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爾多思
| 要理清這些社會現象，要在錯綜復雜的社會現實里找到規律性的東西，我們還要回到所有制和分配形式的矛盾中去。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已經知道，我們的所有制中存在著公有和國有的矛盾，我們的按勞分配的體制中則存在著按勞時間、結果等計量勞動的矛盾，這兩個矛盾相矛盾，就構成了我國社會形態的全部內容，甚至構成了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形態。公有和國有這兩個選項，與勞動計量的不同形式相組合，比如，與按時間計量和按結果計量相組合，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各種不同的形態，因此，這個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所有矛盾，所有簡單或復雜的社會現象，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這個矛盾的規定或制約。 我們已經指出，在原始手工勞動階段，中國農村的土地公有和按時間計量勞動的按勞分配相結合，就是農村的大鍋飯，而土地公有和按勞動結果的按勞分配相結合，就是聯產承包責任制既所謂包產到戶。但這種完美的結合，這種美輪美奐的生產方式，早在社會化大生產向它提出挑戰之前，就已經被土地國有打開了一個又一個缺口，強征土地以及對農村土地的強買強賣或暗箱買賣，就一次次地引發了群體事件激化了社會矛盾，不過，國有制的這些印記，反向證明了土地公有制在農民心中的地位還是很牢固的，每一塊土地的去向，都會引起農民的敏感反應，這和市民就形成了鮮明對照，雖然法律上依然規定著土地的全民公有，但市民對城市土地的買賣卻采取了漠然處之的的態度，除非涉及自身的利益，這其實也證明了土地國有已經被市民所接受。 這種現象其實已經延伸到了社會的各個領域，國有制和按勞動結果分配相結合的生產方式，在打破鐵飯碗的沖動里，在一包就靈的年代，已經悄然占據了統治地位，構成了我們社會形態的實質內容。黨的工作中心是經濟建設，而衡量經濟成績的標準是經濟效益，經濟效益至今被物化為金錢收入，于是，一切便以金錢為指標，大家熟悉的GDP就是這類指標，為了實現這些指標，按效果獎勵就成了法寶，在這種承包式的管理中，最著名的就是財政提留，這個被認為是財政改革的成果。政府實際上控制著一切資源，擁有為自己創造經濟收入即財政收入的一切手段，而且，受到國家權利即法律的直接保護，這就和一切其他社會有了本質的區別，其他社會如資本主義社會的政府，只是社會秩序的管理者，而我們的政府，作為生產資料的擁有者，就不僅是管理者還是直接經營者，也就是說，政府儼然成了一個實體公司，中央政府是總公司，地方政府是分公司。 和我們在建國前三十年看到的情況相反，那時侯的國營公司甚至一切社會單元，都有一種社會功能化的趨勢，工廠企業異化為負責某種供給的社會職能部門，直接參與社會管理，而今的社會職能部門，則是走向企業化，行為類似企業經營。從一種現象中，大家可以看到這種變化，前后三十年，都有過大量的一個部門掛兩個牌子的現象，一個牌子說這個單位是什么公司，另一個牌子說這個單位是政府的什么局，同樣是兩個牌子，意義卻有本質的不同或完全相反，一個是企業走向職能化，一個是職能走向企業化，條件成熟以后，前者就最終成為一個局，如供銷公司可以產生一個輕紡局，后者則是產生一個公司，如鹽化局變成一個鹽化公司，其中當然包括相應的財產轉移。一個研究所比如航天研究所，在最初階段，靠國家投資研究經費，最后，這個研究所出成績了，有收入了，國家就會成立一個航天公司，中國的企業化道路就是這樣一路走來的。 事實上，無論是已經企業化的職能部門，還是沒有企業化政府機關，本質上是嚴格同一的，資源是國有的，國家把資源委托給一個職能部門全權管理，比如土地由國土資源局管理、森林由林業局管理，等等，同時委托的還有稅收、費收、司法罰款、官司訴訟、教育攤派、行政審批，等等，一切可以取得財政收入的資源，都落實到了具體部門，每一個部門都有自己的管理對象，自然資源或行政資源。資源是國有的但由這些部門管理，實際上這與資源屬于這些部門的結果是一樣的，也就是說，這些部門可以利用這些資源取得經濟收入，收入按不同類別上繳財政，本部門可以獲得一定比例的提留，仔細考究這種模式，這和企業經營本質上就是一樣的，企業就是這樣，占有一定資源取得經營收入，給國家或上級企業交一部分（稅收或利潤），其余的歸自己。相同的結構，經營模式上的這種嚴格的統一性，就使我們的一切社會職能部門，一切政府機關，都變成的企業一樣的組織。 這種生產方式，是國有制和按結果計量勞動的按勞分配相結合的必然產物或自然延伸，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經濟生態，最生動的例證就是遍布中國大地的公路收費站，這些林立的收費站，把資源的條塊分割和行政權利的條塊分割表現得活靈活現，最著名的例證當屬土地財政，在改革開放的絕大多數時間里，中國農民除了土地出讓以外幾乎沒有任何的集體收入，絕大多數農村依靠拍賣土地或轉讓宅基地維持著這個基層政權的慘淡運轉，而在城市，出賣土地使用權在許多城市的財政收入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有些地方則是財政支柱，這種出讓土地而不需要給土地的主人即全體市民打任何招呼的做法，促使此風歷久不衰甚至到了無度的程度，廣大市民在哀嘆房價過高的時候，卻不知道他們要從房產商那里買回的，包括自己的土地，據媒體報道，僅2009年，全國賣地收入1.5萬億，如果嚴格按土地公有而非國有計算，這筆賣地錢應屬于人民的財產性收入，若果真如此，中國還存在買房難的問題嗎？ 企業自有企業的法則，一旦這種企業化完成或接近于完成，我們的社會形態就會為之一變，企業總是在追逐利潤，而不管它的性質，不管它是買辦的還是民族的，也不管它是私營的還是國有的，三鹿并不因為它是民族的而不向我們的孩子下手，電信也不因為它是國有的而減少自己的巨額利潤，不僅如此，和我們出口到國外的產品對比一下，國內的產品價昂而質劣的現象，說明我們的工業并沒有偏向我們的人民，它關心的是自己的利潤。主觀地認為民族企業更愛國，國有企業更公平的想法，是一種典型的唯心主義，企業的目的就是利潤，為了利潤農行可以撒謊，為了利潤中石油可以圈錢，全然不顧我們的黨是根植于人民之中的，也全然不顧是人民用乳汁和生命掩護和支援了我們的軍隊，才有了這紅色江山，更主要的，全然不顧我們的江山是公有的。經濟基礎最終是要決定上層建筑的，當我們的社會把住“牛棚”當作某種傷痕的時候，，我們已經忘記了我們的人民出身，特別是，當我們自覺或不自覺地為“納稅人”服務而不是為人民服務的時候，我們已經忘記了誰是這個國家的主人。 企業追逐利潤本無可厚非，關鍵是利潤的流向讓人驚心動魄，如果是資本家，利潤流向自己的口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于是，我們的國有企業或企業化的政府利用利潤中自己提留的部分為自己的員工改善福利提高待遇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根據貢獻大小分別待遇也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這種做法因為不違反原則已經成為慣例，而貢獻大小和職位掛鉤也早已經成為慣例，因此，在所有的這種單位，在任何這樣的社會單元，便形成了以權利核心為塔尖，以職位級別相同為等高線的，從塔尖一級一級向下，最基層是普通公務員的利益寶塔。普通公務員，除自己的工資外，享受一些最基本的福利和獎金，他們還屬于工薪階層，但由公務員向塔上看，許多官員利用手中權力，取得勞動價值以外的收入，即國家資源的經營性收入，這些收入往往以提成、獎金等形式出現。我們相信群眾相信黨，決不相信腐敗已經普及，利用國家賦予的權力，利用手中管理的國家資源，為本單位本部門本行業的成員謀福利，為他們蓋房漲薪，是制度允許的事情，因此也是光明正大的事情，行業之間的收入差別，是有目共睹的，權力的劃分，職責的劃分，已經成為一種利益的劃分。 這種利益的劃分，并不是某個個人的利益，這些個人一開始就由共和國的國家機器組織在一起了，同時，為了維護和發展這種利益，他們還必須相互利用相互支持相互掩護，還要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系，也就是說，他們是一個集團，一個神圣的同盟。他們沒有任何生產資料，如果一定要說有的話，只能說他們和我們一樣，和共和國的每個公民一樣，屬于共產階級，共同擁有國家的生產資料，但他們掌握生產資料，并合法地利用這些生產資料為自己謀利益，如同這些資料是他們自己的一樣。共和國的一切生產資料，包括已經變成生產資料的行政資源，都已經被分割成了大小不同的條塊，由他們分別掌握著，每個人所掌握的條塊大小，和他們頭上的官銜是一致的，如果說有什么例外的話，那就是，已經被他們劃到自己或自己代理人名下的那部分除外，即私有化的那部分除外。 這樣的利益集團，古今中外還從來沒有過，和我們相仿的社會主義國家，有些有苗頭但還遠沒有這樣徹底，組織上也遠沒有這樣完美，任何形態的私有制國家想學也學不會。為此，我們必須有一個嶄新的名稱用來稱謂這個集團，最形象地刻畫莫過于“官產階級”，毛主席說的“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指的就是這個階級。這個階級擁有一切法權，它雖然沒有自己的資本但能夠支配一切資本，是繼資產階級之后，人類歷史上的又一個剝削階級，它通過手中的法權，在國有化的名義下，對共產階級進行著徹底的剝奪，從而使已經翻身做主的中國人民，又一次有了淪為真正“無產階級”的危險，事實上，失地農民和數千萬下崗工人，已經成了犧牲品，數以億計的中國青年，他們還沒有來得及享受公有制的任何福利，就已經成為資本的賺錢工具了，這些資本，本應該是屬于他們自己所有的。所有制和分配制度領域的矛盾，已經表現或轉化為官產階級和共產階級的矛盾，這個矛盾，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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