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母親讀書再看毛澤東時代的幾個教育階段　　

在現實生活中，屢屢遇見一些人抱怨說是文代大革命時期沒有書讀。當我聽到這些言論時，我不禁覺得好笑。事實果真如他們所說嗎？我以我母親和我兩代的讀書經歷告訴八十后的所有年輕人，整個毛澤東時代的教育并不象這些人所說的，而事實正好相反！ ­

我母親生于一九三七年，兄弟姐妹六個，三男三女。她上面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下面兩個弟弟，一個妹妹。 ­

解放前的農村，因為勞動效率低下，不單是勞動強度大，而且勞動時間也長，再加上生育的原因，三四歲的孩子要幫著母親看管弟弟妹妹，再大點的就要放牛割草，再到大點就要和大人一起參加繁重的田間勞動了。因此，百分之九十的家庭是不送子女讀書的。 ­

我母親的父親，也就是我外公，他在當時是屬于那種有遠見的村夫。由于他辛勤的勞動，以及祖上傳下來的一點家業，生活還算可以，即達不到土匪打劫的層次，也沒有低到養不活一家大小，除了自己辛勤耕作之外，農忙時節還請幾個零工或月工。因為他沒有讀過書，家里進出的開支也就沒個算記，因此，在我大舅七歲那年，他把他送進了私熟學堂。那個時候，種田人送孩子讀書可是一件新鮮事兒。 ­

我媽只比我大舅小了兩歲，可因為她是女孩，送她讀書不但要花錢，最根本的還是不能幫著外婆帶比她更小的弟弟妹妹，并且，女孩子讀了書，終究要嫁到別人家去的，對自家來講，得不到一點好處。自然，外公也和其它農村人一樣，是不會送她讀書的，因此，在那個時候，我媽媽和她其他兩個姐妹也同樣沒有讀書的機會。 ­

解放后不到兩個月，共產黨便號召所有的人都去讀書，年齡大的，白天要勞動的大人去參加當時的夜校，成人夜校里不收任何學費。年齡小的，包括十八歲的這段年齡的人，都要參加當時的全日制學校，特別是對有女子的人家，更有干部上門做家長的思想工作，我母親當時已經十二歲，大姨媽十六歲，小姨媽十歲，她們都是這個年齡段的人，因此，她們全趕上了這個時代。 ­

當時全日制讀書的學費是五升稻谷，比起解放前的學費，那只是一個意思而以。但因外公家除了我大舅參加了當時的土改工作，一個小舅還不到年齡以外，其余的四個都要讀書，這對外公的負擔，特別是勞動負擔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我外公是個開明人，他從我大舅的身上看到了讀書的好處，因此，他的這幾個符合讀書的子女全部進了學堂，我媽媽和她的姐妹全部讀完了五年初級教育。 ­

當時的教育形式也可以說是全民為師，全民為生。剛解放時期，有知識的人很少，一時間要辦這樣多的學校，教師從哪里來。當時的共產黨就是有辦法，除了那些全日制學堂要比較正統的老師外，其它的夜校一個村，甚至兩個村，只要有一個真正有知識的人，就能教一個村上千人讀書。辦法是，他一個人教一個班五十人，他手下的學生就可以同時下去教五十個班，二千五百個人，這大概就叫現炒現賣吧。那時候的教學也不講形式，在成人夜校里，只要可以教別人一個字，人人都可以上講臺，人人都可以發揮自己的長處，可謂是把知識力量調動到了極限。 ­

就是共產黨這樣地提倡大家學文化，但是，還是有很多人不愿送女孩子讀書，還是要把她們早早地嫁了，推卸父母自己的責任。更有甚者，還有一部份大人不愿意到夜校讀書，卻沉緬于舊社會時期遺留下來的賭博習氣里，把時間浪費在打牌賭博上。于是，就有了新中國的婚姻法，（當然，婚姻法的產生也還有很多別的原因）和賭博罪，這兩條都是共產黨成立后，比較特別的法律和法規。 ­

對于一些頑固派，在這種理性教育的號召還不管用的情況下，后來又出了一種強制教育手段。那是到了農業合作初期，我媽媽因為已經讀完了五年小學，在那個急需人才的時候，讀了這么多書的人那都是建設新中國的寶貝了，因此，我媽媽被安排到合作社里當了一名營業員，當時的合作社就成了逼那些不讀書的頑固派們的一道關卡。 ­

營業員們奉命把所有的商品都用比校深的壇子或箱子裝著，在箱子上面寫上幾米外都能看到的商品名稱。那時因為是統一計劃，統一銷售，因此，要買東西必須到合作社來。當顧客要買哪一樣東西，只有當他自己從壇子上的字面上認出哪個壇子里是自己要買的東西，他才能把東西買回去，要不然，他就只能返回去學會了這個名稱的字回來再買了。這樣的強制手段，當時還引來個別的反面議論，說是誤了很多生產時間。 ­

到了我要讀書的年齡，已經是六十年代晚期了。為了我們這些子女，為了能讓父親一心撲在工作上，我母親那時又回到了農村。按當時的教育制度來講，小孩子滿了七歲就要送讀書了，卻因為我父親那種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也就沒有想起要送我讀書，眼看要滿九歲了，無奈之下，我母親只好賣雞蛋換來一點錢送我上學。我還記得在我讀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有一個女同學的父母就為她找好了人家，要把她嫁出去。后來是我們班主任老師多次上門做工作，大隊支書上門做工作，讓她將要嫁過去的男方出那一點點的學費，這樣他父母才最終同意她讀完小學。 ­

昨天，我在黎陽的一篇文章后面看到了個則留言，問文化大革命時期為什么不搞高考，不上人繼續上大學。在未征得犁陽同志許可下，我冒昧地在此作番扯述。

首先，說文化大革命時期不培養大學生這完全是瞎說，至今為止也沒聽說那時的大學校園幾時空著。這里舉一個例子，在那個時候，全國各省出現了一個全新的學科，那就是中醫學科。在毛主席直接關懷下，全國各地竟相辦起了中醫學院。他們用中西醫結合的方法很快培養出一批批的大學生，對于后來遍及城鄉的赤腳醫生的輸送，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現在倒是有些小學空著，要不是芳草叢生，就是搖搖欲墜。）如果沒有高等教育，那幾乎是一夜之間遍及農村的赤腳醫生是怎么來的呢？

那時是沒有高考，那是因為，有他們特殊的管理體制所必須的。那時候培養人才，政府有他們特殊的理念，不是以考分來衡量一個人的能力和作用。高中和高中以下，這是屬于普及教育，這是每一個共產黨領導下的公民必須掌握的最普通的知識。完成了普及教育，對于專業性的人才就必須經過挑選了。毛主席說過：“在路線不對，方向不對的情況下，知識越多越反動。”因此當時招收大學生，第一點，必須保證思想好。人民供吃供住培養一個大學生，他必須得有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一個高中畢業生，他還沒有走入社會，人們又能用什么來判斷他學了知識后能為人民服務呢。因此便產生了一個新的模式，在畢業以后，回工廠或農村參加三年勞動，就是人們經常討論的下鄉或回鄉知青。在這個勞動期間，由他周圍的農民或工人來評價推選上大學，這樣才能保證培養出來的大學生不會脫離人民群眾，不會為了個人利益去出賣自己的良心。有心的人可以去調查一下，有幾個工農兵大學出身的人有賣黨賣國的言行呢？因此才出現了出國留學生全數歸國的神話。

那時招大學生的第一個硬性規定是：出身不好的不會推薦上大學，除非他有特殊貢獻。這一點，改革開放后的高考證明了當時的正確，那些曾經被鎮壓了的地富反壞右，他們考上大學的目的很明確，第一是仍然要過人上人的生活，第二就是要反黨反人民，報復這個社會。眾所周知，那時讀大學是不要錢的，而且還發生活費，讀上了大學，就等于參加了工作。試想，人民供吃供住，到頭來卻讓一群反動者得到了最高等教育，這不是自掘墳墓嗎？又怎能對得起那些為人民利益而奮斗犧牲的先烈呢？又怎能對得起一心一意工作在第一戰線上的工人和農民。

另一個硬性規定就是有海外關系的不招。這一規定有兩個好處，一是長本民族人民的志氣，打擊崇洋眉外的殖民思想。二是防止壞人里應外合搞破壞。這一點，又是改革開放后證明了那種方式的正確。六七十年代，我們在高科技方面突飛猛進，以極為快速的方式追趕著那些發達國家，尤其是國防科技。每項科技的成功，都是政府正式向世界宣布結果，引起世界注目，從來沒聽說過我們的科研成果泄密事件。比起現在來，保護條例一大堆，而成果首先在外國人面前露臉，就更不用說大學畢業首先選擇為別國效力了。

可以說，那時代的教育方式是極大的發揮了他的教育資源，也絕對地保護了人民群眾所創造的利益沒有流失，它是實實在在地用在了富國強民的教育需求上。對于毛澤東時代的教育，只要是貧下中農的兒女，不管你是讀了大學，還是沒讀大學，你們都沒有資格否定那個時代的教育。當時如果沒有毛主席，沒有共產黨的這種教育普及性方式，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是不可能走進學校大門的。現在你們卻因為沒有免費送你上大學，你就把以得到了的實慧全都加以否認、抹殺。在國家還那樣困難的時候，如果真是把有限的資源用來培養這樣的大學生，我們國家的發展只會是一句空話，又何以想象與世界超極大國稱兄道弟，平起平坐呢？

先寫到這里，不足之處希望大家加以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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