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在集團政治向大眾政治轉變過程中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和現在的美國。由于其間中國突然轉向復辟，目前美國便成為唯一的開始由集團政治向大眾政治過渡的國家，注意我們這里說的美國是開始了過渡而不是說完成了過渡，其他所有國家甚至還沒有開始這個轉變過程。我經常講，雖然美國和歐洲人均收入差不多，但是他們之間是一個質的差別，美國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歐洲仍然停留在傳統經濟和集團政治時代；雖然歐洲和中國、東南亞以及非洲的人均收入相差很大，但是他們之間只是一個量的差別，只是同一歷史階段的不同發展程度和發展水平而已。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和今天的美國進行的大眾政治建設，可說是殊途同歸，毛澤東當時是擺脫蘇聯模式后的一種主動探索，今天美國的大眾政治則是和美國其他創新一樣，完全是被動的一種客觀進程。美國之所以會形成向大眾政治的過渡，主要就是經濟虛擬化和資本社會化的高度發展，使社會公眾成為投資主體和財富占有主體，改變了經濟占有制的性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掌握了社會資本的社會公眾，必然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愿來改造整個社會的政治法律制度，從而在客觀上形成了美國向大眾政治的轉變。比如由美國資本市場推向全球的有罪推定原則就是一個典型特征，可以說，有罪推定取代無罪推定，是人本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最典型的政治特征。
為什么這么說？因為無罪推定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最高法律成果，是資產階級的偉大勝利，它被推翻標志著資本主義政治法律原則的歷史性否定。許多人都記得，中國的法學精英罵了文革近30年的一大罪名，就是文革大搞有罪推定，說什么無罪推定是偉大的政治文明，是最符合人性的偉大法律原則，并且在無罪推定的指導下搞了一整套的法律體系。結果怎么樣？形成了人類歷史對權貴和富人犯罪的最大法律保護傘，這就是為什么社會腐敗越來越嚴重的根本原因。現在大家看到美國，才知道我們文革時搞的有罪推定是走在了世界政治文明的前列，后來搞的這個無罪推定是世界正在消除的東西，我們完全是在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在這里我把有罪推定和無罪推定的含義，簡單的解釋一下。所謂無罪推定是指，只要拿不出證據證明你有罪，你就是清白的。它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最高法律成果。大家經常在媒體上看到，國外許多黑手黨領袖能夠公開活動，就是實行無罪推定的結果，只要你拿不出證據，明知道他是黑手黨也沒辦法。與此相反的就是有罪推定，只要拿不出證據證明你是清白的，你就是有罪。這個法律原則的前提依據是什么，就是朗咸平演講中介紹的那個富人原罪說，富人天生就是有罪的，有點類似我們以前那個成份論，既然富人天生就有罪，你要證明自己清白，就必須拿出證據來，拿不出證據你就活該倒霉。中國的知識精英不知道是真的不懂，還是品質惡劣，多少年來一直大罵有罪推定是法西斯，現在一看他們最推崇的美國搞起了有罪推定，并且全世界都在向這個方向發展，他們又說是不符合中國國情，仍然堅持無罪推定原則。中國精英集團為什么那么喜歡無罪推定原則？道理很簡單，無罪推定是保護富人的法律原則，因為窮人永遠都拿不到富人的證據，即便有可能拿到，窮人也拿不起證據，舉證是要花錢的，并且要花許多錢，窮人沒有錢，拿不出證據，也就打不贏官司，這就是為什么老百姓冤死不告狀的原因。有罪推定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窮人就不怕和富人打官司了，這對于那些隨便欺負老百姓的富人是很不利的，所以無論是文革搞的也好美國搞的也罷，中國的知識精英對此都充滿仇恨。可以說，只要實行無罪推定，就只能是“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老百姓在法律面前永遠就只有兩條極端選擇：要么含冤死，要么去殺人，此外不可能有別的選擇。大家看一下最近的股市，銀行業受到外資擠壓前景不妙，房地產受到國家宏觀調控影響預期收益下降，可偏偏是銀行股和房地產股票在暴漲，很明顯是有人在操縱股價，是在從事刑事犯罪，可是由于股票交易所只接受公安部的調查取證，一般投資者就是虧死也拿不到證據，這就完全堵塞了法律解決的通道，作為一般投資者除了自殺、殺人或等待動亂之外，再也沒有其他任何選擇了。這就是無罪推定的奧秘，讓股民拿不到莊家的證據，患者拿不到醫院的證據，員工拿不到公司的證據，下級拿不到上級的證據，弱者拿不到強者的證據，受害者拿不到害人者的證據，維權者拿不到侵權者的證據，這樣富人就可以為所欲為的高枕無憂了。最初資產階級革命是為富人打天下，形成保護富人的法律制度大家還只能忍著，后來隨著美國經濟的虛擬化和資本的社會化，成為經濟主體的美國老百姓逐漸意識到，無罪推定這個東西，是富人專門對付窮人的法律，所以便開始進行改革，確立了有罪推定這個窮人的法律原則。還是馬克思那個邏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基礎變了，上層建筑就肯定隨著變。目前美國的經濟基礎已經變到了什么程度？我可以告訴大家，現在美國老百姓手里的有價證券，不算基金和債券，僅股票就已經達到了１１萬億美元，１１萬億美元是一個什么概念？幾乎追上了美國的總產值１４萬億美元，也就是說，美國社會的整個資本，在邏輯上已經落入到全體社會公眾手中了，美國老百姓真正具有了我國憲法中所說的那種所有者和勞動者的雙重身份。像微軟、思科等許許多多公司，已經是從里到外的公有制了，當然準確的說應該是社會所有制，這些公司的股東能達到幾十萬、幾百萬，甚至上千萬上億人，已經不再是以往社會的私有制了。我們總不能說人家上千萬上億人擁有的企業叫私有制，我們三五十個老太太湊到一起編筐叫公有制吧，這樣就太不講道理了，而不講道理的政治理論是征服不了群眾，是沒前途的。正是美國大眾經濟基礎的形成，導致了它向大眾政治制度的轉變，這里說的有罪推定僅僅是一個例子，諸如它的懲罰性賠償，把時間納入破產范疇等等許多制度變革，都在從根本上改變著以往社會富人主導的集團政治制度，富人的違規成本越來越高，窮人的維權成本越來越低，富人窮人的法律關系正在經歷著歷史性換位，人類進入大眾政治時代的歷史開始了。有個典型事例很能說明問題，就是二０００年，美國證券會主席代表廣大股民，狀告美國三百家坐市商（證券公司），這幾乎是把美國整個金融資本集團告到了法庭上，結果官司沒打就贏了，為什么？因為三百家證券公司認為舉證太困難，所以主動認輸賠錢。事后美國證券會主席為此專門寫了一篇文章，當時《中國證券報》用整版轉載了這篇文章，文章說之所以官司能夠打贏，應該歸功于美國有罪推定的法律制度，就是辯方承擔舉證責任。這個事件的典型性就在于，國家證券會主席代表股民同證券公司打官司，是我們所無法想象的；同時狀告三百家證券官司居然還能贏，同樣是我們所無法想象的。其實就是一個舉證責任倒置，就把富人給管住了，只要發現有人操縱股價，你就可以告他，告完你可以回家睡大覺，由證券交易所證券公司來證明自己是清白的，證明不了就是有罪，就要陪你的損失，這對那些為所欲為的富人是毀滅性的打擊，再也不敢隨便欺負窮人了。這有點類似于我們文革中的大字報，老百姓對權貴不滿意，就可以貼一張大字報表示質疑，然后由權貴來證明自己的清白，證明不了就是有問題。不同的是美國的大字報貼在了法庭上，我們的大字報貼在了墻上，所以美國形成了制度，而我們只是運動。不過美國這些大眾政治的制度創新，知識產權是我們中國的，是我們中國人發明的，可惜的是文革爆發在中國，開花結果卻落在了美國。現在我們應該明白，為什么中國的法律總是起保護犯罪的作用了吧，為什么中國的窮人好人怕打官司，富人惡人把打官司常常掛在嘴邊，就是一個犯罪成本問題，在中國，富人對窮人，壞人對好人，上級對下級，官員對百姓，公司對員工最常說的一句話是什么？就是“有本事你就去告我，愛告到哪里就告到哪里”為什么壞人會如此理直氣壯？因為他知道，中國法律的舉證責任就能壓死你，你從打官司那一天開始就等于是走上了傾家蕩產甚至家破人亡的不歸路，所以中國老百姓最普遍的反映，就是一咬牙一跺腳，噴血喊出一句“我豁出去傾家蕩產也要告你！”可見中國老百姓打官司的成本有多高！中國法律制度改革的一個最大弊端，就是犯罪成本越來越低，犯罪收益越來越高，相反，老百姓維權成本越來越高，維權收益卻完全是負數，這是目前中國社會綱常敗壞腐敗腐爛的根本原因。其實治理國家說復雜也復雜，說簡單也簡單，就像莊子講的那樣“治大國若烹小鮮”，只要調節好犯罪的成本收益就夠了，因為犯罪也有個風險收益的比較問題。為什么主席那個時期政風清廉、民風清正？就是當時把犯罪成本調得很高，犯罪收益調得很低。可是后來在改革的旗號下，把犯罪成本調得越來越低，犯罪收益調得越來越高，以至于最后奉公守法的人變成了人們眼里有毛病的人，誰不搞經濟犯罪誰就是二百五，誰就是大傻帽，甚至在老婆孩子眼里都是一個沒用的人。最近世界上流行什么反人類罪，我說把人類尊嚴和良知糟蹋到這種程度，把人變成了不知廉恥的畜生野獸，才是真正的反人類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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