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們都長什么樣？如果被問到這個問題，大家心里就會升起一種形象：西裝領帶、白白胖胖，報告、講話滿臉堆笑，平時見面一臉凝重，與群眾交談“高屋建瓴”。這是標準化、格式化的“官樣”。本人基本就長這么個樣子，再穿上西裝，打起領帶，回到農村老家以后，老少爺們兒就這么“夸”我：“這小子，有個官樣。”像焦裕錄同志那樣，一身洗得發藍的工作服，黑瘦黑瘦的，那太沒有“官樣”了。　　

其實大家也明白，并不是每個官員都長得這么標準、格式。即便是今天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官員也多半注意保養身體，可有些官員仍然很黑很瘦。盡管如此，大家還是傾向于認為本人這種形象更像“官樣”，雖然本人并不是“官”。　　

通常在文章中，一旦用到“官樣”這個詞，多半含貶意。長出“官樣”，并非是個人的錯，但非得做出“官樣”，就有些問題了。多數官員還是想為群眾做一些事情的。想為群眾做事情，首先得清楚自己能夠為群眾做什么，其次還要了解群眾最需要的是什么。官員們對自己的能力大致有個數，然而到群眾中去做調查研究的時候，卻時常碰壁。轉了一大圈，什么也沒有得到，這種情況并不鮮見。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在哪里？群眾不講真話，打“官腔”：“生活不錯，基層領導很注意照顧底層群眾的生活，干群關系很融洽”、“過年過節的還給我們送面、送油、送肉、送錢，我們很感激黨和政府”、“我們堅信……”等等。過年過節，領導“送溫暖、送愛心”這并非瞎編，可以有，也確實有這么回事兒。上級領導到基層訪貧問苦，基層干部早就選好了人，這種情況也不排除。但有一點也很明白，即便被訪群眾說的全部是實話，但他們的講話內容是做了選擇的。只講了好話，沒有講不足。這是典型的“官腔”。　　

不太熟悉的人之間交流，人們一般有一個習慣，即：選對方愿意聽的話講。群眾能夠打出“官腔”，就是因為看到了官員的“官樣”。“送溫暖、送愛心”，一年就一回，而且不是每個困難群眾都能享受到。幸運的群眾，一輩子往往也就享受這么一次。不幸運的，一次也享受不到。“送溫暖、送愛心”不搞“回頭看”，群眾很明白，他們不可能不把這種事看成“官樣”。平常的調查訪問中，官員們又已經習慣扮“官相”，打“官腔”，群眾很自然地也要學著打“官腔”。一旦群眾打起了“官腔”，那么渴望從群眾中得到某些信息的官員，就會什么也得不到。政府的群眾工作開展困難，應當說與官員的“官樣”有一定關系。　　

原來的八路軍、解放軍、地方黨組織的干部與群眾交流，沒有這種障礙。首先，那時的干部長得就像群眾。不要忽視這一點，人們之間交流，對相貌的心理認同與親近感非常重要。其次，那時的干部穿的制服，除了樣式之外，做工與新舊程度上，與群眾的衣服也沒有什么區別。最后，那時的干部與群眾交流時，口音上可能有不同，但在表達習慣方面，基本上都是“群眾”的。這樣的干部，干的是干部應該干的事，卻沒有“官樣”。走到群眾中間，沒人能看出他是干部，群眾也沒人拿他當干部，就是“好兄弟”、“好朋友”。對“好兄弟”、“好朋友”講話，也要打“官腔”嗎？當然不需要。這些看起來很“表面”、很“形式”的東西，其實非常“實質”。　　

說起“實質”，那時的干部真地能解決群眾所有的實質問題嗎？非也。群眾希望他們馬上打跑日本帝國主義，他們做不到。群眾希望他們馬上把“刮民黨”端掉，他們也做不到。但群眾明白，他們正在努力做，所以不僅沒有人罵他們，反而拼了命地幫助他們。不怕有問題，不怕有困難，只要群眾相信你正在設法解決問題、克服困難，他們就會拿你當親人。這里的前提依然是你得想辦法讓群眾向你講實話，而不是“打官腔”。　　

我一直在想一個很怪的問題。當前很多機關都規定，著裝要正式。正式者，意味著要著能夠表明干部身份的衣裝。據說這樣可以提升單位形像。但我還是認為，如果我到企業或農村去，穿得更像工作對象，更容易了解真實情況。工作對象來找我反映問題，看到我穿得更像他們，他們也會更容易講實話。　　

還是那句話，長得“官樣”，是沒辦法的事兒。但如果不扮“官相”，不打“官腔”，或許群眾也會更容易接受我們，也就會對我們實話實說，而不是打“官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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