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歷史上的“反共”運動
石華寧
美國參議員麥卡錫，一個議員在一個民主國家里制造了法西斯式的“反共”恐怖
美國歷史上也有過與中國“反右”運動類似的“反共”運動，這就是瘋狂的麥卡錫主義。兩者都是冷戰條件下由政治觀念引發的政治風暴，都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穩定，也都是針對知識分子。不同的是，美國的“反共”運動遠比中國的“反右”運動殘酷，受傷害的人更多。與美國的“左派”相比，中國的“右派”要幸運的多。
１９５７年的“反右”運動，源于少數高級知識分子借著向黨和政府提意見的機會，公開的發表反黨反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要求推翻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否定剛剛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那時的新中國成立不久，政權不穩，剛剛開始實施社會主義制度，加上國際上存在“反共”思潮，因此開展“反右”運動是必然的，是為了穩定政權、統一思想必然會采取的政治措施。你要推翻我，我還無動于衷，在那個歷史條件下，不可能。問題主要出在，在極左思想的影響下出現了“反右”擴大化的錯誤。本來只是針對個別有影響的人物，結果卻成了定指標、人數越多越越好，有５０多萬人被錯劃成了“右派”，在知識分子當中形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改革開放后，給很多當年被錯劃成“右派”的人平反昭雪，恢復名譽，但鄧小平仍然堅持“反右”沒有錯，錯在了“擴大化”。然而即使便如此，中國的“反右”擴大化也比不過美國的“反共”擴大化當年僅有２億人的美國，在“反共”運動中有２０００萬人受到審查，２００萬人受到沖擊。
其次，中國對于被劃成“右派”的知識分子，主要是進行思想改造，希望你改變思想，培養與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感情，而不是要抓你坐牢。工資照發，糧票照給，但要下鄉鍛煉接受思想改造。是想把資產階級改變的有工農大眾的思想感情。當時的政策是，一個不殺，大部分不抓。即使對于一些語言很猖狂的人，也提出給予出路。但美國的“反共”運動，主要目的是抓間諜，不是為了改造思想，而是為了抓敵特分子，因此手段要殘酷的多。
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很多農民餓死了，但"蹲牛棚"的右派卻沒見餓死幾個。這說明右派的命運比農民要好。
因此，中國的“反右”比起美國的“反共”運動要仁慈得多。
當一些中國的右派精英在聲討中國的“反右”運動的時候，更應聲討美國的“反共”運動，但他們為何不聲討呢？還有一些人很崇拜美國的自由民主，認為那樣的制度不會發生極權壓制，不會產生法西斯主義，但在這樣的制度下為何會產生法西斯主義的“反共”恐怖？有些人說美國有言論自由，但為何美國不能共產主義一些言論自由呢？
這種現象似乎說明了，美國的言論自由僅是宣揚資本主義的言論自由，美國的自由民主僅是針對資產階級政黨的自由民主。
二戰后的美國，一方面在國際上與蘇聯對抗，另一方面在國內清除所謂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從20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掀起了以“麥卡錫主義”為代表的反共、排外運動。1945年3月，美國眾議院以207票贊成、186票反對，將其臭名昭著的“非美委員會”改為常設機構。與此同時，由于美國國內通貨膨脹指數急劇上升，在短短的一年中發生了3.47萬次罷工，共有450多萬工人走上街頭。眾院非美委員會借機指責工會 “已被共產黨滲透”，極力煽動公眾反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迫害進步人士。杜魯門政府從1947年 12月17日起開始對聯邦政府、武裝部隊和國防訂貨承包商實行所謂“忠誠調查”。其調查對象的范圍甚至擴大到了荒謬可笑的地步。在帕薩迪納，有個3歲的小姑娘為商店當廣告模特，她的母親接到通知書，小姑娘必須簽署忠誠宣誓書后才能領取報酬。據統計，在“忠誠調查”期間，總共有2000多萬美國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審查。在“忠誠調查”的影響下，美國的社會輿論也隨之右轉，教授社會科學的教師如果不在課堂上大罵蘇聯和共產主義就會被解雇，辛辛那提紅色棒球隊被迫更改了名稱，甚至參加角逐美國小姐的候選人都必須陳述她們對卡爾·馬克思的看法。恰在此時，威斯康星州參議員麥卡錫的一篇演說，將這一運動推向頂點。1950年2月9日是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林肯的誕辰年紀念日，麥卡錫決定在這一天“把炮彈打向國務院”。在俄亥俄縣的共和黨婦女俱樂部發表了題為“國務院里的共產黨”的演講，聲稱在他手中，有“一份205 人的名單”，“這些人全都是共產黨和間諜網的成員”。“國務卿知道名單上這些人都是共產黨員，但這些人至今仍在草擬和制定國務院的政策。”麥卡錫的演說有如晴天霹靂，令美國上下一片嘩然。此前如履薄冰的麥卡錫則一夜之間成為聲震全國的政治明星。
惠林演說之后，麥卡錫又相繼飛往猶他州的鹽湖城和內華達州的雷諾，重復他在惠林的演講。略有不同的是，此時的麥卡錫手中還揮舞著一張小紙片，這就是所謂的“間諜名單”。但是，按照他這時的說法，名單上的人數為57人。麥卡錫又在參議院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所謂“揭露和清查美國政府中的共產黨活動的浪潮”。朝鮮戰爭爆發后，麥卡錫更是借口杜魯門政府中有人暗中“私通蘇聯”、“出賣了蔣介石集團”、“幫了共產主義的忙”，將民主黨執政的20年稱為“叛國 20年”，并將鋒芒直指杜魯門政府。
1951年6月14日，麥卡錫借口杜魯門撤換朝鮮戰爭中的美方總司令麥克阿瑟，在國務院發表了平生最長的一次演說，直接指責杜魯門政府對外政策重要制定者，曾經擔任駐華特使、國務卿和國防部長，被杜魯門稱作“現今最偉大的人物”的喬治·馬歇爾將軍。在這篇6萬多字的演說中，他將“叛徒”甚至“謀殺者”的罪名安在馬歇爾頭上，說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極力反對在巴爾干開辟第二戰場，使得蘇聯先于西方盟國到達東歐；在雅爾塔會議上蒙蔽羅斯福，使蘇聯在領土等方面獲利；在擔任杜魯門總統派駐中國的特使調停國共兩黨沖突期間暗中支持共產黨，“出賣國民黨”；在國務院任職期間制定了對蔣介石集團不利的政策，“幫助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等。后來，麥卡錫還讓他的助手編印了《美國從勝利后退：喬治·馬歇爾的故事》一書出版，并廣為散發。同時受到麥卡錫無端指責的還有在戰時和戰后參與美國對華事務的歐文·拉鐵摩爾、費正清、謝偉思、柯樂布以及時任國務卿的艾奇遜等人。1951年冬天，在麥卡錫的無端指責和謾罵中，馬歇爾不得不主動辭職，回弗吉尼亞州里斯堡農場養老。
從1953年起，麥卡錫將魔掌逐漸伸向外交領域。是年4月，麥卡錫在兩名年輕助手的協助下，開始對美國設在海外的大使館藏書目錄進行清查。在這次清查中，美國共產黨領袖威廉·福斯特、左翼作家白勞德、史沫特萊等75位作家的書籍全被列為禁書，甚至連著名歷史學家小阿瑟· 史萊辛格和幽默作家馬克·吐溫的作品也被列入“危險書籍”之列。據估計，被剔除的書籍總數有近200萬冊。在此影響下，美國國內一些城市和學校的圖書館也紛紛查禁甚至焚毀“任何可疑的書籍和雜志”。
在“麥卡錫主義”最猖獗的時期，美國國務院、國防部、重要的國防工廠、美國 3之音、美國政府印刷局等要害部門都未能逃脫麥卡錫非美活動調查小組委員會的清查。同時，美國的左翼力量也受到空前的打擊。僅1953年一年，麥卡錫的委員會就舉行了大小600多次“調查”活動，還舉行了17次電視實況轉播的公開聽證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麥卡錫的活動越來越激起公眾的反對。在歐洲，人們更是將麥卡錫直接比作希特勒。國務卿杜勒斯更是向總統艾森豪威爾表達了這樣的憂慮：“許多歐洲領導人似乎認為我們（美國）正在麥卡錫的領導下走向美國式的法西斯主義。”1953年7月，麥卡錫的助手馬修斯在《美國信使》撰文，指責美國耶穌教會牧師中“受到了共產黨的嚴重滲透”。教會立即將電話打到白宮，抗議馬修斯的誹謗。1954年12月1日，在全國上下的一片聲討聲中，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決議，對麥卡錫進行譴責。1957年5月2日，麥卡錫飲酒過量引發肝炎和神經炎，一命嗚呼。
在“麥卡錫主義”的影響下，“反共”成了美國的惟一選擇。誰也不敢主動提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接觸。在美國國內，成千上萬的華裔和亞裔被懷疑為“間諜”。他們不僅被非法傳訊，不準寄錢給中國的親人，甚至被禁止公開談論自己的家鄉，還有不少人因被指責“同情共產黨”而受監禁、被驅逐甚至遭暗殺。在美國工作的著名核物理學家錢學森也因被指責在戰時參加了美國共產黨的活動，受到了聯邦調查局的傳訊。此后，錢學森多次發現他的私人信件被拆，住宅電話被竊聽，他的“國家安全許可證”也被吊銷。這表明，他已經不能繼續從事噴氣推進研究，甚至不能留在實驗室里工作了。直到1955年離開美國前，錢學森一直受到美國移民局的限制和聯邦調查局的監視。由于受到美國政府的限制，錢學森回國時不僅沒有帶回任何研究資料，甚至連一些私人生活物品都未帶回。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諾也因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不得不偕同夫人離開祖國，遠走瑞士。1972年2月19 日，斯諾客死日內瓦。斯諾去世后，家人在清理他的信件時發現他留下遺言：要把他的一部分骨灰留在中國，因為他熱愛中國；把骨灰的另一半送回美國，安葬在故鄉的哈得孫河畔。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成了世界超級大國。它以世界憲兵自居，推行稱霸世界的全球戰略計劃。1945年4月16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致國會的一份咨文中聲稱，美國“已取得世界的領導地位”，現在要鞏固這種地位。杜魯門還說過，在世界各國，美國將要展開與共產主義的斗爭。他說：“愷撒[1]、成吉思汗[2]、路易十四[3]、拿破侖[4]或其他任何十個偉大的領袖所擔負的責任都不能同美國總統今天所擔負的責任相比擬。”1945年12月29日，杜魯門在致國會的咨文中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已使美國“有經常而迫切的必要來領導世界了”。1946年4月6日，杜魯門還在芝加哥發表了演說,他說:“美國今天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它更強大了”，“美國應保持強大，以便實現對世界的領導權”，杜魯門鼓吹“全世界應采取美國的制度。” 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總統在美國國會參議院和眾議院兩院發表了對外政策咨文。咨文聲明：世界已分成兩個敵對營壘，蘇聯的“極權主義”“危害著美國的安全”；美國要承擔責任，通過經濟和財政援助的途徑，“支持各國的自由人民”，“采取果斷的行動”來阻止“共產主義的擴張浪潮”。 1947：年3月21日，杜魯門總統頒布了第9835號行政命令，也就是《忠誠調查法》。根據這個法令，美國設立了聯邦忠誠調查委員會。先后有二百五十萬公務員，三百萬武裝部隊成員和國防訂貨廠商的三百萬雇員受到了“忠誠調查”。這些公務員，武裝部隊成員和雇員，必須宣誓“效忠政府”。如果政府一旦發現他們有任何“不忠”行為，這些人就要被解雇或被迫辭職。如果這些人拒絕宣誓效忠，拒絕聲明“不同情共產主義”，他們也同樣會被解雇。根據美國國會陸續透露的材料，受到“忠誠”調查的美國公民，累計有一千三百多萬人。許多人只是因為自己曾經認識一名美國共產黨黨員或對一名進步人士表示過同情，就遭到了不幸。 有一位公務員，在忠誠”調查后被解雇了，原因是“沒有一件事能證明他曾經批評過蘇聯”。還有一位女教師，只是因為她說過“蘇聯也有公共衛生設施”之類的話，也同樣遭到了厄運。 在美國政府和國會領導下從事“忠誠調查”的人員，常常根據蓄意捏造的罪名和道聽途說的“證詞”，對美國共產黨黨員和進步人士進行政治迫害。一個受到了“忠誠調查”的“嫌疑犯”，實際上就成了一名“罪犯”。這個人在最后被證明自己清白無辜之前，在人們心目中已經假定他有罪。鄰居們不敢和這個“嫌疑犯”打招呼，也不愿自己的孩子和“嫌疑犯”的子女接觸，以免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嫌疑犯”的子女，甚至連參加童子軍的資格也被取消了。 1947年11月，美國總檢察長克拉克公布了取締九十個進步團體和組織的名單，半年以后，克拉克又宣布取締另外三十二個進步組織。當時，為非作歹的反動的三K黨[7]和其他三十九個右翼團體，都沒有被取締。在杜魯門總統執政初期的“忠誠調查”活動中，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8]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到了1945年，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成了美國眾議院的常設機構。此后，它對美國共產黨，美國進步團體和人士加緊了法西斯的迫害活動。經過這個委員會的調查之后，有三千八百名政府雇員被解雇了，然而這三千八百人中經法律程序由美國法院宣判后被解雇的政府雇員卻只有三十六人。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對于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9]的“新政”措施深惡痛絕，攻擊“新政”是什么“搞共產主義”。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還對“新政”派人士大肆抨擊，對前助理財政部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美國執行董事，經濟學家哈里·懷特進行了長期的嚴厲的盤問和威逼，致使懷特精神極度緊張，終于在1948年8月16日心臟病猝發身死。1947年下半年，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還對好萊塢十名著名電影工作者的所謂“共產黨滲透”活動進行了傳訊。這個委員會在調查中抓不到“共產黨滲透”的確鑿證據，卻以電影工作者拒絕答復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要他們回答自己的政治信仰為由，指控他們“藐視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犯有“藐視國會罪”。這時，電影公司的老板宣布辭退了這十名電影工作者，受這一案件株連的尚有文藝界人士二、三百人。1948午7月，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還參與了聯邦最高法院非法逮捕、審訊美國共產黨全國委員會十二名領導人的事件，誣告美共十二名領導人犯有“陰謀顛覆罪”。1949年，聯邦最高法院宣布：美共領導人犯有“以陰謀煽動用暴力推翻美國政府”的罪行，決定分別判處他們以罰款和監禁。同時，聯邦最高法院還宣布，美國共產黨是“教唆人們以暴力推翻政府的陰謀組織”。在杜魯門施政初期，美國國會還通過了不少反對勞工運動的立法。這一類立法，僅1947年就有二十多個。例如工947年6月23日，美國第八十屆國會正式通過了《塔夫脫一哈特萊法》[10]，即“勞資關系法”，規定：禁止同情罷工和工人的糾察活動，禁止工會與雇主訂立只能雇用工會會員的合同，禁止在工會中容納共產黨員，資方有權要求工會賠償因罷工而造成的損失。 1950年2月9日下午，麥卡錫在西弗吉尼亞州的惠林城共和黨舉行的一次會議上發表了煽動性的演說，聲稱美國的危險來自某些官員的背叛，整個國務院已經被共產黨搞得千瘡百孔。麥卡錫認為，美國在“冷戰”的每條戰線上都遭到了損失，因為“敵人來自內部”，“共產黨橫行于國務院”。麥卡錫揚言：“我手頭有國務院里二百零五名共產黨員的名單。國務卿知道他們是共產黨員，他們仍然在國務院工作，并且正在草擬和制訂國務院的政策。”麥卡錫還手舉一份清單說，這就是一份二百零五名共產黨員的名單。麥卡錫的惠林演說，立即成了美國國內的頭條新聞，轟動了政界。不過那份名單有時變成了二百零五名“危險的嫌疑分子”，有時又變成了“五十七名持有黨證的美國共產黨黨員”。 麥卡錫的所謂指控，根本投有什么新材料，他所掌握的唯一“證據”，只是一份國務院早巳對聯邦政府公務員進行“忠誠調查”后所提出的甄別材料。原來，早在1946年7月，國務卿貝爾納曾寫信給美國眾議院，信中談到：國務院對三千名政府職員初步進行了甄別，認為有二百八十四人不宜長期在聯邦政府任職，這二百八十四人中有七十九人已經被解雇了。麥卡錫則把國務院的上述名單中其他尚未被解雇的二百零五人，統統稱之為“共產黨人”。 麥卡錫的反共叫囂，很快使他名噪一時，成了美國新聞的顯要人物。反共、反民主的政客和共和黨內反對羅斯福“新政”的人，都寄希望于麥卡錫。在這種情況下，麥卡錫接二連三地對美國共產黨，進步工會、團體進行猛烈抨擊和惡語中傷，同時又激烈地指責羅斯福和杜魯門執政以來的美國民主黨政府對美國共產黨和民主進步勢力的“放縱”。這時，麥卡錫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成了反共勢力的急先鋒。 麥卡錫利用國會議員所享有的種種特權[1]和國會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放肆地煽動反共輿論，收集共產黨和進步人士的材料，并對他們進行迫害。當時美國黨、政、軍、文及各界知名人士，下至社會各個角落的普通老百姓，都遭到了麥卡錫的攻擊，無一幸免。 無論是杜魯門的民主黨政府，還是施政初期的艾森豪威爾的共和黨政府，對麥卡錫主義的泛濫，都沒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后來，杜魯門在他的回憶錄里承認，麥卡錫主義橫行時是“美國群眾性的歇斯底里時期，這種歇斯底里導致了政治迫害事件”’“給許多無辜的人扣上了罪名”。1950年9月23日，美國第八十一屆國會通過了《麥卡倫法》，即“國內安全法[3]。根據這個法案，凡屬美國共產主義性質的組織及其外圍組織都要向美國司法部登記，并提供有關自己組織的財務等全部情況，還要逐個登記成員的名單，并禁止其成員在政府機關和國防企業中任職，也不準他們領取出國護照。如果違反上述規定，要判處五年以下徒刑或處以一萬美元以下罰款。 1950年底，杜魯門根據《麥卡倫法》，宣布美國全國處于緊急狀態，逮捕了不少反對美國侵朝戰爭的進步人士。根據《麥卡倫法》，美國政府分別給一百七十多個進步團體加上了莫須有的罪名。從1952年5月起，美國國務院在發給美國公民的出國護照中，還特別印上了這樣的字樣：“本護照對于持往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中國、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和蘇聯的旅行者無效。”1952年6月，美國第八十二屆國會又通過《1952年移民國籍法》[4]，規定：要嚴格限制那訾“不可靠的”外國人移居美國，外來移民從每年入境三十四萬人減少到每年十五萬人，其中亞洲移民總數不超過兩千人。還規定：凡是沒有加入美國籍的外國僑民(當時有幾百萬人），必須隨時攜帶身份證，否則也要受罰甚至坐牢。根據《麥卡倫法》，僅1953年上半年，就有四十八萬移民被攆出美國到了墨西哥。 1941—1942年間，他受羅斯福總統的委托，在重慶擔任過蔣介石的政治顧問。太平洋戰爭爆發后，1942一土944年間，拉鐵摩爾在美國戰略情報局太平洋戰區分局工作。毋庸置疑，拉鐵摩爾對美國壟斷資本的統治是忠心耿耿的。然而，麥卡錫卻駭人聽聞地指控拉鐵摩爾是“蘇聯在美國的頭號間諜”，是一個“超級間諜”。麥卡錫說：“有關拉鐵摩爾的檔案材料是爆炸性的，如果破了這個案，這將是我國歷史上最大的間諜案。” 1950午4月6日，正在阿富汗訪問的拉鐵摩爾奉召回國。在調查拉鐵摩爾案件的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拉鐵摩爾列舉大量事實，表明自己對美國的忠誠，并且公布了蔣介石和宋美齡贊揚拉鐵摩爾的私人信件。在麥卡錫的高壓下，拉鐵摩爾最后還是遭到了政府的清洗。從此，拉鐵摩爾的著作和論文被禁止發表。 美國侵朝戰爭爆發后，麥卡錫更加緊了政治誹謗和陰謀迫害活動。1951年6月麥卡錫在參議院的一次會上發表了長篇演說，指控馬歇爾“參與了一項巨大的陰謀”，“為克里姆林宮的政策服務”。艾奇遜(1893—1971)自1941年以來任助理國務卿，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任副國務卿，并繼馬歇爾任國務卿。麥卡錫稱艾奇遜是“紅色的迪安”，指責艾奇遜在亞洲“出賣了中國”，“雇用并保護了共產黨人”。由于麥卡錫的一再詆毀，馬歇爾和艾奇遜都被迫先后辭職。 1952年，在美國總統競選中，麥卡錫起勁地抨擊羅斯福和杜魯門在1933—1952年民主黨執政期間是“賣國的二十年”。 1953年4月27日，艾森豪威爾總統發布了10450號行政命令，命令宣布：凡有“叛國嫌疑”，“與國家安全要求不一致”的工作人員，都應予以解雇。據艾森豪威爾自己提供的材料，在這一命令公布后四個月內，就有一千四百多名政府官只被解雇。1953—1954年間，有八千人被專門的調查委員會確定為“危害國家安全的人物”，有五千人被迫“自動辭職”；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受到各種名目的審查。 1954年8月24日，艾森豪威爾總統又簽署了第八十三屆國會通過的《1954年共產黨管制法》，宣布：美國共產黨是“非法組織”，“不受法律保護”。參議院一致通過了這一法案，在眾議院也只有兩票反對。 早在1953年，艾森豪威爾總統已參與了對美國“原子彈之父”羅伯特·奧本海默的迫害活動。奧本海默最后還是遭到了清洗。 1953年11月，美國眾議院和參議院兩院的原子能聯合委員會前執行秘書威廉，博登，向美國聯邦調查局頭子埃德加·胡佛[8]告密，指控奧本海默“非常可能是蘇聯間諜”，理由是“奧本海默的妻子和妻弟都是美共黨員”。在艾森豪威爾的同意下，埃德加·胡佛立即把奧本海默當作“叛國嫌疑犯”進行專案審查。當時，奧本海默正應邀在英國講學，接受英國牛津大學授予他的榮譽博士的稱號。奧本海默接受這樣的稱號已經是第六次了。當奧本海默從英國一回到華盛頓，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施特勞斯就通知奧本海默接受審查。1953年圣誕節前夕，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的保安人員取走了由奧本海默保存的全部機密文件。麥卡錫還揚言，要在參議院內公布奧本海默的“罪行材料”。 1953年春，麥卡錫發動了一場查禁進步書刊的運動。麥卡錫指派他的兩名主要助手科恩和沙因去調查美國國務院駐歐洲各國使館．及其他駐外單位的圖書館藏書情況。麥卡錫指控有二百八十五個單位的圖書館內藏有三萬冊贊揚共產黨和親共產主義的書籍，他主張從圖書館的藏書中剔除這類圖書。美國國務院為此曾發布命令，不準美國駐外單位的圖書館在任何情況下收藏共產黨人及其同路人的著作。這次查禁的結果，有四十多位名作家和學者的著作被列為“禁書”，其中包括托瑪斯·杰斐遜[1]的選集，菲利普·豐納[2]的史學著作以及馬克·吐溫的文學作品等等。在美國國內的一些城市和學校，也發生了“禁書”以致“焚書”活動。例如在得克薩斯州的圣安東尼奧市，有人竟建議在公共圖書館內，凡共產黨人或同情共產黨的人，其著作的封面上都印上紅色標記，把字寫得“大到一眼可以看到的程度”；還要標明作者是否共產黨員以及作者的政治態度，并附上作者被傳訊的次數。 1953年底，麥卡錫制造了一起聳人聽聞的間諜陰謀案，指控美國陸軍駐新澤西州蒙默思堡的一個雷達中心站內有“共產黨的間諜”。經過長期調查，上述指控并不能成立。但是，麥卡錫仍不甘心。1954年1月，他又揪住一位名叫歐文·佩雷斯的陸軍牙科醫生不放。佩雷斯是1952年10月應征入伍的，他在新澤西州基爾默營服役。麥卡錫指控佩雷斯是進步的美國勞工黨成員，并對佩雷斯發出了一份忠誠調查表。 由于同情中國共產黨或者客觀地評論中國問題，因而遭受迫害的學者、作家也是為數不少的。凡是參加了太平洋學會[6]的學者，差不多都受到了迫害。194l—1946年間在美國戰略情報局、美國駐華大使館和美國新聞處工作，1947—1951年在哈佛大學任教的費正清，也遭到了懷疑。 進步女作家、新聞記者史沫特萊(1890一1950)，1949年2月初突然被指控為一名“仍然逍遙法外的蘇聯間諜”。指控史沫特萊為蘇聯間諜的主要根據是：麥克阿瑟的“聯合國軍總司令部”的情報部門所掌握的當年日本秘密警察的檔案材料，以及史沫特萊自己寫的贊揚中國解放區的著作[7]。從此，史沫特萊的文章和著作，不得在美國的任何刊物上發表和出版，也不準她在公共場合講演。史沫特萊甚至很難在美國國內找到一所住房。因為當時人人自危，生怕聯邦調查局的特務前來糾纏。后來，她提出去英國的申請，美國當局又不準她出國。斯諾于1928—1941年間在中國從事采訪工作，1930年專門訪問了陜北根據地，次年寫了《西行漫記》一書。美國聯邦調查局把斯諾視為“危險分子”，禁止發表他的文稿，并吊銷了他到中國旅行的護照。后來，他被迫遷居瑞士。直到1960年，斯諾才被允許到中國訪問。進步女作家，埃德加·斯諾的前妻海倫·福斯特·斯諾，也受到了麥卡錫的迫害。她寫的文章和書不能發表和出版。 黑人歌手保羅·羅伯遜(1898—1976)1941年在美國演出時曾用中文演唱了《義勇軍進行曲》，熱情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1950年，美國政府吊銷了羅伯遜的出國護照，一度還不準他在國內演唱，因此唱片公司再也不敢為他灌音。 1951年，有九名留美中國學者回國，途經檀香山被扣留，理由是他們的學識為共產黨中國利用，“美國是不能容忍的”。隨后，美國當局又禁止一百五十名留美中國專家回國。美國政府還切斷了美籍華人和旅美華僑同中國大陸的正常通訊聯系。后來艾森豪威爾在回憶錄中還寫道：“麥卡錫主義損害了不少人，也損害了美國。教師、政府雇員、乃至部長閣員也動輒[zhe哲]得咎[jiu舊]。被指控為與共產黨有牽連或為共產黨的成員的無辜善良的人，直到今天還無法給自己完全洗掉污名”。當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有一份民眾對麥卡錫活動的反映的材料，這份材料寫道“當德國人想到麥卡錫，他們馬上想起了希特勒犯罪情景的再現”。還有的人說：“麥卡錫同希特勒一樣，是政治兇手、強盜頭子，民主恐怖的制造者”。在麥卡錫主義猖獗時，到處充斥“共產主義威脅”和“共產黨的滲透”的濫調。麥卡錫全盤否定第二次界大戰期間羅斯福聯合蘇聯、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政策，制造了“共產黨滲透二十年”，“民主黨賣國二十年”的謊言。按照麥卡錫的邏輯是，“戰后初期的蘇聯要征服全世界”，“美國共產黨是蘇聯的第五縱隊”，“共產黨的活動就是賣國活動”。按照麥卡錫的策略，先是說“共產主義勢力威脅美國的安全”，然后說“共產主義已經滲透到美國政府機構”，接著聲言要揪出混入政府內部的共產黨分子，于是就誣指一些人是共產黨，下令要把這些人清除出政府機關。在各種名目的調查和審訊中，主要問題往往變成某個人現在或過去是不是共產黨人，是不是共產黨的同路人。在麥卡錫的詞匯里，共產黨人實際上就是“間諜”、“賣國賊”的同義詞。 在麥卡錫主義猖獗時，一個人受到了懷疑就等于有罪，如果這個人對政府或麥卡錫的指控有不同意見，這個人就是“不忠誠”。杜魯門后來在談到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對美國國務院的安全問題的調查時說：“委員會把整個國務院置于懷疑之下，因為這樣作就好象對聚在一間房里的一群人說，‘你們中間有個騙子’，但又沒有把罪犯指出來，也沒有拿出證據證明哪些罪行。結果是那間房里的每個人都是嫌疑犯；直到問題澄清為止。”在這種情況下，“常常有人把道聽途說的東西當作事實真相，并且以這樣的方式利用這種東西來攻訐[jie潔]，政府工作人員，使被害者無法自白。”麥卡錫主義是美國的法西斯主義。在麥卡錫主義的迫害下，美國早年《獨立宣言》和《權利法案》[8]的民主精神被拋到了九霄云外。在麥卡錫主義猖獗時，一人遭難，親友株連的事也是屢見不鮮的。有一位青年，他在一般人心目中既不左傾也不搗亂”，只是因為他母親在要求釋放羅森堡夫婦[12]委員會里積極活動過，這位青年終于被解雇了。一位密執安大學的四年級學生米洛·拉杜羅維奇，曾在空軍后備部隊服役了八年。1953年有一天，他突然被列為危害畫家安全的可疑人物，并被取消了他的中尉軍銜，理由是有人指控他“和共產黨人或共產黨同情者有密切來往”。后來查明，所謂“密切來往”者就是他的父親和姐姐，但他的父親和姐姐只閱讀過一份南斯拉夫塞爾維亞文的報紙。這位學生的不幸遭遇，在1953年10月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一次電視節目里，著名廣播員愛德華·默羅曾廣播過。在1954年3月9日晚上的另一次廣播節目里，默羅又揭露麥卡錫是個騙子。默羅說：“對反對參議員麥卡錫那套做法的個們來說，現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時候。我們可以不顧我們的傳統和我們的歷史，但我們對后果不能回避責任。”從此，默羅災禍臨頭，被扣上了“極左”分子的帽子。有一位新聞廣播員，當時只說了一句“我支持愛德華·默羅所說的每一句話”，結果就被迫害致死。在麥卡錫主義猖獗肘，一個告密者，為了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隨時可以告發另一個人。一旦這個人被列入“黑名單”，這個人就要遭殃。一位名叫瓊·米爾的女士，她曾是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受人歡迎的一項聯播節目的女主角。一天，她的名字突然被列入“共產黨嫌疑犯”的黑名單”，結果公司的老板當天就辭退了她。老板對她說：“你對國家一貫是忠誠的，不幸的是引起了一些不同的意見。” 美國是一個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相互制約”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從表面上看，麥卡錫主義似乎披了—件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合法外衣，實際上它恰好利用了國會的立法權、總統的行政權和法院的司法權來掩飾其扼殺民主的行徑。這比赤裸裸的法西斯主義暴行，要隱蔽得多。國會眾議院和參議院下面，設立了各種名目的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小組，它們都是“依法”成立的。在各個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小組的調查過程中，有些人因為拒絕承認對自己的陷害，往往就被判以“撒謊罪”；有的人因事隔多年作證時遺忘了一些情節，往往就被判以“偽證罪”；有的因拒絕回答一些毫不相干的問題或拒絕提供親友的名字，往往就被判以“藐視法庭罪”；有的作證時援引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13]拒絕自證有罪，往往就被指責為利用憲法第五條修正案的“共產黨人”。 1951年，美國最高法院曾公布：各級法院可以自行決定取消被告援引憲法第五條修正案的權利。同年，最高法院又作出裁決：取消美國共產黨援引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的權利。1954年，美國國會還通過一項法律規定：凡案件涉及國防或國家安全時，聯邦法院有權強迫被告向國會，陪審員；聯邦法院提供證詞。這樣，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賦予公民的權利，實際上被剝奪了。杜魯門后來在回憶錄中也承認，“麥卡錫之流的做法，使人覺得只要要求享有憲法第五條修正案的權利，那就是犯罪。麥卡錫甚至猖狂到這種地步，把那些想援用憲法權利的人，也說成是援用憲法第五條修正案的共產黨人。” 由國會出面組織的不少“調查”，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逼供。被告人面前坐著懷有敵意的檢察官，新聞攝影記者在弧光燈的刺人燈光下，開動攝影機隨時準備拍攝被告人出洋相的鏡頭，再加上好奇的聽眾，這樣使被告人的神經極度緊張。一連幾天的“調查”，隨時可能被抓住把柄，給被告人扣上“偽證”，“藐視法庭”之類的罪名。1953年11月16日，已經下臺的杜魯門為了表白自己對麥卡錫主義的不滿并攻擊共和黨政府發表了一篇演說，他說：“為了政治上的便利，現政府已經浸透了麥卡錫主義。它放棄了法律的正當程序，它以‘美國主義’或者安全為名義，散布彌天大謊和對任何公民進行毫無根據的指控。”不少人在談到麥卡錫主義猖獗的年代時說，那是“恐懼的年代”，“憂慮的年代”和“惡夢的年代”。我們都知道，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就在于它能自我糾正錯誤，特別是個別領袖的錯誤，而避免釀成大災難。可是對于那個嚴重違背民主原則和基本人權的時代，美國的民主制度是怎樣糾正的呢？從制度層次上說，這個“糾正機制”可以說是一敗涂地。參院雖然認定了麥卡錫作偽和不當干預選舉，卻無法約束他。幾百名被他“一人委員會”傳訊，恐嚇的人也無法找回公道。甚至他的親信作為一名士兵也可享有種種特權，連陸軍部長都無可奈何。而且，麥卡錫的倒臺也是同樣莫名其妙。整個故事中沒有立法，沒有判決，也沒有選舉。“制度”基本是無所作為。
麥卡錫主義是民主的憲法下,完全通過民主程序產生的。在最民主的憲法下,通過完全符合民主程序的------美國眾議院以207票贊成、186票反對，將其臭名昭著的“非美委員會”改為常設機構------發軔的. 麥卡錫主義是在美國本土絕對軍事安全下發生的。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能夠威脅到美國的本土安全。7 n7不妨作個假設,如果當時加拿大成為蘇聯的勢力范圍,美國本土面臨直接的軍事入侵的危險下,那麥卡錫主義的強度還會大的多的多.就不僅僅是5年了,也不僅僅是對2000萬人進行'忠誠調查"了.
連著名歷史學家小阿瑟·史萊辛格和幽默作家馬克·吐溫的作品也被列入“危險書籍”之列。據估計，被剔除的書籍總數有近200萬冊。在此影響下，美國國內一些城市和學校的圖書館也紛紛查禁甚至焚毀“任何可疑的書籍和雜志”。被貼上“可疑”標簽的書籍包括關于雕塑、精神病、酒類、托幼和建筑的專著以及偵探小說，甚至還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連一本介紹蘇聯芭蕾舞的書也因為提到了“蘇聯”而被麥卡錫主義分子付之一炬。
在帕薩迪納，有個3歲的小姑娘為商店當廣告模特，她的母親接到通知書，小姑娘必須簽署忠誠宣誓書后才能領取報酬。據統計，在“忠誠調查”期間，總共有2000多萬美國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審查。甚至參加角逐美國小姐的候選人都必須陳述她們對卡爾·馬克思的看法。
在麥卡錫退出歷史舞臺之后，反共產主義的努力并未終止。FBI的局長胡佛到六十年代還在從事“反共大業”。麥卡錫在1950年以子虛烏有的“外交部里的205名共產黨員名單”一夜成名，而到1953年更執掌了參議院“永久調查委員會”主席的位置。這本來是個相對的閑差，但麥卡錫卻將這個委員會變成了他與共產黨“戰斗”的橋頭堡，大肆舉行旨在“揭露共產黨間諜活動”的聽證會，傳喚“嫌疑人”來“作證”。他還首創了“行政聽證”(executive session)的形式，在公開聽證前舉行秘密聽證，便于他威嚇，誤導“證人”。這些秘密聽證的記錄，在前幾年前才被公開。光是在1953年，就進行了 117場秘密聽證，包括395名證人。 麥卡錫公然違反“疑罪從無”的法理傳統，給引用憲法第五修正案拒絕回答問題的證人加上“第五修正案共產黨”的標簽。在他兩年的任期內傳喚的653個證人中，沒有一個人被定罪。但是很多經歷這個噩夢的人因此丟掉了工作或受到了名譽傷害。由于在委員會里呼風喚雨而且受到媒體追捧，麥卡錫越來越不可一世。有一次記者質疑他在讀的是不是一份機密文件，他竟然回答說：“現在不是了，因為我剛把它解密了。
雨夾雪：奧巴馬，我想問你幾個問題
作者：雨夾雪 文章來源：烏有之鄉
奧巴馬，我想問你幾個問題：
第一，你不是主張中美在人權問題上對話嗎？美國政府曾與1950年在特米那島上的一個拘留所把錢學森關了整整15天，以致錢學森體重減輕了15公斤并且失聲。那之后，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從1950年到1955年，錢學森和他的家人長達5年處于被軟禁狀態，最后又作為間諜被“驅逐出境”。美國政府不僅一直沒有為錢學森平反，相反直到1999年，美國國會調查中國竊取美國秘密技術后發表的考克斯報告中，仍然將錢學森指為間諜。直到錢學森去世，美國相關紀錄中，錢學森仍然是被“驅逐出境”的間諜。我想問一下，美國政府打算何時為錢學森平反？
第二，如果說錢學森問題是歷史遺留問題，那么再說一個現實的。眾所周知，奧巴馬你作為一個具有一半黑人血統的人能夠成功當選美國總統，是和60年代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分不開的。可是直到今天，黑豹黨等黑人民權組織的許多成員仍以種種莫須有的罪名被關押在獄中，他們已經被關押了幾十年。我想問一下，美國政府打算何時釋放這些政治犯，又打算如何賠償他們被關押了幾十年的損失？
第三，你說“支持中國政府和達賴喇嘛代表之間對話的早日恢復”。可是自一百多年前美國相繼吞并了得克薩斯、加利福尼亞、夏威夷等地區之后，這些地區人民爭取獨立的斗爭一直沒有停止過，而美國政府一直對這些獨立運動嚴厲鎮壓。今天，美國監獄中仍然關押了不少主張得克薩斯、加利福尼亞、夏威夷等地區獨立的人。我想問一下，美國政府可不可以把這些人釋放，讓他們流亡到中國組織流亡政府？我相信，中國政府也一定會支持美國政府和這些人對話的。
第四，你說“我和胡主席談到了美國的一個最基本的信念，也就是所有的男女擁有某些根本的權利。我們不認為這些原則是我們的國家所獨有的，我們認為它們是普世的權利，應該是所有的人民、所有的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少數群體都應該可以得到”。可是直到今天美國憲法中仍然沒有男女平等的條款，美國不少銀行竟禁止穆斯林婦女戴頭巾排隊。我想問一下，這種赤裸裸的性別歧視、宗教信仰歧視幾時休？
第五，你說美國“來自各地的移民能夠全部被接受”。可是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美國邊防軍槍殺越境的墨西哥人的事件時有發生。你上任以來，反移民措施愈演愈烈，目前正在建造一堵長達1100公里，占整個美墨邊界線的1/3的隔離墻。而為了維持這堵隔離墻，美國每年要花費二十億美元。我想問一下，莫非你認為這堵隔離墻體現了“任何一個國家以自由、所有人類平等的原則”？
第六，你說“中美不必一定是對手”。可是你上任以來，不僅向臺灣出售武器等行為照舊，甚至變本加厲。像今年9月11日，美國政府決定對從中國進口的所有小轎車和輕型卡車輪胎實施為期三年懲罰性關稅，甚至就在你訪華前10天的 11月5日 ，美國商務部決定對從我國進口的油井管征收最高達99.14%的反傾銷稅。我想問一下，莫非你認為這些行為體現了希望加強兩國合作的友好態度？
……
算了，不多問了。反正你也不會回答，或者說你上任以來的行動已經作出了最好的回答。再問下去，那些正忙著把財產和家屬轉移到美國的人，那些正忙著考托福考雅思移民美國的人，還有那些整天高唱“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美國因素在亞洲利大于弊，具有遏制‘臺獨’勢力的作用” 的人又會不高興了。他們可是因為你那一句“我是亞太總統”激動的連續好幾夜睡不著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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