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政協文史委為資本主義復辟造勢　　

應該說，現有的《憲法》已經規定了資本家階級的發展、活動范圍：只能是公有制經濟的有益補充，不能夠成為社會主導性力量，不能夠縱容資本家階級發展壯大，成為社會的主導階級去剝削壓迫工農群眾。政協也好、工商聯也好，只能在這個范圍內為資本家服務。如果大力鼓動資本主義“憲政”、鼓動將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經濟專制與政治專制合法化、反對公有制經濟、破壞公有制經濟，這樣的政協，就屬于在搞破壞《憲法》、顛覆國家、顛覆共產黨的資本主義復辟行為。

近日，本人收到了湖南省政協文史學習委員會贈送的一冊《學習參考資料》（2009年第11期，末頁注：內部資料，注意保存），閱后，深感這不僅僅是一冊學習參考資料，而是一個“為資本主義復辟”的宣傳冊。該冊資料共收集了14篇文章，其中有12篇是右翼言論，而其宗旨及落腳點都是“繼續深化中國政治改革”，亦即從“中國憲政”問題上解決中國改革開放面臨的困局。　　

該小冊上的14篇文章，共分為5個專欄，第一個專欄為“研究探討”，其中有署名周瑞金先生的《中國改革動力的歷史考察》、蔡定劍先生的《政治體制改：憲政目標和路徑》、趙鼎新先生的《重尋共識以推進漸進民主轉型》、高全喜先生的《我們需要怎樣的政治經濟學？》；第二專欄為“熱點聚焦”，其中有署名葉蘊的《“中國模式”的未來——訪黃靖教授》、姚洋先生的《如何降低中國經濟增模式的負面作用》；第三個專欄為“經濟觀察”，其中有署名韓雪、田天兩先生的《“新國資運動”隱憂》、陳季冰先生的《“地王”與樓市調控的怪圈》、李小平先生的《如何看待勞動力大量潛在過剩下的所胃民工荒？》等文；第四個專欄為“反腐倡廉”，其中有署名辛宇先生的《中國反腐戰略的致勝之道》等文；第五個專欄為“社會深度”，其中有署名孫立平先生的《走向社人重建之路》，薛涌先生的《大國崛起首先在于人的崛起》等。這些文章的基本出發點，就是與2008年極右分子所炮制的《零八憲章》相呼應，呼吁在中國全面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將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體改為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國體。現將這些文章的基本觀點摘錄如下，供網友們參考。　　

周瑞金先生在《中國改革動力的歷史考察》一文中說：“深化改革，說來容易實行難。似乎上上下下各有苦衷，即使領導者個人意識到深化改革的緊迫性，一旦企圖有所改弦更張，都有一種備受各方牽制的無力感。”周先生這句話的著重點是“改弦更張”四個字。他接著說“下一個30年，中國改革的動力何在？從過去30年的經驗來看，上述問題的答案只有一個：官民互動，上下借力，共度時艱。中國改革的真正動力，源自執政黨上層的政治膽識與民間力量的推動和強力支撐。”周先生提出要“從三個維度看民間的作用力”，這“三個維度”分別是：“首先，是中國民間“草根人物”的崛起，始終擁有要求改革、尋求發展、追求幸福的強烈意愿和無窮智慧。”周先生的所謂民間草根人物，即“農村改革序幕的拉開，始作俑者是安徽鳳陽小崗村的18個窮得叮當響的農民。”“工業方面，浙江蕭山的魯冠球悄悄辦起的鄉村小小農機廠，在財大氣粗、包攬幾乎所有資源的國營工業的夾縫中漸成氣候。”“其次，是中國民間新社會階層、新社會組織，因改革而誕生而壯大，始終擁有最強烈的改革沖動。”“但是，初生的新社會階層和新社會組織，由于人員構成復雜，價值觀極不穩定，職業流動性較大，因而社會認可度仍然不高，甚至還經常被體制內力量有意無意地排斥。那些習慣于公權力唱獨角戲的大一統社會治理模式的領導干部，那些沉迷于憑借行政權力輕而易舉占有社會資源、壟斷發展機會、獨占改革成果的人群，對這些靠市場的開放空間、社會寬容度增加才有騰挪之機的階層和組織，造成很大的傷害。”“因此，決策層對待新社會階層的態度，可以說是改革的風向標之一。”“最后，新意見階層的問世營造了輿論民主的平臺，豐富了意見表達的渠道，成為深化改革的輿論先聲。”但是，周先生特別強調：要“警惕普通民眾在改革中被邊緣化”，“上一輪經濟危機時，美國總統羅斯福在1933年的就職演說值得我們深思借鑒：‘現在首先是要講真話的時候，坦率地、大膽地講出全部實情’；‘在我們民族生活中的每一個黯淡的時刻，坦率和有力的領導人都得到人民自身真誠的諒解和支持，而這正是勝利之本。’近來，我們常說企業對投資要有信心，公民對消費要有信心，還有一個信心更為關鍵，就是政府對人民要有信心。”“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眾的歷史首創精神，調動人民群眾積極性，這是共產黨人的經典口號。我們說了幾十年。但真正做到這一點，需要各級領導干部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 勇于擔當的膽識，需要視民如殤的人道主義情懷，說到底，也需要領導層的坦然自信。”“要真正做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因素，并智慧地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這樣才能匯聚起攻堅克難的強大力量。”從周瑞金先生全文的內容來看，他所謂的“普通民眾”以及“人民”指的僅是那些“新社會階層”和“新社會組織”及“新意見階層”中的人民，而并不包括那下崗失業的工人及農村外出打工的農民工的下層民眾的。其全文的意思是：中國下一個30年的改革動力就是上面所說的“三新人物”，對此，中國共產黨及其高層領導人要不怕坦言“改弦更轍”，并且要有相信“三新人物”和能做好“改弦更轍”這一偉大事業的“自信力”。周先生含含混混，扭扭捏捏地說了半天，歸結為一句話，就是在中國實現“資產階級革命”！這個革命，不是革封建主義的命，而是要革無產階級的命，要在中國名正言順地復辟資本主義！　　

蔡定劍先生在《政治體制改：憲政目標和路徑》一文中說：“我認為中國面臨的改革應該有四個層面：一個是經濟改革，一個是社會改革。現在我們在做的是經濟改革，經濟改革的核心是市場經濟。社會改革的核心是建立獨立、平等的公民社會及其社會結構。行政改革的核心是廉政、高效、法治和按規矩辦事的政府。政治改革的核心是民主、自由、憲政。”“當前我們社會處于諸多矛盾高發期，我們的領導人已經高度意識到社會危機，所以提出和諧社會建設。問題是，我們可不可以只通過政策調整，而不通過制度改革達此目的？我認為是非常困難的，因為首先由于制度性原因，我們國家許多好的中央政策都難以有效地實施。”“其次，我們的領導能力限于政治動員式的方式解決社會問題，而缺乏用法治的和制度建設的方法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政治體制改革已經不可拖延。”“當前，我認為首先是要旗幟鮮明地打出憲政的旗號。”這幾段話，蔡定劍先生已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以憲政的方式解決體制問題”，并“已經不可拖延”的地步，同時，他認為中共的現有領導人“缺乏用法治的和制度建設的方法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如果他們“不換思想就得換人”！蔡先生還提出：要“擴大公眾參與，保障規范NCO的發展。十七大提出要進一步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關鍵是要以法律保障公民的參與權并制度化。公眾參與是現代化民主制度發展的新趨勢，是選舉代議制民主的重要補充。公眾參與的民主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從立法、行政決策、行政執法到基層治理、社會監督等各個領域。西方國家的民主發展是先行代議制民主，在代議制民主出現不足的情況下，在六七十年代又發展公共參與的各種民主形式，成為激活民主制度的重要方法，公眾直接參與式民主出現生動的景象。”“公眾參與當前主要可從以下方面擴大和完善：公眾參與離不開非政府組織的發展，發展非政府組織是公民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排斥壓制將產生社會矛盾，也不利于有序的政治參與。采取傳統的官方控制的發展模式也完全不適應社會的要求。”這里，蔡先生所說的“公眾”，顯然不是指處于社會下層的一般群眾，而是指那些所謂的社會新階層、新組織和新意見階層，在目前的政治體制下，他們還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參與政治，因此，他們覺得還很不夠，必須有一個大發展，即是蔡先生所說的“發展非政府組織是公民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要以法律保障公民的參與權并制度化。”蔡先生也毫不誨言他所主張的就是“西方國家的民主發展”模式，亦即在中國必須盡快地實現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才能適應當今社會發展的需要！　　

趙鼎新先生《重尋共識以推進漸進民主轉型》一文，重點是談如何以漸進的方式，將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制轉變為西方模式的資產階級民主制。他說：“民主轉型無非有著兩種可能，一種是在高層的控制下逐漸改良而成，另一種是在危機政治下造成百姓失控和精英分裂而一揮而就。政府顯然不愿意看到后一種局面的產生。”“一般來說，較為可行的制度不是一個泛民主的制度，而是以民主為主導的混合制度。”“當國家的法律和政策涉及某些群體利益時，給予這些群體的合法代表以一定的影響力就是一個方法，這就是利益集團制。”“民主政治的目標之一就是實現法治，成熟的民主社會對政治家素質的要求相對較低，但是俞（可平）先生所提倡的漸進性民主轉型的成敗關鍵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當時的政治家的素質。”“轉型時期政治家不但要有堅韌不拔的向前精神，而且還要有堅決彈壓極端勢力的決心和能力，同時他們在主要政策面上還必須讓人民看到希望以樹立社會特別是精英層面上的共識。”在這方面，趙先生特別欣賞鄧小平在改革初期時的一些做法，他說：“從這一點上來說，研究鄧小平思想和政治謀略在目前有著特別的意義。改革初期的鄧小平在運用‘真理問題大討論’打破了‘兩個凡是’的神話后，掉頭就制止了隨之而風靡的理論務虛浪潮，并提出了‘不爭論’的觀點。鄧的這一做法很為當時的世人所不解。其實它的巧妙之處在于避免了精英層面的思想在改革尚未開始就形成公開分裂，并使得沒有人能在改革初始看清社會發展方向，從而避免了反改革力量的集聚，使人們的觀念和利益能隨著社會變化而同步發展（試想:如果有人在思想極其禁錮的改革初期就清晰地指出目前的社會狀況就是我們的改革方向，估計當時幾乎全國人民都會成為反對改革的保守派。但是，即使是對于一個思想保守的官員來說，如果他的兒女做了生意并發了財，他的思想就不可能不隨之而起變化）。鄧小平的‘摸石子過河’觀點使我國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烏托邦思想、教條主義和各類‘工程’思想的束縛（所謂的‘工程’思想這兒指的是一種把社會發展類比為機械設計的工程師思維方式。在這種思維下，不同層面上的改革就成了不同的‘系統工程’，改革導致的后果經常會在利益驅動和社會結構的交錯下而與‘設計者’的初始想象南轅北轍。這種十分有害的工程師烏托邦思想在今天的中國依然有著很大的市場）。我國規模巨大的改革因此能像一條小船，不斷根據情況而調整方向。鄧小平在堅持開放中對極端勢力的彈壓則更為經典。改革初始，他一方面彈壓黨內極左勢力和取消對社會發展極其不利的‘四大自由’，另一方面關閉了‘西單民主墻’，與此同時他逐漸放開言路，擴大改革，使人民感到了希望。鄧小平在萬馬齊喑的九十年代初通過南巡力挽狂瀾，從而奠定了中國目前的繁榮，則是他最后的佳作。鄧小平能在一片叫罵中、在十分不確定的情況下，通過他的謀略來孤立極端勢力，安撫保守勢力，并將人心所向的改革推向前方，從而贏得甚至是他的反對者的尊重。”在這里，趙鼎新先生一語道破了天機，即“試想:如果有人在思想極其禁錮的改革初期就清晰地指出目前的社會狀況就是我們的改革方向，估計當時幾乎全國人民都會成為反對改革的保守派。”他明白無誤地指明了“目前的社會狀況就是我們的改革方向”，而當時只是在口頭上沒有點明而已。趙先生為了解決當前改革開放及新興的資產階級所面臨的因局，再次提出了以鄧小平“彈壓黨內極左勢力”的方式來推進漸進式的民主，確實不失為一著妙棋，但是，趙先生的這一主張，又恰恰與他所提出的“漸進式民主”的論點相違背，因為以“彈壓的方式”使極左勢力屈服，那只能得勢于一時，不能得勢于一世。當今中國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群眾對改革開放有反感，就是明證。　　

高全喜先生在《我們需要怎樣的政治經濟學？》一文中，全面地檢討了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缺乏“政治經濟學”的支撐之下，中國經濟畸開發展的狀況。他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分為“前30年”和“后30年”來分析，他說：“前30年屬于一個絕對的革命與創新時代，是一個現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發軔、推進乃至破潰的時代；后30年則是一個鄧時代，即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進入了一個現代社會的轉型階段，這個時代是一個現代經濟學在中國發軔與發展并且面臨巨大危機的時代。”高先生提出兩個30年的劃分，目的是要推出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性，他說：“西方現代社會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所面臨的兩個任務都是建設性的，一個是構建一個現代的國家，或者一個憲政國家，一個內政的主權形式下的有限政府及其相關的政治的公共性；另外一個則是在上述的政治公共性的保障前提下的自由市場經濟，從而催生出一個蓬勃發展的國民財富的動力機制，由此構建出一個基于國民財富的發展為目標的市民社會。古典政治經濟學所提供的關于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構造原理，是藏富于民，也就是說，一個現代政治，只有把財富的動力機制交付給作為個人的公民個體，由他們自主追求他們的合法利益和滿足他們的需要體系，并通過法律機制限制政府權力，以及一切非法的侵權行為，維護一個有序的憲政秩序與市場秩序，那么，這樣才能夠培育出一個繁榮的市民社會。法治憲政、產權保護、自由秩序，這些到了現代經濟學那里，已經作為一個基本前提，為所有的現代經濟理論所接受。”接著，他對中國前、后兩個30年的經濟進行批判：“中國前30年的政治經濟學，準確地說，是一種前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說到底是一種公有制前提下的計劃經濟學。后30年可以說是隨著中國社會轉型而開啟的一個中國特色的現代經濟學的時代。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后30年校正了前30年的政治經濟學的某種重大的偏差，擺脫了政治經濟學的路徑依賴，搞出了一套新的模式，但是，問題恰恰也出現在這里。因為中國后30年的現代經濟學，它引進的只是西方的現代經濟學，可是這種現代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前提在中國卻是闕如的，也就是說，在中國還沒有一個作為共設和前提的現代憲政國家與法治秩序。因此，現代經濟學或者說所謂的以新自由主義為代表的現代經濟學，在中國所導致的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作為其理論證成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難辭其咎。”“中國的后30年是一個經濟改革、社會轉型的30年。由于我們既不像前蘇聯那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全盤解體，也不像后發國家那種陷入中心與依附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不能自拔，我們搞出了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的這一模式，固然成績卓著，但也問題巨大，在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的情況下，經濟改革有點單腿獨進。經濟的問題經濟解決，政治的問題政治解決，這才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一個平衡的結構，我們現在是到了重提政治經濟學的時候了。”“問題在于，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盲目回避問題，不能清醒地認識到自身理論的限度與實踐的邊界，企圖用經濟化約政治，用現代經濟學取代古典政治經濟學。”“中國社會的一系列問題，諸如權貴資本主義、貧富兩極分化、權力尋租、國企壟斷，等等，也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無力解答的。為了應對上述問題，現代經濟學有必要重提政治經濟學。”“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當前的經濟體制還遠沒有擺脫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政治經濟學約束，甚至在新的全球金融危機的形勢下，這種政治經濟學又以某種新面目出現。……30年來，這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并沒有變化，我們根本性的經濟制度還依然是60年沒有改變的這一套。……憲政國家的政治性并沒有出現，于是一個巨大的政治權力與市場經濟勾結的黑洞出現了，這才是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所在。” “在古典政治經濟學那里，政治與經濟則是攜手共進的，一個完善的自由市場經濟必須依賴一個憲政國家，一個現代的憲政國家必然會約束權力的專橫而培育出一個自由的工商社會。”“對于我們中國來說，為什么要重提政治經濟學問題，就是要解決中國當前面臨的嚴峻問題，只有回到古典政治經濟學雙層構建之路，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為經濟發展提供政治經濟學的制度前提，揭開經濟改革的鐵蓋子，才能走出目前的經濟困局。如果我們能夠審慎而又穩定地走好政治體制改革這一步，補上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制度前提，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還是非常可觀的。”高全喜先生從經濟學到政治經濟學的領域里，繞了一大圈，但最后的結論是：“在中國必須實行西方式的憲政，沒有西方式的憲政，中國的經濟改革也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所以他呼吁：“要立足于世界，關鍵還是把內政搞好，這個重心偏于憲政建設的政治經濟學，才是我們當前真正需要的政治經濟學。”他所謂的“政治經濟學”，亦即“憲政經濟學”，在中國，不實行西式憲政，是談不上什么經濟學的！　　

黃靖先生在接受《南風窗》記者葉蘊的采訪時，就 《 “中國模式”的未來》發表了高見，他說“現在中國面臨的一個最大問題是，到底能否從經濟繁榮走向民主自由？我對此持樂觀態度。……實現經濟現代化是最基本的人權，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經濟現代化給人帶來了兩個前所未有的、同時也是不可逆轉的好處。”“首先，是個人的經濟獨立性。在工業化之前，人的經濟獨立性很差，只能依賴集體和大家庭才能生活下去，中外概莫能外。但經濟現代化后，每個人都可以靠自己的能力過一份自己的日子，獲得了經濟的獨立性。”“第二，給了人最大的社會能動性。經濟現代化把人類最重要的經濟資源，從腳下（土地）轉移到了頭上（大腦）。一個人只要學到知識技能，就能移動，從而擺脫了對土地的依附。個人的經濟獨立性和經濟資源的可攜帶性，徹底改變了人類社會。人們不愿意再將自己的權利和意志依附于所謂集體利益和權力，而是要求政治上的獨立和參與。所以，經濟的現代化必定導致政治的現代化。”“對于目前的中國而言，走向民主政治制度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在中國的大城市，政治自由度、人們對政治參與的要求是逐漸增加的。這個過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也會有反復甚至倒退。但大的發展方向是不可逆轉的。所以，中國的政治轉變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當社會主體是中產階級，政治參與的首要目的是要保住自己的資產不受侵犯，比如一座房子兩臺車；然后是平等的權利和發展機會，其政治參與就大不一樣。盡管很堅決，但絕不激進，而是漸進的、改良的。因為在最終意義上，中產階級和執政者的利益是一致的，都希望安定團結。”“中國的發展模式到了臨界點，如果不突破，未來的路會很難走。而解決問題的唯一出路，是通過制度改革完成民主轉型，維持中國的持續發展。”“我們要分清楚，到底要把民主當成是一種理念和價值觀談，還是一種政治制度談。作為政治制度，民主就是在制度上為社會各階層的不同利益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政治事務中，提供一個制度化的妥協機制。”“當人們懂得為利益而要求參與政治之時，便是民主制度發端之日。追求利益者，決不放棄，但也懂得妥協的必要。中產階級都是過去所說的革命的‘騎墻派’甚至是‘兩面派’，但它們卻是通過漸進改良推進民主制度轉型的社會基礎。”“目前世界上起碼有五種類型的成熟的民主制度——美、英、法/德、日以及西北歐各國。所有這些都有一個共同的根本點，就是政治程序的高度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具體來說，是在三個關鍵政治領域的‘制度化’，以此奠定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礎。”“我認為，中國在政治層面面臨兩大矛盾：一個是壟斷經營與和諧社會的矛盾。既得利益群體、壟斷行業對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兩個觀點有根本的抵觸，這是因為有關政策損害了他們的根本利益。而對執政黨來說，對主干產業的控制又不能放棄，這是一個僵局。另一個是分權與集權的矛盾。從經濟發展角度看，搞活經濟、促進發展最重要的是分權，簡單而言是分權讓利：經濟決定權應賦予各級產業經理，而非國家官員——這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根本區別。改革開放30年，就是經濟分權讓利的30年，地方政府、企業和民間都因此獲得很大的經濟權力，從而造就了經濟的繁榮。但中國政府為了保證政策制定和實施的有效性，卻必須集權。經濟發展要分權，政策制定和實施要集權，在中國目前的政治制度下，這是一個很難解決的根本矛盾。”黃先生認為：“現在領導人的綱領性政策非常有遠見，重點就是提高政策的有效性。我把它歸結為一種‘鳥籠悖論’。現在的政治體制猶如一個鳥籠，縱向的結構非常好，捉住上端的提手，整個鳥籠便在掌控之中。所謂綱舉目張，穩定性很好。但存在兩個缺點。第一，橫向結構很差，穩定性只建立在縱向結構。第二，鳥籠創造了空間，卻解決不了空間的局限性問題。”“這個悖論有兩層含義。第一，過去30年的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已經產生出很多能飛的鳥，成為活躍的市場經濟主體。它們需要自由飛翔的空間，要突破鳥籠。但是，如果沒有鳥籠，不但目前的政權會失去對經濟的掌控，而且整個體制也可能垮掉。第二，鳥籠的橫向聯系性很差，即政策的橫向協調很難。”最后，黃先生回到了他的出發點：“我認為，革命的方式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盡管它能砸爛鳥籠。最終要解決這個悖論而又保持持續發展和穩定，還是要從上面談到的‘制度化’入手，從而使中國從改良和漸進的方向完成政治體制的改革。”即在中國必須盡快實行適合于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政治體制改革”，將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政體改造成為資產階級專政憲政體制。黃先生也看到了，在當前條件下，中國的資產階級還不夠強大，用“革命的方式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所以他主張從“‘制度化’入手，從而使中國從改良和漸進的方向完成政治體制的改革。”亦即由中共內部的代理人如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來完成這一轉型任務。　　

姚洋先生在《如何降低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負面作用》一文中，沒有直接談憲政問題，但他是從金融的角度，主張中國參照美國的金融模式，發展中小銀行，以擴大處于劣勢的中小私營企業的資金來源，從而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服務。他說：“我的建議有幾個。第一個是改善國家的金融體系，更有效地利用出口形成的儲蓄。為什么有這么多的儲蓄沒有被利用起來？就是因為金融體系太落后了。首先我們的服務質量就很差，我最怕去銀行，每次去都把你弄得焦頭爛額，我想象的是20分鐘半個小時就可以，但實際上你不在里面待兩個小時根本出不來；其次是產品非常單一。”“更主要的是金融結構就不對，金融業是向國外開放的，但不向民間資本開放，中小銀行非常少，中國的銀行數是多少？大概不超過160家，還有幾千家農信社，但農信社基本上是維持經營，甚至是虧本經營。相比之下，美國有7000多家銀行，9000多家信用社，還有幾百家存貸款協會之類的機構。但是美國的人口是我們的1/4，說明我們的金融結構是很不合理的。美國有很多小銀行，但我們幾乎沒有，而這種銀行才會給中小企業去貸款。”“第二，沒有資本市場。我國的任何一個省份拿出來都相當于世界上一個中型國家到大型國家的規模。浙江是4000萬人口，相當于韓國的人口，韓國是世界上前10大經濟體之一。但是我們沒有地區性的資本市場。上個世紀90年代出現過地方性的資本市場，浙江非常多，農村叫信用協會，但是沒有監管。后來政府開始管了，說這是非法集資。因為政府沒有允許正規的地方性資本存在，所以才會出現所謂的非法集資。地方性資本市場有一個好處就是讓所有的人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我們現在的金融體系是沒辦法讓大家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因此金融業要對民間資本開放。”姚先生雖然知道國家一旦對金融失控，也會帶來很多的負面效應，但他覺得國家沒必要考慮那么多，只要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有利就行。所以他強調：“我覺得關聯交易是可以通過監管解決的，不能因噎廢食。”然而，如果出現金融失控的局面呢？姚先生是不管那么多了，很可能這正是姚先生所愿意看到的呢！因為到了那時，資改派們才好名正言順地要求共產黨交權呀。　　

韓雪、田天兩先生在《“新國資運動”隱憂》一文中，對黨中央及各級政府采取的以維護憲法權威為目標的“國進民退”措施大加指責：“在同樣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下,同樣是上半年的7.37萬億新增信貸中,小企業貸款僅占總額的8.5%。”“在經濟形勢回穩甚至上升的評論聲中,有一份數據卻必須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八月初,國家統計局能源統計司發表的分析文章中稱,2009年上半年,規模以下工業企業(即中小工業企業)用電量同比下降48.9%,降幅遠遠高于同期全國工業企業。” “中信證券電力分析師表示,‘中小企業用電量的下滑數據確實讓人吃驚,如果說近50%的用電量下滑,相當于有一半的中小企業都停產了,這說明中小企業復蘇程度要遠遠低于國有企業,復蘇腳步艱難。’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此前一些經濟學者的憂慮,4萬億的投資并沒有讓占經濟主體總數更多、拉動就業程度更高的中小企業受惠。與“國字頭”動輒上百億的天量貸款相比,據全國工商聯的最新調查結果,有58.1%受訪中小企業認為融資是最大難題。” “危機初期制定的‘4萬億計劃’和一直以來反復強調堅持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現在看來已經離‘通過政府主導的投資帶動民間資本’的政策初衷漸行漸遠。現實情況是民間投資并不踴躍, 其原因當然包括民間投資原有領域內的產能過剩, 但另一方面, 更是在一些領域內民間投資的生存空間被某些行政力量進一步壓縮, 同時國有經濟對民間經濟的排擠在金融危機中被迅速放大。”“為實現國務院高層‘進一步啟動民間投資,保增長’的要求,六月初國家發改委投資司醞釀制定了‘鼓勵和促進民間投資的20條意見’,并有望在近期正式出臺。其中將鼓勵民資進入金融領域作為重點,并派調研組進行了地方專題調研。‘意見’在擴寬民間投資的融資渠道方面規定,可以依法設立為民間投資服務的中小型金融機構,增加地方性中小銀行、村鎮銀行和小額貸款公司的數量和規模。”“與這樣的中央政策相反的是,6月下旬北京市金融工作局以口頭通知的方式‘知會’各區金融辦,申請成立小額貸款公司必須有管轄區域內的國有企業參股并且作為最大股東,否則將不予批復成立。同時被‘授意’的還有嚴格限定經營范圍在注冊區縣所在地,不得跨區經營,以及建議減少或取消自然人股東。設定這一相對‘嚴格’且硬性的準入條件,特別是要求國有企業要作為大股東參與其中,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倒退,背離了向民間金融開放的初衷。”“然而, 與眾多無法計數的非‘國’待遇相比,近期浙江紹興向民營企業推行的一條‘國”標待遇卻更讓民企百倍震驚。”“遭遇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后,紹興政府設計了一個旨在加強對民企監管的政策, ‘ 將對國有企業監管的有效辦法逐步引入民營企業’, 欲實施 ‘ 政府之眼’ 將1369家規模以上(即銷售額超過百萬)企業納入財會監管聯席系統中,進行實時監控,讓紹興的主要領導每天打開電腦就能對主要民營企業的財務狀況一目了然’、‘派駐審計進民企’、‘成立民營企業黨工委和紀工委,視情委派黨組織負責人進駐大中型民營企業’等措施,將政府對民營企業的監管日常化、程序化。此體系一旦建設完畢,當地上千家規模以上大中型民企,將盡在政府‘掌控’之中。”“盡管紹興強調在法律法規的框架內依法行政,不超越法律范疇,并一再聲稱‘監管并不是目的,目的是加強服務。’然而,我們很難想象,這樣‘嚴密實時’的政府監管與民企的商業秘密和經營決策,要怎樣才能和諧共存。”因此，韓、田兩先生很為民營企業擔憂：“有人感慨,無論銀根緊松,得益的都是國有大型企業,而中小民營企業的未來也許注定著坎坷”，“隨著2008年32家A類央企名單的出爐,既定的2010年把中央企業調整優化到80-100家的目標,以及培育30-50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集團的方向已經日漸清晰。”“對于已在節節后退的民營企業來說,更現實的問題是,寬松的貨幣政策和擴張財政政策在將來會不會形成通貨膨脹等過熱現象？如果一旦不幸言中,政府難免要對此采取調控手段,那么,中小企業與民營企業則很有可能首先成為“被調控”的對象。繼之成為銀根緊縮等調控措施的第一波犧牲品。”由黨中央和各級政推動的“國進民退”運動，無疑是對近30年來改革開放中錯誤路線的糾正，是符合全黨、全國人民共同利益的得力之舉！但代表新興資產階級利益的韓、田等學者們，卻對此大加指責，他們意在喚起那些新興的資產階級起來與共產黨和廣大人民群眾做斗爭，以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　　

陳季冰先生在《“地王”與樓市調控的怪圈》一文中，將樓市再漲價及房地產失控的原因，歸之于國有企業介入房地產行業。他說：“9月10日下午，備受關注的上海普陀長風6B、7C地塊進行公開競買。在參與競購的15家來自內地、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地產巨頭中，國有企業中海地產最終以70.06億的價格，溢價129.1%拿下該地塊，折合樓面價已經高達22409元/平方米，成為全國新地王。同日下午，深圳招商華僑城投資有限公司以5.3億元的總價拿下深圳寶安區尖崗山居住用地，樓面地價18874.64元/平方米，刷新了深圳土地出讓單價的最高記錄。”“真正意義上的‘擴大土地供應’應當采取總量控制而非底價控制的招標方式（也就是有節奏但無底價的土地拍賣）。但這樣的話就必須從根本上徹底顛覆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模式，將土地的供應轉變成調節房地產市場供求關系的一個水龍頭，類似于國家建立石油、糧食等戰略儲備的功能。不過現在看起來，在土地仍是地方政府最大收入來源的今天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這種理想化的模式幾乎是沒有可能付諸實踐的。當然，我不認為應該責怪地方政府，因為它們也很無奈。”在陳先生看來，國有企業及各級政府不應該介入房地產行業，只有那樣才能使房地產業得到健康地發展。但是，在當前中國政策體制條件下，即使國有企業及各級政府不介入房地產業，房地產的價格也無法控制，因為資本追求的是利潤，而不是良心。政府越不控制，房地產的價格會更高。陳先生表面上談的是房地產，而實際上是在指責政府管得太寬，并容忍國企介入房地產業。按照陳先生的意見，房地產業只能由資本家來掌控，即“必須從根本上徹底顛覆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模式”。那樣，資本家就可以成為控制國家與民眾生死的主宰者，從而達到統治國家的目的。　　

李小平先生在《如何看待勞動力大量潛在過剩下的所謂民工荒？》一文中說：“所謂民工荒的深層次原因，是歷史遺留下來的體制與結構問題，這些體制與結構問題由于農村人口和勞動力的大量過剩而難以在短期內立即實行徹底的改變，就造成了目前這種城鄉收益巨大差別問題、福利待遇天壤之別問題、長期的三農問題和短期的民工荒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制度問題和戶籍制度問題。”在這里，李先生不是從資本家的深度剝削導致農民工無利可圖，因而使得農民工對打工失去興趣這一原因去談民工荒的問題，而是把它歸結為“歷史遺留下來的體制與結構問題”，所以他把矛頭直指社會主義體制，要求對這一體制進行改革。李先生認為，解決的方式就是從農民占有土地上打主意，他說：“稍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都懂得這樣的基本原理：生產要素越是自由地流動和轉移，越能達到資源和生產要素優化配置的結果。”“旅美經濟學者劉恒中曾主張：‘全面現代化時期的統籌城鄉，應圍繞著農民變成市民來統籌布局’，并提出了‘國土永用、以地換保、助農轉非、擇縣建市’的16字發展舉措。我非常贊成他的主張。”為達此目的，李先生主張：“轉成城鎮戶口的農民家庭所承包的土地允許以市場價格轉讓，轉讓后的土地不再屬于農村集體承包土地，并由此而可以進行二次和多次轉讓，從而在農村形成一土兩制。”即準許農村土地私有化，使那些遷入城鎮的農業戶口，徹底與土地分離，從而為資本家提供最廉價的勞動力。　　

辛宇先生在《中國反腐戰略的致勝之道》一文中說：中國的腐敗問題，“得之于政改推動經改，失之于政改滯后經改”，他認為：“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政改特別的黨委領導體制的改革，明顯慢于并滯動于經濟改革，也慢于并弱于政府機構改革。經改這一腿的過長與政改的這一腿過短，其間的巨大縫隙，恰是腐敗迅速滋生蔓延的條件和土壤。現在繼續沿用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紀檢監察體制，已經難以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辛先生指出：“改革開放前的‘文革’十年浩劫，從中央到地方對這一‘總病根’的認識已經十分到位。但改革開放30年來不僅沒有解決好權力過分集中的‘總病根’，而且地方黨政各級一把手的集權程度超過了建國以來的任何一個時期。”“在這一權力的過分集中的體制下，執政時間越長，黨委一把手權力集中的程度就越高；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越長，權力的含金量就越重；不僅會加大腐敗的機率，而且會引發分裂的可能。”辛宇預言：“中國未來反腐戰略的致勝之道，應當在查辦案件之外。”辛先生所說“查辦案件之外”的弦外之音是什么？從其全文的內容來分析，不外是“徹底的政治體制改革”，即為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中國的政治體制也應按照資本主義國家的體制進行徹底的改革，象現在這樣掛著社會主義的牌子，由共產黨一黨執政，已是不合時宜了！　　

孫立平先生《走向社會重建之路》一文提出：“在改革已經進行了30多個年頭的今天，重建社會已經成為一件愈益迫切的任務。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首先，在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已經基本形成的今天，通過社會的重建，形成政府、市場、社會相互配合的社會治理體系問題，已經成為當務之急；其次，在現實中，一種相反的趨勢似乎開始若隱若現，伴隨經濟上的國進民退，以壓制社會為代價強化權力的跡象依稀可見，而對金融危機的錯誤反思，似乎為強化權力提出了新的論證。”“要看到，這種狀況是在我國市場取向改革已經進行了30年、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已經形成的背景下發生的。在這種情況下，解決這一問題，只有兩種可能可供選擇：一是退回到過去的再分配經濟；二是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如果退回過去的舊體制不可能成為我們的選項，那么，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就成為我們惟一的出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形成一種均衡的利益格局，如何形成一種使得利益格局能夠大體均衡的機制，將成為一個我們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所謂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最基本的含義就是社會主體平等利益表達權利的制度化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較為公平的利益博弈。換言之，利益的均衡要靠公平的利益博弈來實現。”為此，孫先生提出了“形成解決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制度化方式”，他認為：“首先，要準確定位社會矛盾。要看到，現在的社會矛盾、社會沖突確實比較多，但是絕大多數的社會矛盾、社會沖突實際上都是利益的矛盾、利益的沖突。……其次，現在一些地方社會矛盾突出，責任與其說在民眾不如說在政府。而政府成為引發利益沖突的因素，原因不外乎政府職能定位有偏差、發展主義背景下的政績壓力以及政府成為利益主體。再次，也是更為重要的，我們需要將社會矛盾的解決與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均衡機制聯系起來考慮。也即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要有一個雙重的目標，一方面要保證社會的基本穩定，另一方面要有利于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均衡機制的建立。”“基于上述認識，我們需要形成關于社會矛盾的新思維，解決社會矛盾的新方式。面對這些矛盾和沖突的時候，是極力捂住、壓住，還是通過制度創新為規范和解決這些問題創造制度性條件？那種想把利益矛盾、利益沖突消滅在萌芽狀態的思路是行不通的，而只能走制度化的道路。制度化的道路意味著，第一，增強制度對于利益矛盾、利益沖突的容納能力。第二，增強用制度化的方式去解決利益矛盾、利益沖突的能力。”“有的時候，許多制度的失敗，往往并不在于制度本身，而是作為制度運行條件的基礎秩序出了問題。”孫先生的大作，洋洋萬言，歸結為一句話，就是：“要使我們的制度能夠有效發揮作用，必須重建作為制度運行前提的基礎秩序。”這個“基礎秩序”是什么？孫立平先生雖然在此賣了關子，但只要稍微有點知識的人都領會得到，他的意思就是要在中國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資產階級政權，這就是他所提出的“重建社會”的目標。　　

薛涌先生的《大國崛起首先在于人的崛起》一文，所論述的雖然是從“人輕物重”到“人重物輕”的轉變，但其落腳點仍然是中國的體制問題。他說：“中國的最大問題是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后。勞工權利缺乏保障，打工討不到薪，子女教育受歧視，沒有醫療保障，更談不上自由組織工會和向資方集體討價還價了。……這是由于權力扭曲了經濟規律，政治秩序沒有保障市場秩序。”所以，要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還是要解決政治體制問題。　　

在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作出“全面加強黨的組織建設”部署和建國六十周年慶祝大會上鮮明地打出了“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旗幟之后，湖南省政協文史學習委員會不去大力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反而編輯出這樣一個“為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造勢的小冊子，發送到全省各級政協委員，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　　

還要說明的一點是：上述右翼言論，在網上都可以查找到原文，并不是什么內部參考資料。湖南省政協文史學習委員會將這些同類型的言論匯集成冊，下發全省各地，可見其用心良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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