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地縣還組織知青們參觀毛主席在鳳凰山、楊家嶺、棗園、王家坪革命舊居及延安革命紀念館。還組織知青們參觀昔陽大寨、林縣紅旗渠、河南郟縣大有作為大隊和湖南株洲等地。知青到隊后，隊里早已安排了知青住房，或住隊里公房，或暫借社員住房。生活由集體安排，或吃派飯、或集體起伙，隊里派專人做飯，在隊里聘請生活顧問。宜君縣西舍張景蘭老大媽就是有名的知青顧問，她象愛護自己子女一樣，關心每個知青。知青們每人每月10元生活費，第一年仍吃供應糧。他們一把鋤頭，一張锨，白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投入到改天換地的勞動熱潮中去。各級黨組織把知青上山下鄉與農業學大寨運動結合起來，使廣大知青在這一運動中發揮作用，并使他們經受鍛煉，增長才干。延安的黃土高坡，在迎接和擁抱著一代知青們。
幾年來，省地共為知青籌集經費達1311萬元，撥出建房木材3500立方，增撥建房補助款17萬余元，到1974年底，已為知青新建房窯8687孔（間）。各村隊一排排新石窯，一間間新瓦房，在當時農村成了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為了保障知青經費的正確使用，1971年底進行了經費清理，全區除已列支的安置費外，還結余109.37萬元。1973年又進行了第二次經費清理，其中，1969年至1973年5月，共撥知青專款801.69萬元，當時列支721.53萬元，尚結余80.16萬元。查出貪污經費案42起共5464元，挪用142起共45773元，不合理開支1310元，經過清理及時追回了款項，保障了知青經費的使用。
十多年來，全區死亡知青70多人，在勞動中犧牲32人，非正常死亡和因病等死亡40余人。惟有犧牲多壯志，他們為了革命理想的實現，默默地獻出了自己的青春。
總理關懷
北京知青到延安架起了一座北京——延安連心橋。首都人民和延安人民心連心。他們真誠地希望建設好延安，教育好每個知青。尤其是周總理的直接關懷，促使了延安各項工作的巨大變化，使延安的知青工作邁上了新的臺階。
1970年初，周總理從北京知青周秉和、何立群的反映中了解到延安人民的經濟生活狀況和北京知青安置工作中存在的具體問題。周秉和是北京三十五中學生，在延安縣棗園公社插隊，是總理的侄子，何立群是北京八中69學生，在延安縣李渠公社插隊。他們倆人向周總理和鄧大姐匯報了在延安插隊的情況和在延安的見聞。后來，在總理的直接關懷下，北京市各城區分別召集了從延安返京的北京知青座談會。1970年3月，國務院召開了《延安地區插隊青年工作座談會》，陜西省革委會、延安地區和十二個縣的革委會負責同志，延安地區知青辦惠先凱同志和北京各區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參加了會議。會議通過了《延安地區插隊青年工作座談會紀要》、《紀要》共分三部分：第一以學習毛主席給延安人民的“復申”為指導思想，發揚延安精神，搞好老區建設，要發揮知青在三大革命中的生力軍作用，教育他們立志在農村干一輩子革命，為延安的革命和建設貢獻力量。第二是總結知青工作經驗，要求從各方面搞好知青的管理工作。第三是指出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隊，把首都人民和延安人民更緊密地聯系起來了，為首都人民學習延安精神，創造更好的條件，并做出北京市和中央各部委有計劃地支援延安的經濟文化建設的決定。這次會議后，北京市和中央各部委對口支援延安，發展“五小”工業，支援延安的工農業建設。北京市每年給延安一定的建設資金，并送來了拖拉機、播種機、揚場機、鍘草機、磨面機、背式噴霧器等農業機械三千余臺件。解放牌汽車、130工具車、吉普車二十余部。醫藥用品、醫療器械和毛巾、枕巾、肥皂、洗衣粉等日用生活品。還有國際共運史、政治經濟學、近代史、魯迅雜文選、小說選、土壤學、氣象知識、衛生常識、農村科技知識等多種圖書3.6萬余冊。從此，延安的經濟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起跑線。
碩果累累
幾年來，北京知青在各級黨組織和延安人民的領導幫助下，在各項革命活動中經受了鍛煉，發揮了生力軍作用。加強了農村基層政權的建設和農業國民經濟的基礎。到1971年，北京知青被吸收入黨的118人、入團的2268人，在黨內擔任地、縣、社黨委委員的11人，擔任團支書的135人，擔任縣、社、隊各級行政領導干部的1395人，擔任連排民兵干部的2007人，擔任民辦教師763人，赤腳醫生335人，生產技術員147人，舍己救人、搶救集體財產的552人，參加科學種田的1470人，種試驗田2920畝。涌現出先進知青小組有：甘泉縣王坪公社大莊河北京知青小組；延安縣南泥灣和井家灣北京知青小組；宜川縣壽峰公社后峪溝北京知青小組；延川縣關莊公社關莊北京知青小組、富縣北道德紀錄北京知青小組、延長縣安溝和孫家塔北京知青小組；志丹縣向陽溝北京知青小組；黃龍縣五角村北京知青小組等，涌現了一批各方面表現突出的知青先進個人。
為了向黨中央、國務院和北京人民匯報北京知青在延安成長的動人事跡，延安地委于1971年9月組織了赴京匯報團。匯報團由三個分團組成：一個是知青先進事跡報告團，一個是知青文藝演出團，一個是北京知青事跡展覽團。匯報團在北京受到熱烈歡迎，并取得了滿意的成果。
新的征程
1971年，國家開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1972年在北京知青中招工8387人，提干1179人，征兵553人，升學648人，病退回京1188人，共調11955人。1973年在北京知青中招工、招干、征兵、升學11709人，僅地直部門在北京知青中招收3000余人，其中交通系統640人，廠礦系統1736人，財貿系統98人，農機系統322人，文教系統166人，其他43人。1974年，在北京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等769人，回京472人。1975年，全區招工、招生2900人，其中，北京知青250人，回京455人。1975年末在鄉知青5483人，其中，北京知青1114人。1976年末共招北京知青196人，在鄉北京知青還有918人。到這一年，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矛盾越來越多，知青下鄉的規模，宣傳力度，安置工作都大大縮小。
粉碎“四人幫”后，國家面臨徘徊不前的局面，知青問題無法徹底解決。1978年3月，鄧小平和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指出：“現在搞上山下鄉，這種辦法，不是長期辦法，農民不歡迎……城市人下去，實際上形成同農民搶飯吃。我們第一步應作到城市青年不下鄉。然后解決從農村吸收人的問題。”1978年12月10日，國務院召開了“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是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轉折點。會議歷時41天，會議指出：“堅持上山下鄉，是為了條件成熟時不再上山下鄉，要逐步縮小范圍，有條件安置的城市不再動員下鄉；尚需動員下鄉的不再插隊，要因地制宜舉辦知青場、隊，國家給以優惠政策；已在農村插隊的知青，要逐步給予解決，其中，老知青要限期解決。城鎮要積極開辟新領域，新行業，擴大就業門路。
1980年全區停止動員知青上山下鄉。當年招工731人，在鄉知青還有945人。1981年省上知青工作會后，給延安下達招工指標914人。這樣就基本解決了知青在鄉的問題。1981年，對少數滯留在鄉的北京知青，采取了特殊辦法，對殘疾知青以每人4000元進行了安置。對已婚在農村，不具備工作條件的北京知青，以每人1500元，房窯兩孔(間)的辦法，作出安排。后來，這部分知青，連同其愛人，一律轉成城市戶口，吃商品糧，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并調整到條件較好的單位工作。一場轟轟烈烈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宣告結束。（據《延安文史》第二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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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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