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違了，烏有之鄉。
    數月來，我與病魔抗爭的結果，是從“牛尾”“虎頭”之間逃出死神的追捕，暫時回到人間。
    九月初（應該說兩年前就有所反應），身體多處不適，由于經濟拮據，不敢往醫院就診，就在附近藥房買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藥物將就著，直到十月三號中秋節，實在堅持不住，到起付線（俗稱門檻費）較低的中醫附院就診，醫生診斷為“腦梗塞”，被收治于神經科病房。
    說來也巧，我所住病房4個床位，分別住著65、66、67、68歲的老年病人，其中65-67歲的三人都是1968年從部隊退伍分配到當時的“三線建設”工廠的，只是不在同一個單位罷了。只有68歲的病人較為特殊，他是個大學教師，他在工廠呆了近10年，據他夫人講，他們兩原是大學同學，都是學經濟管理的，65年考入某省財經學院，還不到一年就鬧文化大革命，兩年后把他們下放到五七農場勞動鍛煉，69年從農場將他們分配到某部屬企業，一干就是十年。他們還是在廠子里面結的婚，生的子，是后來恢復高考以后，又從工廠將老頭子調回學院教書，她也被分配到某財校（中專）任教，直到退休。半年前，老頭子患腦腫瘤，做完手術臥病在床，大小便失禁，出現語言障礙，無法用語言交流，在省醫住了三個多月，后聽人介紹，中醫附院采用中西醫結合，對病人康復有很好的效果，于是就轉院過來，已經三個月，現在有明顯的進步。半年來他們請了一個農民工陪護，每天幫助老頭子翻翻身，端端便盆，每天下午扶他到康復室鍛煉兩個小時，每月工資1800元，小伙子干得蠻不錯。在介紹這些情況時，女教師對丈夫的病情表示出那樣的無奈，對其優裕的家庭環境和雇請陪護是那樣的自豪。
    是啊！我在想，兩個月后，我也許也要到醫院動腦垂體瘤手術，萬一出現臥病在床，大小便失禁，吃飯要人喂，翻身要人幫，說話又表達不清楚時怎么辦？因為我把我的全部退休金用來請陪護還差一大截，湊不夠數啊！
    不僅我在想，比我大一歲的王戰友和大兩歲的宋戰友也在想。
    宋戰友說，1962年他讀高二時，適逢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部隊要在學校征召一批品學兼優的學生入伍，他就是其中之一，到部隊他當的是無線電報話兵，后來當班長，有機會到師保密室工作，由于創造四好連隊，一直留在基層當班長，正要提干時，遇到文化大革命被擱置下來，1968年實行一刀切，全部干部苗子都退伍，到地方后也當上了中層干部，由于沒有文憑，就被打入“另冊”，直到退休。如果不是當兵，63年就考進大學了，那么到文化大革命時也快要大學畢業了，我還比這位大學教師高兩屆呢，現在我的退休金也是一千多元，雖然中央一再強調對退休工資低的應當傾斜，但什么是工資低的？有何介定，有何標準？簡直是空話！難道會有哪個單位承認本單位退休職工的退休金低了，我看沒有吧！
    王戰友說，我63年到某步兵師當兵。從入伍到退伍都是當的駕駛兵，曾參加過援越抗美的戰略物資轉運，唯獨沒有出過國，沒有直接參加過戰斗。退伍回來，在工廠一直是為廠長、書記開小車，直到退休，由于長年從事一種工作，一種姿勢干了一輩子?，F在落下手腳麻木的毛病，想不到我們會落得如此的下場，房子住小的，工資拿低的，技術無職稱，想起都寒心。我不是技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
    提起往事，我也頗有一番心得，63年下半年我應征入伍時，正趕上部隊搞郭興福教學法，進行軍事大比武，我也成了團里的標兵，三次受到部隊通令嘉獎，在參加師的軍事大比武后，就調入機關當文書，65年停軍銜時，我已晉升到中士，當時全團600多入伍一年半晉升中士的只有我一人。再后來就是“三支兩軍”，68年一刀切回地方，始終不參加地方的派系斗爭。在宣傳科、子弟中學、總務科都工作過，曾被廠里評為優秀共產黨員，領導的科室被評為廠里的先進科室。我們都一個共同的特點，由于沒有一紙文憑，被拒于技術職稱的大門之外，后來也許是上級主管部門良心的發現，也給評了個“助師”級的技術職稱。這已是后話，因為我們快要退休了。
    戰友們也常在一起議論：我們廠69年從各大學分來的所謂大學生38人，加上原來老牌的大學生，也不過45人，起初當中層干部的并不多，大約4-5人，其他均為辦事人員或技術人員。到了80年代中期，強調提干首選條件是“文憑”以后，老干部們退居二線，有文憑的無論是否具備領導才能，都通統投向第一線，于是鬧職稱的，鬧住房標準的，鬧待遇的，鬧職務的，好不熱鬧，我們廠還出現這樣的笑話，拿著文憑的請沒有文憑的寫信到中央（實際是部里）反映待遇不公，當然被拒絕。然而就在這幾年，除了個別“扶不起的天子”外，幾乎全部成了精英，獲得了“高級工程師”的職稱，事實上他們比我前面提到的宋戰友還低兩屆?。〔痪褪嵌嗔艘荒甑幕A教育嗎？為什么差距會如此之大？雖然最后都歸于“改制”而夢想破滅，但他們的“達標”房，他們的退休金待遇，那是普通干部職工望塵莫及的呀！
    提到退休金，不得不提軍隊轉業干部的問題。68年以前轉業的且不說了，那些都是老干部，應該給予考慮，但中央提的軍轉干部并沒有分屬于哪個批次，哪個年代，而是統稱“軍轉干”，那么1968年一刀切退伍的這批人走了以后，軍隊也出現過斷代。就象69年畢業的大學生，哪怕他們只是上過一年的大學，到了78年恢復高考，大學教師缺口很大，不得不調他們前去承擔教學任務。軍隊也是如此，等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想要提干部時，原準備的“干部苗子”已人去樓空，實在是無人可提，在我原來的部隊里，有一位在后勤喂豬的飼養員，王某人原本是與我們一起退伍的，因當時連隊還有十幾頭豬找不到合適的人喂，就留下來繼續喂豬，還有一位我在當文書時幫助其掃盲的吳姓戰友，也是確定和我們一起退伍的，后因部隊首長的私事，暫時留下，可是后來“飼養員”提成了指導員，剛過掃盲班的吳戰友提為炮排長，因要打炮，計算射擊目標，他做不到，后就改提營房助理員（連職），過幾年他們也轉業了，一個當地稅局局長，一個當派出所所長，幸虧他們都是公務員退休，要是分到工廠，且不讓人難堪？綜上述，國家對我們這些從部隊退伍轉入工廠建設的人實在不公道，不知是制度還是氣度使然？
    由于我膀胱癌惡化，等不到“腦梗塞”的病治好，我就轉到醫學院附屬醫院泌尿科做手術，其間由于頭痛難耐，醫學院再次為我確診，我患的的是腦垂體瘤，要等膀胱手術兩個月后，待身體和經濟緩一口氣，再作腦手術，由于沒有錢，我請求醫療救助，于是要復印很多原始資料，要蓋無數個章，包括到中醫院復印病歷。妻子為此幾乎跑斷了腿。當她重返中醫院神經科看我那兩位病友時，宋病友病情有好轉，王病友已是病入膏肓，下不了床了，講不了話，據其夫人講，能拖到春節就算不錯了，不久，陰間又會多一個含恨而終的人了！
    奇怪的很，我申請醫療救助，還被相關部門以各種理由拒絕，我妻子于是據理力爭，最后不得不將情況張榜公示，遙遙無期地等待他們審核。而就在本社區，有小轎車出租的，兒子是大款家中安有麻將機的，居然拿低保，并未看到任何“公示”。他們每天還在罵過街調，上面來查，社區書記說，他家的低保是上面給的，我們不知道，他家的小轎車是其姑媽離婚時轉讓的（真是睜著眼睛說瞎話，查一下原始發票不就真像大白了嗎？），并且還跑麻將機家動員其將麻將機賣了，為此還大吵大鬧。我們的社區啊，你們是在為誰說話,為誰辦事，真讓老百姓摸不著頭腦！
    莫辦法，在活著的時候，把它寫出來，讓心靈釋然一下可也。

戎  絨
   2010年元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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