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聞博報    摘自《日出西邊/風動中國》

統一文字，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統一車距修直道，戰天斗地興水利，推行法制獎耕織，廢除諸侯設郡縣，抗擊匈奴建長城，行政權力統一歸中央。大一統，統一大，“漢承秦制”，由是“百代皆行秦政治”。2000多年的歲月荏苒，大秦帝國的陳年往事歷史煙云，卻依然給今日中國留刻有深深的文化胎記。以至于要是離開大秦帝國，中國便無從談起。而我們今天所有的中國人，至今便是繼承和享用著當年大秦帝國的基業和福佑。若忽視和遺忘這個基本歷史事實，就是作為中國人的最大數典忘祖。若拂去歷史的塵埃，再回望當年偏僻貧弱之秦國的“大國崛起”歷程，我們便更能汲取到中國再次“大國崛起”的精神動力和智慧勇氣。在2010年的開年大戲影視劇中，陜西電視臺正在熱播的史詩性劇作《大秦帝國》，就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新的文化視覺和思想啟迪。恍然間，網聞博報小社員不禁驚異，自漢武帝時起，中國是否已經走入了一個長達2000多年的文化誤區？我們中國人是否制造了一起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文化冤案”，一起對秦文化和秦皇大帝的“千年沉冤”？要么，中國人對秦文化和秦始皇的歷史印象，怎么就被慣性地簡化為“暴秦”和“暴君”呢？若的確如此，那么作為數典忘祖且已經自斷文化根脈的中國人，你真的就能夠再次實現中華民族“大國崛起”的歷史夙愿嗎？

我們不妨先回到現實，看看當年徐福東渡的日本，以及中國的北方強鄰俄羅斯“大國崛起”的最新軌跡。據廣州日報2010年01月24日報道，1月21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宣布，2009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335353億元，比上年增長8.7%。這一消息引發西方媒體高度關注，多家媒體紛紛預測中國將在今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于是，國際上開始熱炒所謂的“中國模式”。但人們很快發現部分西方人士熱炒“中國模式”的深層動機，那就是要中國承擔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責任。說白了，就是“捧殺”中國。中國目前的境況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日本當年的處境。經過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經濟長期高速增長，到上世紀80年代后半期，日本經濟步入了令人眩目的鼎盛時期。一時間，以美國媒體為首的西方媒體對日本經濟奇跡進行了全方位的熱炒。在廣場協議談判期間，信心膨脹的日本甚至主動提出將日元升值10%。然而，正是因為“廣場協議”的簽訂，日本經濟幾年后陷入所謂“失去的十年”。從喧囂一時的“購買美國”，到短短幾年后“泡沫經濟”的破滅，日本國內對此進行了認真的反思。經濟圈內很多人士將其歸咎于“廣場協議”，甚至稱這是美國的“陰謀”，表面上看也并不無道理。與對中日的經濟“捧殺”不同的是，美國曾對前蘇聯實施過政治“捧殺”策略。上世紀80 年代后期，前蘇聯國內實行政治改革，掀起了否定前蘇聯歷史的輿論狂潮。當時美國認為，蘇聯的“新革命”大有希望，西方應該鼓勵蘇聯的變革進程，影響蘇聯朝有利于西方的方向發展。據此，美國逐步確定了“捧殺”的策略。最終，前蘇聯解體，美國人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與此同時，中青在線-青年參考2010年01月24日題為《美空軍定中國為頭號假想敵 尋技術優勢摧垮其意志》報道透露，據美國《空軍時報》1月18日報道，有“美國空軍的默林(西方傳說中亞瑟王的巫師)”之稱的美國空軍首席科學家J.A。達姆，詳細解讀了未來20年美國空軍的技術發展重點，其中高超音速巡航導彈和微型無人機中選，花瓣大小無人機將“改變游戲規則”。達姆領導的團隊，是在美國空軍參謀長諾頓·施瓦茨上將授意下展開研究的。去年12月出版的美國《C4ISR》雜志披露，達姆的研究團隊在展望2030年美國空軍實力時，曾選取了4個假想敵作“參照對象”，依次是“最具超級大國潛力”的中國、中東的伊斯蘭分離勢力、“失敗國家”，再加上復興中的俄羅斯。在達姆看來，按照這樣的順序選擇“參照對象”一點都不奇怪。因為在2030年，中國的GDP將成為世界第一，擁有強大經濟力量的中國必然會擴充軍力，使之與國力相適應。

由此可見，今天依然經濟貧弱的中國，依然面臨著列強環伺的兇險，亦如當年偏僻貧弱的秦國。今日中國的“大國崛起”之路，還直接遭遇著當今世界霸主美國組織的文化戰、經濟戰、金融戰、貿易戰乃至“捧殺”和“絞殺”的威脅，亦如當年山東六國的“分秦”與“滅秦”故事。昨日的秦國與今日的中國，當年的“天下”與當今的世界，昨天秦國的“大國崛起”與今天中國的“大國崛起”，歷史往往就有如此的驚人相似！

我們普通人對大秦帝國的歷史，最深的印象大概常常會停留在秦國的虎狼戰車橫掃六國，“坑趙卒20萬”，“焚書坑儒”，“商鞅變法”苛政暴斂以及“孟姜女哭長城”等負面圖景上。頂多就是再加上秦始皇統一中國，算是一個比較中性偏褒一點的認識。然后就是“蜀山兀，阿房出”，陳勝吳廣起義，“楚人一炬，可憐焦土！”但一般對于昔日秦國面臨的險境，及其歷經500多年的“大國崛起”過程，往往很少有了解。事實上，秦始皇統一中國，只是完成了其幾世幾代奮發圖強的最后收官之戰。其中秦孝公時期的“商鞅變法”，是秦人實現“大國崛起”的重要歷史轉折點。那時論富強，秦國遠不能與山東六國相比。論文化論技術，山東六國也是代表著當時天下最先進的文化科技水平和分封制的社會體制。再論物產資源，論人口數量，論國土面積和交通地理位置等等，秦國幾乎找不到一點能夠“大國崛起”的基礎條件和希望，甚至都不如今日中國的基礎條件。然而，奇跡就是在最沒有可能的地方發生了。

歷史不容假設，但為了破解歷史之謎并汲取歷史的經驗，我們又往往不得不進行假設推論。若秦國當時便引進并接軌山東六國最先進的文化和社會經濟體制，然后亦步亦趨地在“國際慣例”規則下通過競爭趕超六國，秦國會有“大國崛起”的希望嗎？顯然不會有。至少從商鞅變法時起，秦國便推行了當時六國都不愿意也不可能實施的新體制。這就是實現社會利益格局重新調整的相對公平的法制文明，而且是照顧到絕大部分國民的利益，依靠和調動起了絕大部分國民的力量。以至于天下賢良，“愿忠秦者眾”。而一旦天下歸心，所謂的人才、技術、財物乃至軍隊車馬武器等，還會有缺嗎？至此，秦人的“大國崛起”，便只是時間問題了。超越物質性思維，超越技術性思維，率先實現思想創新和文化創新，并以法制公平的制度性創新作為保障，這大約便是“大國崛起”奇跡，最終發生在當時最貧弱的秦國的文化奧秘。那么，秦人能夠率先實現超越性文化創新的勇氣和魄力又來自哪里呢？公心！“國乃公器”，變法惟公，立法惟公，執法惟公。包括秦孝公貴為一國之君，即使是對老秦人元老世族，都不能徇私枉法。甚至變法功臣商鞅本人，最后也死于自己所創制的新法。而當時山東六國之所缺，恰恰正是這種近乎執拗的公心法制。

當然，秦人的粗豪剛猛秉性，秦人絕境求生的變法圖強危機感，秦人民風厚樸開放包容的胸懷，秦人開拓進取奮斗不息的精神等等，也都是秦人最終實現“大國崛起”不可或缺的因素。但縱觀自春秋到戰國，同樣有類似民風秉性，同樣面臨類似危機，卻又紛紛國滅族亡的諸侯各國，怎么就沒有一個能實現“大國崛起”呢？難道還不是缺在了公心法制這一點上嗎？

雖然，大秦帝國的基業后來被大漢帝國所繼承，但大漢帝國也同樣繼承了大秦帝國的文化和政體，也就是中國史家所言的“百代皆行秦政治”。在漢初長達近百年的時間里，漢朝又在大秦帝國法家文化的基礎上，傳承并融入了中華道家文化的“黃老之說”，從而使中國文化更加走向成熟豐滿，進而形成了民富國強的“文景之治”空前盛世。漢武帝也正是在此國力蓄積的基礎上，完成了徹底擊敗匈奴，拓疆西域并開通“絲綢之路”。“敢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大漢國威，至此達到空前鼎盛。然而就在這時，儒家文化“復辟”回潮了。在春秋時期，與道家和法家等“百家”同時出現的儒家學說，當時便是以“復辟周禮”為要義，因而為社會大變革的時代潮流所拋棄。這一次儒家文化的“復辟”，就是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大漢國策為標志的。也正是從儒家篡專中國文化法統地位時起，中國人對秦文化和秦始皇的蔑視與鞭撻便開始了。后來雖有大唐帝國初期的道家文化為主的文化多元發展，以及由此而蘊積形成的“大唐盛世”。但依然擋不住儒家文化隨科舉新制的再次“復辟”，大唐帝國也因之逐漸走向了腐敗衰亡。自唐宋至晚清乃至民國時期，儒家文化的正統地位也始終沒有動搖過。孔子也因此被歷代推崇為“至圣先師”，被高高供在文化神壇之上，一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砸爛孔家店”。可儒家文化“復辟”的慣性，卻至今還在纏繞著中國。

所以，我們回望大秦帝國的“大國崛起”歷程，重新發現大秦文化，就不能不說儒家文化。重新認識秦皇大帝，就不能不說“至圣先師”。不打破儒家文化這個桎梏中國2000多年的思想“緊箍咒”，我們便很難找到從大秦帝國到今日中國“大國崛起”的文化根脈。

超越物質性思維，超越技術性思維，傳承并汲取道家等百家學說的中華文化本源智慧，以公心法制率先實現思想創新和文化創新。借鑒歷史并超越歷史，這或許便是大秦帝國穿越2000多年時空，給我們今天再次實現“大國崛起”民族使命的昭示。

（網聞博報夏商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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