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簡偶拾　　

獨孤盛伯　　

                             一     　　

最近我翻撿舊物時，在一本記流水帳的舊記事本中發現有三首作于多年前的小詩和記錄的一些民謠，這些詩和民謠當時寫了記了也就算了，不但沒有斟酌修改，后來也忘記的干干凈凈。如今看見它們，回憶當年寫時記時的心境，頗多感觸和滋味在心頭。　　

其實我自公元一九八五年到蘄州文化分館，就沒有認真寫過文學方面的東西了。這主要與心情和環境局勢有關，也是我的疏懶。但畢竟愛過文學，雖曾下過決心不再寫東西，與一些要好的文友也斷絕來往，心里卻有那么一絲對文學的情愫拔不去，有時心血來潮，還是會信筆涂抹幾下，抒發自己的感受，宣泄所思所想。　　

由于是興來涂鴉，興去棄屣，既不打算保存也不打算示人，寫時手頭什么方便就寫在什么上，這其中有記事本，也有廢報紙的空邊和書刊的天地頭，甚至還有抽完煙的廢煙盒。寫完后，幾乎都沒作保存的打算，因此大多散失忘記了，后來想起有些值得保存的篇什，例如我曾寫的一些短詩《我的狗》、《廢寺》、《放河燈的人們》等，現在無論如何都找不到了。之所以這樣，其實還有一個原因是我曾因文罹禍，以至改變了人生軌跡，“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不想再因文連累家人。　　

二　　

現在許多人說“文革”十年，是因文興獄的十年，其實文字獄并不是林彪江青們的專利，它可以上溯到西漢董仲舒等孔氏門徒鼓動朝廷確定禁抑百家，獨尊儒術，只不過明清以降愈演愈烈而已。遙想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人們思想活躍，百無禁忌，哲學界思想界軍事界科學界涌現了多少曠世大家，那是何等氣象，中華民族如果如此一路走到今天那還了得。儒家學派在漢之前其實并不是顯學，它的創始人孔丘是個竭力開歷史倒車的人，在當時新興的地主階級崛起，奴隸制分崩離析，他卻主張尊王復古，維護搖搖欲墜的代表奴隸制度的周王朝，因此他的學說在當時到處不受歡迎。碰壁太多的緣故，他曾近乎絕望的說“道不行，桴于海”，意圖到海外推銷他那一套。漢初劉呂時代信奉黃老之術，以法家學說治國，儒家學說并沒有什么地位。但法家信奉的是威權，施行的是懲辦主義，不重教化，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只講懲罰不講教育，治國有許多根本性的缺陷和不足，許多矛盾解決不了，因此引發了一場史上有名的“馬上、馬下”治國之 爭。到了文景時代，社會矛盾愈益叢生突出，統治階級內部各諸侯國經幾代人的經營羽毛已豐，出于利益的爭奪分裂傾向愈來愈嚴重，有的甚至窺視中央政權的皇帝寶座欲取而代之，所謂“文景盛世”其實危機四伏。而這些靠黃老之術，法家學說解決不了的，于是漢統治者把目光轉向尊　王忠　君，主　張維護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統治秩序，要人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的儒家，改采以儒治國，以圖鞏固延續統治。儒徒們趁機向漢統治者要了極高對價，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可以說儒家的起用就是中國文字獄的肇始。　　

人們把儒學又稱之為孔孟之道，其實儒學可分為孔學和孟學的，孔丘的再傳弟子孟軻認為社稷為重君為輕，民為重社稷為輕，他又說防民之口勝于防川，這些與孔丘主張的格格不入。倘若孔丘在世一定會把自己孫子的這個門徒視為亂臣賊子記入他編的春秋，而不是后世儒徒們的亞圣享受配祀孔廟了。按孟軻學說，統治集團的利益大于統治者即社稷重于國君，全體自由民的利益大于統治集團即國人重于社稷，如果后者不能代表和維護前者的利益前者可以置換后者，他對當時有的諸候國國君被國人驅逐事件持肯定的態度。孟軻和他的學說在當時也沒有見用，但與孔丘和他的學說沒有見用原因絕然不同，各國國君對他的學說深知其然但恐懼，對孔丘的學說知其無用而不屑。他那種干不好就應下臺，換別人來干；以及主張讓人說話議政的思想，即使在兩千多年后的今天，也不是世界上任何國家的統治階級和統治者所能接受的，這就是孟軻的光彩和超前之處。在儒家學說大系統中，孟學是受冷落的，人們一提到儒學實際上就是孔學，歷來反對和維護儒學的攻防戰實際上是孔學攻防戰。孟軻的民主思想因涉嫌犯逆一直受到封殺，雖位尊至亞圣也逃不脫文字獄的厄運。由此可見，文字獄不僅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專制, 對同一階級的其它集團一樣冷酷。把持國家機器，獨占統治利益蛋糕的統治集團象巴爾扎克筆下的葛朗臺守護金幣那樣守護既得利益，這就是文字獄興起和延續的根本原因，也是阻礙中國發展，中國不能產生資本主義的根本原因。            　　

當然，孔學也有許多有益的積極的東西值得我們汲取和繼承，例如孔丘的教育思想和注重自身修養，以及處理問題不走極端的中庸思想等，這些都是有借鑒學習價值的。但衡量一種學說好壞的標準是看它對國家民族的發展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是抑制還是促進，這是根本性的大方向，如果大方向錯了，好比一個人要到楚國去卻把馬車往燕國趕，他駕車的技術愈嫻熟危害愈大。孔學之不可取的要害就在此處。　　

三　　

古今搞文字獄的人一脈相承，都是首先鉗制輿論，不讓別人說話，在他們控制的范圍不允許不同聲音，在他們不能控制的地方對不同意見也千方百計剿殺。他們看似強大，其實骨子里膽怯心虛，缺乏自信。一個人，一個集團，一個政黨，如果手中握有真理不懼怕不同意見，不懼怕爭論。毛澤東說，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不讓人說話天總有一天會塌下來。“文革”之前，《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辟有哲學理論專欄，有意識的有控制的有限度的刊登一些不同觀點的文章，展開辯論，國人從中或多或少聽到不同的聲音。 “文革”前有兩場關于哲學和歷史的大辯論，給我的印象尤其深刻，這就是著名的毛澤東的“一分為二”和楊獻珍的“合二為一”之爭；毛澤東的人民創造歷史觀和翦伯贊的帝王將相即我們現在稱之謂“時代精英”創造歷史觀之爭。毛澤東的“一分為二”無疑是有道理的，現代物理學證明任何物質都可分，原子可分質子，質子可分電子......；楊獻珍的“合二為一”也沒錯，世間萬事萬物，小到微觀世界大到宏觀世界，無不都是“合二為一”組成的，兩人說的都是各執一端的真理，也需要合二為一才是完全的真理。至于歷史觀的大辯論，翦伯贊的觀點顯然沒有說服力，脫不了儒生治史的窠臼，連兩千多年前的司馬遷都肯定了以陳涉吳廣為代表的人民對改朝換代的貢獻，而翦老先生對人民推動歷史的史實視而不見。歷史的真實是“時代精英”以個人力量在歷史上留下或深或淺的劃痕，而人民則以整體的力量書寫歷史。人民就個人而言是一粒微塵可以不足道，但是無數的“微塵”聚合成的“大地”，即使英雄如希臘神話的安泰也離不開這力量和生命之源。歷史固然是由同一歷史時期所有社會成員共同參與創造的，人民無疑是其中的最重要成員，毛澤東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真正動力”， 顯然更符合歷史真實和有說服力。現在的一些“精英”，無論是戴瓜皮小帽穿長袍馬褂還是西裝革履，為了彰顯現在，便臧否那個時代言論不自由，思想遭禁錮，其實那時的思想學術界并不象現在這么沉悶。現在把持主流媒體的人在他們那“一畝三分地”里，除了對毛澤東時代的攻訐，充斥的不是粘貼的故紙，便是洋貨甚至是洋垃圾，聽不到其他聲音。　　

那兩場辯論興起的時候，我才是十幾歲的懵懂少年，只驚奇楊獻珍翦伯贊真膽大，敢于和毛主席唱對臺戲，現在才知道這是關乎治國方略，影響國運的大論戰。一個國家是由若干個民族，不同的階級階層，不同的利益集團組成的復合型社會，對各個民族不同的階級階層，不同的利益集團加以分析研究，分清誰是賴以執政的依靠力量，誰是執政的團結力量，是執政成敗得失的關鍵。如果沒有《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根據這個分析對中國國情的透徹了解，制定正確的政策策略，中國共產黨不可能領導中國民主革命取得勝利；如果不對現在中國社會各階級階層作透徹的分析了解，制定政策就會盲目失誤，甚至飲鴆止渴，不僅建不成民主富強和諧的中國，還會埋下整個民族思想價值觀念的扭曲和混亂，甚至國家動亂的隱患。政治的精髓是平衡和妥協，和諧的前提是各階級各階層各利益集團利益的相互度讓和包容，共存共榮。我不反對資本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尋租，這是經濟發展，人民根本利益需要所必須付出的不情愿的對價。但這種過去稱之為剝削的尋租，必須嚴格控制在一定限度和幅度內，不能損害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聽任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把心思用在研究如何使所謂基尼系數超過0.4的臨界紅線直達0.48而人民仍不反抗上，建立和諧社會便是一個美麗的童話。 這是那兩場大辯論給我的啟迪和我四十多年來的一點感悟。那兩場大辨論真好，不管當初發起者的動機是什么，受眾也可能見仁見智，但它的最終效果對國家民族是有益的，我真不希望它成歷史的絕唱。　　

四　　

遺憾的是改革之初，由于時不我待，來不及作充份的理論準備，在其后的年月里在速度和效率優先的思維主導下認為理論是灰色的虛的東西，無益于發展，“發展才是硬道理”，不僅沒有彌補完善這一缺憾，反而在改革開放究竟是為什么，中國究竟如何走等疑惑和爭議沒有澄清和統一的情況下便匆匆下了不要爭論的鉗口令，沒有展開一場理論的大論戰，以至形成今天的理論欠缺和匱乏的局面。其本意是擱置爭議不要耽誤發展，但對理論建設的消極影響是巨大和深遠的。縱然理論是灰色的，但人的脊索也是灰色的，脊髓不健的人是殘疾人，沒有理論支撐的事業是沒有希望前景的事業。有一種說法，只要經濟上去了，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這就是經濟決定一切論。其實不然，不搞經濟是萬萬不行的，以為經濟萬能也是萬萬不行的。在中國歷史上宋朝的經濟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其中的活字印刷、火藥就是產生在宋朝，儒家學說也發展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程朱理學，可以說宋朝的經濟科學文化在當時都冠居世界之首，按經濟決定一切論邏輯它應該是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王朝。然而事實上宋朝自始至終是中國歷史上最糟糕的一個王朝，它的疆域最小，先后被周邊的遼、西夏、金、大理、元等經濟落后，文化愚昧的少數民族政權打得焦頭爛額，壓迫得喘不過氣來，它前有兩個皇帝當了金的俘虜，后有小皇帝被元兵追逼得跳海。在內政上，宋政權也是一團糟，沒有一天安生日子，小股的“盜匪”不計其數，被稱之為“四大寇”的楊幺、宋江、方臘、王虎，還要動用岳飛張叔夜等最精銳的軍隊去收剿。為什么經濟發展富足了，國家不能強盛，社會不能安定呢？因為缺乏國家強盛安定諸要素中公平正義這兩個最根本的要素。宋朝《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汴京的繁華是建立在少數達官貴人富紳巨賈的驕奢恣肆上，財富集中在他們手里，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阮小二們自然不甘心，一遇到晁蓋吳用們點火自然樂于反抗“替天行道”了。社會不安寧穩定，國家如何強盛得起來？梁山阮小二們的行為是追求公平正義的行為，我們自然不能把國家不強盛，社會不安寧的板子打到他們的屁股上，要打只能打在執政的統治者和麇集在他們周圍爭食財富蛋糕，獲取不義利益的集團屁股上。但是現在的“精英”卻偏要把帳算在阮小二們身上，這也是一種不公平。《清明上河圖》的繁榮昌盛是沙灘上的繁榮昌盛，它雖然僥幸沒有淹沒于阮小二們的反抗潮水，卻毀于金兵的鐵蹄，這一歷史上的教訓實在讓人嚼味和深省。　　

宋朝還有一件令我們嚼味的大事，這就是被稱為“拗相公”的王安石的改革。王安石是一個富有才華，政聲原本不錯的人，他的“青苗法”“租庸法”本意都很好，如果能按原意原原本本施行對沉疴纏身的宋王朝無異于是一劑祛病健體的良方。問題是他選用的“會抓老鼠的好貓”如呂惠卿章惇 蔡京童貫等人卻都是“抓鼠”的同時大肆偷食的“大饞貓”。王安石認定“好貓”的標準是不看人品,不聽政聲，只要無條件的擁護他的改革就是“好貓”，給宋王朝“貓群”造成了混亂，官場黑暗貪污腐敗空前，出了一個循吏包拯成了千古傳唱的大清官。其流毒也是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的重要原因之一。岳飛曾說只要“文官不愛錢，武官不畏死”，金禍可除，國土可復，人民可以安寧生活。這是一只正直的“貓”，即使他再“會抓老鼠” ，在趙構和秦檜們眼里非但不是一只“好貓”，簡直是一只“壞貓”大哥大，顧不得金“鼠”猖獗，也要千方百計在風波亭弄死他。可見，會不會“抓老鼠”只是認定好壞“貓”的一個托詞，關鍵是否“是我族類”。“貓”們的人身依附空前，小“貓”依大“貓”，大“貓”依老“貓”，聚成一個個“貓”集團，一損俱損，一榮俱榮，貪污腐敗案發往往是一條線，一窩子。這些“貓”們大多是心黑手辣的饞“貓”， 一撈往往是平民百姓十幾人甚至上百人終生勞作血汗也換不來的財富。鄧小平說，好的制度可以使壞人變成好人，壞的制度也可以使好人變成壞人。一個時代竟饞“貓”遍地，其癥結究竟在哪里，因為既沒有類似“文革”前的“一分為二”的大辯論，也沒有“文革”中的所謂“四大”，我始終弄不明白。　　

五　　

追求公平正義，永遠是人類絕大多數的目標，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貧窮的公平正義是偽公平正義，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同義詞，因此“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是荒誕不經的，是對社會主義的歪曲；但貧富懸殊的GDP再高也不是人類要追求的公平正義，如果把它認定為“社會主義”是對社會主義的褻瀆。資本主義幾百年來在它的旗幟上寫著“自由、平等、搏愛”，盡管從來沒有認真實行過，但卻理直氣壯的到處招搖。社會主義自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發表算起，也有近兩百年的歷史了，卻沒有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公平、正義”，盡管我們干的是追求公平正義的事業，以至被人歪曲、攻訐，被人暗渡陳倉，塞進私貨。　　

六　　

本文說的殘簡只是我在那本找到的舊記事本中所寫所記的一些東西，時間跨度大約是一九八九年至二00二年之間。這個時期正是經濟獲得長足發展，各種社會問題也叢生突出的時期。既有大事件如1984年由曾經打著“小平您好”的大橫幅到天安門廣場游行，到1989年屁股上掛著小墨水瓶里裝著晃蕩的黑水到天安門廣場示威的北大學生挑頭的“六、四天安門事件” 。處理這件事件措施的失當是中國共產黨和政府至今的隱痛，也是建黨以來大規模的動用軍隊對付群眾運動的肇始，成了對手攻擊中國共產黨的一件原罪。小事件有一個炒瓜子出名的小商人“傻子”年廣久因流氓罪被蕪湖地方法院判了三年徒刑，鄧小平認為他是改革開放先富起來的典型，是一只“好貓”，不應判刑，下令釋放。　　

在這一時期經濟上正大力推行所謂改革“攻堅”，將國有資產 “零轉移”到少數人手中，使其一夜之間成了千萬億萬富翁大款，另一方面數以幾十萬上百萬計的失業（“下崗”）工人則生活無著，掙扎在艱難的生存底線，并美其名曰；這是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為什么改革只要處于社會底層的人民付出如此沉重的代價，而讓少數人肆意吞噬國家財富？“三個代表”中的“代表最廣大的人民利益”體現在哪里，是當時人們議論尋找的一個熱點。　　

在這一時期中國官員隊伍迅速膨脹，因人設事，因人設位，甚至實在找不出設事、位的由頭就設虛銜（“享受x級待遇”），授官成了酬傭拉幫結派的手段，而因此糜費的國帑遠遠大于國防或有關民生的任何一項投入。一些心術不正的人求官如過江之鯽，《厚黑學》《新厚黑學》成了他們的圭臬寶典，罕見的成了暢銷書。他們官場上四處奔走，各找投靠，一旦得手互相攻訐傾軋無所不用其極，甚至發展到買兇殺害對手。在中國的東西南北這樣的事時有發生，已經不是偶發的新聞，每每聽到看到這樣的新聞人們已不是驚訝而是嘆息。這一時期官場風氣的惡劣，創下了歷史之最，頗具“中國特色”。 官員們的待遇已 經是平民艷羨不已，而那些“精英”們老的如千家駒，少的如xx研究 中心的謀士們還鼓吹要“高薪養廉”，似乎國家苛待了他們，他們才吞噬人民的財富，貪腐是制度造成的，情有可原。這種“高論”也是那時候出籠的，延續至今。殊不知人的欲壑難填，正如俗語說的“人心不滿百，做了皇帝想外國”，試問如成克杰李嘉廷胡長青之流用多少高薪才能“養”他們“廉”起來？無論是楮時健們的“五十九歲綜合癥”，還是李真們的“二十八歲綜合癥”，官員的貪腐患的都是理想信仰道德缺乏綜合癥，這是無論用什么樣的高薪都“養”不起來的。這種理想信仰道德缺乏綜合癥的病根是在批判毛澤東時代的所謂“極左”，對“文革”進行所謂“撥亂反正”時，象馬克思說的那樣；倒臟水的時候，連同孩子一起倒掉了，種下的病根。它不僅在官員身上有，在人民身上也有，已經成了一種國家民族病。　　

那個時期思想理論界批判毛澤東時代的所謂“極左” ，有些粗糙而且并不客觀公允。要開創一個新時代，對前一個時代的成敗得失進行總結式的清算不但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必須的，但這種總結應當是客觀公正，不帶任何抑揚偏見或其他私利。我是贊成子不須肖父，生不須肖師的，僅管這不符合儒家的孝道，但符合時勢的變化，事物發展規律。畫家齊白石說：學我者死，似我者生，他說的雖是畫畫的道理，但這理與許多事相通。我們不能打倒一個迷信又重樹一個迷信，扳倒了一尊神又重塑一尊或兩尊神。但我也不主張數典忘祖，一方面享受著前人含辛茹苦創下的基業，一方面又昧著良知詆毀前人。我們的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我們的典是社會主義制度，我們數典的目的是要完善豐富發展它，而不是摧毀它。　　

那個時期思想理論界的“精英”們有了幾大“罕見的發現”，干了不少具有顛覆意義的大事。首先他們發現“自私是人類的本性，私欲是發展的永動機” ，應該肯定，不應抑制。他們大張旗鼓地為自私、私欲平反昭雪正名，對抑制私欲，提倡無私的“老三篇”大加撻伐，連古人王陽明的“去人欲，存天理”也遭池魚之殃。有了這樣的“高論”，販賣毒品賣淫乃至搶劫殺人都有合理的內核，遑論官員的貪污受賄。其次他們發現帝國主義的侵略殖民，促進了殖民地的經濟文化發展，社會文明進步，是有功而不是有罪。他們振振有詞的說因為日據東北十四年，東北才有中國其他地方沒有的近代工業，日本侵略中國有功，而不是有罪。一些專　家　教授級“精英”在共產黨的大學講臺上，在當今主流媒體中，以“學術研究”“學術探討”為名為侵略者殖民者正名，要翻歷史的舊案，時間不僅是一九00年，而且還要上溯到一八四0年。他們常遺憾嘆息中國沒有象印度那樣被英國殖民，如果受了殖民者的教化中國早是一個“民主國家”。他們鼓吹要向昔日的侵略者殖民者學習，補上“民主”這一課。他們還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進行了“反思”，認為在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有兩個“發展機遇期”，即北伐后國民黨統一了中國時期和抗日戰爭勝利之后時期，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戰爭“破壞了，錯失了”。 他們痛心疾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取得勝利之后很快的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越過資本主義階段，“違背了社會進化發展規律”，“要退，退回到資本主義階段，填補歷史的空白”。 因此，上海的小學課本取消了有關狼牙山五壯士英雄事跡的課文，電視里出現了抹黑劉胡蘭董存瑞的訪談類節目，此類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現，說明他們要推倒矗立在人民心中的英雄，用具象來否定抗日戰爭和人民革命。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階級沒有自己的英雄是不可想象的，且不說比利時的灑尿小孩法國的圣女貞德英國的南丁格爾，就連極度商業化的美國好來塢電影也不惜血本的塑造他們的英雄，而我們的主流媒體，吃著官飯的“精英”們卻一個勁的往我們的英雄身上潑臟水，這究竟算什么一回事呢？我們的有關部門一向對輿論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嚴密管理辦法、規矩，一旦發現逾矩就不惜動用大量人力物力清除影響，為什么對這些奇談怪論卻噤口無聲？豈非咄咄怪事。莫非有關部門贊同和縱容這些人的論調？實在叫人不明白。　　

或許有人會說，現在是追求自由民主的時代，不宜干涉限制這些言論，否則涉嫌壓制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當然要保護并促進其發展，但任何自由都是必須承認和接受相對的不自由為前提的，這就是少數人的意志必須服從大多數人意志，個人的任何言論行動不得損害民族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如果任憑損害民族國家和人民利益的言行自由泛濫，最終有一天民族國家和人民就會不自由。這個問題在毛澤東時代早有共識和定論了，現在也被“撥亂反正”。今年春季全國政協開會，有一個喻左域委員提案國家應制定“懲制漢奸言論法”，以遏制愈來愈嚴重的“漢奸言論”，竟遭到了“精英”們群起圍攻，被扣上如今最可惡，讓人退避三舍的“極左”帽子，倒是獲得互聯網上網民一片叫好和支持。其實“精英”們給喻委員扣錯了帽子，應給他扣一頂“崇洋媚外”的帽子才對。在當今的歐洲許多國家早有類似的法律存在，如果誰膽敢為希特勒和納粹主義翻案，早有大牢伺候著他。就是在“精英”們備加推崇的“自由民主楷模”、正不竭余力地用美式民主和美制飛機大炮并用向別國推行美式生活的美國，且不說臭名昭著的麥卡錫主義，你鼓吹否定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看看有什么好果子等著你。“精英”們原來都是一群為洋大人“尊者諱”的人。　　

七　　

那個時期中國共產黨創立以來建立的施政理念也被“撥亂反正”，遭到顛覆。他們從國外引進了一套所謂“溫水煮蛙”洋理論，以取代過去的把政策方針交給群眾，明明白白的告訴人民我們的最終目的是什么，每一個時期的目標應該如何去實現，藉以發動最廣大的群眾，爭取他們的支持和參與。因為有了人民的認同，在建國后短短的幾年時間內就平穩地完成了農村土地改革和合作化，城市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將國家的主體制度由私有制轉變成公有制，其難度和艱巨是可想而知的。聯系到同為私有制的奴隸制轉變到封建制，在中國就經歷了春秋戰國時期長達兩三百年的動亂和戰爭，同樣在同一私有制不變情況下由封建制轉變到資本主義制在英法等國也經歷了一兩百年的戰爭和反復，便可知毛澤東為代表的那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干的事業是曠世未有的，“當驚世界殊”的壯舉。　　

所謂的“溫水煮蛙”理論，就是把“青蛙”（人民）騙到“溫水”（給點眼前暫時利益）里，然后加“火”，使其喪失反抗的意志和能力，將其慢慢“煮死”，以達到預設的目的，這是以欺騙為手段的“死亡陷井”，是以人民為敵的理論。老百姓有一句俗語“可以騙人一時，不可以騙人一世”。把人民當成愚蠢的“青蛙”，自以為聰明得計的“精英”們實際上最愚蠢，他們不知道人民不是“青蛙”，人民也不會“煮死”的道理。在他們奉以為師的西方資產階級和政權那里，已經用這套理論“煮”人民多少年了，手段已經相當園熟奸滑，人民仍然沒有被“煮”死，如今在那里鬧得他們不得安生的此伏彼起撲之不盡的所謂“恐怖主義”就是無政府主義的現代版，一種另類反抗。　　

一切不公平不正義的剝削制度是產生罪惡和犯罪的根源，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一論斷沒有過時。不公平不正義也是產生社會動蕩不穩定的根源，滋生恐怖主義的氣候和土壤。這一社會痼疾，不是“溫水煮蛙”理論“煮”得了的。不從解決根源問題著手，舍本求末采取欺騙和防堵的辦法無濟于事，即使搞成一個警察國家也枉然。　　

八　　

那個時期，“精英”們推崇原始市場經濟理論，“一切交給市場，一切由市場來決定”，“政府越小越好，市場越大越好”。 原始市場經濟在它的原產地早已棄置不用了，原因是它造成無序竟爭，資源浪費，社會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造成貧富懸殊，導至社會動蕩，經濟危機，反噬經濟發展。它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造成的經濟危機引發了兩場世界大戰；它造就了列寧和他的蘇俄社會主義國家，也造就了希特勒和他的納粹主義德國；它迫使美國當時的總統羅斯福和國會立法給時刻有可能暴動革命的饑民發放食物券，并美其名曰“人人都應享有無匱乏之自由”；它使蔣介石八百萬軍隊三年里灰飛煙滅，也使毛澤東和他的隊伍來不及抹掉腳上的泥巴便走進城市，奪取了政權。這些歷史上發生的重大事件，我們且不論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和意識形態的好惡，單就對經濟而言負面影響是極其巨大的，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恢復，還未必趕得上別人。　　

我國的一些“精英”們把外國丟棄不用的這套洋垃圾撿回來當作“與時俱進的創新理論”已經實踐二十多年了，它的惡果已漸顯冰山一角。面對人們的不滿，懷疑和質問，主流經濟學派中的一位當紅的經濟學家竟如此辯解：經濟學研究的是如何提高速度和效率，貧富懸殊、分配不公等是社會問題，不是經濟學研究的范疇。此“高論”一出，人民嘩然，世界上所有有良心的經濟學家包括獲得諾貝爾獎的無不感到錯諤和異議。他使我想到民間故事中一個只剪箭桿不拔箭頭的醫生。使我疑惑不解的是，盡管“庸醫”代代有，為什么要把他們當成座上賓加以重用，任由他們對中國的發展，十三億人民的今天和明天指手劃腳，難道他們果真代表了什么“先進文化”？ 　　

他們撿拾來的“泰羅制”使中國的工廠在世界上獲得“血汗工廠”的惡名，并常常引發所謂人權的聒噪。安徽鳳陽縣小崗村二十七戶的農民的分田到戶，只不過是小農經濟的回光反照，雖然能夠解決一時之急，在一個時期內具有存在的價值，但終究不是中國農村農業發展的方向，卻被他們鼓吹成“改革開放時期的井岡山，新的農村包圍誠市的星星之火” 。在他們的鼓吹和強力推行下，全國農村都刮起了分田到戶瓜分集體財產的風暴潮，幾乎一夜之間多年積累的數達幾千億人民幣的農村集體財產便蕩然無存，如今村級組織反欠債高達數千億人民幣，兩項相加農村集體組織共損失了天文數字的萬多億人民幣，農業喪失了發展后勁，農業生產所依賴的基本條件和設施如黃淮海等土地改造和水利設施等幾乎都是在啃毛澤東時代公有制留下的老本。除了極少數在私有化風暴潮中孑遺下來的堅持公有制的村級組織如河南臨穎縣的南街村、江蘇江陰的華西村、黑龍江的興隆十八村等成了我國“三農”的亮點，頑強地展示社會主義公有制強大的生命力外，我國“三農”已經呈現或正在呈現停滯不前，甚至凋敝現象。關乎國計民生的糧食生產，一九八四年風調雨順加上小農經濟回光返照諸因素作用下創紀錄達到歷史最高點外，二十多年來盡管農業科技有長足進步國家也想盡辦法加大投入，卻一直徘徊不前甚至滑落，原因也許不一，但落后的小農經濟生產關系和方式無疑是最大原因。　　

    “泰羅制”是否先進世界上早有定論不須多說。回頭再說小崗村。不是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么？小崗村經過二十多年從國家到縣各級特殊扶持和優惠，為什么仍是“扶不起來的阿斗”，發展不起來呢？究其原因就是小農經濟規模小資本少“船小難載重，錢少難辦事”，只能是“年混年，種現田”，與現代農業多元化規模化大生產不可比媲。農業農村農民是國家穩定鞏固發展之本，世界各國都非常重視，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如“老歐洲”和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亦莫不如此。重視“三農”問題有很多事情要做，例如現在很重視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但我認為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最大程度的整合農業生產資源，充分挖掘其潛力；如何最大限度的提升農業生產力，增強其自身的造血功能，為社會創造更多地財富。而分田到戶實際上是搞私有制的小農經濟，是最大程度地整合農業生產資源，最大限度地提升農業生產力的最大阻礙，最大倒退。農業生產的最大最根本資源是土地，農業生產最大的生產力是科學技術和機械化。土地事實上分成小塊歸農民私有本意是想利用農民對私有制的熱情，提高其生產積極性，發展生產力。其實這是一葉障目。土地分成小塊歸各戶所有以后影響對土壤的改良，土地的平整，及國家從整個經濟大局著眼的種植規劃，影響農村水利設施道路及其他公益性設施建設，也不利于機械化的現代農業生產，不是提升了反而是阻礙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農業的根本出路是集體化和科學技術的發展，而不是私有化的小農經濟。集體化的最大詬病是分配的平均主義導致的不公平，影響農民生產積極性，其實這不是一個不可克服的癥結，而是一個操作技術問題，如果分配實行聯產承包制或聯產計酬制，這一問題就會迎刃而解，而且也使農民樹立多勞多得及知識就是財富的觀念，有助于培養我們所期待的“四有”型新型農民。以南街村華西村興隆十八村為代表的一些堅持集體所有制的地方的實踐，充分證明了這個道理。鑒于我們國家已經搞了現行的私有性的土地承包制二十多年，也為此制定了許多法律法規，與農民簽定了長達數十年的土地承包合同，我們自然不能走過去集體化的老路，否則會引起社會震蕩，國家喪失信用的危險，但是我們可以倡導和鼓勵農民走股份制的集體化的新路，以土地承包權入股參加第一次分配，以聯產承包或聯產計酬參加第二次分配，這樣既可以平穩地與現行作法銜接，不致引起社會震蕩和農業生產的波動，又能解決農業發展面臨的瓶頸問題和缺乏后勁問題。　　

“三農”是關系到社會穩定，國家發展的基礎，對于我們這個十三億人中就有九億多的農民的世界上最大的后發展國家來說尤其如此。農業的停滯必然會導致國民經濟的停滯，農業的崩漬必然導致整個國民經濟的崩潰，而以我國這樣一個大國和已經在世界上占舉足輕重地位的巨大經濟規模一但經濟出現風吹草動，不但是中國的災難而且是整個世界的災難。我國的改革開放是從農村起始的，現在改革開放，樹立可持續發展的和諧社會經濟模式處于攻堅階段，依然必須把著力點放在“三農”上，檢討以前的作法，開拓新的思路，建立新的發展模式，迎接新世紀的挑戰，實現民族復興，為人類作出新的貢獻。　　

九　　

本文原是談我在一本舊記事本中的一些文學殘簡的，卻寫了這么多看似不相干的，其實與那些文學殘簡具有深層次關系的文字，它是另一種殘簡，是我多年思考的一些思想殘簡。我一九八三年參加由國家司法部和《法制日報》聯合舉辦的“中華全國律師函授中心”學習，兩年后畢業原想考律師，結果因為考生必須具有大專學歷，函授中心的學習算不得學歷，而我只有初中肄業的學歷又不想弄張假文憑混考，未能如愿。其后的二十多年中為了彌補困蹶的生計，斷續的在一些法律事務所和律師事務所兼職從事法律服務工作，接觸了許多社會問題引起了我思考的興趣。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吳樹青教授有一個內部講話稿在坊間流傳，我偶然看到了震動很大。吳教授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有一個長遠的戰略計劃，在和平演變蘇聯東歐以后，經過一段時間的消化，便要全力和平演變中國，他們說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的誤會，是邪惡之源，他們的目標是顛覆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政權，消滅社會主義。他們和平演變的手段是上下層雙管齊下，政治經濟文化多處著力，培養唆使利用代理人從內部顛覆社會主義制度，搞垮共產黨政權。這一切都是我不能接受的。如果西方國家和平演變我國得手，我國將陷于民族分裂，國家解析，無盡頭的戰爭和動亂之中，國民經濟也將一蹶不振。這決不是恫言虛飾，前蘇聯解體和今日的俄羅斯就是殷鑒。中華民族一百多年來的民族復興夢必會徹底破滅，數以千萬計的先烈前輩的熱血和生命將白白付與東流。我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現在也不想參加這個黨，但我愛我的民族和國家，在維護國家統一，為民族復興奮斗上，我和中國共產黨目標是一致的，為了這個目標我必須支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中華民族自一八四0年英國人用大炮轟開國門之后，一直處于屈辱受欺凌的地步，到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時期中華民族更到了亡國滅種的最危險的時刻，這其間無數仁人智士試用了各種方法主義力圖救國救民都宣告失敗，只有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救了中國，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獲得了應有的地位和尊重，而且民族復興在望，我們有什么理由不支持這個黨，擁護這個制度？有什么必要用其他政黨和主義取代她？況且當今世界有什么更好的政黨和主義可以取代她呢？請回國民黨嗎？國民黨在大陸的治績人民猶記在心，到了臺灣治理了幾十年竟被成立才十幾年的民進黨取代（二000年），二00八年是否會奪回執政權重新執政尚是未知數。臺灣民主嗎？有個作家江南寫了一本譴責蔣經國的書，逃到美國也免不了被追殺。知其過去和今天就知道其明天，把這樣一個政黨請回來執政對國家民族人民有什么好處？對“民主”鼓吹最勁，用槍炮作手段向外推銷的美國，是我們的“精英”們夢這寐以求效仿的“民主”楷模，她民主嗎？幾任總統從林肯到肯尼迪都死于不同政治利益集團的政治謀殺。美國槍支泛濫，全國槍殺聲不絕于耳，平民百姓整天提心吊膽不知什么時候會死于非命，人民要求禁槍聲如潮洶涌，可是在國會就是難以立法禁槍，其根本原因是軍火利益集團為了自己的利益加以阻撓。美國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總人口才不過兩三億人卻有幾千萬人受困于饑餓和營養不良，平均二十來過人就有一個人餓肚子，這樣的“民主”是什么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不是人民需要的民主，是富人的天堂，不是人民的天堂。把這樣的“民主”移植到中國，中國必動亂無疑，那將是富人和“精英”們歡慶的盛筵，人民的苦果。目前盡管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有諸多不盡人意的地方，這個黨也犯過很多錯誤例如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但小瑕不掩大瑜，無論從歷史的角度看，還是從民族、人民根本利益考慮，無論從縱比還是橫比這個黨這個制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她不應，起碼不應在有更好的政黨和主義出現之前被取代。　　

作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則不能對這諸多不盡人意的地方掉以輕心，不能有那種“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執政舍我其誰的山大王心態。國民黨領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厥功巨大，八年抗日戰爭也不是寸功全無，為什么落得個遭人民拋棄而敗退蜷居臺灣？“君子之澤，三世而斬”，它還沒到三世，從同盟會算起也不過二世，為何如此迅速垮臺？因為蔣介石氏為代表的右派，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留瓶換酒，倒行逆施尤其是臨敗前三年尤烈，民心背向所致。須知執政的最大資源不是國家機器軍隊和財富，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其實還要加一句“得民心者坐天下”。前車之鑒應該汲取，萬萬不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也留瓶換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人民的愿望和追求的科學總結和提升，她的本質是以人民的利益為自己的利益，沒有政黨和某一個集團的私利。她坦坦蕩蕩，磊磊落落，不象其他政黨和主義，口惠實不至不是她的作派。　　

現在國內外都在熱炒“民主”。炒作“民主”，以“民主”作武器，是西方國家搞和平演變的老套路，其路線圖是“民主”一一民粹一一民運一一民變（“顏色革命”）。國內新生資產階級炒“民主”，是他們的羽翼已成，已不再滿足“政經分離”。以前他們滿足于通過在共產黨內找代理人，社會上豢養“精英”，表達他們的愿望，代表他們的利益，現在他們羽毛已豐要自己走上前臺，建立自己的政權保護他們天方夜譚般攫取的以前老資產階級要幾十年甚至幾代人才能聚積的巨額財富，只有這樣他們夜里睡覺才不做噩夢。人民要求民主，是他們感到自己應得的利益沒有實現，既得的利益受到了損害或威脅，要用她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套改列夫、托爾斯泰小說“復活”中的一句名言：要求民主的呼聲是相同的，要求民主的目的則各有各的不同。　　

民主是什么？是讓人們自由的說話，自由的表達自己的意愿。它是方法，是手段，不是目的。讓人們說話，表達自己的意愿，不必非搞多黨制，西式議會不可。多黨制，各政黨你爭我斗，容易造成社會群體撕裂對立，你方唱罷我登臺，各為自己的選民利益考慮很難制定實行一個長遠一致的國家經濟發展規劃。在存在民族問題的國家尤其不能搞多黨制，它極易削弱中央權威，造成民族分裂傾向，社會動蕩不已。且不說實行這一制度的印度，就連多黨制西式議會制度的老祖宗，法國存在科西嘉半島分裂問題，意大利存在西西里島分裂問題，西班牙存在巴斯克分裂問題，英國則因北愛爾蘭分裂的戰火燒了幾十年硝煙尚未飄散。如果我國也實行西式議會多黨制，后果可想而知。讓人民說話，讓人民表達自己的意愿，途徑多得很，讓人民鳴，讓人民放，讓人民寫大字報，讓人民游行，讓人民直選自己的代表并賦于他們罷免代表和貪腐瀆職官員的權力，就不失是一個好辦法。當然要制定相關法律，防止有人對“四大”的濫用，誰搞誣陷誰搞人身攻擊，誰就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眾目暌暌之下，秋毫畢顯，有了人民真正地監督，要建設清廉政府，清明政治又何須中紀委等機構事倍功半的操勞。“精英”們也許會群起而攻之說：你這不是提倡搞運動么？其實運動是世間一切事物生命的本源，搞運動只要不濫、亂，有計劃有規范有限度的運動有什么不好？“流水不腐，戶樞不蠹”，連孔丘也倡導“吐故納新”。 不要拿“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說事，來否定運動。那只是體制內的脫序失控的運動，國家民族就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如果我們不經常性地真心地請人民參與進行諸如整黨整風評議政府評議官員這一類運動，任由腐敗消極的東西積淀，保不準總有一天會爆發體制外的運動，甚至武裝運動（戰亂），那樣國家民族損失會更大，人民會受更多的苦難。　　

我之所以思考這些問題，有以上這些思想殘簡，是因為看了吳樹青教授那個講話后有一個打算，搜集資料，進行研究，寫文章證明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由之路，而不是西方敵對勢力宣稱的“人類的誤會”。然而處于我這樣的地位和條件，搜集資料很難，吃飯有時也感到窘迫更無錢買書，研究談不上只剩下思考（空想），以致延宕至今也沒有寫成一篇文字。現在，我前有乙肝，后有糖尿病，齒已脫，眼半瞎，隨時都有“歸去來兮”可能，完成那個宏圖更為困難，只好把思考的思想殘簡寫出來，貢獻給有志于維護共產黨維護社會主義的仁人志士，拋磚引玉，讓他們完成我的心愿，以報達中國共產黨解救我的全家，養育我之恩。　　

因為所處環境搜集資料困難，加之經濟拮據我已經有二十多年除了偶爾買點法律書外沒有買什么其他書了，我的思考的材料全都來自報章和網上文章，加之也沒作什么筆記摘錄之類工作，全憑記憶，本文中所涉及的人名數據專有名詞及引語如有錯誤在所難免，實在抱憾。　　

十　　

現將我那個舊記事本里寫的三首詩，記的一些民謠錄下：　　

短詩　　

其一　　

黃州赤壁懷古　　

蘇子磯前泛舟游　　

把酒酹江計莫籌　　

長恨長江淘千古　　

不堪大宋政事休　　

烏臺失官兩賦在　　

山水難醫憂國愁　　

我欲斗膽問謫客　　

安能醉臥御風游　　

其二　　

無題　　

嘉樹凋碧葉　　

群鴉噪嫩秋　　

吏戶自古重　　

銅綠舉世求　　

四維無禮義　　

廉恥沽價售　　

堪嘆漢宮蟬　　

霜近唱不休　　

其三　　

哭　張宇雄　君　　

惡耗傳來我正窮　　

兩行清淚哭宇雄　　

世事如此誰堪問　　

事業怎能敵綠銅　　

謀生日夜勤奮筆　　

臨去方知一場空　　

我勸天公重抖擻　　

滌濁亟待雨和風　　

注：張宇雄，我的同鄉，黃岡師專（今黃岡師范學院）高材生。我在蘄春縣文化館任業余文學創作輔導員時，他任業余美術創作輔導員，比鄰而居。極有才華，作品多次獲省、地區（今稱市）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黃岡地區成立藝術中專，調他任舞美專業為臺柱子教師。其時，廣告初興，他受師專時業師所邀，課余時間不分日夜合伙作廣告畫，短短一年多時間就分得兩萬多元，相當于十幾年工資。然而，福兮禍所伏，終致肝病，不治而去。　　

民謠　　

其一　　

十年改革有一怪　　

挖共產黨的富得快　　

其二　　

      手拿木砣（公章）　　

       臉上紅酡（醉酒）　　

丟了木砣　　

算個什么　　

其三　　

社教本是好　　

官兒要先搞　　

官兒通　　

百姓通　　

官兒不通　　

白費工　　

其四　　

說十不如做一　　

                              燒紙（冥錢）不如做七（超度亡魂的宗教儀式）　　

其五　　

令不出都法不行縣　　

國家不亡也有危險　　

其六　　

治國先治吏　　

      治吏先治（官）痞　　

治國先治吏　　

                         治吏先治心（對官員進行道德操守教育）　　

治國先治吏　　

治吏先懲貪　　

   吏風清，民風醇　　

       吏不清，出“刁民”　　

其七　　

官多如蝗　　

百姓心慌　　

因官設位　　

百姓心灰　　

因位設官　　

百姓心寬　　

其八　　

飯館多于學館　　

       酒樓多于茅樓（廁所）　　

其九　　

（百姓）谷賤傷農　　

（官員）酒醉傷胃　　

例似這樣的民謠，我印象中還記了不少，只不過這本記事本只記了這多罷了。民謠是民心民聲的反映，是社會政治的風向標。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十分重視民謠。周朝還專門設有采錄官采錄民風民謠。孔丘也紆尊降貴編輯民歌民謠集《詩經》，勸喻當政者，以圖延續周的奴隸制統治。所以，記錄民謠無論是官是民都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公元二00七年夏初于湖北蘄春家中獨孤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